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境线——就是两根柱子。它们沉默而敌对地竖在那里，象征着两个世界。一根柱面刨得很光，像警察岗亭一样漆了黑白相间的线条。在它顶上，牢固地钉着一只独头鹰。它双翼展开，似乎正要用利爪去攫取那根漆着线条的界标；同时，这独头的嗜食腐肉的恶鸟，又伸着它那准备啄东西的钩嘴，眼睛凶猛地瞪着对面的铁牌。另一根柱子竖在对面六步以外，这是一根巨大的圆形的橡木柱，它深深地埋在地里。柱子顶上是一块铸着锤子与镰刀的铁牌。虽然这两根界标都竖在平原上，但是这两个世界之间却有一条鸿沟。除非你要冒性命的危险，要不，你要走过这六步的距离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国境线。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些沉默的哨兵，顶着铸有伟大的劳动标记的铁牌，像一条不动的铁链似的从黑海起，经过数千公里一直延伸到最北边，延伸到北冰洋。苏维埃乌克兰和资产阶级波兰的国界，就从钉着一个老鹰的柱子开始。小镇别列兹多夫是在大森林里。它离国境十公里，对面是波兰的小镇科列茨。边防军某营的防区就是在斯拉武塔镇到阿纳波利镇之间。

　　国境界标的长链通过积雪覆盖的平原，穿过森林的空地，跳进幽深的峡谷，接着又爬上去，矗立在山冈上，然后又到达河边，从高高的河岸上注视着异国的冰天雪地的原野。

　　天气非常冷。雪在他的毡靴下面咯吱咯吱地响着。一个身材高大的红军战士，戴着英武的尖顶军帽，从那带着锤子与镰刀的界标旁边走开，有力地迈着步子，在他的防地里巡逻。他身上穿着灰色陆军大衣，佩着绿色领章，脚上穿着长统毡靴。在大衣的外面，又披着一件高领子的宽敞羊皮外套。他的头暖暖地包在呢子军帽里。手上戴着羊皮手套。那羊皮外套一直盖住脚跟，即使外面刮着大风雪，里面还是暖和的。他背着步枪，津津有味地抽着自己卷的马合烟，在边境巡逻线上来回走着，皮外套不断刮着地面上的积雪。在这广阔的平原上，苏维埃国境上两个哨兵之间的距离是一公里，他们彼此可以望见。而在波兰那面哨兵之间的距离是两公里。

　　在那一边，一个波兰哨兵正沿着他自己的巡逻线向红军哨兵迎面走来。他穿着粗制的军靴、灰绿色的军服，外面是一件缀着两排发亮的钮扣的黑外套，头上戴着四角的军帽。他的军帽上嵌着一只白鹰标记，肩章上也是鹰，领章上也是鹰。但那些鹰并不能使这个兵稍微暖和一些。凛冽的寒气一直刺到他的骨头。他走的时候，一边用一只脚后跟敲打着另一只脚后跟，一边搓着麻木的耳朵。他那双戴着薄手套的手已经冻僵了。波兰哨兵一分钟也不能站住，他一站下，寒气马上就会把他的关节冻僵，所以只好时刻不停地来回走，有时还要小跑。现在那两个哨兵碰头了，那波兰哨兵转过身来，在他那一边的国境线上，与红军哨兵平行地走着。

　　国境上禁止谈话，但是，四周是一片荒原，一公里以外才有人影，谁知道这两个人究竟是默默地走着，还是违背了国际法呢？

　　那波兰人很想抽烟，可是他把火柴忘在军营里了。风好像有意地把红军哨兵的马合烟的香味向他吹过来。那波兰人不再搓那冻坏了的耳朵了。他回头看了看——说不定会有一个班长或是中尉带领一个骑兵巡逻队突然从小山后出现，前来巡视边境，检查岗哨。但是四面一个人也没有。雪在阳光底下耀眼地闪着。天空没有一片雪花。

　　最先破坏公法的神圣性的是那个波兰人。他把一支插着扁刺刀的法国连射步枪背到肩上，用冻僵了的手指头费力地从外套的口袋里摸出一包廉价的烟卷来，然后用波兰话说：

　　“同志，给根火柴。”

　　红军哨兵听到了他的请求，可是国境勤务的军令禁止士兵与境外的任何人交谈，他也不大明白波兰兵所说的话。因此他还是继续走他的路，脚上穿的温暖而柔软的毡靴有力地把积雪踩得咯吱咯吱地响。

　　“布尔什维克同志，扔给我一盒火柴，点一根烟卷。”那波兰人又说话了，这回用的是俄语。

　　那红军哨兵仔细地看了看他的邻人，心里想：“看样子，寒气已经钻进那波兰人的五脏六腑里了。虽然他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兵士，他过的可是悲惨的生活。在这样的冷天里，赶他出来放哨，穿一件薄薄的布外套，冻得像兔子一样地跳着，不抽口烟实在不行呵。”这样，他连头也不回地把一盒火柴扔了过去。那波兰人顺手接住火柴，划了一根又一根，总算把烟卷点着了。那盒火柴又用同样的方法从那边扔过来。红军哨兵无意间也破坏了公法，对他说：

　　“留着吧，我还有。”

　　但是，从国境那方面又传来了这样的回话：

　　“不，谢谢你，我有了这一小盒火柴，就会坐上两年牢。”

　　红军哨兵看着火柴盒。盒上印着一架飞机，代替飞机的螺旋桨的是一只有力的拳头，盒上还写着这样的字：“最后通牒”。

　　“是的，他说得对。这对他们是不合适的。”他心想。

　　那个波兰哨兵继续和红军哨兵并行巡逻——在这荒凉的平原上，他一个人感到非常孤寂。

　　马鞍有节奏地吱吱响着，马的脚步轻快而平稳。黑公马鼻孔周围的毛上已经挂了一层白霜。马呼出的气变成白汽，消失在空气里。营长骑的那匹花骒马，神气地走着，不时把它那纤细的脖子弯成弧形，玩着它的辔头。两个骑马的人都穿着灰色军大衣，束着武装带，袖子上都有三个红色的方块，不过营长加弗里洛夫的领章是绿色的，而他的同伴是红色的。加弗里洛夫是边防军人。这七十多公里长的防区上分布的一营人就是由他指挥的。他是这里的当家人。他那同伴是由别列兹多夫来的客人——民兵大队的政委柯察金。

　　夜里下过雪。积雪很松软，既没有蹄印，也没有人的脚印。这两个骑马的人已经走出林间的窄道，在旷野上策马小跑。侧面四十步之外，又有一对界标。

　　“吁，站住！”

　　加弗里洛夫紧紧地勒住马缰绳。保尔也把马转过来，想问他勒住马的原因。他看见加弗里洛夫在马鞍上俯下身子，仔细地察看雪地上一排古怪的迹印，好像有人用带齿的轮子在上面滚过似的。这是一只狡猾的小野兽的脚迹，它走的时候，故意叫后脚踏在前脚的脚印上，而且还兜了许多古怪的圈子，叫人没法追寻它。要说出这些脚印从什么地方来，那是困难的。但营长勒马察看的并不是这些野兽脚印。在这些脚印两步之外，另外有一些已经被雪盖上了的印迹。这里有人走过。那个人并没有故意把自己的脚印弄乱，而是一直朝树林里走去的。脚印清清楚楚地说明了他是从波兰方面来的。于是营长策马前进，循着那个人的脚印，走到哨兵线上。在波兰方面，那脚迹在十几步开外还可以看得很清楚。

　　“夜里有人越境了，”营长这样嘟哝说，“这回又是穿过第三排的防区，可是在早晨的报告上，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这些家伙！”加弗里洛夫的小胡子本来就有些灰白，再加上现在由他的呼吸凝成的白霜，把它们弄得像银的一样。那两撇胡子威严地挂在嘴唇上。

　　两个人迎面向他们走来。一个身材矮小、穿着黑色衣服，他枪上那支法国刺刀的刀刃在阳光下闪耀；另一个身材高大，身上披着黄色的羊皮外套。花骒马感到它的骑者的两腿夹它，就跑了起来，他们很快就到了那两个人的面前。红军哨兵整一整他肩上的步枪的皮带，把烟头吐到雪地上。

　　“同志，你好！你这地段有什么事没有？”营长伸手给那哨兵，因为他的个子很高，所以营长几乎连腰都不用弯下去。那个大个子迅速揪掉他戴的手套，和营长握手。

　　那波兰兵从远处注视着他们。两个红军军官向一个普通的战士问好，好像他们是亲密的朋友一样！他马上就想象这仿佛是他自己正和他的扎克尔热夫斯基少校握手，但是因为这种想法太荒唐，所以他竟不由得担心地向四周望了一望。

　　“我刚刚接班，营长同志。”红军哨兵报告说。

　　“你看见那边的脚印了吗？”

　　“还没有看见。”

　　“夜里，从两点到六点，这里是谁值班的？”

　　“苏罗坚科，营长同志。”

　　“呵，好的，您得留神，眼睛要睁大一点。”

　　他临走时又严肃地警告那个哨兵说：

　　“您尽可能不要跟那些波兰兵并排地来回走！”

　　当两匹马沿着由边界到别列兹多夫的大路小跑的时候，营长对保尔说：

　　“在边界上时时都得瞪大眼睛。稍微大意一点就要出事。干我们这种工作不能睡大觉。白天要偷越边界不怎么容易，但是到了晚上，你就得竖起耳朵。柯察金同志，您自己也可以看得出来的。在我负责的这一段边境，有四个乡村是跨界的。在这儿工作格外困难。无论你怎样布置哨兵线，一遇到了婚礼或是什么节日，亲戚们就要越过边境线，聚集在一起。怎么能不越界呢？边界两旁的农家相距不过二十来步远，而这条小河，连母鸡也能淌过去。走私的事情也是难免的。比方说，一个老太婆偷带了两瓶波兰出产的四十度的香草酒，这当然是小事情；可是还有许多大走私犯，他们的资本和规模是很大的。你知道那些波兰人在干些什么吗？他们在边界的各个乡村里都开设了一些大百货商店，在那里你想要买什么，就可以买到什么。当然，这决不是为他们那些贫穷的农民们开设的。”

　　保尔满有兴味地听着营长的话。他觉得守卫边界的生活就像不间断的侦察工作一样。他问道：

　　“告诉我，加弗里洛夫同志，事情只限于走私吗？”

　　营长闷闷不乐地回答说：“问题就在这里呵！”

　　别列兹多夫是一个小镇。这个偏僻的村镇从前是指定准许犹太人居住的地方。镇上的二三百户人家乱七八糟地挤在一起。一个很大的集市广场，广场中间有二十来家可怜的小店。市场很肮脏，到处是马粪。小镇周围挤着许多农民的住宅。从犹太人住区通往屠宰场的路上，有一个老犹太教堂，这是一座东歪西倒的、叫人看见就觉得凄凉的建筑物。每逢礼拜六，教堂虽然还吸引很多人，但是，它的光景已经不如从前，祭司的生活也完全不是他所希望的那样了。看起来一九一七年所发生的事情确实不妙，甚至在这个敬神的小地方，青年人对祭司也没有起码的尊敬了。不错，那些老头儿还没有“开斋”，但是已经有多少小孩子都吃起亵渎神明的猪肉香肠来了！呸，连想想都是恶心的！一只猪在粪堆上起劲用嘴拱着找吃的，气得祭司鲍鲁赫走向前去踢了它一脚。别列兹多夫小镇成了区的中心，也叫这祭司很不高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跑来这么多的共产党员，一天比一天闹得厉害，一天比一天叫他不痛快。昨天，鲍鲁赫看见在神父庄园的大门口挂了一块新的牌子：

　　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别列兹多夫区委员会

　　挂这牌子决不是什么好事情。他一边走一边想，直到他走到教堂门口，才看见门上贴着一张小布告，上面写着：

　　今晚在俱乐部召开劳动青年群众大会。执委会主席利锡增同志和共青团区委代理书记柯察金同志将在会上演说。团会后由九年制学校的学生演出歌舞。

　　祭司愤愤地把那张布告从门上撕下来。

　　“瞧，真的干起来了！”

　　本镇的小教堂有两面紧靠着从前神父庄园的大花园，那花园中央有一座宽敞的老式房子。从前，神父和他的妻子都住在那儿，他们过着像房子本身一样腐烂而寂寞空虚的生活，并且彼此早就嫌恶了。可是，新的主人一搬到这所房子里，那种空虚寂寞的气氛马上就消失了。从前虔诚信教的主人只在盛大节日才用来接待客人的那间大客厅天天都挤满了人，神父庄园现在已经改为别列兹多夫党委会的办公处。进前门往右拐，一个小房间的门上，写着几个粉笔字：共青团区委会。保尔每天就在这里花去他的一部分时间，因为他除了担任民兵第二大队的政委以外，还兼任新成立的共青团区委会的书记。

　　从在安娜家里举行的那次亲切的晚会到现在，已经八个月了。但想起来好像是前不久的事情似的。保尔把一堆公文推到一边，靠在椅子背上沉思起来……

　　屋子里静悄悄的。夜深了，党委会里的人都走了。最后留下的区委书记特罗菲莫夫也刚刚走了，现在只剩下保尔一个。窗户上布满了寒气凝成的奇特的霜花。桌上摆着一盏油灯。火炉烧得很热。保尔回想不久以前的事情。八月里，铁路工厂的共青团派他组织一批青年，随修理车到叶卡特林诺斯拉夫去。一直到深秋时候，他始终带着一百五十个青年，由这个车站到那个车站，恢复战后混乱的秩序，修理被烧毁的和破坏的车辆。他们的路线是由锡涅尔尼可沃到波洛吉。这里从前是马赫诺匪帮统治的地方，到处都是毁坏和劫掠的遗迹。在古利亚伊—波列，他们曾花了一星期的时间去修理石头筑成的水塔和修补被炸药炸坏了的水箱。保尔本人是一个电工，他不懂得钳工的技术，也没有干过这种工作，但是他在这儿亲手用扳子拧紧了不知几千个锈螺丝帽。

　　晚秋的时候列车又回到了他们的工厂。工厂各车间都欢迎这一百五十个人的归来……

　　现在，在安娜那里又常常可以见到保尔了。他额上的皱纹消失了。他那富有感染性的笑声也常常可以听见了。

　　一群满身机器油的弟兄们现在又可以在学习小组上听他讲往日各种斗争的故事了。他讲造反的、被奴役的、衣衫褴褛的俄罗斯农民企图推翻沙皇宝座的故事，讲斯捷潘·拉辛和普加乔夫起义的故事。

　　有一天晚上，安娜那里又聚集了许多年轻人。保尔出人意外地戒除了几乎从孩童时代就养成了的、不良的抽烟习惯。那天他忽然斩钉截铁地说：

　　“从今以后，我决不再抽烟了。”

　　这件事发生得很突然。原来当时有人在争论说：习惯比人的意志要厉害，一经养成就难克服，抽烟就是一个例子。接着大家就议论纷纭。保尔始终没有参加争辩，可是塔莉亚偏不许他沉默，硬要他也发表意见。于是他说：

　　“人应该支配习惯，而决不是习惯支配人。我们能够得出另外的结论吗？”

　　茨维塔耶夫在墙角喊起来了：

　　“话倒说得挺漂亮。柯察金就爱说漂亮话。如果戳穿他的牛皮来看呢？问他自己抽不抽烟？抽的。他知道不知道抽烟没有好处？知道的。可是能不能戒掉呢——戒不掉。不久之前，他还在小组会里‘传播文明’呢。”说到这里，他改变了声调，带着嘲弄的口吻问道，“让他答复我们，他现在还骂不骂人？凡是认识保尔的人，都可以那么说：骂是骂得少了，但是骂起来就很凶。传教容易作圣徒难呵！”

　　一阵沉默。茨维塔耶夫的激烈的腔调使大家很不愉快。保尔并没有马上答复。他从嘴边慢慢地拿下烟卷，把它揉成碎末，轻轻地说：

　　“从今以后，我决不再抽烟。”

　　沉默了一下，他又补充说：

　　“这固然是为了我自己，也多多少少是为了茨维塔耶夫同志。要是一个人不能去掉他的坏习惯，那简直一文不值。我还有一个骂人的坏习惯。同志们，我还没有完全克服这个可耻的毛病。不过，就是茨维塔耶夫同志自己也承认我现在很少骂人了。骂人是容易脱口而出的，比不得抽烟，所以我现在还不敢夸口说连这个坏习惯也一齐改掉。不过我是要把骂人的习惯也彻底改掉的。”

　　快入冬的时候，很多顺着河水放下来的木筏壅塞在河里。秋天泛滥的河水冲散木筏，许多宝贵的木材顺着河水漂走。索洛缅卡区又派出自己的团员去打捞木材。

　　保尔不愿意落后，竭力不让同志们知道他正患重感冒。但在一星期后，当河岸上的木材已经堆积成山的时候，冰冷的河水和寒冷的秋风又唤醒了睡在他血液里的敌人——保尔又发烧了。他得的是急性风湿病，在医院住了两星期，他从医院回到工厂以后，只能趴在他的工作台上勉强干活，车间的工长看见了，愁得直摇头。过了几天，一个毫无偏见的委员会认定保尔已经失去劳动能力，让他退职，并且给他领取抚恤金的权利。他愤愤地拒绝了这项权利。

　　保尔非常伤心地离开了他心爱的工厂。他拄着手杖慢慢走着，一动就疼得厉害。以前，他母亲曾几次写信叫他去看她。现在他想起老太太和他们临别时她所说的话来了：“只有在你们生病或者受伤的时候，我才有机会看到你们。”

　　他到省委会领了两张卷在一个纸筒里的证件：一张是共青团的，一张是党的。为了避免引起伤感，他没有和任何人告别，就动身到他母亲那里去了。在半个月里她不断地用药熏和按摩治他那两条肿腿。一个月之后，他不用手杖也能走路了。喜悦又浮上了他的心头，黄昏又变成黎明。列车把他载到省城。过了三天，组织部就交给他一个文件，分派他到省军事委员部下面去担任地方武装的政治工作。

　　又过了一星期，他就到了满地是雪的小镇别列兹多夫，作了民兵第二大队的政委。共青团地方委员会又叫他负责把散在这新区各地的团员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团组织。他的生活又展开了新的一页。

　　外面很热。樱桃树的一枝树叉正向执委会主席办公室的窗口伸过来。在办公室对面，在街道的那一边，有一座波兰天主教教堂，它的尖顶钟楼上的金黄色十字架，像一团火似的在阳光下闪烁。窗外小花园里有一小群跟周围的小草一样淡绿色的、毛茸茸的、有趣的鹅雏，正在那里敏捷地找寻食物。这些鹅雏是执委会看门人的妻子饲养的。

　　执委会主席读完了刚接到的紧急电报。他脸上闪过一道阴影。他把一只又大又长的手伸到他那美丽的鬈发上搔着。

　　别列兹多夫执委会主席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利锡增今年才二十四岁，可是他的同事和党内的同志都不知道这一点。这个魁伟强健的人是非常严峻的，有时候甚至是可怕的，看样子他足有三十五岁。他的身体结实，在粗壮的脖子上长着一个大脑袋，目光锐利而冷静，下颚的线条清晰有力。他穿着蓝马裤和“见过世面”的弗伦奇式灰军服上衣，左胸口袋上挂着红旗勋章。

　　十月革命之前，利锡增在图拉兵工厂当车工。他的祖父、父亲以及他自己，差不多都是从儿童时代起就在这个工厂里切铁、削铁。

　　可是这个以前只是制造武器的人，从那年秋天的一个夜里第一次拿起武器之后就投进革命的风暴里来。革命和党不断地把他从这一个战场投入另一个战场。这个图拉的兵工厂工人经过了一段光荣的道路，从一个普通的红军战士成长为团长和团政治委员。

　　战火和炮声已经过去了。现在尼古拉·利锡增被派到国境地区，过着有规律的和平生活。他常常研究关于农作物收获的报告，研究到很晚，但是他刚刚接到的急电又使他想起了不久之前的事情。那简略的电文这样说：

　　绝密。别列兹多夫执委会主席利锡增。

　　国境发现波兰派出的大批匪徒，可能窜扰国境区。应当采取预防措施。把财务科的款项及其他贵重物品转移至州中心，勿滞留税款。

　　从他的窗户望出去，利锡增可以看见每个走进区执行委员会来的人。他看见保尔·柯察金正站在台阶上。一分钟后，传来了敲门的声音。

　　“请坐，我们谈一谈。”他握住保尔的手说。

　　整整一个钟头，主席利锡增没有接见第二个人。

　　保尔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正午了。利锡增的小妹妹妞拉正从花园里跑出来。保尔一向都叫她安妞特卡。她是一个怕羞的小女孩，庄重得跟她的年龄完全不相称。平常她看见了保尔，总是微微一笑，这一回，她也是用小孩子的方式羞答答地问候了保尔一声，一面把额上的鬈发往后一甩，问道：

　　“是哥哥一个人在那儿吗？我嫂子等他吃饭等了好久了。”

　　“安妞特卡，你去吧，屋里只有他一个人。”保尔说。

　　第二天，离天亮还很早，壮马驾着的三辆马车已经赶到执行委员会来了。随车的人都用极低的声音谈话。几只密封的袋子由财务科搬出来，放到车子上。几分钟后，可以听到车轮在公路上滚动的声音。一队由保尔率领的武装卫队，在车子的周围保护着。他们安全地到达了离小镇四十公里——其中有二十五公里全是森林——的区中心，把公文和钱币储放在州财务处的保险柜里。

　　几天以后，又有一个骑马的人由国境向别列兹多夫疾驰而来。他和他那匹喷着白沫的马，使这个小镇上的闲人十分惊异。

　　到了执行委员会门口，骑马的人扑通一声跳下马来，扶着他的军刀，踏着笨重的靴步，锵锵地走上台阶。利锡增皱着眉，收下那人送来的信，在信封上签了他的名字。接着，那边防军人不让马有喘息的机会，立刻跃上马鞍，沿原路跑回去了。

　　那封信的内容，只有刚看过的执行委员会的主席才知道。但是别列兹多夫小镇的市民们的鼻子却十分灵敏。当地每三个小商人中，一定有两个是小走私贩，这种行业使他们养成了一种预测危险性的本能。

　　人行道上有两个人急急忙忙地向民兵大队部走去。其中一个就是保尔。当地的居民全认识他，他总是带着枪的。可是，今天连党委书记特罗菲莫夫也束起了武装带，佩上了左轮手枪，——这就是说有什么不妙的事情发生了。

　　过了几分钟，从大队部里跑出了十五个人，手里提着上好刺刀的步枪，向十字路口的那个磨坊奔去。其余的党员团员也都在党委会里武装起来。执委会主席戴着哥萨克皮帽子，腰间照例挂着他的毛瑟枪，骑马跑过去了。显然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无论是广场上或者小巷里，全都死一般地寂静，连人影儿都没有。转眼间，小铺子的门都上了中世纪的大锁，窗板也都关起来了。只有那些不知道害怕的母鸡和热得发喘的猪，还在粪堆上一个劲地找东西吃。

　　在镇边一些园子的围墙上，都设置了瞭望哨。围墙外面就是田野，从这里可以看见公路，笔直地伸向远方。

　　利锡增刚才接到的报告是很简单的：

　　昨夜一伙骑匪约百余人，配轻机枪两挺，在波杜勃齐区经过战斗窜入苏维埃国境。请即采取有效措施。匪徒窜入斯拉武塔森林后即失去踪迹。兹预先通知您：本日将有百名红军哥萨克骑兵经别列兹多夫追击匪徒。切勿误会。

　　边防军独立营营长加弗里洛夫

　　一小时之后，发现一个骑兵沿着大路向小镇前进，在他后面约一公里左右，是一队骑兵。保尔仔细地注视着。那个骑马的人正在小心地前进，但是，他没有注意到埋伏在园子里的岗哨。这是红军哥萨克第七团的一个青年战士。他在侦察方面还是生手，当他突然被那些从园子里跳出的人包围起来的时候，他看见这些人的军便服上都佩着青年共产国际的徽章，就不好意思地笑了。在简短的交谈之后，他掉转马头，奔向正在行进中的大队。岗哨把红军的哥萨克骑兵放过去，马上重新卧倒，在花园里警戒。

　　几天骚动的日子过去了。利锡增接到报告说，匪军妄图扰乱，未能得逞。在红军骑兵的追击下，匪军不得不狼狈地退到国境线那边去了。

　　这里一共只有十九个布尔什维克，他们紧张地做着苏维埃的建设工作。在这个刚刚建立起来的区里，一切都要从头做起。由于接近国境，他们随时随地都得提高警惕。

　　改选苏维埃、剿匪、文化工作、缉私、军队中党的工作和共青团工作，所有这些，使利锡增、特罗菲莫夫、柯察金，以及其他团结在他们周围的不多的积极分子，经常从天刚亮一直忙到深夜。

　　每天，一跳下马，就坐在办公桌旁边；离开办公桌，就到训练新兵的广场上去；接着就到俱乐部、学校，参加两三个会议；一到夜里，又骑上马，腰里插着毛瑟枪，大声地喝着：“站住！什么人？”倾听走私马车的轮子咕噜咕噜的响声，——这一切就是民兵第二大队政委日日夜夜所忙碌的工作。

　　别列兹多夫共青团区委会由保尔、莉达·波列维赫和任卡·拉兹瓦利欣组成。莉达是妇女部主任，小眼睛，出生于伏尔加河附近。拉兹瓦利欣是一个漂亮的高个儿的青年，不久之前还是个中学生，他喜欢惊心动魄的冒险，熟悉歇洛克·福尔摩斯和路易·布斯纳的故事。拉兹瓦利欣在区党委会里做过总务工作，他是四个月以前才加入共青团的，但是他在团员中间却摆出“老布尔什维克”的架子。因为没有人可以派到别列兹多夫来，专区党委会经过长时间的考虑之后，才把他派到这里来负责政治教育工作。

　　时间快要到中午了。热气渗进每一个最隐蔽的角落。一切生物都躲到阴凉的地方，连狗也趴在仓檐下面，热得懒洋洋地想睡觉。看起来，好像所有的动物都已经离开了这个村庄，只有一只猪在井边的泥坑里，非常快乐地哼哼叫着。

　　保尔解开马，忍住膝上的疼痛，咬着嘴唇，骑了上去。女教员站在学校的台阶上，用手挡住阳光，微笑着对保尔说：

　　“再见，政委同志。”

　　马不耐烦地刨了一下地面，伸伸脖子，绷紧了缰绳。保尔说：

　　“再见，拉基金娜同志。就这样决定：明天您给上第一课。”

　　马感觉到缰绳松了，立刻小跑起来。就在这时候，一阵凄厉的呼号传进了保尔的耳朵。只有在遇到失火的时候妇女们才会那样惨叫。保尔用力拉了一下辔子，把马头急速转过来，就看见一个年轻的农妇正喘着气从村外跑来。拉基金娜跑到路上，阻住了她。人们也在各家的门口出现了，他们多半是老年人，因为年轻力壮的人都下地去了。

　　“呵，乡亲们呵，那边出了多么可怕的事呵！怎么办哪，怎么办哪！”

　　当保尔驱马走近她们的时候，一群人已经围住了那青年农妇，大家扯着她那白衬衫的袖子，惊慌地向她提了许多问题，但是要从她那不连贯的话里听出什么来是不可能的。她只是不断地嚷着：“杀人啦！他们正在那儿拿刀拼命呵！”接着一个胡子乱蓬蓬的老头，一边走一边提着他的粗布裤子，笨拙地跳过来，责备那年轻女人：

　　“别这样乱叫！像个疯子似的！他们在什么地方打呢？为什么打？别只乱嚷嚷呀！呸，活见鬼！”

　　这样，那女人才说：

　　“我们村和波杜勃齐的人……打起来了……为了田界。波杜勃齐的人正在杀我们的人！”

　　大家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女人们在街上嚎啕大哭，老人们愤怒地大声喊叫。这消息像警钟一般传遍整个村庄，传到每个院子里：“波杜勃齐的人为了田界正在用镰刀砍我们的人哪！”于是每个能走的人都冲出他们的家，拿着叉子、斧头，或者从篱笆上抽出的一根木棍，朝着村外那个正在进行血战的地方跑去。两村为了争夺田界，每年都要发生械斗。

　　保尔狠狠地打着他的黑马，它立刻就飞跑起来。马听见主人的喊声跑得更快了，赶过了奔跑的人们。它的耳朵紧贴在头上，四个蹄子翻飞，越跑越快。小山上的风车张着它的翅膀，好像要挡住他的去路。从风车向右走下去是河旁低平的草地。向左是一望无际的起伏的麦田。风从熟了的黑麦上面掠过，像在用手抚摸它。路旁的罂粟开着鲜艳的红花。这里是静寂的，可是热得难受。只是从远处，从下面，从那条好像在阳光下取暖的银蛇似的河流那儿，传来了人们的喊叫声。

　　马疯狂地朝下面的草地飞驰过去。“如果有什么东西绊住它的蹄子，我和它就都完了。”保尔这样想了一下。但是现在要勒住马是不可能的，他只好紧紧贴在它的脖子上，听着风在他的耳边呼呼地响。

　　马像疯了似的奔到了草场。一群人正在那儿像没有理性的野兽一样凶猛地厮杀。已经有几个人满身是血，倒在地上了。

　　保尔的马用胸脯把一个大胡子撞倒在地上。他手里拿着一截长镰刀柄，正在追赶一个满脸是血的青年。另外一个黝黑的结实的农民正在对付一个倒在地上的敌手——用他那沉重的靴子使劲地踹他，恨不得一下把他踹死。

　　保尔打马一直冲进厮杀的人群，驱散了他们。接着，当那些人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又猛然转回马头，再度冲到那些野兽般的人群里去。他知道，要驱散这血战的人群，只有用这同样野蛮而可怕的方法才行。他凶猛地喊着说：

　　“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散开！我要把你们统统枪毙，你们这些强盗！”

　　他从皮套子里抽出他的毛瑟枪，在一个满脸杀气的人脸上挥了一下，纵马向前，开了一枪。有一些人丢下镰刀逃走了。保尔这样一面骑在马上绕着草场凶猛奔驰，一面不断地开枪，终于把他们驱散了。人们朝四面八方跑了，为了避免事后受法律的处罚，也为了躲避这个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凶得可怕的、拿着一个连响的“要命的小机器”的人。

　　不久之后，地方法院的人民法官到波杜勃齐来了。他审问了证人，经过好久的努力，还是没有把祸首查出来。幸好在那一次厮杀中没有打死人，受伤的也都康复了。人民法官以布尔什维克的耐心，尽力向那些站在他面前的农民说明他们的大血战是野蛮的和犯法的。他们说：

　　“法官同志，那完全是地界的过错，我们的地界给搞乱了。我们每年都为了那些地界械斗。”

　　但是有的人还是受了处罚。

　　一星期以后，丈量队走遍了干草场，在双方争执的地界钉上了一些木桩。一个因为天热和走了许多路而浑身冒汗的上年纪的丈量员，一边卷着他的软尺，一边对保尔说：

　　“这种事情我干了三十年了。到处都是为了地界引起纠纷。你看看那条划分这些草场的界线，真是荒唐！就是醉鬼走路也比它直些。至于那些耕地呢？一片只有三步宽，这一片绕着那一片，要分清楚它们，简直会把你气疯。还不止这样，这些地是一年年地越分越小——儿子跟他爸爸分了家，一小片又分成了两片。我可以向您担保，再过二十年，这些田地都会变成地界，再也没有可以耕种的地方了。要知道，现在就已经有百分之十的耕地给地界占去了。”

　　“丈量员同志，”保尔笑着说，“再过二十年，我们连一条地界也没有了。”

　　那老头子和蔼地向对方笑了笑，说：

　　“您说的是共产主义社会吧？不过，您要知道，这还是遥远未来的事情。”

　　“您听说过布达诺夫卡集体农庄吗？”

　　“呵，原来您指的是它呀！”

　　“是呵。”

　　“我到那儿去过……那究竟是个例外，柯察金同志。”

　　丈量队的人员继续丈量。两个青年人在钉木桩。两边站着许多农民，他们瞪着眼睛监视着，以保证那些木桩准确地钉在原来的地界上，那条地界现在只剩下零零落落露在草地上、刚刚看得见的几根烂木棍了。

　　马车夫是一个爱说话的人，他用鞭杆子打了一下瘦辕马，转过身来对乘客们说：

　　“不知道为什么，本地也搞起来共产主义青年团了。早先没有这玩意儿。这些事情，可以说，全都是那个叫拉基金娜的女教员搞起来的。你们也知道她吧？她还挺年轻，可称得上是个害人精。她把村里的妇女都煽动起来，什么开会啦，组织啦，弄得一刻不得安宁。要是一个人在气头上给老婆一记耳光——老婆不打是不行的，在从前，她只好揉揉脸闭住嘴不做声。现在可不行啦，你还没有碰她一下，她就吵翻了天。她们会说要到人民法庭去告你，那些年纪轻一点的，还会说到离婚，还会向你背各种法律条文。就拿我的老伴甘卡来说吧，她向来是个不爱说话的老婆子，现在也当起代表来了。她也许算是妇女的头目吧，村里的女人都来找她。开头的时候，我很想拿马缰绳好好抽她一顿，后来我决定还是不管她。让她们闹吧！不过，提到管理家务和别的各种事情来，她倒是一个好婆娘。”

　　他搔着从解开的衬衫下面露出来的毛茸茸的胸脯，随便地在辕马的肚子上抽了一鞭。坐在马车上的两个乘客是拉兹瓦利欣和莉达。他们两个去波杜勃齐都有事情——莉达是去和苏维埃女代表们开会，拉兹瓦利欣是到当地的团支部去安排工作。莉达开玩笑似地问那车夫：

　　“怎么，难道您不喜欢共青团员吗？”

　　他摸了摸胡子，慢吞吞地回答说：

　　“哪里的话，怎么不喜欢……年轻的时候玩一玩是可以的。像演戏或是搞搞别的玩意儿，都没有什么，我自己就喜欢看滑稽戏，要是演得真好的话。起先我们都以为孩子们是在胡闹，可是结果完全相反。别人告诉我，他们对喝酒、撒野这类事都管得挺严格。他们主要是学习。只是他们老反对上帝，要把教堂改成俱乐部。这可就不对啦。为了这件事，老年人就斜眼瞧着共青团员，对他们很不满。别的还有什么呢？我告诉你，他们办得不对的地方就是：只接受村里那些穷光蛋，那些给人当雇工的，或是没有一点儿家业的人。有钱人家的儿子，他们一个也不收。”

　　马车下了山坡，到了乡村小学的门口。

　　女工安顿好两个旅客，她自己到干草棚里去睡了。莉达和拉兹瓦利欣开完了很长的会才回到这里来。屋子里很暗。莉达脱下她的皮靴，爬到床上，不一会就睡熟了。但是拉兹瓦利欣的手的粗鲁的触动，惊醒了她——他的动机是十分明显的。她问他：

　　“你干什么？”

　　“小声点，莉达，你嚷什么？你知道，我一个人躺着，怪闷的，真是！你难道就想不出比打呼噜更好玩的事情吗？”

　　“马上撒手，下床去，滚你的！”她猛力地推了他一下。她本来就受不了拉兹瓦利欣那淫猥的笑脸。她现在很想好好地辱骂他一顿，但是她很困，她的眼睛又闭上了。

　　“你撒什么娇呢？瞧你这个知识分子的扭捏劲儿。你不是贵族女子学校出来的吧？你以为我真的就相信你了？别装傻瓜了，莉达。要是你真懂事，你应当首先满足我的要求，然后你要睡多久都随便。”

　　他认为没有多说话的必要，就又坐到她的床沿上，伸手去扳她的肩膀，态度很强硬。

　　“滚蛋！”她立刻惊醒了，接着又说：“告诉你，明天我一定把这件事告诉柯察金。”

　　拉兹瓦利欣捉住她的臂膀，气愤地低声说：

　　“我才不怕你的什么柯察金呢。你别不听话，不管你怎样说，反正我要达到目的。”

　　他们两个斗了一会儿。静静的屋子里发出了清脆的打嘴巴的声音。一下，接着又一下……拉兹瓦利欣闪到一边去了。莉达在暗中摸到了门，就推开门，跑到外面去。她站在月光下，几乎气疯了。

　　“进来吧，蠢丫头！”拉兹瓦利欣恶狠狠地喊着说。

　　他带着他的铺盖到屋檐下去，在外面过了一夜。莉达关上门，下了闩，自己蜷成一团躺在床上。

　　第二天早晨，在回家的路上，拉兹瓦利欣和车夫并排坐着，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他心里想：

　　“这个碰不得的女人十有八九真要去告诉柯察金。瞧，完全是个不懂事的小娃娃！样子倒挺漂亮，可是，什么也不懂。我应当跟她和好，要不然，后患不堪设想。柯察金本来就瞧不起我。”

　　他调了坐位，坐到莉达的旁边来。他假装难为情的样子，眼睛几乎是忧郁的。他为他的行为做了一番自相矛盾的辩解，而且表示很后悔。结果他成功了，当他们快到小镇的时候，莉达答应不把昨天夜里那件事告诉任何人。

　　在边境的乡村里，共青团支部一个接着一个地成立起来。团区委会的人员对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些萌芽非常注意。保尔和莉达整天都在那些农村里活动。

　　拉兹瓦利欣是不喜欢到农村里去的。他跟那些农村的年轻人合不来，得不到他们的信任，反倒常把事情弄糟。保尔、莉达和农村的青年们交朋友一点也不觉得困难。莉达把农村的少女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和她们成了好朋友，并且保持着同她们的联系，细致地引导她们对共青团的生活和工作发生兴趣。区里所有的青年们都认得保尔。民兵第二大队吸收了一千六百个快到入伍年龄的青年参加了军事训练。在那些农村的晚会和大街上，手风琴对宣传工作的帮助比什么时候都大。保尔的手风琴使他跟青年们有了交情。他那叫人入迷的琴声，使乌克兰农村的许多青年走上了共青团的道路；这只琴奏起雄壮的军歌时是激烈而热情的，奏起有感情的乌克兰民歌时是亲切而温柔的。青年们倾听着手风琴，倾听着它的演奏者——以前的铁路工厂的工人，现在的政委兼共青团的书记的讲话。年轻的政委的琴声和他对他们所说的话已经在他们心中溶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农村里已经可以听到新的歌声了，各家除了祷告用的诗篇和圆梦的书籍以外，也出现了别的新书。

　　走私者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他们所要提防的已经不仅是国境的哨兵了，苏维埃政府现在已经有了许多年轻的朋友和真诚的助手。国境附近的团支部的同志们由于渴望亲自捕捉敌人，有时就做得过火一些，结果保尔不得不去援救他们。有一次，波杜勃齐共青团支部书记格里沙·霍罗沃季科，一个蓝眼睛、急性子、坚决反对宗教的好辩论的青年，通过他自己的线索，得到一个消息，知道一批走私物品将在某夜运交当地的磨坊主。于是他召集支部的全体同志，拿他们操练的枪和两把刺刀作武器，由他自己领着，在当天晚上谨慎地包围了磨坊，等待他们要猎取的对象。同时，国家政治保安部的边境哨所也探知了这个走私的消息，并派出了他们的哨岗。于是两方面在夜间发生了误会。多亏保安人员的镇定，共青团员在格斗中没有伤亡。保安机关的人员只是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把他们送到四公里外的邻村关起来。

　　这时候保尔正在加弗里洛夫那里。第二天早上，营长把他刚才接到的报告告诉了他。保尔立刻骑马去营救他的同志们。

　　保安机关的负责人笑着把经过告诉了他，接着说：

　　“咱们这么办吧，柯察金同志。他们都是好青年，我们不能委屈他们。但是为着使他们往后不要再插手我们这一部门的工作，你应该吓唬吓唬他们。”

　　卫兵打开仓门，十一个小家伙从泥地上站起来，难为情地、两脚倒换着站在那儿。保安机关的负责人生气地摊开两手，说：

　　“您瞧瞧他们。他们干出了这样的事情，现在我只好把他们送到州里去。”

　　格里沙一听就动火了：

　　“萨哈罗夫同志，我们干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呢？我们只想尽我们的力量帮助苏维埃政府。我们的眼睛老早就盯着那个富农了，可是你们倒把我们当作强盗关起来了。”他说着委屈地把身子扭过去。

　　保尔和萨哈罗夫两个，好容易板着面孔装腔作势地交涉了一番之后，才结束了这场“吓唬”。

　　“如果你负责保证他们往后不再到边界上来，而在其他方面协助我们，那么，我就好好地把他们放出去。”萨哈罗夫对保尔说。

　　“好的，”保尔说，“我可以担保。我想他们以后不会再给我找麻烦了。”

　　整个支部一路唱着歌回到波杜勃齐去了。这件事情没有声张出去。磨坊主也很快就被逮捕了。这次是依法逮捕的。

　　德国移民在麦丹别墅一带的森林田庄里过着优裕的生活。那里有一些富农庄院，彼此相距半公里，建筑得很坚固；庄院的房舍旁边都有些附属建筑物，像一些小小的要塞似的。安托纽克匪帮就窝藏在麦丹别墅里。这个沙皇军队的司务长把他的亲属组成了一个“七人帮”，在附近大道上持枪打劫。他们杀人不眨眼，既不轻饶走私商人，也不放过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安托纽克的行动诡秘神速。今天劫掠两个农村合作社工作人员，明天又在二十公里以外解除了一个邮递员的武装，把他抢个精光。他和他的伙伴戈尔季比赛，这两个匪首一个比一个坏。州里的民警和保安机关为他们费了不少的工夫。安托纽克就在别列兹多夫附近活动，因此，进城的要道都成了危险的地带。这个匪首非常难以捕捉：当他觉得危险的时候，他就躲到国境线外面去了，过些时候他又出人意料地出现了。每当听到这个难以捕捉的危险的野兽进行血腥的袭击时，利锡增就烦躁地咬着嘴唇。

　　“这条毒蛇还要祸害我们多久呢？畜生，等着瞧吧，我一定要亲自捉住他！”他咬牙切齿地说。有两次，利锡增抓住了匪徒的新的线索，亲自带着保尔和另外三个共产党员，紧跟追捕，但是，安托纽克还是逃走了。

　　为了剿匪，州里派了一小队人到别列兹多夫来。负责指挥的人是一个花花公子式的人物，叫菲拉托夫。这个傲慢得像小公鸡似的家伙，不遵守边防军的规则，认为没有向执委会主席报到的必要，竟擅自把他这一小队人开到附近的小村庄谢马基。他带着这一队人在夜里进了村庄，驻扎在靠村边的一个小房子里。这一群全副武装的人来历不明，行动又是那样鬼鬼祟祟，就引起了邻舍一个共青团员的注意，于是他就跑去报告村苏维埃主席。村苏维埃主席事先一点也不知道这支队伍的消息，就以为他们是匪徒，急忙派这个团员骑马向区里报告。菲拉托夫的愚蠢差一点让许多人白白地送了命。利锡增夜里得到关于“匪徒”的情报，马上集合了民警和十来个工作同志，骑马赶往谢马基村。他们迅速地到了那家门前，跳下马，穿过篱笆墙，冲到了房门口。门口的哨兵挨了一枪托之后，像口袋一样倒在地下。房门被利锡增有力的肩膀一撞，哗啦一声开了，接着他们就冲进了一间灯光暗淡的小屋子。利锡增一只手拿着手榴弹，做了个预备投掷的姿势，另一只手紧握着毛瑟枪，他大喊了一声，把玻璃震得直响：

　　“赶快投降！要不我就把你们炸烂！”

　　再迟一秒钟，冲进屋里来的人们就会对刚从地板上跳起来的没睡醒的人们扫射几梭子。那个手里拿着手榴弹的人的样子是那样可怕，十来个人的手都举起来了。过了一分钟，当这一小队人只穿着衬衣被赶到院子里的时候，菲拉托夫看见了利锡增胸前的勋章，他才说起话来了。

　　利锡增气得发疯，愤愤地啐了一口，用极端蔑视的口气骂道：

　　“脓包！”

　　德国革命的消息传到区里来了。汉堡巷战的枪声似乎也传到了这里。边境上的人们都激动起来。大家抱着热切的希望读着报纸，十月革命的风从西方吹来了。要求加入红军当志愿兵的申请书像雪片似的递到团区委来。保尔竭力说服各共青团支部派来的代表，向他们说明苏联是采取和平政策的，它现在不打算跟任何邻国作战。但是没有什么效果。每逢星期天各支部的团员都到镇上来，在神父的大花园里集合举行区团员大会。有一天中午，整个波杜勃齐共青团支部像军队似的排成队伍开到区委会的大院子里来。保尔从窗口望见他们，立刻走出去站在台阶上。以格里沙为首的十一个青年，穿着长靴，背着大袋子，在门口站住了。

　　保尔吃惊地问：

　　“格里沙，这是怎么回事？”

　　但是格里沙只向他丢了个眼色，两个人就走进屋里去。莉达、拉兹瓦利欣和别的两个团员把格里沙围了起来，他把门关上，严肃地皱着他那淡色的眉毛，说：

　　“同志们，我在进行一次战斗考验。今天我向我们支部的团员们宣布，从区里发来一个电报，不用说这是非常机密的，宣布我国与德国资产阶级的战争就要开始，而且不久还要和波兰资产阶级开战。莫斯科已经发出命令——要所有的团员都上前线，那些害怕的只要写个申请书，就可留在家里。我命令他们不许向任何人提起战争的事情，不过每人都必须自备一个大面包和一块腌肉，没有腌肉的，就带些大蒜或洋葱，一个钟头后在村外秘密集合。我说，我们先开到区里，再由区里到州的中心，在那里领武器。我这一宣布，可真起了作用。他们就向我问这问那，提出各种问题，但是我说：别多问，照我说的做吧！谁要不去，就写个声明书，因为这次出征是志愿的。接着大家就散了，我提心吊胆，恐怕结果一个也不来。要是这样，我只好解散这个支部，到别的地方工作去。我坐在村外等着。不久，一个接着一个都来了。他们有些人是才哭过的，不过竭力掩饰着。他们一共十个人，全都来了，一个逃避的也没有。你们瞧，我们波杜勃齐的支部怎么样！”他高兴地结束了他的话，得意地用拳头捶一下胸脯。

　　当莉达很生气地开始责备他这一举动的时候，他惊愕地睁大眼睛看着她。

　　“你教训我干什么呢？这正是一个顶好的考验呀！这就可以把每一个人都认识清楚。为了更像真的，我还想把他们领到州里去呢，可是他们都有点累了。现在让他们回家吧。不过，柯察金同志，你一定给他们讲讲话，要不，这算怎么回事呢？……不来一场演说是不合适的。你就说，动员令已经撤消了，可是他们表现的勇敢精神是光荣的。”

　　保尔很少到州的中心去。因为出门一次就要耽误好几天，而本地的工作又要他每天都在区里处理。可是拉兹瓦利欣一有机会就到城里去。他每次进城，就把自己从头到脚武装起来，暗暗把自己比作库柏小说里的主人公。他很喜欢做这样的旅行。他一走进森林里，就向乌鸦或是机灵的松鼠开枪，要不，就拦住那些单身的行人，装作真正的调查人员的样子盘问他们：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快到城跟前的时候，这才收起武器，把步枪往干草堆里一埋，手枪藏在衣袋里，像平常的样子走到州团委会去。

　　“说吧，你们别列兹多夫有什么新闻？”费多托夫问他。

　　在州团委书记费多托夫的办公室里，永远有满满一屋子人。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找他说话。在这种环境里工作，要善于一下子能听四个人说话，回答第五个人的问题，同时手里又写着什么才行。费多托夫非常年轻，可是他在一九一九年就已经入党了。只有在那个战乱的时期，一个十五岁的年轻人才能当上党员。

　　拉兹瓦利欣对费多托夫的问题随随便便地回答说：

　　“新闻是说不完的。一天从早忙到晚。所有的漏洞都得去堵。要知道，在那么一个毫无基础的地方，一切都要从头做起。现在我们又建立了两个新的支部。你们叫我来有什么事情？”说着他很老练地坐到靠椅上。

　　经济部主任克雷姆斯基的视线从一大堆公文上暂时移开了一会儿，回头看了一眼，说：

　　“我们是叫柯察金来的，并没有叫你。”

　　拉兹瓦利欣吐出一股子浓烟，然后说：

　　“柯察金不愿意到这儿来，所以连这样的事情也落到我的头上了……有些书记可舒服了：什么事也不做，只有像我这样的笨驴子，才肯让人骑在背上到处跑。柯察金一到边境去，就是两三个星期不回来，我只得把全部工作担当下来。”

　　拉兹瓦利欣故意要人觉得，只有他才是区团委最合适的书记人选。

　　“我总不喜欢这个家伙。”当拉兹瓦利欣离开的时候，费多托夫直率地向州团委别的委员们说。

　　拉兹瓦利欣的把戏无意中被发现了。有一次利锡增到费多托夫那里去取信（每一个到州里去的人，回去都要把别人的信件捎回去），他们谈了很长时间，于是拉兹瓦利欣便被揭穿了。

　　“不过，你还是要把柯察金派来让大家见见面，我们都还不认识他哪。”利锡增临走的时候，费多托夫这样说。

　　“好的，但是有个条件：你们可别打算把他调走。我们是无论如何也不答应的。”利锡增说。

　　这一年边境上的十月革命节空前热闹。保尔被选为边境上各村十月革命节纪念委员会的主席。在露天大会之后，邻近三个乡村到波杜勃齐来参加大会的五千男女农民，列成了半公里长的游行队伍，由民兵大队和乐队领头，举着大红旗，从波杜勃齐向边界前进。纵队秩序严整，有组织地沿着国境界标向那几个被苏联和波兰之间的国境线分成两半的乡村进发。边境的波兰兵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营长加弗里洛夫和保尔骑马走在最前头，后面响着铜号声，红旗飘动的哗哗声和此起彼伏的歌声！农村的青年男女都穿着他们最好的衣裳。成年人的脸是严肃的，老年人是庄严的，而少女的笑声，像银铃一样传得很远。人群像一条大河似的从肉眼所能看到的远处流来，这水流的堤岸就是国界，但是没有一只脚踏过界线，越出苏维埃的国土。保尔让这一股人的洪流通过身边。在他们中间响起了《共青团之歌》：

　　从西伯利亚大森林，

　　到不列颠的海滨，

　　最强大的力量

　　是红军！

　　接着又是女声合唱：

　　嗨，在那边山冈上，

　　妇女们收割忙……

　　红军的哨兵们用欢喜的微笑迎接这游行队伍，波兰士兵却现出了惊慌和羞惭。虽然事先已把这一次沿着国界游行的事正式通知了波兰的指挥部，可是那边仍然显出了相当的惊慌。战地宪兵骑巡队四处巡逻，边界的哨兵比平常多了四倍，此外，还有隐匿在洼地里准备应付任何事变的后备队。但是热闹的、愉快的游行队伍始终在自己的国土上走着，大地上空回荡着他们的歌声。

　　在一个小丘上站着一个波兰哨兵。苏维埃人民的游行队伍正朝他走去。当进行曲的第一声传进他的耳朵时，他卸下肩膀上的步枪，枪柄碰着脚，向大队行了个敬礼。保尔清清楚楚地听见他说：

　　“公社万岁！”

　　看那个人的眼睛就知道他是说这句话的人。于是保尔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个哨兵。

　　一个同志！在波兰军的外套下面跳着的是一颗同情游行群众的心。保尔用波兰话轻声回答他：

　　“向你致敬，同志！”

　　那个哨兵落到后面了。在游行队伍经过时，他始终保持敬礼的姿势。保尔几次回头去看那个黑色的小小的身影。前边他又遇见另一个波兰兵。这个人留着灰色的小胡子，四角帽边镀着镍，帽檐下面露出一对呆板无神的眼睛。保尔依然为他刚才听到的那句话所感动，就像是自言自语一样，用波兰话说：

　　“你好，同志！”

　　但是没有得到回答。

　　加弗里洛夫微微一笑。显然，两次说话他全都听到了。

　　“你的希望太大了，”他对保尔说，“他们在这边界上，除了普通的步兵，还有宪兵。你看见了他的袖章吗？他是个宪兵。”

　　游行队伍的排头已经走下小丘，朝一个被分成两半的乡村走去。属于苏维埃的那半个村正准备隆重欢迎客人们。所有的人都集合在界河上的小桥附近。青年男女在两旁排队。在波兰方面，屋顶和板棚顶上都挤满了人，他们注意地望着河对岸发生的事情。还有许多农民站在门口或是篱笆旁边。当游行队伍走进青年人排成的夹道时，乐队奏起了《国际歌》。接着，许多青年小伙子和白发老头儿在一个草草搭成的、挂着青翠枝叶的讲台上，发表了一些动人的演说。保尔也用乌克兰语发表了演说。他的每一句话都飘过河去，传到对面那些波兰人的耳朵里。但是波兰当局不让这些演说打动人们的心。一队宪兵用皮鞭赶他们回屋里，还朝屋顶开了几枪。

　　街道上没有人了。屋顶上的青年也给子弹赶走了。这一切都可以从苏维埃这边看得清楚，大家全皱起眉头。有一个老羊倌被青年们拥到讲台上，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气愤，喊着说：

　　“好！孩子们，你们瞧！他们从前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但是，现在呢，在咱们的乡村里，用鞭子抽打农民的事情已经没有了。咱们消灭了地主，也就消灭了抽打咱们脊梁的鞭子。孩子们，要坚决地拥护咱们现在的政府。我是一个老头子，我不会演说。但是我要对你们说的话倒很多。在沙皇时候，咱们一辈子过着牛马生活，看着那边的人，可真难受……”他用那皮包骨头的手朝小河那面指了一下，就呜呜哭了起来，只有小孩子们和老人们才会这样哭。

　　接着格里沙走上了讲台。加弗里洛夫一面听着他那激动的演说，一面勒转马头，看看河那边是不是有人把这演说记录下来。但是对岸没有人，连桥头值班的哨兵也撤走了。

　　“这次不至于向外交人民委员部提抗议了。”他开玩笑地说。

　　十一月底，一个阴雨的秋夜，匪首安托纽克和他的七个党徒终于恶贯满盈了。这窝豺狼到麦丹别墅参加一个富有的外来地主的婚礼。赫罗林的党员和团员们乘机抓住了他们。

　　妇女们的闲谈把那些客人来参加婚礼的消息泄漏了出来。全支部十二个人立刻集合，带上他们所有的武器。他们乘车到了麦丹别墅的庄园，同时又派出一个特别通讯员跑到别列兹多夫去报告。通讯员在谢马基村碰到了菲拉托夫的队伍，于是这一队人立刻飞奔而来。这时候赫罗林的青年们已经包围了那庄园，开始和安托纽克匪帮接了火。安托纽克和他的几个党徒躲在一间厢房里，看见人就开枪。他们企图突围，但是赫罗林的青年们把他们赶了回去，还打倒了他们中的一个。安托纽克陷在这样的绝境已经不止一次，可是每次他都安全地脱逃了，手榴弹和黑夜是他的两个救星。也许这回他还能逃脱吧，因为赫罗林支部已经损失了两个人，可是菲拉托夫恰好在这时候赶到了。这样，安托纽克看出，他这回可陷在无路可逃的绝境了。他们从厢房的每个窗户回击包围他们的人，直到天亮时候安托纽克才被捕。七个人一个也没投降。为了消灭这一群狼，牺牲了四个人的性命——其中有三个是新成立的赫罗林共青团支部的团员。

　　保尔这个大队奉命参加地方部队秋季大演习。大队在一天之内，冒着不停的大雨开到四十公里以外新兵师的宿营地，他们从清早一直走到深夜。大队长古谢夫和政委柯察金是骑马的，他们率领的那八百个准备入伍的青年走到营房，立刻就躺下睡了。新兵师司令部把召集他们这一大队的命令下迟了，第二天清早演习就要开始。这个大队要接受检阅。全队在操场上集合了。过了一会儿，几个骑马的人从参谋部跑来了。这个已经领到服装和枪支的大队，完全变了样子。大队长古谢夫和保尔过去对他们的大队曾花了不少的精力和时间，所以很有信心。当正式的检阅已经完毕，大队表演了操练和变换队形之后，一个面孔挺漂亮但是皮肉松弛的指挥官严厉地责问保尔说：

　　“您为什么骑马？我们新兵大队的队长和政委在演习的时候都是不许骑马的。我现在命令您把马送到马圈去，徒步参加演习。”

　　保尔知道，如果不骑马他就不能参加演习，——他的腿甚至连步行一公里也做不到。可是他怎样向这个身上装饰着许多皮带的、气势汹汹的花花公子解释呢？他仅仅回答说：

　　“我不骑马就不能参加演习。”

　　“为什么？”

　　保尔明白，他没有别的理由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不能步行，他低声地说：

　　“我两条腿都肿了，连跑带走一个星期，我实在做不到。其次，同志，我还不知道您是什么人？”

　　“第一，我是你们团的参谋长。第二，我再一次命令您下马。您要是个残废的话，我可没叫您在军队里服役，这不能怪我。”

　　保尔好像挨了一鞭子。他猛拉起马辔子，但是古谢夫那强有力的手阻止了他。保尔受到这样的侮辱，忍不住要发作，同时他又竭力克制自己，内心斗争了好几分钟。但保尔已经不再是从前那样的任意由这一部队转到那一部队去的普通战士了。他现在是大队的政委，而这大队当时正在他的后面。他的行动将给全队树立什么样的军纪榜样呢！他并不是为这个花花公子而训练他的部队的。所以他下了马，忍着关节上的剧痛，朝右翼走去。

　　随后几天的天气都非常好。演习就要结束了。在第五天，演习在最后目的地谢佩托夫卡附近进行。别列兹多夫大队奉命从克里缅托维奇村那面去夺取车站。

　　保尔对这一带的地形十分熟悉，他把所有的捷径都告诉了古谢夫。大队分为两部分，神不知鬼不觉地作了深入的迂回，包围了“敌军”，喊着“乌拉”，冲入了车站。根据评判人的意见，这次作战是非常成功的。车站已经被别列兹多夫大队占领了，而防守车站的大队，被假定损失了一半的兵员，退到森林里去了。

　　保尔负责指挥半个大队。他和第三中队的队长和政治指导员正站在大街的中央布置他的兵员，就在这时候，一个红军战士跑到他面前，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他说：

　　“政委同志，大队长问你，机枪射手们是否占领了铁路交叉点。评判团马上就要到了。”

　　保尔和中队长走到道口那边去。团司令部的人员早已在那儿了。他们祝贺古谢夫作战的成功。战败的大队的代表们都狼狈不安地站在那儿，甚至不打算分辩。古谢夫说：

　　“那不是我的功劳，柯察金是这地方的人，这全是他领我们打的。”

　　团参谋长骑马走到保尔面前，讥讽地说：

　　“同志，您的腿走得挺不错呀，看来，您骑马不过是为了出风头吧？”他本来还想多说几句，但是保尔眼睛的表情使他没敢说下去。

　　他走后，保尔悄悄地问古谢夫：

　　“你知道他的名字吗？”

　　古谢夫拍拍他的肩膀说：

　　“算了吧，别理这个骗子。他的名字好像是叫丘扎宁——革命前是一个准尉。”

　　保尔那一天好几次竭力回想他曾在什么地方听见过这个名字，但是他怎么也想不起来。

　　演习完了，大队带着很高的荣誉返回别列兹多夫，保尔实在累垮了，留在家里跟母亲住了两天。他把马留在阿尔焦姆那里。这两天，他每天都睡十二个小时，第三天他到调车场去看阿尔焦姆。在煤烟熏黑了的厂房里，有一股十分熟悉的味道，他好像回到家里似的。他使劲地嗅着煤烟的气味。这种夹着煤烟的空气，他从儿童时期就习惯了，他是在这种气味中长大的，他同它分不开。现在这种东西正在强烈地诱惑着他。他好像丢了什么宝贝似的。他已经好久没有听见火车头的尖叫了。就像碧蓝无边的大海激动着一个久别之后重回海上的水手一样，这火伕和电工呆惯了的环境也在呼唤他。他很久不能够控制这种感情。他和他的哥哥谈得很少。他发现阿尔焦姆的额上又添了一条皱纹。阿尔焦姆正在一个移动式锻工炉旁边干活。他已经有了第二个孩子。他的生活显然是很困难的。虽然阿尔焦姆没有说出来，但是这已经是十分明白的事情。

　　他们两个在一起干了一两个钟头的活就分别了。在路口，保尔勒住马，回头向车站望了很久，然后给了黑马一鞭子，在森林里的路上飞跑起来。

　　在森林里走路现在很安全了。大小匪帮已经全被苏维埃当局肃清了，他们的巢穴也都被烧毁了，因此本区各乡村的生活平静多了。

　　中午保尔骑马跑进了别列兹多夫。莉达在区委会的台阶上高兴地迎接了他。

　　“你到底回来了！没有你我们可真寂寞。”她说着就抱住他的肩膀，跟他一起走进屋里去。

　　“拉兹瓦利欣在什么地方？”保尔一边脱着大衣，一边问她。

　　莉达有点不高兴地回答说：

　　“不知道。呵，想起来了！他早上说，他要到学校去代你上政治课。他说这是他分内的事，不是柯察金的事。”

　　这个消息使保尔感到惊讶，也很不愉快。他一向就不喜欢拉兹瓦利欣。

　　“这个家伙又想到学校里去打什么主意呢？”保尔不高兴地想着。

　　“得，让他去吧。你说吧，你们这儿有什么好消息吗？你到格鲁舍夫卡去过吗？那里的同志们的情形怎样？”

　　保尔坐在沙发上，揉着他那两条疲倦不堪的腿。莉达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他。

　　“前天，”她说，“已经批准拉基金娜作候补党员了，这一定可以大大地加强我们波杜勃齐的支部。拉基金娜是一个很好的姑娘，我十分喜欢她。你瞧，教师们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他们有些人已经完全转到我们这边来了。”

　　晚上，有三个人常常在利锡增的房子里围着大桌子坐到深夜。这三个人是：利锡增本人、保尔和新任区党委书记雷奇科夫。

　　那扇通卧房的门是关着的。安妞特卡和利锡增的妻子已经睡着了，而他们三个人还在那里一齐低着头研读一本不厚的书。利锡增只有在夜里才有工夫读书。每当保尔晚上巡视了各村回来的时候，他都到利锡增这儿来，知道那两个人学到他前头了，他心里很难过。

　　有一天，从波杜勃齐传来了消息：格里沙在夜里被人暗杀了。保尔一听到这消息，忘记了腿疼，只几分钟便走到了执委会的马圈。他用疯狂的速度备好马鞍，随后便用马鞭从两边猛抽着马肚子，向国境跑去。

　　格里沙躺在村苏维埃的宽大的屋子里一张桌子上，桌子周围铺着绿叶，一面红旗覆盖着他。在上级负责人到来之前，任何人都不许进去；一个国境卫兵和一个共青团员站在门口守卫。

　　保尔走了进去，掀开了那面红旗。格里沙躺在那儿，头歪向一旁，面色像黄蜡一样，眼睁得很大，还保留着临死前的痛苦表情。他的后脑勺给锐利的凶器击碎了，现在脑袋正枕着枞树的绿叶。

　　是谁杀害了这个青年呢？他是独生子，母亲是寡妇，父亲从前在磨坊主那里当长工，后来是村里的贫农委员会委员，已经为革命而牺牲了。

　　那可怜的老妇人听见孩子死了的消息，立刻昏倒了，现在还是不省人事。她的邻居们正在看护她。她的儿子默默地躺在那儿，没来得及说出自己是被谁害死的。

　　格里沙的死震动了全村。这共青团的年轻领导人和农村劳动者的保护人在村里的朋友远比敌人多。

　　拉基金娜为他的牺牲很伤心，她在房子里不住地哭；当保尔跑去看她的时候，她甚至连头都没有抬起来。保尔沉重地坐在一只椅子上，低声地问她：

　　“拉基金娜同志，你想是谁杀害他的？”

　　“除了磨坊主那一伙，还有谁！”她说，“要知道，格里沙开始卡这帮走私犯的脖子呀。”

　　两村所有的人都来参加格里沙的葬礼。保尔领着他的大队和所有的共青团员来和他的同志诀别。加弗里洛夫把二百五十名边防军排列在村苏维埃前面的广场上。在悲凄的哀乐声中，他们抬出那个覆盖着红旗的棺材，把它放在广场上。在那里，在内战时期人们埋葬布尔什维克游击队员的坟墓旁边，已经掘好了一个安葬他的墓穴。

　　格里沙的死使他生前尽力保护的那些人更加密切地团结起来了。贫雇农青年都表示愿意给团支部以全力的支持，每个演说的人都愤怒地请求处死那些凶手，抓住他们，带他们到这个广场上来，在这坟墓旁边当众审判，好让每一个人认清敌人的面目。

　　接着他们放了三排枪，又在那新掘的墓穴里铺了新砍下来的常青树枝。当天晚上，支部选出了新的书记，那就是拉基金娜。同时保尔从国家政治保安部的边境哨所得到了消息，说他们那边已经找到了捉拿凶手的线索。

　　一星期后，第二届区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别列兹多夫戏院开幕了。利锡增非常严肃地、庄重地开始了自己的报告：

　　“同志们，我很高兴能够向本届大会报告以下的情况：过去一年里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们已经在本区牢固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并且彻底肃清了所有的匪帮，打击了走私活动。农村贫农的组织已经壮大，共青团也壮大了十倍。同时，党的组织也发展了。最近富农在波杜勃齐杀害了我们的同志格里沙，这件案子已经破获了，凶手是磨坊主和他的女婿，他们都已经被捕了，不久就要由省法院的巡回法庭加以审讯。许多村的代表团已经向主席团提出建议，要求大会通过一个决议案，请求把这些杀人的匪徒判处死刑……”

　　会场立刻响起了震耳的呼声：

　　“赞成！把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判处死刑！”

　　莉达在一个侧门的门口出现了，她向保尔招手。

　　在走廊上，她把一封上面盖着“急件”字样的信交给他。他拆开了。

　　别列兹多夫共青团区委会，抄送区党委会。省委决定从区里调回柯察金同志，另委派他担任重要的共青团工作。

　　保尔不得不和他做了一整年工作的那个区告别了。区党委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批准柯察金同志转为正式党员；第二，在解除他的共青团区委书记职务的时候，对他的品格和工作能力作出鉴定。

　　利锡增和莉达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亲切地拥抱了他，当他的马由院里走到街上的时候，十几支手枪齐放，向他致以告别的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