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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從今年起，陳源（即西瀅）（2）教授要不管閒事了；這豫言就見於《現代評論》（3）五十六期的《閒話》裏。慚愧我沒有拜讀這一期，因此也不知其詳。要是確的呢，那麼，除了用那照例的客套說聲“可惜”（4）之外，真的倒實在很詫異自己之胡塗：年紀這麼大了，竟不知道陽曆的十二月三十一日和一月一日之交在別人是可以發生這樣的大變動。我近來對於年關頗有些神經過鈍了，全不覺得怎樣。其實，倘要覺得罷，可是也不勝其覺得。大家掛上五色旗（5），大街上搭起幾坐彩坊，中間還有四個字道：“普天同慶”，據說這算是過年。大家關了門，貼上門神，爆竹畢剝砰土訇的放起來，據說這也是過年。要是言行真跟着過年爲轉移，怕要轉移不迭，勢必至於成爲轉圈子。所以，神經過鈍雖然有落伍之慮，但有弊必有利，卻也很佔一點小小的便宜的。



但是，還有些事我終於想不明白：即如天下有閒事，有人管閒事之類。我現在覺得世上是彷彿沒有所謂閒事的，有人來管，便都和自己有點關係；即便是愛人類，也因爲自己是人。假使我們知道了火星裏張龍和趙虎打架，便即大有作爲，請酒開會，維持張龍，或否認趙虎，（6）那自然是頗近於管閒事了。然而火星上事，既然能夠“知道”，則至少必須已經可以通信，關係也密切起來，算不得閒事了。因爲既能通信，也許將來就能交通，他們終於會在我們的頭頂上打架。至於咱們地球之上，即無論那一處，事事都和我們相關，然而竟不管者，或因不知道，或因管不着，非以其“閒”也。譬如英國有劉千昭僱了愛爾蘭老媽子在倫敦拉出女生，（7）在我們是閒事似的罷，其實並不，也會影響到我們這裏來。留學生不是多多，多多了麼？倘有合宜之處，就要引以爲例，正如在文學上的引用什麼莎士比亞呀，塞文狄斯呀，芮恩施（8）呀一般。



（不對，錯了。芮恩施是美國的駐華公使，不是文學家。



我大約因爲在講什麼文藝學術的一篇論文上見過他的名字，所以一不小心便帶出來了。合即訂正於此，尚希讀者諒之。）



即使是動物，也怎能和我們不相干？青蠅的腳上有一個霍亂菌，蚊子的唾沫裏有兩個瘧疾菌，就說不定會鑽進誰的血裏去。管到“鄰貓生子”（9），很有人以爲笑談，其實卻正與自己大有相關。譬如我的院子裏，現在就有四匹鄰貓常常吵架了，倘使這些太太們之一又誕育四匹，則三四月後，我就得常聽到八匹貓們常常吵鬧，比現在加倍地心煩。



所以我就有了一種偏見，以爲天下本無所謂閒事，只因爲沒有這許多遍管的精神和力量，於是便只好抓一點來管。爲什麼獨抓這一點呢？自然是最和自己相關的，大則因爲同是人類，或是同類，同志；小則，因爲是同學，親戚，同鄉，——



至少，也大概叨光過什麼，雖然自己的顯在意識上並不瞭然，或者其實瞭然，而故意裝癡作傻。



但陳源教授據說是去年卻管了閒事了，要是我上文所說的並不錯，那就確是一個超人。今年不問世事，也委實是可惜之至，真是斯人不管，“如蒼生何”（10）了。幸而陰曆的過年又快到了，除夕的亥時一過，也許又可望心回意轉的罷。



2



昨天下午我從沙灘（11）回家的時候，知道大琦（12）君來訪過我了。這使我很高興，因爲我是猜想他進了病院的了，現在知道並沒有。而尤其使我高興的是他還留贈我一本《現代評論增刊》，只要一看見封面上畫着的一枝細長的蠟燭，便明白這是光明之象，更何況還有許多名人學者的著作，更何況其中還有陳源教授的一篇《做學問的工具》呢？這是正論，至少可以賽過“閒話”的；至少，是我覺得賽過“閒話”，因爲它給了我許多東西。



我現在才知道南池子的“政治學會圖書館”去年“因爲時局的關係，借書的成績長進了三至七倍”了，但他“家翰笙”（13）卻還“用‘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十個字形容當今學術界大部分的狀況”。這很改正了我許多誤解。我先已說過，現在的留學生是多多，多多了，但我總疑心他們大部分是在外國租了房子，關起門來燉牛肉吃的，而且在東京實在也看見過。那時我想：燉牛肉吃，在中國就可以，何必路遠迢迢，跑到外國來呢？雖然外國講究畜牧，或者肉裏面的寄生蟲可以少些，但燉爛了，即使多也就沒有關係。所以，我看見回國的學者，頭兩年穿洋服，後來穿皮袍，昂頭而走的，總疑心他是在外國親手做過幾年牛肉的人物，而且即使有了什麼事，連“佛腳”也未必肯抱的。現在知道並不然，至少是“留學歐美歸國的人”並不然。但可惜中國的圖書館裏的書太少了，據說北京“三十多個大學，不論國立私立，還不及我們私人的書多”雲。這“我們”裏面，據說第一要數“溥儀先生的教師莊士敦（14）先生”，第二大概是“孤桐先生”即章士釗（15），因爲在德國柏林時候，陳源教授就親眼看見他兩間屋裏“幾乎滿牀滿架滿桌滿地，都是關於社會主義的德文書”。



（16）現在呢，想來一定是更多的了。這真教我欣羨佩服。記得自己留學時候，官費每月三十六元，支付衣食學費之外，簡直沒有贏餘，混了幾年，所有的書連一壁也遮不滿，而且還是雜書，並非專而又專，如“都是關於社會主義的德文書”之類。



但是很可惜，據說當民衆“再毀”這位“孤桐先生”的“寒家”時，“好像他們夫婦兩位的藏書都散失了”。想那時一定是拉了幾十車，向各處走散，可惜我沒有去看，否則倒也是一個壯觀。



所以“暴民”之爲“正人君子”所深惡痛絕，也實在有理由，即如這回之“散失”了“孤桐先生”夫婦的藏書，其加於中國的損失，就在毀壞了三十多個國立及私立大學的圖書館之上。和這一比較，劉百昭司長的失少了家藏的公款八千元，（17）要算小事件了，但我們所引爲遺憾的是偏是章士釗劉百昭有這麼多的儲藏，而這些儲藏偏又全都遭了劫。



在幼小時候曾有一個老於世故的長輩告誡過我：你不要和沒出息的擔子或攤子爲難，他會自己摔了，卻誣賴你，說不清，也賠不完。這話於我似乎到現在還有影響，我新年去逛火神廟（18）的廟會時，總不敢擠近玉器攤去，即使它不過擺着寥寥的幾件。怕的是一不小心，將它碰倒了，或者摔碎了一兩件，就要變成寶貝，一輩子賠不完，那罪孽之重，會在毀壞一坐博物館之上。而且推而廣之，連熱鬧場中也不大去了，那一回的示威運動時，雖有“打落門牙”（19）的“流言”，其實卻躺在家裏，託福無恙。但那兩屋子“關於社會主義的德文書”以及其他從“孤桐先生”府上陸續散出的壯觀，卻也因此“交臂失之”（20）了。這實在也就是所謂“有一利必有一弊”，無法兩全的。



現在是收藏洋書之富，私人要數莊士敦先生，公團要推“政治學會圖書館”了，只可惜一個是外國人，一個是靠着美國公使芮恩施竭力提倡出來的（21）。“北京國立圖書館”將要擴張，實在是再好沒有的事，但聽說所依靠的還是美國退還的賠款（22），常年經費又不過三萬元，每月二千餘。要用美國的賠款，也是非同小可的事，第一，館長就必須學貫中西，世界聞名的學者。據說，這自然只有梁啓超（23）先生了，但可惜西學不大貫，所以配上一個北大教授李四光先生做副館長，湊成一箇中外兼通的完人。然而兩位的薪水每月就要一千多，所以此後也似乎不大能夠多買書籍。這也就是所謂“有利必有弊”罷，想到這裏，我們就更不能不痛切地感到“孤桐先生”獨力購置的幾房子好書慘遭散失之可惜了。



總之，在近幾年中，是未必能有較好的“做學問的工具”的，學者要用功，只好是自己買書讀，但又沒有錢。聽說“孤桐先生”倒是想到了這一節，曾經發表過文章，然而下臺了，很可惜。



（24）學者們另外還有什麼法子呢，自然“也難怪他們除了說說‘閒話’便沒有什麼可幹”，雖然北京三十多個大學還不及他們“私人的書多”。爲什麼呢？要知道做學問不是容易事，“也許一個小小的題目得參考百十種書”，連“孤桐先生”的藏書也未必夠用。陳源教授就舉着一個例：



“就以‘四書’（25）來說”罷，“不研究漢宋明清許多儒家的註疏理論，‘四書’的真正意義是不易領會的。短短的一部‘四書’，如果細細的研究起來，就得用得了幾百幾千種參考書”。



這就足見“學問之道，浩如煙海”了，那“短短的一部‘四書’”，我是讀過的，至於漢人的“四書”註疏或理論，卻連聽也沒有聽到過。陳源教授所推許爲“那樣提倡風雅的封藩大臣”之一張之洞先生在做給“束髮小生”們看的《書目答問》上曾經說：“‘四書’，南宋以後之名。”（26）我向來就相信他的話，此後翻翻《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27）之類，也只有“五經”，“六經”，“七經”，“六藝”，（28）卻沒有“四書”，更何況漢人所做的註疏和理論。但我所參考的，自然不過是通常書，北京大學的圖書館裏就有，見聞寡陋，也未可知，然而也只得這樣就算了，因爲即使要“抱”，卻連“佛腳”都沒有。由此想來，那能“抱佛腳”的，肯“抱佛腳”的，的確還是真正的福人，真正的學者了。他“家翰笙”還慨乎言之，大約是“《春秋》責備賢者”（29）之意罷。



完



現在不高興寫下去了，只好就此完結。總之：將《現代評論增刊》略翻一遍，就覺得五光十色，正如看見有一回廣告上所開列的作者的名單。例如李仲揆教授的《生命的研究》呀，胡適（30）教授的《譯詩三首》呀，徐志摩（31）先生的譯詩一首呀，西林（32）氏的《壓迫》呀，陶孟和（33）教授的要到二○二五年才發表而必須我們的玄孫才能全部拜讀的大著作的一部分呀……。但是，翻下去時，不知怎的我的眼睛卻看見灰色了，於是乎拋開。



現在的小學生就能玩七色板，將七種顏色塗在圓板上，停着的時候，是好看的，一轉，便變成灰色，——本該是白色的罷，可是塗得不得法，變成灰色了。收羅許多著名學者的大著作的大報，自然是光怪陸離，但也是轉不得，轉一週，就不免要顯出灰色來，雖然也許這倒正是它的特色。



一月三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八日《語絲》週刊第六十二期。



（2）陳源筆名西瀅，參看本卷第80頁注（8）。



（3）《現代評論》參看本卷第79頁注（4）。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三卷第五十六期（一九二六年一月二日）發表的《閒話》中稱：“我們新年的決心，不如就說以後永遠的不管人家的閒事吧。”因爲，據他說，“中國愛管閒事的人太少”，所以像他這樣愛“代人抱不平”，遇到“許多看不過眼的事情，不得不說兩句話”的人，“就常常惹了禍了”。這是他爲自己前一年幫助章士釗和楊蔭榆壓迫學生的種種言行所作的辯護。



（4）“可惜”此語原爲陳西瀅對於魯迅等七教員關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的宣言的譏評。陳在《現代評論》第一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發表的《閒話》中說：“這個宣言語氣措詞，我們看來，未免過於偏袒一方，不大公允，看文中最精彩的幾句就知道了。……這是很可惜的。”



（5）五色旗民國成立後至一九二七年這一時期舊中國的國旗，紅黃藍白黑五色橫列。



（6）請酒開會在女師大風潮中，楊蔭榆曾一再利用宴會方式，拉攏教員，策劃壓迫學生。在章士釗解散女師大另辦女子大學後，女師大進步師生另在宗帽衚衕租屋上課，後於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十日返回原校址覆校。十二月十四日，女子大學也用宴會方式宴請所謂“教育界名流”。陳西瀅、王世傑、燕樹棠等人在席上成立所謂“教育界公理維持會”（次日改名“國立女子大學後援會”），於十二月十六日在《致北京國立各校教職員聯席會議函》中攻擊女師大進步師生說：



“同人等以爲女師大應否恢復，目的如何，另屬一問題，而少數人此種橫暴行爲，理應在道德上加以切實否認。”這裏就是針對他們而發。



（7）一九二五年八月，章士釗決定在女師大校址另立女子大學，十九日派專門教育司司長劉百昭前往籌備。劉於二十二日在軍警配合下僱用流氓和老媽子毆曳學生出校。這裏是對此事的諷刺。



（8）塞文狄斯（M．deCervantes，1547—1616），通譯塞萬提斯，歐洲文藝復興時期西班牙作家，著有長篇小說《堂吉訶德》等。芮恩施（P．S．Reinsch），民國初年美國駐華公使。羅家倫在《新潮》第一卷第一號（一九一九年一月）發表的《今日中國之小說界》內，曾引芮恩施的話來作爲“外國人之中國人譯外國小說觀”的論據；並稱他“是美國一位很大的學者”。這裏所說“因爲在講什麼文藝學術的一篇論文上見過他的名字”，即指羅家倫的這篇論文。



（9）“鄰貓生子”指梁啓超在《中國史界革命案》中引英國斯賓塞的話：“或有告者曰：鄰家之貓，昨日產一子，以雲事實，誠事實也；然誰不知爲無用之事實乎？何也？以其與他事毫無關涉，於吾人生活上之行爲，毫無影響也。”



（10）“如蒼生何”語見《世說新語·排調》：謝安“屢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按謝安的字）不肯出，將如蒼生何！”後人常用的“斯人不出，如蒼生何！”一語即由此而來。



（11）沙灘北京地名，當時北京大學第一院所在地。下文的南池子，也是北京地名。



（12）大琦即王品青，河南濟源人，北京大學畢業，《語絲》撰稿人。曾任北京孔德學校教員。



（13）他“家翰笙”指陳翰笙，江蘇無錫人，社會學家，當時任北京大學教授。他曾在《現代評論》第三卷第五十三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發表《臨時抱佛腳》一文，說北京政治學會圖書館藏書在一萬冊以上，“會員裏十九是留學歐美歸國的人”；他根據館內借書統計表，指出一九二五年因有“滬案（按即五卅慘案）和關會（按即關稅會議）兩個熱鬧的時務題目”，借書的人數較前一年大爲增多；因而他用“臨時抱佛腳”這句俗諺來形容當時學術界大部分人平時的“懶惰”。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一週年紀念增刊》（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發表《做學問的工具》一文中引用陳翰笙的話時，稱他爲“‘吾家’翰笙”。



（14）溥儀愛新覺羅溥儀（1906—1967），即清朝最後的皇帝宣統。莊士敦（1874—1938），英國人。曾任威海衛“英國租借地行政長官”，一九一九年起，任溥儀的英文教師，以後即長期和溥儀保持密切關係。一九二四年春夏間，曾與金樑、康有爲等密謀復辟；同年十一月溥儀被逐出宮後，他又與鄭孝2胥等於十二月護送溥儀逃往日本使館，是個長期在我國從事陰謀活動的帝國主義分子。



（15）章士釗早年署名青桐，後改秋桐，自一九二五年七月創辦《甲寅》週刊時起，又改署孤桐（見《甲寅》週刊第一號《字說》）。陳西瀅在文章中常親暱地稱他爲“孤桐先生”。



（16）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民衆爲要求關稅自主和反對段祺瑞政府舉行示威遊行。羣衆對於段祺瑞和平日依附他的一批政客如章士釗、朱深等人深爲憤恨，遊行時曾到他們的住宅示威；事後，章士釗即寫了一篇《寒家再毀記》（按同年五月七日，因章士釗禁止學生紀念國恥，學生曾赴章宅質問，發生衝突，因此他稱這次爲“再毀”），說他“家中所有。以中西書籍爲第一項。……西籍爲愚歷年續續購辦。哲學政計諸門差完。……最後一批。乃兩年前在柏林所得。



甚稱富有。”又說當日羣衆“一擁而入。遇物即毀。……自插架以至案陳。凡書之屬無完者。”（見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甲寅》週刊第一卷第二十一號）接着，陳西瀅在《做學問的工具》一文裏又附和說：



“孤桐先生在英國德國買的書是我親自看見的。他柏林寓中兩間屋，幾乎滿牀滿架滿桌滿地，都是關於社會主義的德文書。我不知道這些書都在北京否。從《寒家再毀記》看來，好像他們夫婦兩位的藏書都散失了。這真是很可惜的。”



（17）劉百昭在章士釗任教育總長時期任教育部專門教育司司長兼北京藝術專門學校校長。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民衆因要求關稅自主示威遊行時，劉的住宅也受到衝擊，他便乘機吞沒存放家中的藝專公款八千元，捏詞呈報教育部說公款全數被劫，無法賠墊。



（18）火神廟在北京琉璃廠。舊時每年夏曆正月初一至十五廟會期間，設有很多臨時性的古玩玉器攤。



（19）“打落門牙”參看本卷第155頁注（17）。



（20）“交臂失之”語出《莊子·田子方》：“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



（21）陳西瀅在《做學問的工具》裏頌揚芮恩施說：“我想着要是那時美國公使萊恩施沒有竭力的提倡，組織什麼政治學會，辦什麼圖書館，那麼今年不要說有了兩個熱鬧的時務題目，就有了二十個熱鬧的時務題目，也就要借書也無從借起了。”



（22）美國退還的賠款指一九○一年《辛丑條約》規定的“庚子賠款”中尚未付給美國的部分。美帝國主義爲了對我國進行文化侵略，在所謂“資助”我國教育文化事業的幌子下，於一九○八年第一次將賠款中的一部分退還我國；一九二四年又決定將餘款全數退還。



這裏所說用以擴充北京圖書館的經費，即在第二次退款之內。



（23）梁啓超（1873—1929）字卓如，號任公，廣東新會人。



清末與康有爲同爲戊戌維新運動的主要領導人，失敗後逃亡日本。一九○二年在東京創辦《新民叢報》，鼓吹君主立憲，反對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辛亥革命後，歷任北洋政府司法、財政總長，清華學校研究院教授。他用淺顯的文言著述，著有《飲冰室文集》。



（24）陳西瀅在《做學問的工具》裏說過這樣的話：“要學者去弄他們的學問，最重要的，第一，便是學者能有固定的收入，不至於鎮天的憂柴愁米；第二；便是供給他們比較完善的做學問的工具。……



孤桐先生在他未下臺以前，曾經發表了兩篇文章。他對於學者宜有固定收入是看得很清楚的，然而第二種要求他似乎沒看到。”參看本書《不是信》第六段。



（25）“四書”參看本卷第37頁注（6）。自南宋朱熹將《禮記》中的《大學》、《中庸》兩篇和《論語》、《孟子》合在一起，撰寫《四書章句集註》，纔有了“四書”這個名稱。



（26）張之洞（1837—1909）字孝達，河北南皮人，清末提倡“洋務運動”的大官僚之一。曾任四川學政、湖廣總督。“提倡風雅的封藩大臣”，是陳西瀅在《做學問的工具》裏推崇他的話。《書目答問》，張之洞在四川學政任內所著，成於一八七五年（清光緒元年），一說爲繆荃孫代筆。“‘四書’，南宋以後之名”，見該書經部第二。“束髮小生”，章士釗對青年學生常用的蔑稱。如他在一九二五年因禁止學生紀念“五七”國恥而遭到反對時，在給段祺瑞的辭呈裏說：“夫束髮小生。千百成羣。至以本管長官之進退。形諸條件。”束髮，古代指男子成童的年齡。



（27）《漢書藝文志》《漢書》，東漢班固撰。其中《藝文志》是當時所存各種書籍名目的彙編，爲我國最早的書目。《隋書經籍志》，《隋書》，唐代魏徵等撰。其中《經籍志》性質和《漢書藝文志》同。



（28）“五經”指《詩》、《書》、《禮》、《易》、《春秋》。“六經”，“五經”加上《樂經》。“七經”，“五經”加上《論語》、《孝經》。



“六藝”，這裏指“六經”。



（29）“《春秋》責備賢者”語出《新唐書·太宗本紀》：



“《春秋》之法，常責備於賢者。”這裏是求全責備的意思。



（30）胡適（1891—1962）字適之，安徽績溪人，現代評論派主要成員之一。早年留學美國，當時任北京大學教授。他發表在《〈現代評論〉第一週年紀念增刊》上的《譯詩三首》，是英國詩人勃朗寧的《清晨的分別》、雪萊的《給——》、哈代的《月光裏》。



（31）徐志摩參看本卷第179頁注（6）。他發表在《〈現代評論〉第一週年紀念增刊》上的“譯詩一首”，是英國詩人羅賽蒂的《圖爾的約翰》。



（32）西林丁燮林（1893—1974），筆名西林，字巽甫，江蘇泰興人，物理學家、劇作家。早年留學英國，當時任北京大學教授。



《壓迫》是他所作的一個獨幕劇。



（33）陶孟和（1888—1960）名履恭，字孟和，天津人，社會學家。當時任北京大學教授，《現代評論》的經常撰稿人。他在該刊《第一週年紀念增刊》（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上曾發表《現代教育界的特色》一文，題下自注：“這是要到二○二五年纔可以發表——假使當時的狀況允許——的一部著作裏的幾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