资本主义社会里面，因个人主义之高度的发展，家属的关系也比较地疏浅。这是西洋社会一般的情形，是我们所早知道的。记者在上文里谈起英国叫花子的时候，曾说他们具有独立观念，而同时因社会组织的关系，失业者遍地，虽有独立观念而仍不得不做叫花子。在他们家属关系里面，也可随处察觉独立观念的成分。例如记者在伦敦所住的屋子的房东太太（二房东，前面曾谈起过），那样老，那样辛苦，那样孤寂，但是她仍不愿去依靠她的已出嫁的女儿。我有一天夜里回家，一进门（房客各人带有开门的钥匙，故不致惊动别人），便听见厨房里漏出的抽抽咽咽的哭诉声，我辨得出是房东老太婆的声音，偷偷摸摸移步到厨房门口偷听，才知道原来是她对这替她帮忙的那个女子且哭且诉，说她这两天发着寒热，女儿又来劝她去同住，她说“为自尊起见，我不能去。”这是她在这种社会里数十年不知不觉中养成的意识。试再举两件记者所亲自知道的事实。一件是有个太太于两个月前死去了丈夫，把她的住宅卖了，来和她的已嫁的女儿同住，但她却一定要照付房租；因她所有的一些余积还不敷用，所以同时仍须每天出去做事，她的女儿劝她把事情辞掉，在家里帮帮她（女儿）的忙，这母亲不肯，觉得她那样自由些。还有一件是关于一个六十岁的老头儿，他是个鳏夫，很孤寂地独自一人住在一个租赁的房间里，他的女儿却嫁给一个开小汽车行的人家，很过得去；这女儿自己仍在做一个阔人的私人秘书，每星期有五镑的收入，丈夫虽只有几辆汽车，也还不坏，所以他们夫妇便住在一个“flat”（租用的全层的屋子，例如二层楼全层，或三层楼全层，比租零碎房间的算是比较地阔绰）。但是这个老头儿不愿白吃女儿的，自愿每星期替他们的这个“flat”大扫除一次，揩玻璃窗，刷地板等。在外国这类工作并不轻便，因为各房间里的地毯都须搬开，桌椅等等都须移开，门窗、房角都须细细地揩拭一遍，每个房间往往要费到一小时的时间，是一件很吃力的事情，但是这老头儿自愿要这样干，这样干了之后，他的女儿每星期给他一些费用，他才肯受。这样的态度，在我们素重家族主义的东方人看来，简直不易了解！在西洋这类例子很多，父母子女的关系不过如此，兄弟姊妹的关系更可想见了。这种独立观念，就某种意义说，不能不算是一种“美德”——至少在力求自食其力而不肯累人一点上很可贵。但是在另一方面看，各人只在个人主义里兜圈子，不曾顾到社会的集团的利益，听任剥削制度的社会存在着，势必致于虽有独立观念而无法维持的时候，虽欲做工而无工可做的时候；平日辛勤做工，到老做不动时还须拖着命做，那些有剥削工具握在掌握的人，却可以不劳而获地一生享受不尽。

　　其次可附带谈谈英国妇女的地位。自世界大战后，英国妇女在职业界的地位似乎增高了不少，有女议员，有女律师，有女教授，乃至有过女阁员，但是这仅是在最上层的少数的人物，我们如移转注意到一般劳动妇女的情形，便可见她们还大多数在挣扎的生活中。据英国鼎鼎大名的女议员阿斯特（Lady Astor）在最近演辞中所说，英国妇女做工赚工资的有六百万人，其中已结婚的邹韬奋散文家属关系和妇女地位约一百万人。有许多妇女加入工作，似乎是好现象，但如仔细一研究，便知有两大原因：一是由于资本家利用“贱工”，妇女们的工资可以特别低；一是由于近几年来一般失业的日渐尖锐化——尤其是已往的三年以来——妇女不得不出来找工作做，以勉强支持家计。英国资本家看见世界不景气，为顾全利润计，便尽量利用贱价的女工，这是可于英国劳工统计中看出来的，至一九三〇年为止的已往五年间，男工没有变动，女工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其趋势可以概见。据劳工调查所所报告，在有的地方，一家里面，男的得不到工，只有女子在做工。她们集到工厂里去，一天忙到晚，每星期约得十三先令（一般工资在两镑左右，即四十先令左右）。在限制失业救济金的法令“全家总收入调查法”未实行以前，她们每人还可留下一两先令做自己的零用费，自从该律实行之后，家属里男子（例如女工的父亲）的失业救济金，因为女子得工，要相当的核减，她们便须“涓滴归公”来养家人，窘苦更加剧了。有个钢铁厂的利用女工，那就更厉害！该厂只有十五岁的女子，每星期只出十三先令九个便士。等她们满了十六岁，便把她们解除，换用新的女子。这些女子尽量受雇主剥削两年，后来嫌贵，便被解除。据说实行此法比换新机器容易，因为新机器还要花钱去买，新女子便堆在门口听你使用！

　　女店员或女侍者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每星期工资亦多在三十先令以下。例如规模很大的武尔华斯（Woolworth）商店（美国大富豪在英国开的支店），雇用女店员很多，每天工作从上午八点半到下午八点，工作十一小时之久，每星期仅有二十七先令的工资。照她们普通的生活程度，每星期每人的膳宿须一镑左右，余下七八先令，如何够零用，衣服更不必说了，如再须挖出助家，苦况更可想！而这个公司的老板于去年十一月间因女儿成年，先给以三分之一的遗产，即在一万万金圆以上，约合二百万金镑！这里面就不知道含有多少女店员的血汗！

　　但是经济恐慌一天一天地进展着，加紧剥削还不能维持资本家的利润，于是更出于裁员。由内地因失业或家境困难而跑到伦敦做店员或侍者的女子，被裁之后，经过一番艰苦的挣扎而仍无法生存的时候，便沦入私娼的漩涡里面去。

　　记者最近有一天傍晚在伦敦蜡人馆（Madame Tussand’s Exhibition）参观完了出来，就在附近一个饭馆里吃晚饭。一看规模非常的大，女侍者数十成群，招呼我的那个女侍者年纪很轻，妩媚玲珑，活泼愉快，那个脸总是现着笑容；这时候还早，客人不多，她刚巧立在我的桌旁闲着，我见她那副欣然的态度，便乘便问她：“你在这里工作很快乐吗？”她微笑着说：“表面上似乎快乐，心里不快乐。”我问：“为什么呢？”她倒很坦白，告诉我这样的情形：她说前两个月这个大饭馆里才裁去近百的同事，都是女侍者，虽在目前每星期可领到失业救济金十五先令，但仅敷房金，衣食无着；在这些已裁去的女侍者里面有个和她最好的朋友，老实告诉她，说她（指女友）最初还幸而有个熟悉的女裁缝每星期给些零碎的缝纫工作叫她（女友）做，略得津贴，但因不景气，这零碎的工作也减少，最近她（女友）每星期不得不有两晚到街上去找“男朋友”过夜。我问她，“自愿去找‘男朋友’过夜，有什么不快乐的事情？”她皱着眉说：“哦！不！不是真朋友，陪人过夜得些收入罢了！”我才知道究是什么一回事！这种为着生计所迫，虽欲做工而无工可做，万不得已，把身体当商品出卖，是多么苦痛的事情！这又是谁的罪恶？

　　据这个女侍者说，她所听到的这类事实还多着哩，怪不得她觉得“心里不快乐”。

1934年2月2日，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