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就《彷徨》中举个例罢，《彷徨》的作风已经和《呐喊》的时代不一样，他的思路和技术，都更有了进步，但是寂寞之感也跟着增加，因之上文所述的（三）“装点欢容”，已经渺不可得了。例如《弟兄》这篇写张沛君为了兄弟患病，四处寻医，种种忧虑奔走的情形，大部分是鲁迅自身经历的事实。大约在一九一七年的春末夏初罢，他和二弟作人同住在绍兴会馆补树书屋，作人忽而发高热了。那时候，北京正在流行着猩红热，上年教育部有一位同事且因此致死。这使鲁迅非常担忧，急忙请德医悌普耳来诊，才知道不过是出疹子。第二天他到教育部，很高兴地对我详述了悌医生到来之迟，和他的诊断之速，并且说：“起孟原来这么大了，竟还没有出过疹子。”他描写沛君在夜的寂静中，翘望着医生的到来，因而注意每辆汽车的汽笛的呼啸声：
……忽而远远地有汽车的汽笛发响了，使他的心立刻紧张起来，听它渐近，渐近，大概正到门口，要停下了罢，可是立刻听出，驶过去了。这样的许多回，他知道了汽笛声的各样：有如吹哨子的，有如击鼓的，有如放屁的，有如狗叫的，有如鸭叫的，有如牛吼的，有如母鸡惊啼的，有如呜咽的……。他忽而怨愤自己：为什么早不留心，知道，那普大夫的汽笛是怎样的声音的呢？
他因是自己身历其境的事实，所以能够写得这样曲折和亲切。此外，描写那凌乱的思绪，以及那一段惝恍迷离的梦境，乃是上文所述的（一）“生发开去”，出于虚造，并非实情。然而虚造得也很自然，人们经过了紧张，愁苦，劳瘁之后，会起种种幻想，夜里睡了，他的下意识会突然地显露出来，做场恶梦：这都是常有的心理作用。
而且，这一段梦境的描写，也就是一种上文所述（二）的“暴露”：鲁迅在沛君的身上，发掘下意识的另一面貌，把它暴露出来。加以秦益堂家中的兄弟相打，中医白问山的诊断含糊，这些也都是揭发旧社会的病根。虽说是陪衬之笔，却使作品更觉得丰腴有味。
说到这里，现在要将鲁迅对于兄弟作人的友爱情形，略略提明，依《鲁迅年谱》，在一九二三年，八月迁居砖塔胡同之前，他们两个人真是“兄弟怡怡”。鲁迅在东京不是好好地正在研究文艺，计划这样，计划那样吗？为什么要“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呢（一九九年）？这因为作人那时在立教大学还未毕业，却已经和羽太信子结了婚，费用不够了，必须由阿哥资助，所以鲁迅只得自己牺牲了研究，回国来做事。鲁迅在《自传》中，所谓“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几个别人”者，作人和羽太信子也。即此一端，可知鲁迅之如何以利让弟！又鲁迅留心乡邦的文献，“辑成《会稽郡故书杂集》一册，用二弟作人名印行”（一九一五年），是为什么呢？搜辑古小说逸文，成《古小说钩沈》十本，原也想用作人的名字刊行，又为什么呢？为的自己不求闻达，即此可知鲁迅之如何以名让弟！名和利都可以让给兄弟，我们就容易明了那《弟兄》里的一句赞叹沛君的话：“真是少有的，他们两个人就像一个人。＂这是真实，并不是讽刺。
所以沛君的性格是不坏的。有人以为他和《肥皂》的四铭，《高老夫子》的主人公高尔础差不多，其实是大不然。他既不像四铭的阴险腐臭，恶骂青年，以致四太太对他也有诛心之论，也不像高老夫子的丑恶卑鄙，种种矫饰，带着流氓的气息。沛君的生活就是鲁迅自己生活的一面。所写的环境，如公益局办公室里缺口的唾壶，折足的破躺椅，以及满室的水烟的烟雾，都是北京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里的实在情形。同兴公寓就是绍兴会馆的改写，同寓者的看戏，打茶围也是事实。普悌思大夫就是悌普耳，东城的美亚药房就是利亚药房，悌大夫所指定的。不仅此也，连描写靖甫的一言一动，如问“信么？”如“靖甫伸手要过书去，但只将书面一看，书脊上的金字一摩，便放在枕边，默默地合上眼睛了。……”等等，也都是作人的面影。所以这篇小说的材料，大半属于回忆的成份，很可以用回忆文体来表现的，然而作者那时别有伤感，不愿做回忆的文，便做成这样的小说了。这篇小说里含讽刺的成份少，而抒情的成份多，就是因为有作者本身亲历的事实在内的缘故。
临了，还有一点要顺便声明的：刚才说到《鲁迅年谱》，这虽由我署名编次，其实执笔并非一人，景宋有一篇《〈鲁迅年谱〉的经过》，登在《宇宙风》乙刊第二十九期，已经说得很明白。我所主编的一部分，因为时间匆促，草草脱稿，的确过于简略，疏漏之处太多。即如上面所说的《古小说钩沈》，这书搜辑的年月，谱中未曾提明，自己觉得非常不安，将来得有机会，定要把它增订一番。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