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譏文公以喪取。難者曰：“喪之法，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今按經：文公乃四十一月方取，取時無喪，出其法也久矣，何以謂之喪取？”曰：“春秋之論事，莫重於志。今取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取也。且文公秋祫祭，以冬納幣，皆失於太蚤，春秋不譏其前，而顧譏其後，必以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未平於心，今全無悼遠之志，反思念取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譏不出三年，於首而已譏以喪取也，不別先後，賤其無人心也。緣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誌哀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志爲質，物爲文，文着於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寧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尚少善之，介葛盧來是也；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州公寔來是也。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故曰：‘禮雲禮雲，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亦宜曰：朝雲朝雲，辭令云乎哉！‘樂雲樂雲，鐘鼓云乎哉！’引而後之，亦宜曰：喪雲喪雲，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貴志以反和，見其好誠以滅僞，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
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一日不可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爲君心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當，而踰年即位者，與天數俱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邪！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
春秋論十二世之事，人道浹而王道備，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爲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參錯，非襲古也。是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五其比，偶其類，覽其緒，屠其贅，是以人道浹而王法立。以爲不然，今夫天子踰年即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而操之與在經無以異，非無其辨也，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也，故能以比貫類，以辨付贅者，大得之矣。
人受命於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體之可肥轢而不可得革也。是故雖有至賢，能爲君親含容其惡，不能爲君親令無惡。書曰：“厥闢去厥只”事親亦然，皆忠孝之極也，非至賢安能如是。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耳。
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不以三年，又以喪取，取於大夫，以卑宗廟，亂其羣祖，以逆先公，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予盟，命大夫弗爲使，是惡惡之徵，不臣之效也。出侮於外，入奪於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
君子知在位者不能以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贍養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着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正是非，故長於治人；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遍舉其詳也。故人主大節則知闇，大博則業厭，二者異失同貶，其傷必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爲師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齊時蚤晚，任多少，適疾徐，造而勿趨，稽而勿苦，省其所爲，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聖化，吾取之。
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是故君殺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今趙盾弒君，四年之後，別牘復見，非春秋之常辭也。古今之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弒君，何以復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二者同貫，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赴問而辨不親弒，非不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辨不成弒，非不當罪也。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故貫比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盾誅無傳，弗誅無傳，以比言之，法論也，無比而處之，誣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留經中，翻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於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曰：‘此復見，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妄，以其問之不妄，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夫名爲弒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爲弒君，而罪不誅者，逆而距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今案盾事，而觀其心，願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篡弒之鄰也，按盾辭號乎天，苟內不誠，安能如是，是故訓其終始，無弒之志，枸惡謀者，過在不遂去，罪在不討賊而已。臣之宜爲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爲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弒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弒君，其義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爲弒君也，與止之不嘗藥爲弒父無以異，盾不宜誅，以此參之。”問者曰：“夫謂之弒，而有不誅，其論難知，非蒙之所能見也。故赦止之罪，以傳明之；盾不誅，無傳，何也？”曰：“世亂義廢，背上不臣，篡弒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惡之誅，誰言其誅？故晉趙盾、楚公子比皆不誅之文，而弗爲傳，弗欲明之心也。”問者曰：“人弒其君，重卿在而弗能討者，非一國也。靈公弒，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厚薄，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系臣子爾也；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弒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今趙盾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善，莫見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系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籲！君臣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筲之民，何足數哉！弗系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爲重，重爲輕。’非是之謂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趙盾嫌無臣責，許止嫌無子罪，春秋爲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也，是故重累責之，以繅枉世而直之，繅者不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義畢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