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爲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爲夷狄，楚變而爲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夫莊王之舍鄭，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其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如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心，而輕救民之意也，是以賤之，而不使得與賢者爲禮。秦穆侮蹇叔而大敗，鄭文輕衆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也。”問者曰：“其書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況殺民乎！故曰：凶年修舊則譏，造邑則諱，是害民之小者，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也，今戰伐之於民，其爲害幾何！考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云：‘弛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爲之者，此固春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軸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讎，奈何以春秋爲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畝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讎者有二焉，是何以異於無麥苗之有數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以無義戰爲不可，則無麥苗亦不可也；以無麥苗爲可，則無義戰亦可矣。若春秋之於偏戰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效其然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比之軸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庸能知之！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者，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
“司馬子反爲君使，廢君命，與敵情，從其所請，與宋平，是內專政，而外擅名也。專政則輕君，擅名則不臣，而春秋大之，奚由哉？”曰：“爲其有慘怛之恩，不忍餓一國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遠之爲大，爲仁者自然爲美。今子反出己之心，矜宋之民，無計其閒，故大之也。”難者曰：“春秋之法，卿不憂諸侯，政不在大夫。子反爲楚臣，而恤宋民，是憂諸侯也；不復其君，而與敵平，是政在大夫也。湨樑之盟，信在大夫，而春秋刺之，爲其奪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奪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閒也。且春秋之義，臣有惡擅名美。故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爲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今子反去君近而不復，莊王可見而不告，皆以其解二國之難，爲不得已也，奈其奪君名美何！此所惑也。”曰：“春秋之道，固有常有變，變用於變，常用於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今諸子所稱，皆天下之常，雷同之義也；子反之行，一曲之變，獨修之意也。夫目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者，取其一美，不盡其失。詩云：‘採葑採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今子反往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於此也，是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禮者，庶於仁，文質而成體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着其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故曰：‘當仁不讓。’此之謂也。春秋之辭，有所謂賤者，有賤乎賤者，夫有賤乎賤者，則亦有貴乎貴者矣。今讓者，春秋之所貴，雖然，見人相食，驚人相爨，救之忘其讓，君子之道，有貴於讓者也，故說春秋者，無以平定之常義，疑變故之大，則義幾可諭矣。”
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而着，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爲大，弗察弗見，而況微眇者乎！故按春秋而適往事，窮其端而視其故，得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齊頃公親齊桓公之孫，國固廣大，而地勢便利矣，又得霸主之餘尊，而志加於諸侯，以此之故，難使會同，而易使驕奢，即位九年，末嘗肯一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衛之志，而不從諸侯於清丘斷道，春往伐魯，入其北郊，顧返伐衛，敗之新築；當是時也，方乘勝而志廣，大國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晉魯俱怒，內悉其衆，外得黨與衛曹，四國相輔，大困之？，獲齊頃公，斮逄醜父。深本頃公之所以大辱身，幾亡國，爲天下笑，其端乃從懾魯勝衛起；伐魯，魯不敢出；擊衛，大敗之；因得氣而無敵國，以興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之後，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弔喪，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家國安寧。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起於喜也。嗚呼！物之所由然，其於人切近，可不省邪！
“逄醜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謂知權？醜父欺晉，祭仲許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醜父之所爲，難於祭仲，祭仲見賢，而醜父猶見非，何也？”曰：“是非難別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爲知權而賢之；醜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爲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爲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齊頃公、逄醜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爲也，而衆人疑焉，春秋以爲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爲人性命也，天之爲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爲生，苟爲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順人理，以至尊爲不可以加於至辱大羞，故獲者絕之；以至辱爲亦不可以加於至尊大位，故雖失位，弗君也；已反國，覆在位矣，而春秋猶有不君之辭，況其溷然方獲而虜邪！其於義也，非君定矣，若非君，則醜父何權矣！故欺三軍，爲大罪於晉，其免頃公，爲辱宗廟於齊，是以雖難，而春秋不愛。醜父大義，宜言於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無恥也；而復重罪，請俱死，無辱宗廟，無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尚有廉名，當此之時，死賢於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由法論之，則醜父欺而不中權，忠而不中義，以爲不然，復察春秋，春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間，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爲王也云爾！今善善惡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聽之，則醜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恥，有廉恥者，不生於大辱，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束獲爲虜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也。”
“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曰：“衛侯遫卒，鄭師侵之，是伐喪也；鄭與諸侯盟於蜀，以盟而歸諸侯，於是伐許，是叛盟也。伐喪無義，叛盟無信，無信無義，故大惡之。”問者曰：“是君死，其子未踰年，有稱伯不子，法辭其罪何？”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今縱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踰年，即以喪舉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復得稱子，謂之鄭伯，以辱之也。且其先君襄公，伐喪叛盟，得罪諸侯，諸侯怒之未解，惡之未已，繼其業者，宜務善以覆之，今又重之，無故居喪以伐人；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父加不義於人，子施失恩於親，以犯中國；是父負故惡於前，己起大惡於後，諸侯畢怒而憎之，率而俱至，謀共擊之，鄭乃恐懼去楚，而成蟲牢之盟是也。楚與中國，俠而擊之，鄭罷弊危亡，終身愁辜。吾本其端，無義而敗，由輕心然。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知其爲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慎之。今鄭伯既無子恩，又不庸計，一舉兵不當，被患不窮，自取之也。是以生不得稱子，去其義也；死不得書葬，見其窮也。曰：有國者視此，行身不放義，興事不審時，其何如此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