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的開始，是我誕生的時候，正是中國史上的新紀元。中國香甜安逸的春夢漸漸驚醒過來，一看已是日上三竿，還懶懶的朦朧雙眼欠伸着不肯起來呢。從我七八歲時，中國社會已經大大的震顛動搖之後，那疾然翻覆變更的傾向，已是猛不可當，非常之明顯了。幼年的社會生活受這影響不小，我已不是完全中國文化的產物；更加以經濟生活的揉挪，萬千變化都在此中融化，我不過此中一份而已。

　　二十年來思想激變，一九一一年的革命證明中國舊社會的破產。可惜，因中國五十年的殖民地化使中國資產階級抑壓他的內力，遊民的無產階級大顯其功能，成就了那革命後中國社會畸形的變態。資產階級“自由平等”的革命，只賺着一輿臺奴婢匪徒寇盜的獨裁製。“自由”“平等”“民權”的口頭禪，在大多數社會思想裏，即使不生復古的反動思潮，也就爲人所厭聞，——一激而成厭世的人生觀：或是有託而逃，尋較遠於政治科學的安頓心靈所在，或是竟順流忘反，成綺語淫話的爛小說生涯。所以當我受歐化的中學教育時候，正值江南文學思想破產的機會。所謂“歐化”——死的科學教育——敵不過現實的政治惡象的激刺，流動的文學思潮的墮落。我江蘇第五中學的同學，揚州任氏兄弟及宜興吳炳文都和我處同樣的環境，大家不期然而然同時“名士化”，始而研究詩古文詞，繼而討究經籍；大家還以“性靈”相尚，友誼的結合無形之中得一種旁面的訓育。然而當時是和社會隔離的。後來我因母親去世，家庭消滅，跳出去社會裏營生，更發見了無量無數的“？”。和我的好友都分散了。來一窮鄉僻壤，無錫鄉村裏，當國民學校校長，精神上判了無期徒刑。所以當時雖然正是袁世凱做皇帝夢的時候，政治思想絕對不動我的心懷。思想復古，人生觀只在於“避世”。

　　唯心的厭世夢是做不長的。經濟生活的要求使我尋揚子江而西。舊遊的瓜洲，惡化的秦淮，長河的落日，皖贛的江樹，和着茫無涯涘的波光，沉着渾噩的波聲，滲洗我的心性，舒暢我的鬱積，到武昌尋着了純哥，飢渴似的智識欲又有一線可以充足的希望。——飯碗問題間接的解決法。同時卻又到黃陂會見表兄周均量，詩詞的研究更深入一層；他能輔助我的，不但在此，政治問題也漸漸由他而入我們的談資。然而他一方面引起我舊時研究佛學的興趣，又把那社會問題的政治解決那一點萌芽折了。這三四個月的旅行，經濟生活的要求雖絲毫沒有滿足，而心靈上卻漸漸得一安頓的“境界”。從此別了均量又到北京，抱着入大學研究的目的。當時家庭已經破碎，別無牽掛，——直到如今；——然而東奔西走，象盲蠅亂投要求生活的出路，而不知道自己是破產的“士的階級”社會中之一社會現象呵！

　　從入北京到五四運動之前，共三年，是我最枯寂的生涯。友朋的交際可以說絕對的斷絕。北京城裏新官僚“民國”的生活使我受一重大的痛苦激刺。厭世觀的哲學思想隨着我這三年研究哲學的程度而增高。然而這“厭世觀”已經和我以前的“避世觀”不相同。漸漸的心靈現象起了變化。因研究國故感受興趣，而有就今文學再生而爲整理國故的志向；因研究佛學試解人生問題，而有就菩薩行而爲佛教人間化的願心。這雖是大言不慚的空願，然而卻足以說明我當時孤獨生活中的“二元的人生觀”。一部分的生活經營我“世間的”責任，爲自立生計的預備；一部分的生活努力於“出世間”的功德，做以文化救中國的功夫。我的進俄文專修館，而同時爲哲學研究不輟，一天工作十一小時以上的刻苦生涯，就是這種人生觀的表現。當時一切社會生活都在我心靈之外。學俄文是爲吃飯的，然而當時吃的飯是我堂阿哥的，不是我的。這寄生生涯，已經時時重新觸動我社會問題的疑問——“人與人之關係的疑問”。

　　菩薩行的人生觀，無常的社會觀漸漸指導我一光明的路。五四運動陡然爆發，我於是捲入旋渦。孤寂的生活打破了。最初北京社會服務會的同志：我叔叔瞿菊農，溫州鄭振鐸，上海耿濟之，湖州張昭德（後兩位是我俄文館的同學），都和我一樣，抱着不可思議的“熱烈”參與學生運動。我們處於社會生活之中，還只知道社會中了無名毒症，不知道怎麼樣醫治，——學生運動的意義是如此，——單由自己的體驗，那不安的感覺再也藏不住了。有“變”的要求，就突然爆發，暫且先與社會以一震驚的激刺，——克魯撲德金說：一次暴動勝於數千百萬冊書報。同時經八九年中國社會現象的反動，《新青年》《新潮》所表現的思潮變動，趁着學生運動中社會心理的傾向，起翻天的巨浪，搖盪全中國。當時愛國運動的意義，絕不能望文生義的去解釋他。中國民族幾十年受剝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況味。帝國主義壓迫的切骨的痛苦，觸醒了空泛的民主主義的噩夢。學生運動的引子，山東問題，本來就包括在這裏。工業先進國的現代問題是資本主義，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國主義，所以學生運動倏然一變而傾向於社會主義，就是這個原因。況且家族農業經濟破產，舊社會組織失了他的根據地，於是社會問題更復雜了。從孔教問題，婦女問題一直到勞動問題，社會改造問題；從文字上的文學問題一直到人生觀的哲學問題；都在這一時期興起，縈繞着新時代的中國社會思想。

　　我和菊農，振鐸，濟之等同志組織《新社會》旬刊。於是我的思想第一次與社會生活接觸。而且學生運動中所受的一番社會的教訓，使我更明白“社會”的意義。社會主義的討論，常常引起我們無限的興味。然而究竟如俄國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響，隔着紗窗看曉霧，社會主義流派，社會主義意義都是紛亂，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閘，一旦開放，旁流雜出，雖是噴沫鳴濺，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其時一般的社會思想大半都是如此。我以研究哲學的積習，根本疑及當時社會思想的“思想方法”。所以我曾說：“現在大家，你說我主張過激，我說你太不徹底，都是枉然的……究竟每一件東西，既是我們的研究對象，就得認個清楚；主觀客觀的混淆，使你一百年也不能解決一個小小的問題。……”雖然如此，我們中當時固然沒有真正的“社會黨”，然而中國政府，舊派的垂死的死神，見着“外國的貨色”——“社會”兩個字，就嚇得頭暈眼花，一概認爲“過激派”，“布爾塞維克”，“洪水猛獸”——於是我們的《新社會》就被警察廳封閉了。這也是一種奇異現象，社會思想的變態：一方面走得極前，一方面落得極後。

　　此後北京青年思想，漸漸的轉移，趨重於哲學方面，人生觀方面。也象俄國新思想運動中的煩悶時代似的，“煩悶究竟是什麼？不知道。”於是我們組織一月刊《人道》（Humanité）。《人道》和《新社會》的傾向已經不大相同。——要求社會問題唯心的解決。振鐸的傾向最明瞭，我的辯論也就不足爲重；唯物史觀的意義反正當時大家都不懂得。《人道》的產生不久，我就離中國，入餓鄉，秉着刻苦的人生觀，求滿足我“內的要求”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