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就《彷徨》中舉個例罷，《彷徨》的作風已經和《吶喊》的時代不一樣，他的思路和技術，都更有了進步，但是寂寞之感也跟着增加，因之上文所述的（三）“裝點歡容”，已經渺不可得了。例如《弟兄》這篇寫張沛君爲了兄弟患病，四處尋醫，種種憂慮奔走的情形，大部分是魯迅自身經歷的事實。大約在一九一七年的春末夏初罷，他和二弟作人同住在紹興會館補樹書屋，作人忽而發高熱了。那時候，北京正在流行着猩紅熱，上年教育部有一位同事且因此致死。這使魯迅非常擔憂，急忙請德醫悌普耳來診，才知道不過是出疹子。第二天他到教育部，很高興地對我詳述了悌醫生到來之遲，和他的診斷之速，並且說：“起孟原來這麼大了，竟還沒有出過疹子。”他描寫沛君在夜的寂靜中，翹望着醫生的到來，因而注意每輛汽車的汽笛的呼嘯聲：
……忽而遠遠地有汽車的汽笛發響了，使他的心立刻緊張起來，聽它漸近，漸近，大概正到門口，要停下了罷，可是立刻聽出，駛過去了。這樣的許多回，他知道了汽笛聲的各樣：有如吹哨子的，有如擊鼓的，有如放屁的，有如狗叫的，有如鴨叫的，有如牛吼的，有如母雞驚啼的，有如嗚咽的……。他忽而怨憤自己：爲什麼早不留心，知道，那普大夫的汽笛是怎樣的聲音的呢？
他因是自己身歷其境的事實，所以能夠寫得這樣曲折和親切。此外，描寫那凌亂的思緒，以及那一段惝恍迷離的夢境，乃是上文所述的（一）“生髮開去”，出於虛造，並非實情。然而虛造得也很自然，人們經過了緊張，愁苦，勞瘁之後，會起種種幻想，夜裏睡了，他的下意識會突然地顯露出來，做場惡夢：這都是常有的心理作用。
而且，這一段夢境的描寫，也就是一種上文所述（二）的“暴露”：魯迅在沛君的身上，發掘下意識的另一面貌，把它暴露出來。加以秦益堂家中的兄弟相打，中醫白問山的診斷含糊，這些也都是揭發舊社會的病根。雖說是陪襯之筆，卻使作品更覺得豐腴有味。
說到這裏，現在要將魯迅對於兄弟作人的友愛情形，略略提明，依《魯迅年譜》，在一九二三年，八月遷居磚塔衚衕之前，他們兩個人真是“兄弟怡怡”。魯迅在東京不是好好地正在研究文藝，計劃這樣，計劃那樣嗎？爲什麼要“歸國，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生理學化學教員”呢（一九九年）？這因爲作人那時在立教大學還未畢業，卻已經和羽太信子結了婚，費用不夠了，必須由阿哥資助，所以魯迅只得自己犧牲了研究，回國來做事。魯迅在《自傳》中，所謂“終於，因爲我的母親和幾個別的人很希望我有經濟上的幫助，我便回到中國來……”“幾個別人”者，作人和羽太信子也。即此一端，可知魯迅之如何以利讓弟！又魯迅留心鄉邦的文獻，“輯成《會稽郡故書雜集》一冊，用二弟作人名印行”（一九一五年），是爲什麼呢？搜輯古小說逸文，成《古小說鉤沈》十本，原也想用作人的名字刊行，又爲什麼呢？爲的自己不求聞達，即此可知魯迅之如何以名讓弟！名和利都可以讓給兄弟，我們就容易明瞭那《弟兄》裏的一句讚歎沛君的話：“真是少有的，他們兩個人就像一個人。＂這是真實，並不是諷刺。
所以沛君的性格是不壞的。有人以爲他和《肥皂》的四銘，《高老夫子》的主人公高爾礎差不多，其實是大不然。他既不像四銘的陰險腐臭，惡罵青年，以致四太太對他也有誅心之論，也不像高老夫子的醜惡卑鄙，種種矯飾，帶着流氓的氣息。沛君的生活就是魯迅自己生活的一面。所寫的環境，如公益局辦公室裏缺口的唾壺，折足的破躺椅，以及滿室的水煙的煙霧，都是北京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一科裏的實在情形。同興公寓就是紹興會館的改寫，同寓者的看戲，打茶圍也是事實。普悌思大夫就是悌普耳，東城的美亞藥房就是利亞藥房，悌大夫所指定的。不僅此也，連描寫靖甫的一言一動，如問“信麼？”如“靖甫伸手要過書去，但只將書面一看，書脊上的金字一摩，便放在枕邊，默默地合上眼睛了。……”等等，也都是作人的面影。所以這篇小說的材料，大半屬於回憶的成份，很可以用回憶文體來表現的，然而作者那時別有傷感，不願做回憶的文，便做成這樣的小說了。這篇小說裏含諷刺的成份少，而抒情的成份多，就是因爲有作者本身親歷的事實在內的緣故。
臨了，還有一點要順便聲明的：剛纔說到《魯迅年譜》，這雖由我署名編次，其實執筆並非一人，景宋有一篇《〈魯迅年譜〉的經過》，登在《宇宙風》乙刊第二十九期，已經說得很明白。我所主編的一部分，因爲時間匆促，草草脫稿，的確過於簡略，疏漏之處太多。即如上面所說的《古小說鉤沈》，這書搜輯的年月，譜中未曾提明，自己覺得非常不安，將來得有機會，定要把它增訂一番。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