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提倡白話那時，受了許多謠諑誣謗，而白話終於沒有跌倒的時候，就有些人改口說：然而不讀古書，白話是做不好的。我們自然應該曲諒這些保古家的苦心，但也不能不憫笑他們這祖傳的成法。凡有讀過一點古書的人都有這一種老手段：新起的思想，就是“異端”（2），必須殲滅的，待到它奮鬥之後，自己站住了，這才尋出它原來與“聖教同源”；外來的事物，都要“用夷變夏”（3），必須排除的，但待到這“夷”入主中夏，卻考訂出來了，原來連這“夷”也還是黃帝的子孫。這豈非出人意料之外的事呢？無論什麼，在我們的“古”裏竟無不包函了！

　　用老手段的自然不會長進，到現在仍是說非“讀破幾百卷書者”即做不出好白話文，於是硬拉吳稚暉（4）先生爲例。可是竟又會有“肉麻當有趣”，述說得津津有味的，天下事真是千奇百怪。其實吳先生的“用講話體爲文”，即“其貌”也何嘗與“黃口小兒所作若同”。不是“縱筆所之，輒萬數千言”麼？

　　（5）其中自然有古典，爲“黃口小兒”所不知，尤有新典，爲“束髮小生”所不曉。清光緒末，我初到日本東京時，這位吳稚暉先生已在和公使蔡鈞大戰了，（6）其戰史就有這麼長，則見聞之多，自然非現在的“黃口小兒”所能企及。所以他的遣辭用典，有許多地方是惟獨熟於大小故事的人物才能夠了然，從青年看來，第一是驚異於那文辭的滂沛。這或者就是名流學者們所認爲長處的罷，但是，那生命卻不在於此。甚至於竟和名流學者們所拉攏恭維的相反，而在自己並不故意顯出長處，也無法滅去名流學者們的所謂長處；只將所說所寫，作爲改革道中的橋樑，或者竟並不想到作爲改革道中的橋樑。

　　愈是無聊賴，沒出息的腳色，愈想長壽，想不朽，愈喜歡多照自己的照相，愈要佔據別人的心，愈善於擺臭架子。但是，似乎“下意識”（7）裏，究竟也覺得自己之無聊的罷，便只好將還未朽盡的“古”一口咬住，希圖做着腸子裏的寄生蟲，一同傳世；或者在白話文之類裏找出一點古氣，反過來替古董增加寵榮。如果“不朽之大業”（8）不過這樣，那未免太可憐了罷。而且，到了二九二五年（9），“黃口小兒”們還要看什麼《甲寅》之流，也未免過於可慘罷，即使它“自從孤桐先生下臺之後，……也漸漸的有了生氣了”（10）。

　　菲薄古書者，惟讀過古書者最有力，這是的確的。因爲他洞知弊病，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11），正如要說明吸雅片的弊害，大概惟吸過雅片者最爲深知，最爲痛切一般。但即使“束髮小生”，也何至於說，要做戒絕雅片的文章，也得先吸盡幾百兩雅片纔好呢。

　　古文已經死掉了；白話文還是改革道上的橋樑，因爲人類還在進化。便是文章，也未必獨有萬古不磨的典則。雖然據說美國的某處已經禁講進化論了，（12）但在實際上，恐怕也終於沒有效的。

　　一月二十五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二月二日《國民新報副刊》。

　　（2）“異端”語見《論語·爲政》：“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3）“用夷變夏”語出《孟子·滕文公》：“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這裏指用外來文化同化中國的意思。夷，古人對少數民族或外國的蔑稱；夏，即華夏，中國或中華民族的古稱。

　　（4）吳稚暉（1865—1953）名敬恆，江蘇武進人，國民黨政客。他原是清末舉人，曾先後留學日本、英國。一九○五年參加同盟會，自稱無政府主義者，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右翼。

　　（5）這裏的引文都見於章士釗在《甲寅》週刊第一卷第二十七號（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發表的《再答稚暉先生》，其中說：“先生近用講話體爲文。縱筆所之。輒萬數千言。其貌與黃口小兒所作若同。而其神則非讀破幾百卷書者。不能道得隻字。”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三卷第五十九期（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的《閒話》裏，特別將這一段引出，說“很有趣”，並說吳稚暉三十歲前在南菁書院把那裏的書“都看了一遍”。而“近十年隨便涉覽和參考的漢文書籍至少總可以抵得三四個區區的畢生所讀的線裝書。”以此來爲章士釗的文章作證。這裏所說“竟又會有‘肉麻當有趣’，述說得津津有味的”，即指陳西瀅而言。

　　（6）一九○二年（清光緒二十八年）夏，我國留日自費學生九人，志願入成城學校（相當於士官預備學校）肄業；由於清政府對陸軍學生顧忌很大，所以駐日公使蔡鈞堅決拒絕保送。當時有留日學生二十餘人（吳稚暉在內）前往公使館代爲交涉，蔡鈞始終不允，雙方因而發生爭吵。

　　（7）“下意識”章士釗在《再答稚暉先生》中曾說：“近茀羅乙德言心解者流。極重Subconsciousness之用。謂吾人真正意態。每於無意識中發焉。而凡所發。則又在意識用事時正言否之。此人生一奇也。”心解，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Subconsciousness，英語：

　　下意識。

　　（8）“不朽之大業”語出曹丕《典論·論文》：“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按吳稚暉在《我們所請願於章先生者》一文中，曾引用曹植《與楊修書》中的“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等輕視文章的話，章士釗在《再答稚暉先生》裏說這是吳稚暉“在意識用事時”對於他自己重視文章的“真正意態”的否認，所以這裏引用了曹丕的這句和曹植意見相反的話。

　　（9）二九二五年陶孟和曾說，他有一部“要到二○二五年纔可以發表”的著作。參看本卷第196頁注（33）。

　　（10）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三卷第五十九期（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的《閒話》中爲章士釗和他所主辦的《甲寅》週刊吹噓說：“自從孤桐先生下臺之後，《甲寅》雖然還沒有恢復十年前的精神，也漸漸的有了生氣了。可見做時事文章的人官實在是做不得的。”接着他便舉章士釗在《甲寅》週刊發表的那篇《再答稚暉先生》來作爲這“有了生氣”的例證。

　　（11）“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這是《韓非子·難勢》中的一個寓言：“人有鬻矛與盾者，譽其盾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

　　（12）章士釗在《甲寅》週刊第一卷第十七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發表《再疏解轋義》一文，借評述一九二五年七月美國田芮西州小學教員師科布因講授進化論被控的事，以辯護他自己的種種“開倒車”的言行。參看本卷第146頁注（15）。按章士釗在《甲寅》週刊第一卷第七號（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先已發表過一篇《說轋》，其中說：“轋者還也。車相避也。相避者又非徒相避也。乃乍還以通其道。旋乃復進也。……今諺有所謂開倒車者。時人談及。以謂有背進化之通義。輒大病之。是全不明夫轋義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