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鲁迅鲁迅和青年

  鲁迅是青年的导师,五四运动的骁将,中国新文艺的开山者。他的丰功伟绩,到今日几乎有口皆碑,不必多说了。但是他自己并不承认是青年的导师,正惟其如此,所以为青年们所信服,他的著述为青年们所爱诵。他说导师是无用的,要青年自己联合起来,向前迈进。他的爱护青年,奖掖青年,并不仅对个人,而是为整个民族,因为一切希望不能不寄托在青年。他看到旧习惯的积重难改,新文化的徒有虚名,只嫌自己力量不够,不能不寄希望于第二代国民,即使他们有态度不当的,他总是忍耐着:他们有思想错误的,他也从不灰心,一生孜孜为社会服务。景宋说得好:“辛勤的农夫,会因为孺子弃饭满地而不耕作的吗?先生就是这样的。”他又指示着青年生存的重点,生命的道路,而且主张国民性必须改革。

  鲁迅在那篇《导师》(《华盖集》)上说:

近来很通行说青年;开口青年,闭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


……


有些青年似乎也觉悟了,我记得《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时,曾有一位发过牢骚,终于说:只有自己可靠!我现在还想斗胆转一句,虽然有些杀风景,就是:自己也未必可靠的。


……


或者还是知道自己之不甚可靠者,倒较为可靠罢。


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鲁迅指示生存的要点,以为青年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它。”言之郑重痛切。现在就《北京通讯》(《华盖集》)中选引一段如下:

……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说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


可是还得附加几句话以免误解,就是: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


……


……(古训)教人不要动。不动,失错当然就较少了,……我以为人类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动而有若干失错,也不要紧。惟独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盘失错的。


  鲁迅常说:“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又说:“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万不可单是不平。至于愤恨,却几乎全无用处。”总之,要先改造自己,努力前进,他有一篇《生命的路》(《热风》),现在摘引几句如下:

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


……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藜向前进。


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


  鲁迅常说国民性必须改造,否则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口号虽新,革命必无成功。革命者只有前进,义无反顾的。他在《出了象牙之塔·后记》一文中说道:“历史是过去的陈迹,国民性可改造于将来,在改革者的眼里,已往和目前的东西是等于无物的。”

  以上这些话,是很适切很需要的。

  再就鲁迅对于青年个人的指示来说,也都是非常周到深刻,而且不加客气的。我们随便举几封信看看,便可了然。例如给木刻家李雾城的信,说:“做一件事无论大小,倘无恒心,是很不好的。而看一切太难,固然能使人无成,但若看得太容易,也能使事情无结果。我曾经看过MK社的展览会,新近又见了无名木刻社的《木刻集》(那书上有我的序,不过给我看的画,和现在所印者不同),觉得有一种共通的毛病,就是并非因为有了木刻,所以来开会,出书,倒是因为要开会,出书,所以赶紧大家来刻木刻,所以草率,幼稚的作品,也难免都拿来充数。非有耐心,是克服不了这缺点的。”(《鲁迅书简》)又另一封给李雾城的,说:“三日的信并木刻一幅,今天收到了,这一幅构图很稳妥,浪费的刀也几乎没有。但我觉得烟囱太多了一点,平常的工厂,恐怕没有这许多;又,《汽笛响了》,那是开工的时候,为什么烟通上没有烟呢?又,刻劳动者而头小臂粗,务须十分留心,勿使看者有‘畸形’之感,一有,便成为讽刺他只有暴力而无智识了。但这一幅里还不至此,现在不过偶然想起,顺便说说而已。”(见景宋的《鲁迅和青年们》文中所引)这观察是何等锐敏而深刻,这措辞是何等婉转而周到!

  又如写给一位本不相识的儿童颜黎民的两封信,他要书就给他书,要照片就给他照片,有所询问就详详细细地答复他。现在只抄一段,以概其余。“说起桃花来,我在上海也看见了。……至于看桃花的名所,是龙华,也有屠场,我有好几个青年朋友就死在那里面,所以我是不去的。我的信如果要发表,且有发表的地方,我可以同意。我们不是没有说什么不能告人的话么?如果有,既然说了,就不怕发表。末了,我要通知你一件你疏忽了的地方。你把自己的名字涂改了,会写错自己名字的人,是很少的,所以这是告诉了我所署的是假名。还有,我看你是看了《妇女生活》里的一篇《关于小孩子》的,是不是?”(《鲁迅书简》)这态度是何等真挚而严正,措辞是何等亲切而周详!

  本省台湾在没有光复以前,鲁迅也和海内的革命志士一样,对于台湾,尤其对于台湾的青年从不忘怀的。他赞美他们的赞助中国革命,自然也渴望着台湾的革命,这是不言而喻的,现在摘引几句于下:

还记得去年夏天住在北京的时候,遇见张我权君,听到他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中国人似乎都忘记了台湾了,谁也不大提起。”他是一个台湾的青年。


我当时就像受了创痛似的,有点苦楚;但口上却道:“不。那倒不至于的。只因为本国太破烂,内忧外患,非常之多,自顾不暇了,所以只能将台湾这些事情暂且放下。……”


但正在困苦中的台湾的青年,却并不将中国的事情暂且放下。他们常希望中国革命的成功,……总想尽些力,于中国的现在和将来有所裨益,即使是自己还在做学生。(《而已集·写在〈劳动问题〉之前》)


  总之,鲁迅的处事接物,一切都以诚爱为核心的人格的表现。他爱护青年,青年也爱护他。现值逝世十周纪念之日,全国青年,正不知若何悲痛和感念呢!大哉鲁迅!真是青年的导师。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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