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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年底到现在，我写了不少的东西。写的好与不好是另一问题，不在话下。为什么我能写出不少东西来，是这里所要谈的。这须要与解放前的情形比较一下：在国民党反动派当权的时候，我不能自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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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艺人第二期讲习又结束了，我在此给道喜！在第一期讲习结业的时候，学员们一致的要求再学习，所以就办了第二期。这样，他们在冬天冒着风雪，夏天不畏酷暑暴雨，热心的来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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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伟大标志还在。布局的协调雄伟、城墙、海子、皇宫和寺庙的建筑奇迹仍然保存着。远离喧嚣的大街的谧静也还没变，这正是这座城市巨大的魅力所在，这种谧静只是被鸟鸣、童音和树叶的簌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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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要努力学写剧本我不会写戏。可是，五年来我的主要工作是写剧本。这一来是为多学一点本领，二来是有一股力量推动着我，欲罢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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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经过郑重的不厌其详的讨论，已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热烈地鼓掌吧！跳起来欢呼吧！这是我们全国人民史无前例的一件大喜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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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曲艺》创刊！希望它日新月异，越办越好，成为百花齐放中最美丽的花朵！曲艺的形式很多，传统悠久，我愿《曲艺》亲自动手并发动别人去及早地搜集整理前人留下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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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学们：我刚刚由苏联回来，就接到了你们的信。谢谢你们给我在《熔炉》上说几句话的机会！在苏联，我处处看到：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和文化艺术的丰富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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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了一本话剧，叫作《红大院》，已在北京上演。戏并不怎么好，可是很受市民的欢迎。剧中主要说的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有这种精神的便是进步人物，没有它的便是落后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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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幼身体就不大好。在学校里，运动选手老没有我的份儿。可是，我并不轻视运动。每逢有球赛，我必去看。这个习惯一直留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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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文学帮助了人们性格的成长和心灵的发展，给人们引路，在人们的身上培养了美好的东西，激发人们高尚的情操，教导人们怎样生活得更好，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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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民一向是好客的。对国际友人，我们总是热诚地欢迎，热情地招待，使客人们感到一见如故，增加了友谊。对远道而来的艺术团体，体育代表团等等，我们也总是以鲜花笑脸相迎，而后争先恐后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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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一到“十一”国庆节，我就觉得年轻了一些——不，不止年轻了一些，简直是返老还童，像个孩子了！是，一到国庆，便不禁狂喜！请听明白，是狂喜！要不然，怎会像个孩子呢！您若问，为什么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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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北京解放后最大的变化，是由一个消费的城市，变成了一个生产的城市。因为这样子，家庭生活随着都变了。以前，在这里住的，是做生意的、做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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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病往往离死太近，一想便寒心，总以不患为是。即使承认病死比杀头活埋剥皮等死法光荣些，到底好死不如歹活着。半死不活的味道使盖世的英雄泪下如雨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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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亮先生在这个月里（六月）给我两封信。“文人相重”，我必须说他的信实在写的好：文好，字好，信纸也好，可是，这是附带的话；正文是这么回事：第一封信，他问我的小说写得怎样了？说起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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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讲恋爱，讲革命，讲志愿，似乎天地之间，唯我独尊，简直想不到组织家庭——结婚既是爱的坟墓，家庭根本上是英雄好汉的累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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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看了不少青年朋友们写的小说。其中有很好的，也有很不好的。那些不好的，大概都犯了一个毛病，就是写得太慌忙。“世事多因忙里错”，作文章当然不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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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全面抗战”，并不是一句说着玩的话，而是要每个国民都真刀真枪的往前干。不幸，在弄惯了“等因奉此”的社会里，只求话说得好听，一向是以“说”代替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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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九日晚间，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招待英国写家阿特莱女士。这是个不拘形式的集会，大家随便谈谈，没有那些振铃开会，主席致词等等的官样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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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前的危患，打破了一切书本上的理论：从极度艰苦中杀出活路来，要凭自己的力气与自己的智慧。书本上的知识自有它的价值，可是抱着书本打仗，或抱着书本应付抗战中的任何事工，必少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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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在北碚养病的时候我作了一首小诗：“雾里梅花江上烟，小三峡外又新年；病中逢酒仍须醉，家在卢沟桥北边！”既病，又值新年，故有流离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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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娘家是在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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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年中，每到“七七”，我们必定举行国民献金，这是当然的，因为献金是民气的测验，也是前后方痛痒相关，打成一片的最好的表现方法与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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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兵遇到包围，或其他的危险，便举手投降。他们不死拼。为什么呢？原来美国的议会里只有两党，共和党和民主党。这两党总想争取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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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句话不离本行。”有人问我对第二届国庆节有什么感想，我愿意由自己的工作（文艺）说起；自己本行的事容易说得亲切些。解放以前，我写东西，最注意写得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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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我参加北京市的文艺工作与活动，已经二年多了。就我个人说，参加新首都的文艺工作与活动，使我感到光荣与兴奋。我是个由旧社会过来的“老”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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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俗话：“心心相印”。中苏人民的友谊，我确信，真已达到了“心心相印”的地步。在形成这种心挨着心的关系中，苏联文学作品所起的作用是绝对不可忽略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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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纯洁文艺队伍的运动中，我屡屡听到“真没想到”这句话。我自己也这么说过不止一次。“谁？他也是？真，真没想到！”“真没想到”的事就是向来没那末想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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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写的《论悲剧》，有人提出了些疑问。其实在那篇东西里，我已经交代清楚了：不是提倡悲剧，这也用不着我来提倡，我只是作为一个问题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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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统照先生的逝世是文艺界的很大损失。他为人诚笃，治学严谨；近年来对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建设具有热情。这样的人是死不得的！我们需要他！他与我同岁，自从初识到如今，三十年如一日，始终是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