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般人，尤其是久受異族及其奴僕鷹犬的蹂躪的中國人看來，殺人者常是勝利者，被殺者常是劣敗者。而眼前的事實也確是這樣。



三月十八日段政府慘殺徒手請願的市民和學生的事，本已言語道斷（2），只使我們覺得所住的並非人間。但北京的所謂言論界，總算還有評論，雖然紙筆喉舌，不能使灑滿府前的青年的熱血逆流入體，仍復蘇生轉來。無非空口的呼號，和被殺的事實一同逐漸冷落。



但各種評論中，我覺得有一些比刀槍更可以驚心動魄者在。這就是幾個論客，以爲學生們本不應當自蹈死地（3），前去送死的。倘以爲徒手請願是送死，本國的政府門前是死地，那就中國人真將死無葬身之所，除非是心悅誠服地充當奴子，“沒齒而無怨言”（4）。不過我還不知道中國人的大多數人的意見究竟如何。假使也這樣，則豈但執政府前，便是全中國，也無一處不是死地了。



人們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因爲不易相通，殺人者便以殺人爲唯一要道，甚至於還當作快樂。然而也因爲不容易相通，所以殺人者所顯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夠儆戒後來，使人民永遠變作牛馬。歷史上所記的關於改革的事，總是先僕後繼者，大部分自然是由於公義，但人們的未經“死之恐怖”，即不容易爲“死之恐怖”所懾，我以爲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但我卻懇切地希望：“請願”的事，從此可以停止了。倘用了這許多血，竟換得一個這樣的覺悟和決心，而且永遠紀念着，則似乎還不算是很大的折本。



世界的進步，當然大抵是從流血得來。但這和血的數量，是沒有關係的，因爲世上也盡有流血很多，而民族反而漸就滅亡的先例。即如這一回，以這許多生命的損失，僅博得“自蹈死地”的批判，便已將一部分人心的機微示給我們，知道在中國的死地是極其廣博。



現在恰有一本羅曼羅蘭的《LeJeudeL’AmouretdeLaMort》（5）在我面前，其中說：加爾是主張人類爲進步計，即不妨有少許污點，萬不得已，也不妨有一點罪惡的；但他們卻不願意殺庫爾跋齊，因爲共和國不喜歡在臂膊上抱着他的死屍，因爲這過於沉重。



會覺得死屍的沉重，不願抱持的民族裏，先烈的“死”是後人的“生”的唯一的靈藥，但倘在不再覺得沉重的民族裏，卻不過是壓得一同淪滅的東西。



中國的有志於改革的青年，是知道死屍的沉重的，所以總是“請願”。殊不知別有不覺得死屍的沉重的人們在，而且一併屠殺了“知道死屍的沉重”的心。



死地確乎已在前面。爲中國計，覺悟的青年應該不肯輕死了罷。



三月二十五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日《國民新報副刊》。



（2）言語道斷佛家語。《瓔珞經》：“言語道斷，心行處滅。”



“言語道斷”，原意是不可言說，這裏表示悲憤到無話可說。



（3）死地三一八慘案發生後，研究系的機關報《晨報》在三月二十日的“時論”欄發表了林學衡的《爲青年流血問題敬告全國國民》一文，誣衊愛國青年“激於意氣，挺（鋌）而走險，乃陷入奸人居間利用之彀中”，指責徐謙等“驅千百珍貴青年爲孤注一擲……必欲置千百珍貴青年於死地”，同時該文還惡毒攻擊“共產派諸君故殺青年，希圖利己”。三月二十二日，《晨報》又發表陳淵泉寫的題爲《羣衆領袖安在》的社論，胡說“純潔愛國之百數十青年即間接死於若輩（按即他所謂“羣衆領袖”）之手”。



（4）“沒齒而無怨言”語見《論語·憲問》。沒齒，終身之意。



（5）《LeJeudeL’AmouretdeLaMort》《愛與死的搏鬥》，羅曼羅蘭以法國大革命爲題材的劇本之一，作於一九二四年。其中有這樣的情節：國約議會議員庫爾跋齊因反對羅伯斯庇爾捕殺丹東，在議會投票判決丹東死刑時，他放棄投票，並中途退出會場；



同時他的妻子又在家中接待一個被通緝的吉隆德派分子（她的情人），被人告發。他的朋友政治委員會委員加爾來到他家，告以委員會要他公開宣佈對被通緝者的態度；在他拒絕以後，加爾便給予兩張事先準備好的假名假姓的護照，勸他帶着妻子一同逃走，並告訴他已得到羅伯斯庇爾的默許。魯迅這裏所舉的就是加爾在這時候對庫爾跋齊所說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