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認識的魯迅魯迅與民族性研究

  魯迅對於我們民族有偉大的愛,所以對於我們民族,由歷史上,社會上各方面研究得極深。他在青年留學時期,就已經致力於民族性的檢討過去和追求將來這種艱鉅的工作了,從此抉發病根毫無顧忌,所呼籲異常迫切,要皆出於至誠,即使遭了一部分諱疾忌醫者的反感也在所不計。正惟其愛民族越加深至,故其觀察越加精密,而暴露癥結也越加詳盡,毫不留情。他的捨棄醫學,改習文藝,不做成一位診治肉體諸病的醫師,卻做成了一位鍼砭民族性的國手。他的創作和翻譯約共六百萬字,便是他鍼砭民族性所開的方劑。

  他常常勸人多看歷史,尤其看野史雜記,有云:

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爲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爲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樑。(《且介亭雜文·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


他又云:


歷史上都寫着中國的靈魂,指示着將來的命運,只因爲塗飾太厚,廢話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細來。正如通過密葉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見點點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雜記,可更容易瞭然了,……(《華蓋集·忽然想到(四)》)


  他又勸人要正視社會的各方面,勿害怕,勿遮蓋,有云:

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爲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着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滿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墮落着,但卻又覺得日見其光榮。(《墳·論睜了眼看》)


  他又指示民族性研究的多方面,舊中國特產的毛病實在不少,因之可以研究的方面也實在不少。例如評論日本安岡秀夫《從小說看來的支那民族性》一書,結束有云:

中國人總不肯研究自己。從小說來看民族性,也就是一個好題目。此外,則道士思想(不是道教,是方士)與歷史上大事件的關係,在現今社會上的勢力;孔教徒怎樣使“聖道”變得和自己的無所不爲相宜;戰國遊士說動人主的所謂“利”“害”是怎樣的,和現今的政客有無不同;中國從古到今有多少文字獄;歷來“流言”的製造散佈法和效驗等等……可以研究的新方面實在多。(《華蓋集續編·馬上支日記(七月四日)》)


  他更堅決主張民族性必須改造,否則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口號雖新,骨子不改,革命必無成功之一日。真革命家只有前進,義無反顧的,有云:

說到中國的改革,第一著自然是掃蕩廢物,以造成一個使新生命得能誕生的機運。五四運動,本也是這機運的開端罷,可惜來摧折它的很不少。那事後的批評,本國人大抵不冷不熱地,或者胡亂地說一通,外國人當初倒頗以爲有意義,然而也有攻擊的,據云是不顧及國民性和歷史,所以無價值。這和中國多數的胡說大致相同,因爲他們自身都不是改革者。豈不是改革麼?歷史是過去的陳跡,國民性可改造於將來,在改革者的眼裏,已往和目前的東西是全等於無物的。(《出了象牙之塔·後記》)


  以上是說國民性之必須經過改造。魯迅在創作裏面,暴露社會的黑暗,鞭策舊中國病態的國民性,實在很多。例如有名的《阿Q正傳》是一篇諷刺小說。魯迅提煉了中國民族傳統中的病態方面,創造出這個阿Q典型。阿Q的劣性,彷彿就代表國民性的若干面,俱足以使人反省。魯迅對於阿Q的劣性如“精神勝利法”等等,固然寄以憎惡,然而對於另外那些阿Q如趙太爺之流,更加滿懷敵意,毫不寬恕。他利用了阿Q以詛咒舊社會,利用了阿Q以襯托士大夫中的阿Q,而回頭看一向被趙太爺之流殘害榨取,以至赤貧如洗,無復人形的阿Q本身,反而起了同情。但是爲整個民族的前途着想,要盪滌舊污,創造出“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從前只有兩樣時代: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見《墳·燈下漫筆》,阿Q的劣性必須首先剷除淨盡,所以非徹底革命不可。

  此外,魯迅描寫我們民族性的偉大,可以代表我們民族文化的結晶,在《故事新編》中,便有好幾篇,如《鑄劍》,取材於古小說《列異傳》:

干將莫邪爲楚王作劍,三年而成。劍有雄雌,天下名器也,乃以雌劍獻君,藏其雄者。謂其妻曰:“吾藏劍在南山之陰,北山之陽;鬆生石上,劍在其中矣。君若覺殺我。爾生男,以告之。”及至君覺,殺干將。妻後生男,名赤鼻,告之。赤鼻斫南山之鬆,不得劍;忽於屋柱中得之。楚王夢一人,眉廣三寸,辭欲報仇。購求甚急,乃逃朱興山中。遇客,欲爲之報;乃刎首,將以奉楚王。客令鑊煮之,頭三日三夜跳不爛。王往觀之,客以雄劍倚擬王,王頭墮鑊中;客又自刎。三頭悉爛,不可分別,分葬之,名曰三王冢。《御覽》三百四十三(《古小說鉤沈》)


  從這短短的幾行文字,魯迅演出了一大篇虎擲龍拿,有聲有色,最富於復仇戰鬥精神的小說,使人們讀了,看到英姿活躍,恍如親接其人。

  又如《理水》《非攻》,魯迅在描寫大禹,墨子偉大的精神的時候,不知不覺地有他自己的面影和性格反映於其中。……魯迅生平真真是一個埋頭苦幹,拼命硬幹的人,不愧爲中國的脊樑!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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