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鲁迅的呐喊声并不是五四运动的时候才起的。一九三年他二十三岁所作的《斯巴达之魂》（《集外集》），便是借了异国士女的义勇来唤起中华垂死的国魂。一九七年，他二十七岁所作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坟》），都是怵于当时一般新党思想的浅薄猥贱，不知道个性之当尊，天才之可贵，于是大声疾呼地来匡救，所谓“自觉之声发，每响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响”，实在是绍介那时欧洲新文艺思潮的第一人。一九八年他翻译的小说（《域外小说集》的一部分）也是如此。
鲁迅的头脑受过科学的锻炼的，眼光极锐敏，心极细而胆极大。他敢正视人生，冲破黑暗，指出国民性的缺点。“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坟·论睁了眼看》）他敢猛烈地攻击虚伪，“我总不相信国粹家道德家之类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确有珠泪横流，也须检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姜汁。什么保存国故，什么振兴道德，什么维持公理，什么整顿学风……心里可真是这样想？一做戏，则前台的架子，总与在后台的面目不相同。但看客虽然明知是戏，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够为它悲喜，于是这出戏就做下去了；有谁来揭穿的，他们反以为扫兴。……然而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七月二日）》）揭穿假面，毫不留情。这是他的伟大之处。
鲁迅的头脑虽极冷静，而赤血极热烈，意志极坚强，明明感到寂寞，无可措手的了，“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呐喊·自序》）但是他决不灰心，决不妥洽，总要拼命地刻苦地干下去，奋斗到底。“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我们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但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主张韧性的战斗，这又是他的伟大之处。
鲁迅对于民族解放事业，坚贞无比，在一九三年留学东京时，赠我小像，后补以诗，曰：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三十余年来，刻苦奋斗以至于死，完全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牺牲，一息尚存，不容稍懈；思想只管向前迈进，而主义却是始终一贯的。他的著译已经印行者不下五十种，单是创作方面就有二百万言，这都是心血的贡献，永远不朽的。又其最近作《半夏小集》里有这样的话：
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
这是明亡后的事情。
凡活着的，有些出于心服，多数是被压服的。但活得最舒服横恣的是汉奸；而活得最清高，被人尊敬的，是痛骂汉奸的逸民。后来自己寿终林下，儿子也不妨应试去了，而且各有一个好父亲。至于默默抗战的烈士，却很少能有一个遗孤。
我希望目前的文艺家，并没有古之逸民气。（《作家月刊》二卷一号）
当此民族危机已经到了最后关头的时候，愿我国民一齐奋斗，汉奸自然应该打倒，逸民气也万不可有，这才是真正地纪念鲁迅！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