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初得到確實消息，謝美諾夫的兵已敗退，日本人出來調和，護送謝氏到沿海濱省，滿洲里方面總算肅清了。我們行期，好容易有一點希望。一鼓作氣從北京到哈爾濱，忽然中途停頓了這五十多天，銳氣恐怕有所消磨。得着這種消息，勃勃的生氣又振作起來。去看了陳廣平，知道他的專車已經辦妥，行期也定在十二月七日離哈爾濱。

　　啓程了，啓程了！向着紅光裏去！蘇維埃俄國，是二十世紀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究竟如何情形，雖有許多傳說，許多宣傳，又聽見他們國內經四年歐戰三年內亂，總不知詳細，只是向着自由門去，不免起種種想象。此去且要先經新造的民主主義的遠東共和國，——爲蘇維埃俄國之緩衝地，行民主主義制度而執政黨是共產黨——布爾塞維克；亦是研究的興趣盎然。快走了！快走了！快到目的地了！蘇維埃制度，——無產階級獨裁機關，——共產主義——馬克思經濟學的社會主義，可以有研究的機會了！而還沒有研究。請先得共產黨一點空氣（atmosphere），迴轉去說一說哈爾濱工黨聯合會慶祝十月革命紀念的盛況。

　　十一月七日是彼得城發生世界上第一次無產階級革命的日子（俄國向用希臘歷，比西曆遲十三天，十一月七日乃俄歷十月二十五日，所以謂之“十月革命”）。我當時還在行止未定，得一俄國友人的介紹去參觀他們的慶祝會。會場是哈爾濱工黨聯合會預備開勞工大學的新房子，那天居然得中國警察廳的許可，召集大會。會場里人擁擠得不了，走不進去。我們就同會長商量，到演說壇上坐下。看壇下擠滿了的人，宣佈開會時大家都高呼“萬歲”，鬨然起立唱《國際歌》（International），聲調雄壯得很。——這是我第一次聽見《國際歌》，到俄國之後差不多隨處隨時聽見，蘇維埃俄國就以這歌爲國歌。演說的慶賀蘇維埃政府，俄羅斯共產黨，第三國際（Ⅲ International），世界革命。末後又得赤塔遠東新政府亦在這一日宣告正式成立的消息，還有從莫斯科剛到的一個共產黨報告，大家更激昂慷慨，歡呼萬歲。最有意思的是：一少數黨代表宣言中東路一帶少數黨以至於赤塔，趁此不參與多數黨反對的策略，在遠東方面兩黨可共同協濟。其時有一社會革命黨宣言的意思，“大致也相彷彿”，可是他指摘多數黨許多謬誤，甚至於說他專制殘酷。壇下就陡然起“嘶……嘶……”的斥罵聲……。大會完之後我們就到俄國友人——一多數黨——家裏去晚宴。屋子裏放着盛筵，電燈上包着紅綢，滿屋都是紅光，紅光裏是馬克思，列寧，杜洛次基的肖像。吃飯的時候，大家痛飲歡呼。席中有許多俄國女郎，靠我坐的身上香氣濃郁，都湊近來問中國，北京，上海的風俗人情，絮絮不已。忽然席間來了一位剛從莫斯科到此的共產黨，又站着演說：“我們在此地固然還有今夕一樂，莫斯科人民都吃黑麪包，還不夠呢。……共產黨擔負國家的重任，竭力設法……大家須想一想俄國的勞動人民呵。……”我因問和我談話的女郎是不是共產黨，他回說不是，然而是對於共產黨表同情的。他卻問：“你是共產黨不是？中國政黨有多少，有象我們共產黨這樣大的沒有？”我說中國政黨的情形，又說：“中國社會黨還沒有正式成立的，只有象你們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時的許多研究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會。”他道：“中國政黨原來這樣，難道只有張作霖一個人管政事麼？……”酒闌興盡，站起身要回寓，頌華卻因不懂俄國話，和一個剛來的人談英文，那人聽說羅素已到北京，想趕去聽講，卻很傾向於基爾德社會主義呢。我叫着頌華回去。十月革命的慶賀算完，要待到莫斯科過第二次十月革命紀念了。

　　啓程的日期已到，陳廣平卻又遲延。他說從哈爾濱到莫斯科雖是專車，恐怕勞農政府要車費，一個人約摸要三四百塊錢，我們沒法，三人共給他一千元，又因莫斯科食糧缺乏，託他買了一百元面。——那一千塊錢，後來到了莫斯科四五個月之後，陳廣平說：“哈滿運面費二百二十六元，我雖沒付出，外交部一定要在公費內扣算的，還有，‘什麼要多少錢，什麼要多少錢，’我算來該還你們四百五十幾元。……頌華已經拿去五十五元。這裏有蘇維埃錢四百零七萬盧布（其時一萬七八千蘇維埃錢才能兌一塊中國錢），請你們收了，寫張收條罷。……”這一千元的公案是這樣完結的。我們赴俄，知道那時俄國禁止商業，沿站什麼也沒有買的，自己備了火酒爐，陳廣平又答應我們共同吃飯。後來算賬，他卻要了我們買的面十鋪德（中國秤合有三百斤面），算三個人在車上一個半月的伙食。帶的面居然大有用處。我們後來在莫斯科的食用消費都靠他。這都是後話。

　　十二月八日才搬到專車上住下。又等兩天方纔動身。那幾天料理一切，交旅費，買食糧，委瑣不堪的事情使人煩惱。這才嘗着現實社會生活的滋味。所以說：世故，人情，經驗。原來是不懂得世故人情，沒有經驗，就該受騙。懂世故人情，有經驗的人都受過“騙的教育”。我卻後悔不曾多受幾年東方古文化國的社會教育，再到“泰西”去。

　　十二月十日開車，又離哈爾濱往北去了。

　　同車一共六個人，我們同伴三個，莫斯科領事館三個。在車上沒有事就隨便談話。這次旅俄“和領事同行”有很重要的意義。一方面因此略知中俄外交以前的經過，中國在俄的外交界向來的態度，在俄京外交團裏的地位，在俄國華僑裏的口碑。別一方面，截然兩個世界兩個社會的人聚在一塊，精神上的接觸，發生種種的痛感，絕不投機的談話，費了無限的寶貴光陰，雙方各自隱匿了真面目，委蛇周旋也奪去我不少精力。

　　俄國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之後，中國公使劉鏡人和協約國外交代表取一致行動，留在彼得城沒有什麼作爲。其時華僑的事情，一半卻還是華僑聯合會辦的。華僑聯合會會長那時就是現在的副領事劉守清。守清自己說，他留學彼得城莫斯科前後好幾年。中國公使館在俄京外交團向來有一種特別態度。人家在外交上總有跳舞會等的交際，中國公使不但習於沉靜的生活，而且以節省交際費起見，常處於隔離的狀態。守清當留學生的時候，有事情就到使館抗議，公使見着留學生作向例的懼態——守清自己說的，很可一笑呵。戰時俄國華僑困苦，北京曾經募捐十萬元接濟，其時還是黎元洪總統時代，老黎亦捐了不少錢。捐款到劉鏡人手裏，聽說吞沒了一個大大半，至今沒有下落。可憐中國的窮苦僑民，一點兒沒有受着國內資產階級的慈善家之些許恩惠。十月革命一起，公使團退出彼京，別國公使多少總料理自己僑民歸國，或是自己帶着走。中國公使自己得了一輛專車，趕緊偷着就跑，生恐僑民和他“糾纏”；有些留學生得信早的，擠上了同走，公使卻想向他們討車費，禁不起一番抗議，也就罷了。那時戰事緊急，槍林彈雨裏劉公使固然得逃了一條性命，貧困的僑工十數萬人——除了華僑會救出一些之外——至今轉側困苦，飢寒凍餒呵。談及這一次總領事的赴莫，原是兩年前華僑會舉劉守清爲代表到京請願的結果。此去的職任，第一就是遣送華僑歸國。我聽說陳總領事以前在劉鏡人公使館前後七年。談起來才知道，他非但對於俄國文化絲毫不瞭解，外交政治上的大勢也不知道，連幾句普通的俄國話也就有限得很——簡直一句都說不完全。中國本和蘇維埃俄國還沒有條約的關係，領事到後，還不知行使什麼樣的職權呢。

　　我們離哈爾濱往西北進，沿途經過齊齊哈爾等站，穿行黑龍江全省向滿洲里進發。途中和領事等談話外，就和頌華商量調查俄羅斯的方法。新聞記者的職任，照實說來，我是無能力的；頌華說：“我們此行，本是‘無牛則賴犬耕’，盡我們自己的力量罷了。”可憐中國現代的文化，這種調查考察一國文化，一種新制度，世界第一次的改造事業，卻令我這學識淺薄，教育不成熟的青年擔負，——這是人才的饑荒。我與頌華說，請他負通信事務指導的責任，我當竭力幫助，——成敗不問，盡力而已。我個人呢，定了一勉力爲有系統的理論事實雙方研究的目的。研究共產主義，俄共產黨，俄羅斯文化。車已離哈，從此漸入佳境，也就漸漸感覺責任的斤量。

　　閒着無聊，望着車窗一片雪色，往往幾十裏內絕無人煙，令人感慨。西伯利亞直貫滿洲的鐵道，歐亞大陸的血脈，幾十年才墾出這點荒地。地力的開發，還存着莫大的富源，何以中國自己鬧人滿之患，卻等別人來經營呢。盲目的資本主義的經濟，生產消費分配，一件都不能有計劃的。滿哈道上沿站多少都有存積的糧食，原來自從西伯利亞和中國的商務關係斷絕，交易就停滯。世界經濟整個的身體裏，血脈忽然不流通，自然就成臃腫的病狀。沿站一堆一堆禾麥，蓋着積雪，愁慘慘對着淒涼的天色，好一似病人四肢困頓——南邊遏於“南滿鐵道的手銬”，北邊鎖着“謝美諾夫的腳鐐”——血氣壅滯，顏色死灰，奄奄就斃了。車行飛掠，聽着狂吼的北風，震顫冰天雪窖的嚴壁，“紅色恐怖”和東方太陽國的財神——資本主義——起劇烈的搏戰，掀天動地呢。

　　十二月十三日晚到滿洲里站，那天正是中國邊防處派駐俄軍事代表張斯麐中將回國，亦到滿洲里站。我們見張斯麐，據他說，中俄外交本是極有希望的，可惜中國政府畏葸，沒有確定的計劃方針：“俄莫斯科政府，很願意放棄一切帝國時代所侵略的權利，和中國開始友誼的談判，恢復通商。……政府不給我以全權，我的事情也是辦得有頭無尾。俄政府招待外國代表向來是非常之優待的，——我亦在優待之列。不意‘段督辦’一倒，中央政府特電倫敦，說我不是正式代表，勞農政府幾乎當我是間諜，……一切開始的交涉都成泡影……”中國僑民在俄國的確很困苦。可是，中國人對於法紀，“政府”的抵抗力，好一似生物學裏所謂“抗毒素”，是中國人天性中的特質。勞農政府在軍事時代採嚴厲的集權制，正在禁止投機商業（speculation），中國奸商卻還趁機作惡，竟有賣鴉片的；或者呢，簡直入共產黨，以便倚勢妄爲；窮極無聊的困獸，也有去當紅軍的——在南俄最多——施其殘忍殺掠。就是張斯麐的隨員中也有因爲投機商業而被捕入獄的。這都是張斯麐的隨員，其中有我俄文館的老同學，隨便談及的，也有以後在俄國華僑中聽見的。如此嚴厲的政制之下，中國人仍有取巧作弊的本領，真是天賦。“社會力強制的非正道的抑遏天性的制裁，所得幾千年的遺毒，就成爲個性橫溢於邪道的本能呵。”

　　和張斯麐中將同回國的，還有一位旅俄華工聯合總會會長劉紹周。他是在俄留學生最出色的一個人才。他曾經對我們說許多華僑的事情；還有關於共產主義的：歐俄經過三年大戰四年內亂，經濟狀況破壞得不了。那時卻正是由軍事時代過渡於和平時代的關鍵。藍格爾已經敗退，東納（Don）煤區已入赤軍之手，從此波蘭戰事亦已停止，可以努力於經濟改造了。當時——據劉君說——已比一九一九年冬天，人民生活要好得多。國內三種人：一，兵及工人，國家所最注意的，二，農民，是當時俄國中最富有的。三，智識階級，也有很苦的，也有受優待的。至於一九一九年冬天劉君還吃過兩個月馬食料呢。蘇維埃俄國現在學校不收費，兒童公育。可是國家窮困，經費不足，一時也不能普遍，成績不能十分好。……

　　自從到哈爾濱一個半月，先得共產黨的空氣，現在到了滿洲里能遇着劉君紹周，得知勞農政府的事實上的經濟狀況。可惜於研究學問的過程中，不得不受實際社會生活的影響，耗我精力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