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浪在他脚下冲击着零乱的石堆。从遥远的土耳其吹来的干燥的海风吹着他的脸。海港沿岸是个不规则的弓形，由一条用钢筋水泥筑成的防波堤挡着海浪。连亘的山脉伸到海滨就中断了，城郊那些白色的小房子一直排列到很远的山顶上。

　　城外那座古老的公园里很静。秋风扫下来的枯黄的枫叶缓缓地飘落在很久不修理的、长满杂草的小径上。

　　一个波斯老马车夫把保尔从城里拉到这儿来；当他扶着这个奇怪的乘客下车的时候，他禁不住问道：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这儿没有姑娘，又没有戏院，只有豺狼。一个人逛……你要在这儿干什么呢？我真不明白！还是让我拉你回去吧，同志先生！”

　　保尔付了车钱，那老头也就走了。

　　公园里一个人也没有。他在海边找了一个长凳子坐下，让那已经不太热的阳光照着他的脸。

　　他特地跑到这僻静的地方来，为的是回顾他的生活历程以及考虑今后怎么办。现在已经到了进行总结和做出决定的时候了。

　　他第二次回来，使丘查姆家的冲突极端尖锐化了。那老头子听说他来了，非常愤怒，在家里引起了一次可怕的争吵。领导这次反抗的自然是保尔。老头儿突然遭到了他老婆和女儿们的强烈反攻。从保尔第二次回来的第一天起，全家就分成两个敌对的和互相仇视的阵营。通到老头子那边去的门已经钉上了，把侧面一间小房租给保尔住。房钱预先付给老头子。他似乎很快就坦然了，因为两个女儿既然同他断绝了关系，他就不必再负担她们的生活费。

　　为照顾面子，她们的母亲还和老头子住在一起。老头子从来不到年轻的人们那一面去，他不愿意碰到那个可恨的人，可是在院子里，他却像火车头一样地喘着粗气，表示他是这里的主人。

　　老头子在没到合作社工作之前，会两门手艺——鞋匠和木工活，现在把板棚改成了作坊，一有空就做这两项行当，弄一点零钱。后来，为了跟他的房客作对，他就把工作台移到保尔房子的窗户底下，拼命敲着钉子。老头子很开心，他知道这样可以妨碍保尔读书。他时常低声狠狠地自言自语地说：

　　“你等着好了，我一定要把你轰出去……”

　　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汽船的烟柱像一条黑云似的在舒展。成群的海鸥嘶叫着向大海冲去。

　　保尔两手抱着头，陷入了沉思。他的一生，由幼年到现在，一幕幕地在他眼前闪过。他这二十四年的生活过得好呢，还是不好？他一年又一年地回想着，像一个铁面无私的法官似地检查着自己的生活。结果他非常满意，认为他的生活过得还不算怎么坏。但是也犯过不少的错误，这都是由于缺乏经验，由于年轻，然而大半还是由于无知。最主要的是在火热斗争的年代他并没有睡觉，在争夺政权的残酷斗争中，他找到了自己的岗位，而且在那革命的红旗上，也有他的几滴鲜血。

　　他在力量完全丧失以前并没有离开队伍。现在，他被打伤了，不能坚守阵地了，他只剩下了一条路——进后方的医院。他记得在华沙附近大战时，一粒子弹射倒了一个战士。他摔下马，倒在地上。同志们连忙扎好他的伤口，把他交给救护人员，马上又去追赶敌人。骑兵队伍并没有因为丧失一个战士而停止前进。在为了伟大的事业而进行的斗争中，就是这样的，而且也应当这样。不错，也有过例外。他就看见过一些无腿的机枪手，坐在拉着机枪的车上——这是敌人最怕的人们，他们的机枪给敌人送去死亡和毁灭。他们那钢铁一般的意志和锐利的目光，使他们成为各团队的光荣。但是像他们那样的人不多。

　　现在，他受了重伤，永远没有归队的希望了，他应该怎样来处置他自己呢？他不是已经逼得巴扎诺娃吐露了真情吗？那么往后怎么办呢？这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像无底的深渊出现在他面前。

　　他既然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战斗的能力，为什么还要活着呢？在现在和在凄凉的将来，他将怎样才能证明自己生活得有价值呢？用什么来充实这生活呢？光是吃喝和呼吸吗？只做一个无用的旁观者，看着同志们在战斗中向前猛进吗？成为队伍的累赘吗？他应不应该毁掉这个背叛了他的肉体呢？朝心口打一枪——一切难题都解决了！以往既然能够生活得不坏，现在就应当在适当的时间结束这个生命。谁能责备一个不愿意作绝望呻吟的战士呢？

　　他的手在口袋里摸着勃朗宁的光滑枪身，指头习惯地握住了枪柄。他慢慢地抽出手枪来，大声对自己说：

　　“谁能想到你会有今天哪？”

　　枪口轻蔑地对着他的眼睛。他把手枪放在膝上，狠狠地骂着说：

　　“朋友，这是假英雄！任何一个笨蛋都会随时杀死自己！这是最怯懦也是最容易的出路。活着有了困难——就自杀。你有没有试试去战胜这种生活？你已经尽了一切力量来设法冲出这个铁环吗？难道你已经忘记了在诺沃格勒-沃伦斯基附近一天做过十七次的冲锋，而终于排除一切困难攻克了那个城市吗？把手枪藏起来，永远不要让别人知道你有过这种念头。即使生活到了实在是难以忍受的地步，也要活下去，使生命变得有益于人民！”

　　他站起来走到大路上。一个赶着牛车到镇上去的山里人搭载了他。到了镇上，他在一个十字路口买了一份当地的报纸。报上登着城里党组织在杰米扬·别德内依俱乐部开会的消息。那天，他直到深夜才回去。他没有想到他在那次积极分子会议上的发言竟是他最后一次在大会上的演说。

　　达雅还没有睡。她很着急，因为保尔出去了那么久没回来。他发生了什么事吗？他到哪儿去了？她今天看出来在保尔眼里有一种往常所没有的冷酷的表情。他很少说到他自己，但是她感觉到他正在遭受着什么不幸。

　　她母亲房里的钟敲了两下的时候，她听见栅栏门响了一声。她披上一件短上衣就跑去开门。廖莉亚正在自己的房里熟睡，喃喃地说着梦话。

　　达雅看见保尔回来了，十分高兴，等他一走进门廊，就低声对他说：

　　“我正在为你着急呢。”

　　保尔也低声回答说：

　　“达雅，亲爱的，我是到死也不会出什么事的。怎么，廖莉亚睡了吗？你知道，我一点也不想睡。我要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你。我们到你房里去吧，要不我们会吵醒廖莉亚的。”

　　达雅踌躇了一下。这怎么行？在深夜里和他对谈？要是母亲知道了，她会怎样想呢？然而她不能对他这样说，他会难过的。而且，他究竟要告诉她什么呢？就在她这样想着的时候，她已经把保尔带进了自己的房间。

　　“达雅，是这么回事。”他们坐在黑暗的房间里，互相离得那样近，她甚至可以感觉到他的呼吸。他压低了声音说：“生活变得有时让我也觉得奇怪。这些日子我的心情非常坏。我不知道我以后在世上怎样生活下去。我有生以来从没有像这些日子这样心情沉重。可是今天，我召集了一次我个人的‘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一个极端重要的决议案。我把这些告诉你，你可不要觉得奇怪。”

　　他把他最近几个月来的全部心情，以及他在城外公园里的大部分想法都告诉了她。

　　“我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我要说到最重要的部分了。你们的家庭纠纷还刚在开始。你应当离开这儿，到空气新鲜的地方去，尽可能离这个窝远一点儿，开始过新的生活。我既然卷入了这场斗争，就得干到底。你我两人的个人生活现在都没乐趣。我已经决心给它放一把火。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愿意作我的伴侣，我的妻子吗？”

　　达雅一直非常激动地听着他的话，听到最后这一句，因为完全出乎她意料之外，她吓了一跳。他接着又说：

　　“我不是要你今天答复我，达雅。你得好好想一想。你当然不明白，我这个人怎么能这样，一点也没有像平常人做的那样，献殷勤，说花言巧语，直接就向你提出这个要求。可是那种花言巧语有什么用处呢？这儿是我的手，你瞧，小姑娘，在这儿。要是你这次相信了，那么，你是不会受骗的。我有许多你所需要的东西，同样，你也有许多是我所需要的。我已经决定：我们的结合要一直继续到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个，我一定要帮助你做到这一点，要不我就一钱不值。在这之前，我们不应当破坏我们的结合。一到你长成了，你就可以不受任何束缚。谁知道，也许我有一天会变成一个完全的废人。你记住，到了那时候，我决不拖累你。”

　　他停了一下，然后又用一种温和而亲切的声音说：

　　“现在，我把我的友谊和爱情献给你。”

　　他始终握着她的手指头，而且是那样的镇定，就像她已经同意了似的。

　　“你永远不会遗弃我吗？”

　　“达雅，口说不足为凭。你只相信一点好了——相信像我这样的人是不会背叛朋友的……但愿别人也不背叛我。”他痛苦地结束了他的话。

　　“我今天什么也不能对你说，”她说，“这一切太出乎我意料之外了。”

　　他站起来说：

　　“睡吧，达雅，天就快亮了。”

　　他回到自己房里，没有脱衣裳就躺下去，头一挨着枕头，立刻就睡熟了。

　　在他房间靠近窗台的桌子上，堆着几摞由党委图书馆里借来的书、一叠报纸和几本记得满满的笔记本。还有房东借给他的一张床、两把椅子。在通到达雅房间的那扇门上，挂着很大一幅中国地图，上面插着许多小黑旗和小红旗。当地党委会答应把党委资料室的书供保尔阅读，此外，他们还同意请城内最大的港口图书馆主任经常作他的学习辅导员。不久，他就开始从那里借来大批书籍。廖莉亚看见他一天到晚念书，记笔记，只在吃饭时候才停一会儿，她总觉得惊奇。每天傍晚，他都是和那姐妹俩在廖莉亚房里度过。他时常把他读过的东西告诉她们。

　　老头子每次在午夜过了很久以后到院里去，总是看见他这位讨厌的房客的护窗板缝里有一线灯光。他轻轻地走到窗前，从窗板缝向里一看——保尔正在那里埋头读书。

　　“别人都睡了，可是这个屋子的灯总是整夜点着。他在家里晃来晃去，就像当家的一样。两个黄毛丫头也开始跟我犟嘴了。”老头子很不高兴地这样想着，又走开了。

　　保尔能有这么多的闲工夫，又不担任一点工作，这在八年来还是第一次。他像一个刚刚入门的学生，如饥似渴地阅读。甚至一天一夜读十八个钟头。假如不是达雅仿佛无意似的说了这样几句话，他的健康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是很难说的：

　　“我已经把我的衣柜移开了，通你屋子的门已经可以打开了。要是你有什么事情要和我谈，你可以直接进来，用不着经过廖莉亚的房间了。”达雅说。

　　保尔的脸上现出了光彩，达雅给他一个高兴的微笑——他们的结合成功了。

　　老头子在半夜的时候再也看不见房角窗户里的灯光了，同时母亲却开始看出达雅眼睛里的隐秘的快乐。她那双被爱情的火烧得发亮的眼睛下面有着两块黑晕——这是睡眠不足的结果。这座小院里经常可以听到吉他声和达雅的歌声了。

　　成了妇人以后，她有一件事常常觉得苦恼，那就是，他们的爱情好像是偷来的。只要一听到沙沙的声音她就吓得哆嗦，总觉得是母亲的脚步声。还有一点也很使她不安：要是有人问她，为什么现在夜里要把房门扣上，她该怎样回答呢？保尔看出了她的心理，便温柔地安慰她说：

　　“你怕什么呢？仔细分析起来，你我就是这里的主人。安心地睡吧，谁也没有权利干涉我们的共同生活。”

　　她把脸紧靠着他的胸脯，双手抱着她的爱人，安心地睡熟了。他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儿，静听着她的呼吸，生怕惊醒她的美梦；他对这个把一生托付给他的少女，怀着无限的柔情。

　　第一个知道达雅眼睛为什么那样明亮的，是她的姐姐。从那天起姐妹俩就疏远了。不久她母亲也知道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猜到了。她防范起来了。她没有料想到保尔·柯察金会这样。有一天，她对廖莉亚说：

　　“我们达雅和他不相配。这件事会有什么结果呢？”

　　她忧心忡忡，可是她又没有决心和保尔谈这桩事情。

　　青年们开始来找保尔了。小房间里有时挤满了人。这时候老头子就可以听到像一群蜜蜂似的嗡嗡声。时常听见大家一齐合唱：

　　我们的大海无限凄凉，

　　日日夜夜呼号喧嚷……

　　要不就是保尔所喜爱的歌：

　　茫茫世界被血泪染遍……

　　这是党内工人积极分子的学习小组在聚会，这个小组是在保尔写信要求参加宣传工作以后党委会交给保尔负责的。他的日子就是这样度过的。

　　现在他双手又握住舵轮了，而生活呢，在几经波折之后，又趋向了一个新的目标。保尔现在正梦想着通过研究和通过文学重返战斗的行列。

　　但是生活给他带来了一个接着一个的障碍。每次出现障碍，他就担心地想着，这些障碍对他要达到的目标会有多大的影响呢？

　　突然，那个没考上大学的乔治·丘查姆带着老婆从莫斯科回来了。他住在那个在沙皇时代作过律师的岳父家里，可是时常回家来刮他母亲的钱。

　　他这一来，使家庭内部关系更加恶化了。他毫不踌躇地站在他爸爸方面，而且还和那个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岳父一家联合，玩弄阴谋诡计，存心要把保尔从家里赶出去，叫达雅和他断绝关系。

　　在乔治回来两个星期之后，廖莉亚在邻近的一个区里找到了工作。她把母亲和孩子都带到那儿去，保尔和达雅也搬到离得很远的一个滨海小城去了。

　　阿尔焦姆很少接到他弟弟的来信，但是，在镇苏维埃里，每逢他看见自己桌子上的灰信封和有棱有角的熟悉字体的时候，他就要失去往常的平静。这一回，当他撕开信封的时候，他满怀深情地想道：

　　“呵，保夫鲁沙，保夫鲁沙，弟弟呀！要是我们俩能在一起，该有多么好呵！你的各种意见，对我都会是很有用的。”

　　保尔的信上说：

　　亲爱的阿尔焦姆哥哥：

　　我要把我自己的事情告诉你。我想，这些话除你以外我是不会向别的任何人说的。你知道我，你理解我信上的每一个字。这一次，我在为健康而斗争的战线上，不断地受到生活的逼迫。

　　我接连地遭受打击。在一次打击之后，我好容易快要爬起来，另一次打击，比上一次更无情的打击又来了。最可怕的是我已经失去了抵抗力。我的左臂不能动弹了。这本来已经够痛苦的了，可是，接着我的两条腿也不听话了。本来我就只能勉强行动（只限于室内），现在甚至要下床走到桌子跟前都很费劲。可是，恐怕这还不算完。明天怎样？我不敢预料！

　　我再也不能走出屋子了，我只能从窗户看到海的一角。一个人有个不受支配的背叛的肉体，又有一颗布尔什维克的雄心和意志，他迫不及待地向往劳动，向往你们正在整个战线上进攻的大军，向往那排山倒海、滚滚向前的钢铁巨流。一个人兼有这两者，世上还有比这更惨的悲剧吗？

　　但是，我仍然相信我能归队，在勇猛前进的队伍里也会有我一把刺刀。我不能不这样相信，我没有权利不这样相信。十年来，党和团教给了我反抗的艺术，领袖说，没有布尔什维克不能攻克的堡垒。这对我也适用。

　　现在我的生活就是学习。读书，读书，还是读书。阿尔焦姆，我读了许多书。我读完了主要的古典文学作品，又念完了共产主义函授大学的第一年课程，而且考试及格。每天晚上，我辅导一个青年党员小组学习。我通过那些同志与党的实际工作保持联系。此外，还有我亲爱的达雅，她的成长和她的进步，是的，还有她的爱以及她对我的亲切的照顾。我们和谐地在一起生活。我们的预算表是简单明了的——靠我的三十二卢布的残废金和达雅的工资过活。她正沿着我走过的道路走到党的行列里来。以前她曾经作过家庭女工，现在在饭厅里洗家什（这小镇上没有工厂）。

　　前几天，达雅得意地把她第一次当选为妇女部代表的证件给我看。这证件对于她，不仅仅是一块普通的硬纸。从这我正看到一个新人的诞生，我将尽我的力量帮助她。终有一天，一个大的工厂，一个工人的集体，会使这个新人完全成熟。我们住在这里的时候，她只有沿着这样一条唯一可以行得通的道路前进。

　　达雅的母亲来过两次。她母亲不知不觉地想把达雅往后拉，想把她拉到个人的小圈子里去过那种狭窄的琐碎的生活。我曾努力说服她母亲，告诉她不应当把她自己过去生活的阴影再投到她女儿的道路上。但是结果并没有说动她。我觉得她母亲将来一定会成为她新生道路上的障碍，和她斗争一定是无法避免的。握手。

　　你的保尔

　　老玛切斯塔第五疗养院的三层石头楼房建在从悬崖上开辟出来的一个平场上。它周围全是森林，下山的道路曲曲弯弯。各房间的窗户都开着，阵阵的微风把下面硫磺矿泉的味道吹上来。保尔现在一个人住着一个房间。明天有新的同志来。那时他就有同伴了。窗外有脚步声和一个人的熟悉的说话声。有几个人在谈话。可是他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个很粗的男低音呢？他仔细一想，忽然想起那个虽然藏在记忆深处但还没有忘掉的名字：“列杰尼奥夫。这是他，绝不是别人。”保尔确信不会弄错，于是喊了他一声。一分钟之后，列杰尼奥夫已经坐在他身边，快活地拉着他的手说：

　　“呵，你还活着？那么，你说，有什么可以让我高兴的事吗？呵，怎么，你当真当起病号来了？我不赞成。你可以拿我作例子。医生也早说过我非退休不可，可是我像故意和他们作对似的，仍然支持到现在。”说到这里，列杰尼奥夫温和地笑起来了。

　　保尔在这谈笑里体会到一种暗含着的同情和忧虑。

　　他们兴奋地谈了两个钟头。列杰尼奥夫把有关莫斯科的一些消息告诉了保尔。从列杰尼奥夫那里，保尔第一次知道了党的一些重要决议——农业的集体化、农村的改造等等。每一个字他都如饥如渴地注意听着：

　　“我还以为你在你的家乡乌克兰什么地方工作呢，哪知道是这样不幸。不过没有关系，过去我的情形比你还坏，我曾经完全卧床不起，可是现在，你看我不是挺精神吗？要知道，现在我们绝对不能懒懒散散地过日子。这样不行！我有时这样想：好歹要休息休息，稍微喘一口气。现在已经上了年纪了，每天工作十至十二小时实在吃不消。可是，只要这样想一想，检查一下工作，看看能不能卸掉一部分责任，结果每次总是这样——单单为了想要卸除一部分责任，你就得钉在那儿办移交，每天别想在十二点以前回家休息。机器开得越快，每一个轮子也就转得越快。而我们现在——速度没有一天不是激增着的，因此，像我们这些老头子，也不得不和年轻的时候一样干了。”

　　列杰尼奥夫用手摸了摸他那高大的额头，用父亲一样慈爱的口吻亲切地说：

　　“现在，你把你的事情讲一讲吧。”

　　列杰尼奥夫倾听着保尔叙述自己的生活，同时保尔也看到了列杰尼奥夫正用着生气勃勃的、赞成的目光瞧着他。

　　在凉台的一角，在浓密的树荫底下，聚集着一群病友。切尔诺科佐夫紧皱着浓眉，坐在一张小桌子旁边读《真理报》。他的黑斜领衬衫，旧鸭舌帽，瘦削的、好久没有刮过胡子、晒黑的脸，一对深陷的蓝眼睛——所有这些，都表明他是一个多年的矿工。十二年前，他放下了他的铁镐，被派到边区做领导工作，但是现在看起来，他仍然像是刚从矿井里出来似的。这从他的言谈举止以及他使用的语汇上都可以感觉出来。

　　切尔诺科佐夫是边区党委会常委和政府委员。一种痛苦的病——腿上的坏疽病——不断消耗他的精力。他非常痛恨这条病腿，它已经叫他在床上躺了差不多半年了。

　　坐在切尔诺科佐夫对面的，是一边沉思一边抽烟的日基廖娃。她今年三十七岁，入党已经十九年了。在彼得堡做地下工作的时候，大家都叫她“金工小淑拉”。她差不多还是女孩子的时候，就尝过流放西伯利亚的味道了。

　　坐在桌边的第三个人是潘科夫。他正低着头读德文杂志，并且不时地扶一扶鼻梁上的玳瑁眼镜，他的侧影很美，很像古代的雕像。当你看到这位三十岁的大力士艰难地抬起他那只不听指挥的腿的时候，就不禁替他难过。潘科夫是一个编辑、作家，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他很熟悉欧洲，通晓好几种外国语。他知识丰富，就是很稳重的切尔诺科佐夫对他也很尊敬。

　　“这就是你同房的病友吗？”日基廖娃瞧着坐在手车里的保尔，轻轻地问切尔诺科佐夫。

　　切尔诺科佐夫丢下了报纸，马上容光焕发地说：

　　“呵，这是保尔·柯察金。淑拉，应当介绍给你们认识认识。是疾病把他绊倒了，不然的话，把这小伙子派到我们那些老大难的地方是可以起作用的。他是第一代的共青团员。总之，要是咱们能帮助这个小伙子的话，他将来还能够工作的。我已下定决心扶他一把。”

　　潘科夫倾听着切尔诺科佐夫的叙述。

　　“他害的是什么病？”日基廖娃又轻轻地问。

　　“那是一九二〇年内战的时候得的，他脊椎骨受过伤。我和这里的大夫已经谈过了，你知道，恐怕那样的暗伤会使他完全瘫痪。你瞧有多么严重！”

　　“我马上去把他推到这边来。”日基廖娃说。

　　他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就连保尔也没有想到，后来日基廖娃和切尔诺科佐夫都成了他最亲近的人，在他以后病重的几年里，他们都是他最有力的支柱。

　　生活还是照旧。达雅做她的工。保尔读他的书。但是他刚刚要开始小组的工作，一个新的不幸又悄悄地向他袭来——他的两条腿完全瘫痪了。现在能听他使唤的只有右手了。经过长期的和完全无效的努力之后，他知道他实在是再也不能走动了，这时候他把嘴唇都咬出了血。达雅勇敢地掩盖着她的失望和由于无力帮助他而引起的苦痛。可是保尔却像抱歉似的微笑着说：

　　“达雅，亲爱的，咱们俩只得离婚了。咱们在约定的时候并没有说可以这样过下去呀。亲爱的，今天我要好好考虑这个问题。”

　　她不让他再说下去。她难以抑制地痛哭起来。她的头紧贴着他的胸脯，抽抽搭搭地哭起来。

　　阿尔焦姆知道了弟弟的病情，就写信给他母亲，老人家立刻抛下一切，到保尔这儿来了。现在母亲、保尔和达雅三个住在一起，老太太跟儿媳妇很合得来。

　　保尔不顾一切继续学习。

　　在一个阴湿的冬天的晚上，达雅带着第一个胜利的消息回到家里——她被选为市苏维埃的委员了。从那天起，保尔就开始不常看见她了。达雅常从她洗家什的那个疗养院厨房，径自上苏维埃或妇女部去，深夜才回到家里，因此非常疲倦，但是脑子里却装满了新鲜事儿。接受她作候补党员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她正十分兴奋地准备着。可是，就在这时候，新的不幸又来了。保尔的病情继续恶化。他的右眼火烧火燎地疼起来，连左眼也疼起来了。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作失明——周围的一切都像蒙上了一层黑纱。

　　现在，一个可怕的障碍——所以可怕，是因为它似乎是不能克服的——已经悄悄地挡住了他的进路，阻止他继续前进。他的母亲和妻子悲观失望到了极点，但是他本人却很冷静。他坚决地对自己说：

　　“我应当等一等。如果真是没有前进的可能了，如果失明把我直到现在为了恢复工作所尽的一切努力都给取消了，如果我再也不能归队了——那就应当结束这生命。”

　　他写了许多信给他的朋友们。他们都回信劝他坚定和继续奋斗。

　　就在这痛苦的日子里，有一天晚上，达雅怀着无比的快乐和兴奋跑回家来，告诉他：

　　“保夫鲁沙，我现在是候补党员了！”

　　当保尔听着她叙述党支部接受这位新同志的经过时，他想起了当初他自己入党时的情形。他使劲握着她的手，对她说：

　　“呵，达雅同志，现在咱们俩可以组成一个小组了！”

　　第二天，保尔写信给区委书记，请他来看他。当天晚上，一辆满是泥浆的汽车停在门口，留着大胡子的中年的拉脱维亚人沃利麦尔握着保尔的手，说道：

　　“怎样，生活好吗？你怎么能这样过日子呢？起来吧，我们马上派你下地干活去。”他说着就大声笑起来。

　　区委书记和保尔谈了两个钟头，甚至忘记了他晚上还要开会。他一边在房间里来回走着，一边听着保尔的兴奋的谈话，最后他说：

　　“你别提学习小组的事了。你所需要的是休息，还要问问眼睛有没有法治。也许还可以挽救。你到莫斯科去一趟好不好？你好好考虑一下……”

　　保尔打断他的话，说：

　　“沃利麦尔同志，我需要的是人，是活的人！我不能独自过活。我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更需要与活人接触。给我找一些青年人来，最好是一些没有什么经验的小伙子。在你们的乡村里，他们都是非常‘左’的，都想组织公社，——他们嫌集体农庄不够味了。要是你再不注意这事情，那就难怪团员们还不会走就想跑了。我从前也是这样的，我了解这一点。”

　　沃利麦尔站住了，问：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这消息今天才由区里传到呀！”

　　“同志，你也许还记得我的妻子吧？”保尔微笑着说，“你们昨天才接受她入党。这是她告诉我的。”

　　“什么，达雅，那个洗家什的女工？原来她是你的妻子呀！哈哈，我还不知道哪！”沃利麦尔想了一会儿，用手拍了一下自己的前额，说：

　　“呵，有了，我们有一个人可以派到你这儿来，那就是列夫·别尔谢涅夫！你再也找不到一个比他更好的同志了。你们两个的性情也相近。你们两个简直就是两个高频变压器。你知道，我做过电工，所以我拿这样的东西来打比方。列夫还可以给你装一个无线电收音机，他是一个无线电专家。你知道，我常常在他那里戴上耳机，一直听到夜里两点。连我老伴也起了疑心，她说，老鬼，你每天夜里究竟到什么地方逛去了？”

　　保尔笑着问他：

　　“别尔谢涅夫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沃利麦尔来回地走累了，就坐在椅子上，说：

　　“别尔谢涅夫是我们这儿的公证人。可是他当公证人，正像我当芭蕾舞女演员一样外行。不久以前，他是一个担任重要职务的干部。他从一九一二年起就参加了革命运动，十月革命时就入了党。内战时期他是军级干部——在骑兵第二军负责革命法庭，在高加索地方肃清‘白’虱子。他到过察里津、南部前线，在远东管过一个共和国的最高军事法庭工作。他是一个经历过艰难困苦的人。后来肺结核使他躺倒了，因此才从远东调到这儿来。到高加索这儿，他做过省法院院长和边区法院的副院长。后来他的肺病更严重了，有了致命的危险，他们才把他送到这儿来。这就是我们得到这个不寻常的公证人的经过。公证人的职务十分清闲，因此，他还活着。后来大家就悄悄地让他领导一个支部，接着又叫他参加区委会，又叫他领导政治学校，再后来又叫他参加监察委员会；不论成立解决什么难题的重要委员会，都得有他参加。除此之外，他又爱打猎，又是一个热心的无线电迷；虽然他只有半个肺，可是他一点也不像个病人。他的精力非常充沛。我相信，有一天他总要在由区委会赶到法院去的路上死去的。”

　　保尔听到这里，就插嘴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

　　“你们为什么要给他这么多的工作呢？他在你们这儿做的工作，比他原先的工作还多。”

　　沃利麦尔眯着眼瞟了保尔一下，说：

　　“要是我们给你一个小组，派你一些工作，别尔谢涅夫也一定要说：‘你们为什么要给他这么多的工作呢？’而他对他自己呢，倒这样说：‘在紧张的工作中活一年，比在医院里苟且偷安地混五年要强得多。’显然，只有在我们建成了社会主义之后，我们才能谈得上珍惜人。”

　　“这是对的，”保尔说，“我也赞成干一年强过苟且偷安混五年的意见。但是我们在浪费我们的力量方面有时是有罪的。现在我才明白，这与其说是英勇，不如说是任性和不负责任。现在我才认清了我过去实在没有那样糟蹋我的健康的权利。原来这是一点也不英勇的。如果我以往不是斯巴达式那种干法，我很可能再多活几年。总之，‘左倾’幼稚病是造成我目前状况的主要危险之一。”

　　“现在你是这么说，可是如果你明天能下床，你就把什么都忘了。”沃利麦尔心里这样想，但是没有说出口。

　　第二天晚上，列夫·别尔谢涅夫来看保尔。他直到半夜才走。列夫离开他的新朋友时，他觉得好像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兄弟一样。

　　早上，有几个人爬到屋顶上去架设天线，列夫一面在房里安装收音机，一面讲述着他经历过的一些有趣的故事。保尔看不见他，但根据达雅的叙述，他知道列夫是一个长着淡黄色头发的、眼睛淡蓝、身体高大和举动敏捷的人，也就是说，这跟保尔在他们会面的最初几分钟所想象的一模一样。

　　天黑的时候，三只灯亮了，列夫郑重地把耳机递给保尔。太空中传来一片杂音。接着是像鸟的啁啾声一样的海港电报的电码声，从某一地方——显然是在附近的海里——又传来了轮船无线电台发报的声音。然后，可变电感器的线圈从杂乱的吵闹声中寻到了一个越来越清楚的、沉着而自信的说话声：

　　“注意，注意，这是莫斯科广播电台……”

　　这小小的收音机和它的天线可以收听世界上六十个电台的广播。保尔长期被隔绝的生活现在突然从耳机的膜片冲了出来，使他感到了它那巨大的搏动。疲倦的列夫·别尔谢涅夫看见保尔的眼睛现出的喜悦的神情，满意地微笑了。

　　大房子里所有的人都睡熟了，达雅不安地说着梦话。她每天很晚才回家，又冷又累。保尔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很少。她工作越是积极，闲暇的晚上就越少，这让保尔想起了别尔谢涅夫某次说的话：

　　“如果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妻子是个党内的同志，他们相互见面的机会就很少。这有两点好处：既不会互相腻烦，又没有时间吵嘴。”

　　他能够表示反对吗？他早就应该料到这一点。过去，曾经有一个时候，达雅曾把她的每个晚上都给了他。那时候对他有更多的温存和照顾。可是那时候她只是他的朋友和妻子，而现在她却是他的学生和党内的同志。

　　他明白，她政治上越成熟，她能照顾他的时间就越少。他坦然地接受了这必然的结果。

　　党交给了他一个学习小组。

　　每天晚上他屋子里又热闹起来了。跟青年人在一起的时间使保尔得到了精力和朝气。

　　其他的时间，他总是听广播。为了要喂他食物，她母亲总得费好大劲才能使他放下听筒。

　　无线电广播把失明所夺去的东西又给了他，——他又有了学习的可能，而且因为他不顾一切地努力学习，他就忘掉了身体经常发烧带来的剧烈疼痛，忘掉了眼睛的火烧火燎的炎肿，以及对他残酷无情的生活。

　　当他由天线的电波中收听到由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企业建筑工地上发出的消息，知道那些接替他这一代共青团岗位的青年们，高举青年共产国际的旗帜取得了光荣的成就时，他异常地快乐。

　　他想象着像大群母狼一样残暴的大风雪，想象着乌拉尔地区可怕的严寒。狂风彻夜怒吼，由第二代的共青团员组成的队伍整夜在暴风雪里，借着弧光灯的亮光，安装那巨大厂房房顶上的玻璃，抢救了大规模的联合企业刚建好的第一批车间。基辅的第一代共青团员冒着风雪建筑起来的运输木材的铁路支线，和它比起来好像是微不足道了。祖国壮大了，人民也成长起来了。

　　在第聂伯河上，大水冲垮了钢闸，波浪汹涌，淹没了机器和活人。又是共青团员去和灾害进行斗争。不休息不睡眠，经过两天苦战之后，他们终于把冲出来的洪水赶回钢闸里去了。在这艰巨的斗争中，新一代的共青团员起着带头作用；而在那些英雄人物中，保尔喜悦地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潘克拉托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