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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老实说了”的文章，登到昨天已登了十八篇了。剩下的稿子虽然还有三五篇，却因内容大致是相同的，不打算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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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真斯编）欧美人总爱谈东方的事情，尤其是东方的艺术，东方的哲学和文学等。可是他们对于东方的了解常有欠缺透彻的地方；或者因为他们不能够十分明白我们这古色斑斓的东方，所以在他们心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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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这山道呀，老是保持着这样的静寂。想起来，是那一晚，海上风狂浪大的时候，你立在那峻峭的山崖上头，高声地呼喊着你姐姐底名字，那时候，你底声音该是如何地凄厉，使我疑心你真是疯狂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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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开会的日子那年，我十九岁。一天，国民党特务把我捉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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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亏找到了小石。这一年的夏天特别热，整个夏天我以面包和凉开水作为午餐；等太阳下去，才就从那蛰居小楼的蒸烤中溜出来，嘘一口气，兜着圈子，走冷僻的路到他家里，用我们的话，“吃一顿正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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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刚给你一信，现在又要给你写信了。上午9时半早餐后，出发游昭君墓。墓在绥远城南二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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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少评，这是值得提倡的正确的求知态度。我们对于任何事物，如果不了解它们的情况，缺乏具体知识，首先要抱虚心的态度，认真学习，切不可冒冒失失，评长论短，以致发生错误，闹出笑话，或者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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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西南有一匹小山，整整齐齐的像一只帽盒，所以人们就叫它帽盒山；有的把音读转，便成了冒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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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了年和月的重累，负了山和水的重累，我已感到迢迢旅途的疲倦。负了年和月的重累，负了山和水的重累，复负了我的重累，我坐下的驴子已屡次颠蹶它的前蹄，长长的耳朵在摇扇，好像要扇去这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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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是一种奢华：且不说酒肉势利，那是说不上朋友，真朋友是相知，但相知谈何容易，你要打开人家的心，你先得打开你自己的，你要在你的心里容纳人家的心，你先得把你的心推放到人家的心里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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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回已经说过“什么主义都与中国无干”的话了；今天忽然又有些意见，便再写在下面：我想，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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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师大事件在北京似乎竟颇算一个问题，号称“大报”如所谓《现代评论》者，居然也“评论”了好几次。据我所记得的，是先有“一个女读者”的一封信，无名小，不在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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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Schopenhauer先生的话——“无刺的蔷薇是没有的。——然而没有蔷薇的刺却很多。”题目改变了一点，较为好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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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从去年得罪了正人君子们的“孤桐先生”，弄得六面碰壁，只好逃出北京以后，默默无语，一年有零。以为正人君子们忘记了这个“学棍”了罢，——哈哈，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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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表面上好像恐怕于自己不便，其实是恐怕于自己不利，但所设的口实，却往往见得极其公正而且堂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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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庚五月二十八日的《大晚报》告诉了我们一件文艺上的重要的新闻：“我国美术名家刘海粟徐悲鸿等，近在苏俄莫斯科举行中国书画展览会，深得彼邦人士极力赞美，揄扬我国之书画名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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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民党对于共产党从合作改为剿灭之后，有人说，国民党先前原不过利用他们的，北伐将成的时候，要施行剿灭是豫定的计划。但我以为这说的并不是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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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过这样的一个笑话：有一位欧洲人，从书本上得到一点关于中国的知识。他知道中国人吃饭用筷子。有人问他：怎样用筷子呢？他回答：一手拿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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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夫人编）前几年当代散文家LoganPearsallSmith（皮尔索尔·史密斯）曾把美国哲学大家GeorgeSantayana（桑塔亚那）的著作里最精粹的部分集做一本书（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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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深夜到来，我往往沦入沉思。当炉火奄息，夜寒加重的时候，我往往蜷缩着我自己在我底斗室之中默察着每一个细微的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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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着惨黄的灯光，看着一根根发颤的丝，听得街头渐渐变为沉寂，几乎连一叶落地的声音也竟能听出—于是，我知道夜晚已深，一天，将要过去到远远的望不见的地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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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的《夜话》曾经提到《扬子法言》中的一句话—“颜苦孔之卓也”。当时因为篇幅的关系，没有对这句话做什么解释。后来有几位同志提出建议，要求把这句话的意思，做一番必要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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濛濛地遮迷了远近的山，悄悄地油绿了郊野的草；不断地在窗外织着一条轻薄闪光的丝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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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在桂林，我看见了我以为就是彭贝末日的那么一种大火。半晴的天，已经全瞑了；顶强烈的风，倒仿佛没有什么动展，整个的空间被黑的烟，白的烟盖得满满的，她们好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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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兄：你还记得在南京，不，在这个广大的世界上，有一个你曾系念过的人：你曾为他祝福，希望他生活下去，得到生活，……并且他也是一直的在系念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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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我不知为了什么，绕着回廊走来走去的踱着，云幕遮蔽了月儿的皎靥，就连小星的微笑也看不见，寂静中我只渺茫的瞻望着黑暗的远道，毫无意志地痴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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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水天茫茫的黄海深处，一个马蹄形的岛子跳出滚滚滔滔的波浪。据白胡子老渔人说：这是很古很古以前，一匹天神骑的龙马腾跃飞奔，在海面上踏出的一个蹄子印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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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听说义大利的天就比别处的不同：“蓝天的义大利”，“艳阳的义大利”，“光亮的义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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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三年的书报上，关于文艺的大抵只有几篇创作（姑且这样说）和翻译，于是读者颇有批评家出现的要求，现在批评家已经出现了，而且日见其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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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对于《语丝》没有恭维过，今天熬不住要说几句了：的确可爱。真是《语丝》之所以为《语丝》。像我似的“世故的老人”是已经不行，有时不敢说，有时不愿说，有时不肯说，有时以为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