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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开会的日子那年,我十九岁。一天,国民党特务把我捉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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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亏找到了小石。这一年的夏天特别热,整个夏天我以面包和凉开水作为午餐;等太阳下去,才就从那蛰居小楼的蒸烤中溜出来,嘘一口气,兜着圈子,走冷僻的路到他家里,用我们的话,“吃一顿正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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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西南有一匹小山,整整齐齐的像一只帽盒,所以人们就叫它帽盒山;有的把音读转,便成了冒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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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了年和月的重累,负了山和水的重累,我已感到迢迢旅途的疲倦。负了年和月的重累,负了山和水的重累,复负了我的重累,我坐下的驴子已屡次颠蹶它的前蹄,长长的耳朵在摇扇,好像要扇去这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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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美丽的雪花飞舞起来了。我已经有三年不曾见着它。去年在福建,仿佛比现在更迟一点,也曾见过雪。但那是远处山顶的积雪,可不是飞舞着的雪花。在平原上,它只是偶然地随着雨点洒下来 颗,没有落到地面的时候。它的颜色是灰的,不是白色;它的重量像是雨点,并不会飞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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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是一种奢华:且不说酒肉势利,那是说不上朋友,真朋友是相知,但相知谈何容易,你要打开人家的心,你先得打开你自己的,你要在你的心里容纳人家的心,你先得把你的心推放到人家的心里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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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方才从南口回来。天是真热,朝南的屋子里都到九十度以上,两小时的火车竟如在火窖中受刑,坐起一样的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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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回已经说过“什么主义都与中国无干”的话了;今天忽然又有些意见,便再写在下面:我想,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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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师大事件在北京似乎竟颇算一个问题,号称“大报”如所谓《现代评论》者,居然也“评论”了好几次。据我所记得的,是先有“一个女读者”的一封信,无名小,不在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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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恒先生:你的许多话,今天在《北新》上看见了。我感谢你对于我的希望和好意,这是我看得出来的。现在我想简略地奉答几句,并以寄和你意见相仿的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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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人总喜欢说自己爱和平,但其实,是爱斗争的,爱看别的东西斗争,也爱看自己们斗争。最普通的是斗鸡,斗蟋蟀,南方有斗黄头鸟,斗画眉鸟,北方有斗鹌鹑,一群闲人们围着呆看,还因此赌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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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的艰苦,使我们不能不深深的反省:我们的工业、武器,乃至学术、文艺,都有比不上人家的地方,可是,我们也有足以傲人的事,就是我们不怕死,张自忠将军的殉国便是最好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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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夫人编)前几年当代散文家LoganPearsallSmith(皮尔索尔·史密斯)曾把美国哲学大家GeorgeSantayana(桑塔亚那)的著作里最精粹的部分集做一本书(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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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深夜到来,我往往沦入沉思。当炉火奄息,夜寒加重的时候,我往往蜷缩着我自己在我底斗室之中默察着每一个细微的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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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着惨黄的灯光,看着一根根发颤的丝,听得街头渐渐变为沉寂,几乎连一叶落地的声音也竟能听出—于是,我知道夜晚已深,一天,将要过去到远远的望不见的地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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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信用可丧失于一朝一夕一事一语,但培养信用却在平日之日积月累,而不能以一蹴几,故欲凭空一旦取人信用是不可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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濛濛地遮迷了远近的山,悄悄地油绿了郊野的草;不断地在窗外织着一条轻薄闪光的丝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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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在桂林,我看见了我以为就是彭贝末日的那么一种大火。半晴的天,已经全瞑了;顶强烈的风,倒仿佛没有什么动展,整个的空间被黑的烟,白的烟盖得满满的,她们好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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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兄:你还记得在南京,不,在这个广大的世界上,有一个你曾系念过的人:你曾为他祝福,希望他生活下去,得到生活,……并且他也是一直的在系念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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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我不知为了什么,绕着回廊走来走去的踱着,云幕遮蔽了月儿的皎靥,就连小星的微笑也看不见,寂静中我只渺茫的瞻望着黑暗的远道,毫无意志地痴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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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风——卷土扬沙的怒吼,人们所幻想的璀璨庄严的皇城,确是变一片旷野无人的沙漠;这时我不敢骄傲了,因为我不是一只富于沙漠经验的骆驼——忠诚的说,连小骆驼的梦也未曾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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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人惦记着远方的行客,痴情地凝望着天际的云霞。看它幻作为舟,为车,为骑,为舆,为桥梁,为栈道,为平原,为崇陵,为江河,为大海,为渡头,为关隘,为桃柳夹岸的御河,为辙迹纵横的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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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水天茫茫的黄海深处,一个马蹄形的岛子跳出滚滚滔滔的波浪。据白胡子老渔人说:这是很古很古以前,一匹天神骑的龙马腾跃飞奔,在海面上踏出的一个蹄子印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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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完了长期的蛰伏生活,眼看着新黄嫩绿的春天爬上了枯枝,正欣喜着想跑到大自然的怀中,发泄胸中的郁抑,却忽然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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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听说义大利的天就比别处的不同:“蓝天的义大利”,“艳阳的义大利”,“光亮的义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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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三年的书报上,关于文艺的大抵只有几篇创作(姑且这样说)和翻译,于是读者颇有批评家出现的要求,现在批评家已经出现了,而且日见其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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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Schopenhauer先生的话——“无刺的蔷薇是没有的。——然而没有蔷薇的刺却很多。”题目改变了一点,较为好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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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从去年得罪了正人君子们的“孤桐先生”,弄得六面碰壁,只好逃出北京以后,默默无语,一年有零。以为正人君子们忘记了这个“学棍”了罢,——哈哈,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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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表面上好像恐怕于自己不便,其实是恐怕于自己不利,但所设的口实,却往往见得极其公正而且堂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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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庚五月二十八日的《大晚报》告诉了我们一件文艺上的重要的新闻:“我国美术名家刘海粟徐悲鸿等,近在苏俄莫斯科举行中国书画展览会,深得彼邦人士极力赞美,揄扬我国之书画名作,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