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書》百三十卷，相傳爲唐臣房喬等所撰，蓋採集晉朝十有八家之製作，及北魏崔鴻所著之《十六國春秋》等書，會而通之，以成此書。獨宣武二帝紀，與陸機王羲之傳論，出自唐太宗手筆，故概以御撰稱之，義在尊王，無足怪也。後書評論《晉書》之得失，不一而足，而《涑水通鑑》《紫陽綱目》敘述晉事，書法與《晉書》相出入者，亦不勝舉焉。愚謂當今之時，以古爲鑑，不必問其史筆之得失，但當察其史事之變遷。兩晉之史事繁矣，即此內訌外侮之複雜，已更僕難詳。宮闈之禍，啓自武元，藩王之禍，肇自汝南，胡虜之禍，發自元海；卒致銅駝荊棘，蒿目蒼涼，鰲墜三山，鯨吞九服，君主受青衣之辱，后妃遭赭寇之污，此西晉內訌外侮之大較也。王敦也，蘇峻也，陳敏杜弢祖約也，孫恩盧循徐道復也，而桓玄則爲篡逆之尤，此東晉內訌之最大者。二趙也，三秦也，四燕五涼也，成夏也，而拓跋魏則爲強胡之首，此爲東晉外侮之最甚者。蓋觀於東西兩晉之一百五十六年中，除晉武開國二十餘年外，無在非禍亂侵尋之日，不有內訌，即有外侮，甚矣哉！有史以來未有若兩晉禍亂之烈也。夫內政失修，則內訌必起，內訌起則外侮即乘之而入，木朽蟲生，牆罅蟻入，自古皆然，晉特其較著耳。鄙人愧非論史才，但據歷代之事實，編爲演義，自南北朝以迄民國，不下十數冊，大旨在即古證今，懲惡勸善，而於《兩晉演義》之着手，則於內訌外侮之所由始，尤三致意焉。蓋今日之大患，不在外而在內，內訌迭起而未艾，吾恐五胡十六國之禍，不特兩晉爲然，而兩晉即今日之前車也。天下寧有蚌鷸相爭，而不授漁人之利乎？若夫辨忠奸，別貞淫，抉明昧，核是非，則爲書中應有之餘義，非敢謂上附作者之林，亦聊以寓勸戒之意云爾。惟書成倉促，不免詿誤，匡我未逮，是所望於閱者諸君。

中華民國十三年夏正季秋之月，古越蔡東藩自敘於臨江寄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