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魯迅的吶喊聲並不是五四運動的時候才起的。一九三年他二十三歲所作的《斯巴達之魂》（《集外集》），便是借了異國士女的義勇來喚起中華垂死的國魂。一九七年，他二十七歲所作的《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等（《墳》），都是怵於當時一般新黨思想的淺薄猥賤，不知道個性之當尊，天才之可貴，於是大聲疾呼地來匡救，所謂“自覺之聲發，每響必中於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響”，實在是紹介那時歐洲新文藝思潮的第一人。一九八年他翻譯的小說（《域外小說集》的一部分）也是如此。
魯迅的頭腦受過科學的鍛鍊的，眼光極銳敏，心極細而膽極大。他敢正視人生，衝破黑暗，指出國民性的缺點。“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爲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着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滿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墮落着，但卻又覺得日見其光榮。在事實上，亡國一次，即添加幾個殉難的忠臣，後來每不想光復舊物，而只去讚美那幾個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羣不辱的烈女，事過之後，也每每不思懲兇，自衛，卻只顧歌詠那一羣烈女。……中國人向來因爲不敢正視人生，只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由這文藝，更令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甚而至於已經自己不覺得。世界日日改變，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的時候早到了；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早就應該有幾個兇猛的闖將！”（《墳·論睜了眼看》）他敢猛烈地攻擊虛僞，“我總不相信國粹家道德家之類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確有珠淚橫流，也須檢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薑汁。什麼保存國故，什麼振興道德，什麼維持公理，什麼整頓學風……心裏可真是這樣想？一做戲，則前臺的架子，總與在後臺的面目不相同。但看客雖然明知是戲，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夠爲它悲喜，於是這齣戲就做下去了；有誰來揭穿的，他們反以爲掃興。……然而看看中國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們的對於神，宗教，傳統的權威，是‘信’和‘從’呢，還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們的善於變化，毫無特操，是什麼也不信從的，但總要擺出和內心兩樣的架子來。”（《華蓋集續編·馬上支日記（七月二日）》）揭穿假面，毫不留情。這是他的偉大之處。
魯迅的頭腦雖極冷靜，而赤血極熱烈，意志極堅強，明明感到寂寞，無可措手的了，“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贊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鬥的，獨有叫喊於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呵，我於是以我所感到者爲寂寞。”（《吶喊·自序》）但是他決不灰心，決不妥洽，總要拼命地刻苦地幹下去，奮鬥到底。“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鬥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我們急於要造出大羣的新的戰士，但同時，在文學戰線上的人還要‘韌’。”（《二心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主張韌性的戰鬥，這又是他的偉大之處。
魯迅對於民族解放事業，堅貞無比，在一九三年留學東京時，贈我小像，後補以詩，曰：
靈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
三十餘年來，刻苦奮鬥以至於死，完全是爲中華民族的生存而犧牲，一息尚存，不容稍懈；思想只管向前邁進，而主義卻是始終一貫的。他的著譯已經印行者不下五十種，單是創作方面就有二百萬言，這都是心血的貢獻，永遠不朽的。又其最近作《半夏小集》裏有這樣的話：
用筆和舌，將淪爲異族的奴隸之苦告訴大家，自然是不錯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這樣的結論：“那麼，到底還不如我們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隸好。”
……
這是明亡後的事情。
凡活着的，有些出於心服，多數是被壓服的。但活得最舒服橫恣的是漢奸；而活得最清高，被人尊敬的，是痛罵漢奸的逸民。後來自己壽終林下，兒子也不妨應試去了，而且各有一個好父親。至於默默抗戰的烈士，卻很少能有一個遺孤。
我希望目前的文藝家，並沒有古之逸民氣。（《作家月刊》二卷一號）
當此民族危機已經到了最後關頭的時候，願我國民一齊奮鬥，漢奸自然應該打倒，逸民氣也萬不可有，這纔是真正地紀念魯迅！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