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積在天津的紙張運不到北京,連印書也頗受戰爭的影響,我的舊雜感的結集《華蓋集》付印兩月了,排校還不到一半。
可惜先登了一個預告,以致引出陳源教授的“反廣告”來——
“我不能因爲我不尊敬魯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說他的小說好,我也不能因爲佩服他的小說,就稱讚他其餘的文章。我覺得他的雜感,除了《熱風》中二三篇外,實在沒有一讀之價值。”(2)(《現代評論》七十一,《閒話》。)
這多麼公平!原來我也是“今不如古”了;《華蓋集》的銷路,比起《熱風》來,恐怕要較爲悲觀。而且,我的作小說,竟不料是和“人格”無關的。“非人格”的一種文字,像新聞記事一般的,倒會使教授“佩服”,中國又彷彿日見其光怪陸離了似的,然則“實在沒有一讀之價值”的雜感,也許還要存在罷。
2
做那有名的小說《DonQuijote》的M.deCervantes先生,窮則有之,說他像叫化子,可不過是一種特別流行於中國學者間的流言。他說DonQuijote看遊俠小說看瘋了,便自己去做俠客,打不平。他的親人知道是書籍作的怪,就請了間壁的理髮匠來檢查;理髮匠選出幾部好的留下來,其餘的便都燒掉了。(3)大概是燒掉的罷,記不清楚了;也忘了是多少種。想來,那些入選的“好書”的作家們,當時看了這小說裏的書單,怕總免不了要面紅耳赤地苦笑的罷。
中國雖然似乎日見其光怪陸離了。然而,烏乎哀哉!我們連“苦笑”也得不到。
3
有人從外省寄快信來問我平安否。他不熟於北京的情形,上了流言的當了。
北京的流言報,是從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章士釗“整頓學風”以還,一脈相傳,歷來如此的。現在自然也如此。
第一步曰:某方要封閉某校,捕拿某人某人了。這是造給某校某人看,恐嚇恐嚇的。
第二步曰:某校已空虛,某人已逃走了。這是造給某方看,煽動煽動的。
又一步曰:某方已搜檢甲校,將搜檢乙校了。這是恐嚇乙校,煽動某方的。
“平生不作虧心事,夜半敲門不吃驚。”乙校不自心虛,怎能給恐嚇呢?然而,少安毋躁罷。還有一步曰:乙校昨夜通宵達旦,將赤化書籍完全焚燒矣。
於是甲校更正,說並未搜檢;乙校更正,說並無此項書籍雲。
4
於是連衛道的新聞記者,圓穩的大學校長(4)也住進六國飯店,講公理的大報也摘去招牌,學校的號房也不賣《現代評論》:大有“火炎昆岡,玉石俱焚”(5)之概了。
其實是不至於此的,我想。不過,謠言這東西,卻確是造謠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實,我們可以藉此看看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爲。
5
中華民國九年七月直皖戰爭開手;八月,皖軍潰滅,徐樹錚等九人避入日本公使館。(6)這時還點綴着一點小玩意,是有一些正人君子——不是現在的一些正人君子——去遊說直派武人,請他殺戮改革論者了。終於沒有結果;便是這事也早從人們的記憶上消去。但試去翻那年八月的《北京日報》,還可以看見一個大廣告,裏面是什麼大英雄得勝之後,必須廓清邪說,誅戮異端等類古色古香的名言。
那廣告是有署名的,在此也無須提出。但是,較之現在專躲在暗中的流言家,卻又不免令人有“今不如古”之感了。
我想,百年前比現在好,千年前比百年前好,萬年前比千年前好……特別在中國或者是確鑿的。
6
在報章的角落裏常看見對青年們的諄諄的教誡:敬惜字紙咧;留心國學咧;伊卜生(7)這樣,羅曼羅蘭那樣咧。時候和文字是兩樣了,但含義卻使我覺得很耳熟:正如我年幼時所聽過的耆宿的教誡一般。
這可彷彿是“今不如古”的反證了。但是,世事都有例外,對於上一節所說的事,這也算作一個例外罷。
五月六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七日《語絲》週刊第七十九期。
(2)此段引自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三卷第七十一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七日)發表的《閒話》。他在文中先舉《吶喊》作爲中國新文學運動最初十年間的短篇小說的代表作品,接着就攻擊魯迅的雜文。
(3)見塞萬提斯著《堂·吉訶德》第五、六章。關於說塞萬提斯“像叫化子”的話,參看本卷第239頁注(39)。
(4)衛道的新聞記者,圓穩的大學校長指成舍我、蔣夢麟等人。據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上海《時事新報》和同年五月一日廣州《嚮導》週報第一五一期報道,自標榜“撲滅赤化”的奉軍及直魯聯軍進佔北京,並採取槍斃《京報》社長邵飄萍等嚴厲鎮壓手段後,北京報界和學界一片恐慌,《世界晚報》成舍我、《中美晚報》宋發祥和“素號穩健的北大代理校長蔣夢麟”等均先後逃匿。
(5)“火炎昆岡,玉石俱焚”語見《尚書·胤徵》,好壞同歸於盡的意思。
(6)指一九二○年七月北洋軍閥直皖兩系之間的戰爭。直係軍閥以曹錕、吳佩孚等爲首;皖系軍閥以段祺瑞、徐樹錚等爲首。戰事於七月中旬開始,不數日皖軍潰敗;北洋政府於七月底免去段祺瑞一切職務,並通緝徐樹錚、曾毓雋、朱深、李思浩等十人。除李思浩外,其他九人都逃入日本公使館。下文所說的廣告,不見於《北京日報》;
究系何報,未詳。
(7)伊卜生(H.Ibsen,1828—1906)通譯易卜生,挪威劇作家。主要作品有《玩偶之家》、《國民公敵》等。“五四”時期它們曾被介紹到中國來,在當時反對封建主義和婦女解放的鬥爭中,曾起過積極的作用。但是,作品中的個人主義思想和反羣衆的情緒,也曾被胡適等利用來進行反動宣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