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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的公园似乎没有引动我描写它的力量，虽然我还想写那么一两句；现在我要写的地方，虽不是公园，可是确比公园强的多，所以——非正式的公园；关于那正式的公园，只好，虽然还想写那么一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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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英回忆之三从一九二四的秋天，到一九二九的夏天，我一直的在伦敦住了五年。除了暑假寒假和春假中，我有时候离开伦敦几天，到乡间或别的城市去游玩，其余的时间就都消磨在这个大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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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八一三”，都纪念过了！又到了“九一八”。空空纪念有什么用呢？“七七”，在汉口我看见公务人员在家中凑小牌，因为那天放假，而无有大戏与电影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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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我正赶写剧本。已经好几天没出门了，连昨日的空袭也未曾打断我的工作。写，写，写；军事战争，经济战争，文艺战争，这是全面抗战，这是现代战争：每个人都当作个武士，我勤磨着我的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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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个现代的中国人，有多么不容易啊！五千年的历史压在你的背上，你须担当得起使这历史延续下去的责任。可是，假若你的热诚是盲目的，只知“继往”，而不知“开来”，那五千年文物的重量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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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冬拟写七八篇短者五千字，长者三四万字的小说。二年来，有工夫即写剧本，而始终没写出一本像样子的。不如返归自己的园地，以免劳而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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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兄今年五十岁了。时间有多么不从容啊！恐怕在五四运动中，那些想一拳打倒孔庙，另一拳打开科学与民主政治的大路的年轻小伙子们，到今天，都是四五十岁了吧！我要落泪，白发就是白旗，从古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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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相声改进小组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第一，它团结了相声艺人，使大家明白怎样在思想上业务上共同的改进。“共同的”就不是只谋个人的利益，自私自利，而是靠大家的力量不分彼此的，携手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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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戊戌政变那年生的人。三岁的时候，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抢劫屠杀，我的父亲被鬼子杀死。从此，我没遇上一天好日子。我始终是穷、弱、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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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三年里，我在“老”作家中可以算没有扔掉了笔的一个。我的职务不比别人少，连政府的带群众团体的，我有二十个“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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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文章，使我对国家很多重大问题的来龙去脉，和正当的处理方法，都有了一些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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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读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的公报和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我真喜欢得不知说什么才好了！公报与决议中所提到的任何一事都值得我们细细地想，好好地写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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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建议：“你是由旧社会过来的人。欣值建国十周年的伟大节日，你说一说新、旧社会的文艺事业有什么不同，好吧？”这不是三言两语所能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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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大概听说过北京宣武区椿树人民公社？一定，这个公社早在1958年9月就成立了。二年前，我写话剧《红大院》的时候，演员们就在这个公社里得到不少启发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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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是那么快活，我时时刻刻总想唱一支歌！为什么这样激动，这样高兴呢？因为呀，我走了八千里最愉快的路程，由内蒙古东部，心中带着原始森林的香气、草原的绿色，和十多个民族的友情与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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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小胡同里有个读报小组。胡同虽小，我们的心却四通八达，同情各地方的革命人民，憎恨所有的恶霸与海盗。这两天，听到肯尼迪又施毒计，军事封锁古巴，大家都怒气冲天，热烈地展开讨论，并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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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雹，狂风，炮火，自然是可怕的。不过，有些东西原不足畏，却也会欺侮人，比如檐滴。大雨的时候，檐溜急流，我们自会躲在屋内，不受它们的浇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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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干事邀我到这边来，原规定是大伙坐下吃点东西，教我说个五六分钟的话，所以我预备的材料，一点也不新奇。我以前作过小学教员，小学校长，还作过督学，所以我对小学教员的情形，都知道……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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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酣睡于芬芳的花心，周围环绕着旖旎的花魂，和美丽的梦影，我曾翱翔于星月之宫，我歌唱生命的神秘，那时候正是芳草如茵，人醉青！不知几何年月，我为游戏来到人间，我想在这里创造更美丽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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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野是一个大的摇篮，又是一个古老的坟墓，原野上总是笼罩着静寂。原野里隐藏着无数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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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起时翻个身，也成为痛苦的事体了，平常能够在这小公寓温暖空气之中，模糊地高兴地起来，可是现在就成为一个过分懒惰的身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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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下惟恐不好名”，一个人知道好名，他便要顾到清议，想到舆论，不敢肆无忌惮，不要脸的人当然更是不要名的人，所以好名原来不是一件什么坏的事情，有的时候也许是一种很有效的兴奋剂，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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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夏在武汉……虽然敌人已经摧毁了马当，并且北路的平汉线上，驻马店一带的交通也被截断了，但留在武汉的人，却没有什么异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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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出版了一本很好的书：高本汉著的《中国语和中国文》。高本汉先生是个瑞典人，他的真姓是珂罗倔伦（Karlg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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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朋友忽然寄给我一张《晨报副刊》，我就觉得有些特别，因为他是知道我懒得看这种东西的。但既然特别寄来了，姑且看题目罢：《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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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会见小峰，谈到自己要在半农所编的副刊上投点稿，那名目是《马上日记》。小峰怃然曰，回忆归在《旧事重提》中，目下的杂感就写进这日记里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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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博览会上要设先烈博物馆了，在征求遗物。这是不可少的盛举，没有先烈，现在还拖着辫子也说不定的，更那能如此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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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佳节，有一位文学家大名汤增敭先生的，在《时事新报》上给我们讲光复时候的杭州的故事。他说那时杭州杀掉许多驻防的旗人，辨别的方法，是因为旗人叫“九”为“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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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种姓“大”的报的副刊上，有一位“姓张的”在“要求中国有为的青年，切勿借了‘文人无行’的幌子，犯着可诟病的恶癖。”这实在是对透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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孺牛据报上说，因为铅笔和墨水笔进口之多，有些地方已在禁用，改用毛笔了。我们且不说飞机大炮，美棉美麦，都非国货之类的迂谈，单来说纸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