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既不会打枪,也不会带领人马。想报仇,只有拿紧了我的笔。从“七七”抗战后,我差不多没有写过什么与抗战无关的文字。我想报个人的仇,同时也想为全民族复仇,所以不管我写得好不好,我总期望我的文字在抗战宣传上有一点作用。有的人以为,文艺要过于切近实用,偏重于某一点,则必损失了文艺的从容不迫,或竟至不成为文艺。这,我不愿回答什么,我只知道岳夫子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陆放翁的激昂的诗句,并没毁坏了文艺,而反倒有些千古不灭的正气,使有心人都受感动。我还知道,即使敌人与我个人无仇无怨,可是他抢的是中华的地土,杀的是我的同胞;假若这样的仇恨,还不足激动我的心,我就不算人了,更何有于文艺?我不能再照着王石谷的山水去赞美林壑之美,因为我看到听到我们的山河是被血染红,被火烧焦!我不能再夸赞我窗外的翠竹,因为隔壁已落了炸弹,邻儿的血肉都飞溅到我的窗前!假若我硬闭上眼塞上耳,不见不闻,而依然写“悠然见南山”那样的诗句,我觉得自己既不能再算个有心肠的人,而且我的文字也必都是冰冷的小四方块,即使文艺之神喜欢我这个调调儿,我也宁愿得罪了神仙,而不能不顾及面前的活生生的人。因此,抗战五年来,我不肯去教书,不肯去另谋高就,并不是因为我的写作生活能够使我饱食暖衣,而是因为我要咬住牙,拿住我的笔不放松。这支笔能替我说话,而且能使别人听见,好,它便是我的生命。从一九三○年我就想作个职业的写家,经过抗战,我想连“职业的”三个字也取消,而干脆的说我要永远作个“写家”,因为“职业的”一词含有挣钱吃饱饭之意,而我今天是身无长物,连妻小已都快饿死了。多咱我自己也饿死,我就不能不放下笔;但是在饿死之前,我总要不停的写作,因为我要作个“写家”。
原载1942年12月15日《宇宙风》第一二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