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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口到宜昌七月十九，武昌大轰炸，我躲在院外的空地上。炸弹在头上吱吱的叫，晓得必落在附近，也许是以我住的地方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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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载北平使馆区拒绝华人迁入避难。故代鸣不平。）呈为呈请事：窃查明哲保身，先贤垂训，英雄惜命，乱邦不居。公民等生遭末世，时怀戒心，家寄长安，恨乏租界！故每值同室操戈，辄乞安全于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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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苦命人，到处都得受罪。穷大奶奶逛青岛，受洋罪；我也正受着这种洋罪。青岛的青山绿水是给诗人预备的，我不是诗人。青岛的洋楼汽车是给阔人预备的，我有时候袋里剩三个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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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兽们自由的生活着，未必比被人豢养着更快乐。据调查鸟类生活的专门家说，鸟啼绝不是为使人爱听，更不是以歌唱自娱，而是占据猎取食物的地盘的示威；鸟类的生活是非常的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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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济南——在战事上——已差不多成了国防的最前线，可是文艺界反倒热闹起来。原因是（一）本地热心文艺的青年们要及时的在文艺上尽一些宣传上激励的责任，把平日写作的练习变成抗战的一种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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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中，我始终没有搁下我的笔，聊足自慰。可是，不能不感到惭愧的是我并没能写出一篇相当好的东西。有人说我写文章不自辨好坏，而只是瞎碰，碰好即好，碰坏即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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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写过一篇短文，略论文艺与教育的关系。我的意思是教育者万不可忽视新文艺在青年学子中的影响。新文艺的的确确是青年们的精神食粮，凡欲知道青年思想，心理的，就没法把文艺割弃，而还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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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一九三○年春天由国外回到北平，我就想作个职业的写家。这个愿望，可是，直至抗战的前一年才达到。《骆驼祥子》就是我作职业的写家后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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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字数的限制，上期讲西红柿未能讲到“人生于世”，或西红柿与二次世界大战的关系，故须再谈。不过呢，这次还是有字数的限制，能否把西红柿与人生于世二者之间的“然而一大转”转过来，还没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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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国庆节而作在这国庆节的好日子，青年朋友们，让我给你们道喜吧！有毛主席爱你们，关切你们，培养你们，你们今天是多么幸福啊！有毛主席的领导，中国一定会很快的就富强起来，你们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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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药集是从四月廿五日起，一共开半个月——有人说今年只开三天，中国事向来是没准儿的。地点在南券门街与三和街。这两条街是在南关里，北口在正觉寺街，南头顶着南围子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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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家贫，我在初级师范学校毕业后就去挣钱养家，不能升学。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我正作一个小学校的校长。以我这么一个中学毕业生（那时候，中学是四年毕业，初级师范是五年毕业），既没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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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刚住了几天，我已经感到乡间的确可喜。在这生活困难的时候，谁也恐怕不能不一开口就谈到钱；在乡间住，第一个好处是可以省下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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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华北运动会”是在济南举行的。开会之前忙坏了石匠瓦匠们。至少也花了十万圆吧，在南围墙子外建了一座运动场。场子的本身算不上美观，可是地势却取得好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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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来青岛，已是秋天。秋水秋山，红楼黄叶，自是另一番风味；虽未有见到夏日的热闹，可是秋夜听潮，或海岸独坐，亦足畅怀。秋去冬来，野风横吹，湿冷入骨；日落以后，市上海滨俱少行人；未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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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职业的时候，当然谈不到什么计划——找到事再说。找到了事作，生活较比的稳定了，野心与奢望又自减缩——混着吧，走到哪儿是哪儿；于是又忘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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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代表的资格，我随着北路慰劳团到陕甘绥等处去慰劳抗战将士：行二万华里，用时五个月。慰劳工作的经过自有慰劳团撰制正式报告，我现在所要提述的只是我个人的一些观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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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的艰苦，使我们不能不深深的反省：我们的工业、武器，乃至学术、文艺，都有比不上人家的地方，可是，我们也有足以傲人的事，就是我们不怕死，张自忠将军的殉国便是最好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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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信是近代文化病之一，类似痢疾，一会儿一阵，每日若干次。可是如得其道，或可稍减痛苦。兹条列有效办法如下：（一）给要人写信宜挂号，或快邮，以引起注意；要人每日接信甚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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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过这样的一个笑话：有一位欧洲人，从书本上得到一点关于中国的知识。他知道中国人吃饭用筷子。有人问他：怎样用筷子呢？他回答：一手拿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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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的汉奸而外，还有半汉奸。此等汉奸虽未公然卖国通敌，可是他们寝食不忘的是他们个人身家的安全。他们利用他们的地位与金钱，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有个风声草动，他们比谁也跑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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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是我所爱读的月刊之一。每逢接到，我总要晚睡一两点钟，好把它读完；一向是爱早睡的，为心爱的东西也只好破例而不悔。《西风》的好处是，据我看，杂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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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男人工作的地方，也就有妇女工作着，这是今天我们全国的普遍现象。多么美丽的现象啊！是呀，当我在街上走着，我的头时常点一点，表示我的喜悦与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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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来北碚，和赵清阁先生合写剧本——《桃李春风》。剧本草成，“热气团”就来了，本想回渝，因怕遇暑而止。过午，室中热至百另三四度，乃早五时起床，抓凉儿写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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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林语堂先生，头戴纱帽盔，上面两个大红丝线结子；遮目的是一对崂山水晶墨镜，完全接近自然，一点不合科学的制法。身上穿着一件宝蓝团龙老纱大衫，铜钮扣，没有领子——因为反对洋服的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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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八月十三日到济南的。城里能逃走的人已走了许多——据说有二十万左右。十四日，青岛紧张，于是青岛的人开始西来，到济南的自然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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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打算，呕，自己打算有什么用呢！是的，我本打算，即使是完全没用，在武汉住下去，一直住到暴敌败退回去的时候。我不晓得军事，我只相信武汉必不会失陷，所以不打算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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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住在北方，每年年尾祭灶王的糖瓜一上市，朋友们就想到我的生日。即使我自己想马虎一下，他们也会兴高采烈地送些酒来：“一年一次的事呀，大家喝几杯！”祭灶的爆竹声响，也就借来作为对个人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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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成都来，这是第四次。第一次是在四年前，住了五六天，参观全城的大概。第二次是在三年前，我随同西北慰劳团北征，路过此处，故仅留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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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日的北京，人们清晨相遇，不互道早安，而问“您喝了茶啦？”这有个原因：那时候，绝大多数的人家每日只吃两顿饭。清晨，都只喝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