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赤塔後，又是遲滯不進。領事往北京，莫斯科兩方面所發電報，等來等去不得覆音。時時聽歐俄危苦的傳言。車子一時沒有前進的希望。於是我們三人中又發生改變計劃的問題。在哈爾濱時亦因遲遲不行，想留哈研究俄文和共產主義，開春再定計劃。到此聽說赤塔亦可以找一私家（Pension）寄住，於是又發生這一計劃。想在赤塔住下，研究遠東共和國的政體及共產主義，俄文俄語也可以有練習的機會，這是我和宗武兩人的辦法。至於頌華呢，他不習俄文，就想回國。此行沿途都有阻滯，也真焦悶。幸而後來機會好，不然，目的地恐怕就此走不到了。

　　在此等待期間，除爲社會生活調查之外，也曾訪問遠東政府的要人談話。最初我們在遠東電信通信社遇見一波蘭兵官，他稍懂得幾句英文。彼此談起來也很有趣。有一天我們在遠東電信通信社談着，和通信社裏幾位記者說起中東路，他們說，我們最好見一見交通總長。波蘭人欣欣然的說道：“我介紹你們去……”

　　遠東共和國交通總長沙都夫（Chatoff）的辦公室，空堂堂的一間屋子，疏疏朗朗排着幾張椅子。波蘭人不脫帽子大氅，拖着泥腿的爛靴，一闖一闖的就進去了。他坐下，就伸手拿沙都夫桌子上的煙，說聲：“Mojeno？”（可以麼？）就抽起來了。我和頌華兩人就和沙都夫談話。沙氏能說英國話，盛氣凌人的說：“請發問罷！”我們申述來意並說關於中東路問題，哈爾濱工黨聯合會會長也屢次和我們談及，我們表同情於革命的俄國勞動人民，總算還能代表他們正當的利益，在中國輿論界上說幾句話，此來經過赤塔，——還要到莫斯科去呢，——願意知道知道遠東新政府對於中國中東路的政策。他聽說着，“總長”的氣焰漸漸低下去，才和和氣氣的和頌華說：“中東路，赤塔政府決定主張以條約的形式歸還中國，中俄有密切的邦交，必須協力抵抗日本的帝國主義，中東路一旦落於日人之手，大非遠東各小弱國之福……。”我們辭別出來，第二天又由波蘭人介紹見食糧部總長葛洛史孟（Grosman）。葛氏很直率，有誠意，和我們解釋新政府在食糧上的社會政策：“俄國認中國爲全世界最親密的友邦，願意和中國爲同盟國，——遠東共和國尤甚，——竭誠希望和中國通商，不過俄國因爲久受封鎖，貨物甚少，容易發生投機商業，所以不得不以食糧等營業置於國家監督之下。凡是商人都必須呈報存貨的數量，並受政府監督賣價，中國商人如能遵守這兩條件，儘可自由營業。就是日本，亦可以和他通商，只要他拋棄侵略政策。商業之必須受政府監督，並不是什麼社會主義，——遠東國體本是民主共和國。不過投機商人私藏貨物，市面上缺乏的時候，再高價出售，貧苦的勞動人民，就要受餓……”葛氏一面和我們談話，一面辦公事，忙碌得不堪。我們同着波蘭人出來。波蘭人揚揚得意說道：“你看！我們這裏非常之自由平等，‘我要見總長就見總長’，可不是麼！……”

　　當時遠東共和國新成立，國民議憲大會方在召集，暫時只算臨時政府。外交總長克臘斯諾史赤誇夫（Krasnochtchekoff）兼國務總理。我們到赤塔已兩次求見，他正有病，不能會客。一九二一年一月二日，方是新年，忽有外交部部員傳信給我們，說總理請見。當天晚上，我們到他家裏——就在外交部。融融的燈光，映着絲羅的帷幕，穿過客廳，轉入臥室，迎面來一晚裝輕盈的少婦，——克氏的夫人，說着很純熟的英語，和我們說，克氏有病，請勿過於多談，恐怕他勞神。我們進臥室之後，見克氏躺在臥榻，很魁梧的體幹，剛直的面貌，不象俄國人，卻大有美國人的風度。我們問他的問題，早已交給他祕書。他雖覺精神不十分振作，卻一一回答我們的問題，絲毫不棼；——最主要的意思是：“遠東政府，雖有共產黨在內，然依本國經濟組織，決採共和民主政體，不日召集國會——‘國民立法大會’——着手於新國家之建設事業。遠東對蘇維埃俄國的關係，是一協約的同盟國，一切自主，唯外交得與莫斯科政府協商。對於中國，竭誠希望締結密切的友誼的條約……”其餘無關緊要，已有頌華的通信，此地再多談，也無意味。克氏談吐非常之誠懇，說到意思重要的地方，雖言語喘急，還盡以英俄文重複再四解釋。時候已是九十點鐘，我們道謝告辭出來。祕書對我們說，他們的國民立法大會，是採普選制的，凡十八歲以上的男女，不論財產的多寡，都有選舉權，這次選舉，共產黨很有把握。……

　　“社會生活切近的感受，再比之於‘外交式’的考察，使我得一結論：如其僅僅爲政治外交上的交涉，大關節目的考察，或是有了‘抽象名詞愛’的社會調查家，那麼，就是重要人物的談話，參觀，訪問也就足夠足夠了，——況且這是‘新聞記者’的責任；假使除此之外，還想爲實質社會生活的瞭解，要了解人類文化意義之切實隱掩的深處，以至於人生的價值，個人與社會間的精神物質兩方面的結構，那就不如以一無資格的‘人’，浸入於所要考察的社會裏，一方面又得於考察時，提出自己的觀點，置之於可能的最高限度的客觀地位上，然後所得才能滿足自己的希望，——寧可比較的不完全些，不廣泛些。”——所以我決定從此多留意於我自己冥求人生問題答案的目的，至於“新聞記者”的責任，只能在可能的——我的精力限度以內略略盡一些罷了。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到赤塔後，一晃又是十多天，雖則我們一方面爲社會生活的調查，一方面做新聞記者“官樣的”事務，足以安慰我的“失業苦”，然而我們同領事同行，同住在一車上，談及中俄外交，所聆諸位領事的清教，又是“純粹的中國式答案”：一面說得太抽象的，無着落的結論——“貪”“廉”，“愛國”“賣國”，這公使是“好人”“壞人”；一面又說得太具體的，無原則的事實——“俄國人不請吃飯，看不起他，”“俄國不信他的話，什麼什麼事不和他表同意。”不能回答我，中國外交界方面在某一時期，處什麼地位，取什麼態度。（譬如說：克倫斯基政府時，中國公使是中立，還是承認？）亦不能回答我，中國外交方面對俄革命有什麼具體的意見，留俄華僑當如何處置。（譬如說：陳領事去莫，將行使何種職務，負何等外交上的責任？）亦許他們掩藏，而實在他們自己也不懂。同時，日常一處起居，無謂的應酬話：“我在北京那天打麻雀輸多少多少……”等，——這是我所謂中國式的實際社會生活，——因爲彼此漸漸親狎，也就得費許多寶貴的光陰去聽他。可是就中卻知道了中國外交界幾件逸事——笑話！

　　陳廣平領事在哈爾濱時，預先付印留俄華僑的護照。那一天護照印好了，印刷局的人送來，陳某趕緊慌慌張張匆匆忙忙的把他收起來，鎖好，又打開，打開又鎖上。到了晚上，陳某又把箱子打開，翻看護照，忽然拿着一張，一掀一掀的給劉守清看，說道：“到了莫斯科，這就是鈔票呵！……”護照費的意義原來如此。我現在想象，他說這話時的笑容，還儼然如在目前呢。

　　那時的赤塔管尚平領事，以前在伊爾庫次克領館裏，因爲和館員分護照費不均勻，相打起來，因此撤差。現在在赤塔和商會（華僑會）倒還合得攏。反正赤塔亦沒有別國領事，盡他一人，和遠東攪罷。我還記得他第一次和我談話，灰白色的頭髮，皮笑肉不笑的臉，打着無錫調的官話，和我這常州人談話呢：“赤塔這樣亂，幸而好，僑商一毫沒受損失……幸而好，……哈哈哈！”唉！官僚！官僚！

　　這種絕對兩個世界的人，——無經驗的青年和陳死人的官僚，——相處在一起，日日談些面是心非的話，精神上的痛苦，固然很大，卻還可以藉此一窺中國舊生活的內幕。赤塔的生涯也便如此。寒風凜冽，西伯利亞的色彩已鮮明瞭；“民主共和的”中國的代表，亦決定日期起程前去，叩蘇維埃的，社會主義的俄國的大門了。一九二〇年完了；一九二一年開始了。赤塔車站上鮮明的中國國旗，時時映照“民主共產”的遠東之窮苦國民的顏色，他們寒顫顫擁着泥爛敝裘，挽着筐子籃子，對着“銀燭”高燒的中國專車，聞着“朱門”的酒肉臭呢。“中國人過年了。”在這時卻還要些點綴，赤塔領事館和莫斯科領事循例道賀。這還不算。“中國的”消遣品——麻雀牌，牌九之類——非得請出來“以光佳節”不可！於是我更落於精神的監獄裏：一面不得不應酬應酬他們，一面心上掛念着種種須整理的材料。

　　赤塔共產黨委員會送我們許多書籍雜誌，我在他們賭博的餘暇中，勉強翻閱翻閱。所得如《俄羅斯共產主義黨綱》，如第三國際之雜誌《共產國際》，《社會主義史》等，披閱一過，才稍稍知道俄共產黨的理論。新年過了，一月四日，啓程的諸事停妥，又開車西進。一切停滯的計劃都打消，安心向目的地進行罷。哈爾濱得空氣，滿洲里得事實，赤塔得理論，再往前去，感受其實際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