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又是Schopenhauer先生的話——
“無刺的薔薇是沒有的。——然而沒有薔薇的刺卻很多。”(2)題目改變了一點,較爲好看了。
“無花的薔薇”也還是愛好看。
2
去年,不知怎的這位勗本華爾先生忽然合於我們國度裏的紳士們的脾胃了,便拉扯了他的一點《女人論》(3);我也就夾七夾八地來稱引了好幾回,可惜都是刺,失了薔薇,實在大煞風景,對不起紳士們。
記得幼小時候看過一齣戲,名目忘卻了,一家正在結婚,而勾魂的無常鬼已到,夾在婚儀中間,一同拜堂,一同進房,一同坐牀……實在大煞風景,我希望我還不至於這樣。
3
有人說我是“放冷箭者”(4)。
我對於“放冷箭”的解釋,頗有些和他們一流不同,是說有人受傷,而不知這箭從什麼地方射出。所謂“流言”者,庶幾近之。但是我,卻明明站在這裏。
但是我,有時雖射而不說明靶子是誰,這是因爲初無“與衆共棄”之心,只要該靶子獨自知道,知道有了洞,再不要麪皮鼓得急繃繃,我的事就完了。
4
蔡孑民(5)先生一到上海,《晨報》就據國聞社電報鄭重地發表他的談話,而且加以按語,以爲“當爲歷年潛心研究與冷眼觀察之結果,大足詔示國人,且爲知識階級所注意也。”
我很疑心那是胡適之先生的談話,國聞社的電碼有些錯誤了。
5
豫言者,即先覺,每爲故國所不容,也每受同時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時常這樣。他要得人們的恭維讚歎時,必須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面前。
總而言之,第一要難於質證。
如果孔丘,釋迦,耶穌基督還活着,那些教徒難免要恐慌。對於他們的行爲,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樣慨嘆。
所以,如果活着,只得迫害他。
待到偉大的人物成爲化石,人們都稱他偉人時,他已經變了傀儡了。
有一流人之所謂偉大與渺小,是指他可給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
6
法國羅曼羅蘭先生今年滿六十歲了。晨報社爲此徵文徐志摩先生於介紹之餘,發感慨道:“……但如其有人拿一些時行的口號,什麼打倒帝國主義等等,或是分裂與猜忌的現象,去報告羅蘭先生說這是新中國,我再也不能預料他的感想了。”(6)(《晨副》一二九九)
他住得遠,我們一時無從質證,莫非從“詩哲”的眼光看來,羅蘭先生的意思,是以爲新中國應該歡迎帝國主義的麼?
“詩哲”又到西湖看梅花去了,一時也無從質證。不知孤山的古梅,著花也未,可也在那裏反對中國人“打倒帝國主義”?
7
志摩先生曰:“我很少誇獎人的。但西瀅就他學法郎士的文章說,我敢說,已經當得起一句天津話:‘有根’了。”而且“像西瀅這樣,在我看來,才當得起‘學者’的名詞。”(7)(《晨副》一四二三)
西瀅教授曰:“中國的新文學運動,方在萌芽,可是稍有貢獻的人,如胡適之,徐志摩,郭沫若,郁達夫,丁西林,周氏兄弟等等都是曾經研究過他國文學的人。尤其是志摩他非但在思想方面,就是在體制方面,他的詩及散文,都已經有一種中國文學裏從來不曾有過的風格。”(8)(《現代》六三)
雖然抄得麻煩,但中國現今“有根”的“學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總算已經互相選出了。
8
志摩先生曰:“魯迅先生的作品,說來大不敬得很,我拜讀過很少,就只《吶喊》集裏兩三篇小說,以及新近因爲有人尊他是中國的尼采他的《熱風》集裏的幾頁。他平常零星的東西,我即使看也等於白看,沒有看進去或是沒有看懂。”(9)(《晨副》一四三三)
西瀅教授曰:“魯迅先生一下筆就構陷人家的罪狀。……
可是他的文章,我看過了就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說句體己話,我覺得它們就不應該從那裏出來——手邊卻沒有。”(10)(同上)
雖然抄得麻煩,但我總算已經被中國現在“有根”的“學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協力踏倒了。
9
但我願奉還“曾經研究過他國文學”的榮名。“周氏兄弟”之一,一定又是我了。我何嘗研究過什麼呢,做學生時候看幾本外國小說和文人傳記,就能算“研究過他國文學”麼?
該教授——恕我打一句“官話”——說過,我笑別人稱他們爲“文士”,而不笑“某報天天鼓吹”我是“思想界的權威者”。現在不了,不但笑,簡直唾棄它。
10
其實呢,被毀則報,被譽則默,正是人情之常。誰能說人的左頰既受愛人接吻而不作一聲,就得援此爲例,必須默默地將右頰給仇人咬一口呢?
我這回的竟不要那些西瀅教授所頒賞陪襯的榮名,“說句體己話”罷,實在是不得已。我的同鄉不是有“刑名師爺”的麼?他們都知道,有些東西,爲要顯示他傷害你的時候的公正,在不相干的地方就稱讚你幾句,似乎有賞有罰,使別人看去,很像無私……。
“帶住!”又要“構陷人家的罪狀”了。只是這一點,就已經夠使人“即使看也等於白看”,或者“看過了就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了。
二月二十七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三月八日《語絲》週刊第六十九期。
(2)Schopenhauer叔本華。這裏的引文據一九一六年德文版《叔本華全集》第六卷《比喻·隱喻和寓言》,可譯爲:“沒有無刺的薔薇。——但不是薔薇的刺卻很多。”
(3)《女人論》即《婦人論》,叔本華誣衊婦女的一篇文章。
參看本卷第163頁注(8)。
(4)“放冷箭者”陳西瀅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報副刊》發表的《致志摩》中攻擊魯迅說:“他沒有一篇文章裏不放幾枝冷箭”。
(5)蔡孑民(1868—1940)蔡元培,字鶴卿,號孑民,浙江紹興人,前清進士,近代教育家。早年與章太炎等組織光復會,後又參加同盟會。曾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北京大學校長、國民黨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長等職;“五四”時期,他贊成和支持新文化運動。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他由歐洲回抵上海,對國聞社記者發表關於國內政治教育等問題的談話,說“對政制贊可聯省自治。對學生界現象極不滿。
謂現實問題,固應解決,尤須有人埋頭研究,以規將來”等等(見一九二六年二月五日北京《晨報》),這與胡適的主張相似,魯迅因而表示反對;這裏說“疑心那是胡適之先生的談話”,是對蔡的一種比較委婉的批評。
(6)此段引自徐志摩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晨報副刊》發表的《羅曼羅蘭》一文。文中說加爾各答大學教授卡立大斯拉格(KaliadasNag)“專爲法國羅曼羅蘭明年六十整壽徵文”寫信給他,說“羅曼羅蘭先生自己極想望從‘新中國’聽到他思想的迴響”。
(7)此段引自徐志摩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晨報副刊》發表的《“閒話”引出來的閒話》。
(8)此段引自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三卷第六十三期(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日)發表的《閒話》。
(9)此段引自徐志摩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報副刊》發表的《關於下面一束通信告讀者們》。
(10)此段引自陳西瀅的《致志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