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八日的慘殺事件，在事後看來，分明是政府布成的羅網，純潔的青年們竟不幸而陷下去了，死傷至於三百多人（2）。這羅網之所以布成，其關鍵就全在於“流言”的奏了功效。

　　這是中國的老例，讀書人的心裏大抵含着殺機，對於異己者總給他安排下一點可死之道。就我所眼見的而論，凡陰謀家攻擊別一派，光緒年間用“康黨”（3），宣統年間用“革黨”（4），民二以後用“亂黨”（5），現在自然要用“共產黨”了。

　　其實，去年有些“正人君子”們稱別人爲“學棍”“學匪”的時候，就有殺機存在，因爲這類諢號，和“臭紳士”“文士”之類不同，在“棍”“匪”字裏，就藏着可死之道的。但這也許是“刀筆吏”式的深文周納（6）。

　　去年，爲“整頓學風”計，大傳播學風怎樣不良的流言，學匪怎樣可惡的流言，居然很奏了效。今年，爲“整頓學風”（7）計，又大傳播共產黨怎樣活動，怎樣可惡的流言，又居然很奏了效。於是便將請願者作共產黨論，三百多人死傷了，如果有一個所謂共產黨的首領死在裏面，就更足以證明這請願就是“暴動”。

　　可惜竟沒有。這該不是共產黨了罷。據說也還是的，但他們全都逃跑了，所以更可惡。而這請願也還是暴動，做證據的有一根木棍，兩支手槍，三瓶煤油。姑勿論這些是否羣衆所攜去的東西；即使真是，而死傷三百多人所攜的武器竟不過這一點，這是怎樣可憐的暴動呵！

　　但次日，徐謙，李大釗，李煜瀛，易培基，顧兆熊的通緝令（8）發表了。因爲他們“嘯聚羣衆”，像去年女子師範大學生的“嘯聚男生”（章士釗解散女子師範大學呈文語）一樣，“嘯聚”了帶着一根木棍，兩支手槍，三瓶煤油的羣衆。以這樣的羣衆來顛覆政府，當然要死傷三百多人；而徐謙們以人命爲兒戲到這地步，那當然應該負殺人之罪了；而況自己又不到場，或者全都逃跑了呢？

　　以上是政治上的事，我其實不很瞭然。但從別一方面看來，所謂“嚴拿”者，似乎倒是趕走；所謂“嚴拿”暴徒者，似乎不過是趕走北京中法大學校長兼清室善後委員會（9）委員長（李），中俄大學校長（徐），北京大學教授（李大釗），北京大學教務長（顧），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易）；其中的三個又是俄款委員會（10）委員：一共空出九個“優美的差缺”（11）也。

　　同日就又有一種謠言，便是說還要通緝五十多人；但那姓名的一部分，卻至今日才見於《京報》。（12）這種計畫，在目下的段祺瑞政府的祕書長章士釗之流的腦子裏，是確實會有的。國事犯多至五十餘人，也是中華民國的一個壯觀；而且大概多是教員罷，倘使一同放下五十多個“優美的差缺”，逃出北京，在別的地方開起一個學校來，倒也是中華民國的一件趣事。

　　那學校的名稱，就應該叫作“嘯聚”學校。

　　三月二十六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京報副刊》。

　　（2）應爲二百多人。參看本卷第265頁注（6）。

　　（3）“康黨”指清末參加和贊同康有爲等變法維新的人。

　　（4）“革黨”指參加和贊同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的人。

　　（5）“亂黨”一九一三年，孫中山領導的討袁戰爭（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就把國民黨作爲“亂黨”取締。

　　（6）深文周納歪曲或苛刻地援用法律條文，陷人於罪。

　　（7）“整頓學風”指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西北邊防督辦張之江致電執政段祺瑞和總理賈德耀，侈談“整頓學風”。他胡說當時“學風日窳，士習日偷……現已（男女）合校，復欲共妻”，“江竊以爲中國之可慮者，不在內憂，不在外患，惟此邪說詖行，甚於洪水猛獸。”

　　請段祺瑞“設法抑制”。段祺瑞接到電報後，除令祕書長章士釗覆電“嘉許”外，並將原電通知國務院，責成教育部會同軍警機關，切實整頓學風。去年的“整頓學風”，參看本卷第120頁注（4）。

　　（8）通緝令三一八慘案發生後，段祺瑞政府下令通緝徐謙等五人，胡說他們“假借共產學說，嘯聚羣衆，屢肇事端。本日徐謙以共產黨執行委員會名義，散佈傳單，率領暴徒數百人，闖襲國務院，潑灌火油，拋擲炸彈，手槍木棍，叢擊軍警。……徐謙等並着京內外一體嚴拿，盡法懲辦，用儆效尤。”徐謙（1871—1940），字季龍，安徽歙縣人。李大釗（1889—1927），參看本卷第66頁注（8）。李煜瀛，字石曾，河北高陽人。易培基，字寅村，湖南長沙人。顧兆熊，字孟餘，河北人。

　　（9）清室善後委員會一九二四年十一月馮玉祥國民軍驅逐溥儀出宮後，北洋政府爲辦理清室善後事宜和接收故宮文物而設的機構。

　　（10）俄款委員會即俄國退還庚子賠款委員會。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成功後，蘇俄政府宣佈放棄帝俄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包括退還庚子賠款中尚未付給的部分。一九二四年五月，兩國簽訂《中俄協定》，其中規定退款用途，除償付中國政府業經以俄款爲抵押品的各項債務外，餘數全用於中國教育事業，由中蘇兩國派員合組一基金委員會（俄國退還庚子賠款委員會）負責處理。這裏所說的三個委員，即李煜瀛、徐謙、顧兆熊。

　　（11）“優美的差缺”這是引用陳西瀅的話。他在《現代評論》第三卷第六十五期（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的《閒話》裏說：“在北京學界一年來的幾次風潮中，一部分強有力者的手段和意見，常常不爲另一部分人所贊同，這一部分強有力者就加不贊成他們的人們一個‘捧章’的頭銜。然而這成了問題了。……不‘捧章’而捧反章者，既然可以得到許多優美的差缺，而且可以受幾個副刊小報的擁戴，爲什麼還要去‘捧章’呢？”

　　（12）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京報》登載消息說：“該項通緝令所羅織之罪犯聞竟有五十人之多，如……周樹人（原注：即魯迅）、許壽裳、馬裕藻……等，均包括在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