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魯迅生平有三十五年的友誼，“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在東京訂交的時候，便有縞帶舼衣之情，從此互相關懷，不異於骨肉。他在我的印象中，最初的而且至今還歷歷如在目前的，乃是四十餘年前，他剪掉辮子後的喜悅的表情；最後的而且永遠引起我的悲痛的，乃是十年前，他去世兩個月前，依依惜別之情。時爲七月二十七日，他大病初癒，身體雖瘦，精神已健，我們二人長談一日，他以凱綏·珂勒惠支的《版畫選集》題詞贈我，詞曰：“印造此書，自去年至今年，自病前至病後，手自經營，才得成就，持贈季一冊，以爲紀念耳。”晚上告別時，他還問我幾時再回南，並且下樓送我上車。這次下樓送我在本年還是第一次，因爲前幾次他都臥病在牀，不能下樓，那裏料得這一次的門前話別，便是我們的永訣呀！

　　三十五年之間，有二十年是晨夕相見的。每次相見，他總是名言百出，機智疾流，使我得一種愉快的經驗，恍如坐在春風之中。這種愉快的經驗，追憶起來，實在是舉不勝舉。現在只就對於我個人方面的事實，略舉數端：一九一四年，我的長兒世瑛年五歲，我便依照吾越的鄉風，敦請魯迅做開蒙先生。他只給瑛兒認識兩上方塊字：一個是“天”字，一個是“人”字。這天人兩個字的含義實在來得廣，世上一切現象（自然和人文），一切道德（天道和人道），可說包括無遺了。又魯迅最怕酬應，大抵可辭則辭，獨對於我長女世的結婚那天，即一九三五年七月，居然偕景宋挈海嬰惠臨，而且到得很早。後來才知道他爲我曾費去了很多的光陰，說“月初因爲見了幾回一個老朋友，又出席於他女兒的結婚，把譯作擱起來了，後來須趕譯，所以弄得沒有工夫”（《魯迅書簡》第八一八頁）。我對於他的光臨，覺得非常榮幸，對於耗損了他的寶貴的光陰，又覺得非常抱歉！其它散見於拙著《亡友魯迅印象記》中的甚多，概從略。

　　魯迅之喪，我在北平，不能像漢朝範式的素車白馬，不遠千里地奔張劭之喪，一直遲到寒假，才得回南，至上海萬國公墓中魯迅墓地，獻花圈以申“生芻一束”之忱，歸途成了一首《哭魯迅墓》詩如下：

身後萬民同雪涕，生前孤劍獨衝鋒。

丹心浩氣終黃土，長夜憑誰叩曉鍾。

　　場君雲萍，蒐集我的關於魯迅的雜文十篇，名曰《魯迅的思想與生活》，將由臺灣文化協進會出版，其熱心從事可感。因書數語於此。

一九四七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