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终于胜利了。保尔没有死于伤寒。这是他第四次死里逃生。在床上整整躺了一个月之后，苍白消瘦的保尔已能够勉强用两条摇摇晃晃的腿站起来，摸着墙壁，在房间里走动了。他的母亲搀着他走到窗口，他向街上望了很久。雪在融化，积成了小水洼，在早春的阳光下闪亮。外面已经是初次解冻的温暖天气了。

　　一只灰胸脯的麻雀神气十足地站在窗外樱桃树的枝丫上，时时用狡猾的小眼睛偷看保尔。

　　“怎么样，咱们俩总算熬过冬天了吧？”保尔用指头敲着玻璃窗，低声说。

　　母亲吃惊地看了看他，问道：

　　“保尔，你在跟谁说话？”

　　“我跟麻雀说话……现在它飞走了，这狡猾的小东西。”他无力地笑了笑。

　　到了盛春时节，保尔开始想回到城里去。现在他已经恢复到能够走路了，不过他体内还潜伏着别的弄不清的病症。有一天，他正在花园里散步，脊椎上的一阵剧痛骤然间使他摔倒在地上。他自己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挨到房间里。第二天医生给他作了一次详细的诊查，发觉在他的脊骨上有一个深窝。医生惊讶地问他说：

　　“这是怎样得来的？”

　　“大夫，这是给公路上的石头崩的。在罗夫纳的战斗中，一颗三寸口径的大炮炮弹在背后的公路上开了花……”

　　“那么，后来你怎么能走路呢？一向不碍事吗？”

　　“不碍事。当时我躺了两个钟头，随后又继续骑马。直到现在才第一次发作。”

　　那医生皱着眉头，仔细看了看那个深窝。

　　“亲爱的，这可不是小毛病呵。脊骨是不喜欢这样震动的。希望它将来不要发作。穿上衣服吧，柯察金同志。”

　　大夫怀着同情和不禁流露出来的担心，看着他的病人。

　　阿尔焦姆住在他老婆斯捷莎家里。他老婆挺年轻，可是很丑。这是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有一天，保尔顺便去看阿尔焦姆。一个邋里邋遢的斜眼的小男孩正在肮脏的小院子里跑。他一看见保尔，就没礼貌地用小眼睛瞪着他，一面聚精会神地用指头抠着鼻子，一面问他：

　　“你要干什么？你是来偷东西的吧？你顶好还是快走，我妈的脾气是顶凶的。”

　　接着，破旧的矮木房的小窗户推开了，阿尔焦姆叫道：

　　“进来吧，保夫鲁沙！”

　　一个脸黄得像羊皮纸的老妇人，手里拿着火叉在灶旁忙着。她冷冷地瞟了保尔一眼，让他走过去。她把铁锅碰得乱响。

　　两个留着小辫子的大点的女孩，急忙爬上热炕，用野蛮人的好奇眼光端详着客人。

　　阿尔焦姆靠桌子坐着，似乎有点儿难为情。他这门亲事，他母亲和保尔两人都不赞成。他本来是个血统工人，但不知道为什么竟和石匠的女儿，认识了三年的美丽的女裁缝加莉娜断绝了关系，和难看的斯捷莎结了婚，入赘到这个没有一个男劳动力的五口之家。

　　从调车场下班回来，为了整理那小小的家业，他就把所有的力量都花费在庄稼活儿上。

　　阿尔焦姆知道保尔不赞成他，说他这是退入“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因此他担心地观察着保尔对他周围一切事物所抱的态度。

　　他们两个坐了一会儿，说些平常见面时没意思的寒暄话，保尔就起身告辞。但是阿尔焦姆留住他。

　　“再坐一会儿，我们一块儿吃饭，斯捷莎马上就拿牛奶来了。怎么，你明天就走吗？保夫卡，你身体还很虚弱呢！”

　　斯捷莎走进房间来，和保尔握了手。她叫阿尔焦姆到打谷场上去帮她搬什么东西，留下保尔独自一个和那不愿多开口的老太婆在一起。教堂的钟声从窗户送了进来，老太婆就放下火叉，不满意地嘟哝说：

　　“呵，我主耶稣，我成天忙这些倒霉事情，连祷告都没工夫了！”她把脖子上的围巾拿下来，又斜着眼看了客人一眼，然后走到屋子的一个角落——那里挂着年久发黑、面色忧郁的圣像。她三个瘦削的指头捏在一起，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她用干瘪的嘴唇小声地念着。

　　院子里的男孩子突然跳到一只垂着大耳朵的黑猪身上，用一双赤脚拼命踢它，双手紧抓住猪鬃，高声吆喝着那只一面哀叫一面打转的畜生：

　　“嘟呜，开步走！吁！别胡闹！”

　　猪驮着男孩子在院子里四处奔跑。它竭力想把男孩子摔下来，但是那斜眼的小流氓却骑得很稳。

　　于是老太婆停止了祈祷，探头到窗外，吆喝说：

　　“该死的东西，还不跳下来，要不，会把你给摔死的，你这个小魔鬼！”

　　最后，那只猪终于把那个骑者摔了下来。老太婆很满意，就又回到圣像跟前，脸上装出虔诚的样子，继续祷告说：

　　“愿你的国降临……”

　　那满脸眼泪的男孩站在门口，用袖口揩着擦伤的鼻子，哭着喊：

　　“妈妈，我要甜馅饺子！”

　　老太婆转过身来恶狠狠地骂他：

　　“你这斜眼的魔鬼，你就不让我好好做祷告。好，你这狗崽子，我马上给你吃个够！……”她说着就从凳子上抓起一根皮鞭来。男孩子立刻跑掉了。热炕上面那两个小女孩偷偷地扑哧一声笑了。

　　老太婆又转过身，第三次去祈祷。

　　保尔没有等他的哥哥回来就起身走了。他临走关栅栏门的时候，看见那老太婆的头又从靠边儿的小窗子里探出来，监视着他。

　　“究竟是什么妖魔把阿尔焦姆勾引到这儿来的呢？现在他怎么也摆脱不掉了。斯捷莎每年会养一个小孩，阿尔焦姆的负担也就越来越重，像一只钻进牛粪堆里的甲虫。弄不好，他甚至还会把调车场的工作也扔掉，而我呢，原来还想引导他参加政治活动呢！”保尔在小镇荒凉的街上慢慢走着的时候这样想，心里很阴郁。

　　但是他一想到，明天他就要离开这里，回到那个大城市去，再度和他的朋友们，同志们，所有那些亲爱的人们在一起，他又高兴了。这大城市以及它沸腾的生活，活跃的气氛，加上那川流不息的人群，电车的轰隆声和汽车的喇叭声，都吸引着他。而最最吸引他的，却是那些巨大的石头厂房、煤烟熏黑的车间、机器，以及滑轮的柔和的沙沙声。他的心已经飞到巨大的飞轮疯狂旋转、空气中散播着机油气味的地方，飞到那早已成为他不能分离的整个生活上去了。可是，当保尔在这儿，在这个僻静的小镇的街上漫步的时候，他却感到失望和怅惘……也难怪这个小镇成了一个对他无缘的、可厌的地方。甚至白天出去散步也成为一种折磨。当保尔从两个坐在台阶上的爱饶舌的女人身边走过的时候，他听到她们急促地议论说：

　　“喂，亲家母，你瞧打哪儿跑出这么一个丑家伙？”

　　“看样子，一定是个痨病鬼。”

　　“可是你看他那件阔气的皮上衣，一定是偷来的……”

　　此外还有许多别的令人讨厌的事情。

　　他的生活的根早已从这里拔掉了，现在大城市使他感到更亲切了。同志关系和劳动的坚强有力的纽带，把他和大城市紧紧结合在一起。

　　保尔不知不觉地来到了松林跟前，他在岔路口站了一会儿。在他的右面是阴森森的老监狱，它用高高的尖头木栅栏和松林隔开，而它后面是医院的白色房子。

　　瓦莉亚和她的同志们就是在这地方，在这空旷的广场上的绞架下被绞死的。他在原来竖绞架的地方默默地站了一会儿，随后就走下陡坡，到了埋葬烈士们的公墓那里。

　　不知道是哪个有心人，用枞树枝编成的花圈把那一列坟墓装饰了起来，给这小小的墓地围上了一圈绿色的栅栏。笔直的松树在陡坡上面高耸。绿茵似的嫩草铺遍了峡谷的斜坡。

　　这儿是小镇的近郊，又阴郁，又冷清，只有松树林轻轻的低语和从复苏的大地上散发出来的春天新鲜的气味。……就在这地方，他的同志们英勇就义，为了使那些生于贫贱的、那些一出生就当奴隶的人们能有美好的生活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保尔缓缓地摘下了帽子。悲愤，极度的悲愤充满了他的心。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人应当赶紧地、充分地生活，因为意外的疾病或悲惨的事故随时都可以突然结束他的生命。

　　保尔怀着这样的思想离开了烈士公墓。

　　悲哀的母亲在家里给儿子料理出门的行装。保尔瞧着她，看见她正在偷偷流泪。

　　“保尔，亲爱的，你不能留在这儿吗？我这么大年纪了，孤零零地一个人在这儿多难过呵。不管养多少孩子，可是一长大就跑了。你恋着城市干什么？这里也一样可以生活呀！是不是你也在那里看上了一个剪头发的短尾巴鹌鹑？你瞧，你们全是那样，什么话也不肯对我这老太婆说。阿尔焦姆的亲事一点也不对我讲，你呢，那更不用说了。只有在你们生病或者受伤的时候，我才有机会看到你们。”她低声诉说着，一面把她儿子的几件简单的衣物放到一个干净的布袋里去。

　　保尔抱住母亲的肩膀，把她拉到自己跟前，说：

　　“妈妈，亲爱的，鹌鹑是没有的！你老人家不是知道吗？鸟儿才寻找它的同类呢！那么，你把我当什么，难道我是雄鹌鹑吗？”

　　他把他母亲说笑了。

　　“妈妈，我发过誓，在我们把全世界的资产阶级肃清以前，我是不找姑娘的。你说什么，还要等好久吗？不，妈妈，他们支持不了多久的……很快就会有一个人民大众的共和国。将来把你们这些老年人，年老的劳动者，都送到意大利去养老。那是一个靠海的、气候温暖的国家，那里从来没有冬天。我们要把你们安置在从前资产阶级的宫殿里，让你们在那里，在太阳底下舒舒服服地晒着老骨头。那时我们再到美洲去解决资产阶级。”

　　“孩子，我活不到你讲的那神话实现的时候了……你也像你那个水手爷爷一样，主意多，脾气坏。他是一个真正的恶棍，愿上帝饶恕我！当年塞瓦斯托波尔战争结束以后，他回家来，一只手和一条腿没了。胸口倒是戴了两个十字勋章和两个挂在丝带上的五十戈比银币，但是老的时候还是穷死了。他的脾气很倔强，有一次他拿了一根弯棒子，打了一个官老爷的头，人家把他关在牢里差不多一年。十字勋章还是不管事，照样给关起来了。我看你呀，就和你爷爷一模一样……”

　　“呵，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这么不愉快地分手呢？来，把手风琴拿给我，我已经好久没有拉了。”

　　他把头斜靠着那一列贝壳做成的琴键，奏出来的新鲜音调引起了母亲的惊奇。

　　现在他的演奏跟过去不同了，它不再是那种轻飘的音调了，也不再是那种粗犷的调子了，也不再是那种曾经使这青年手风琴手闻名全镇的如醉如狂的奔放的旋律了。他的乐调现在是和谐的，它仍然有力量，但是比过去更深沉了。

　　保尔独自到了车站。

　　他劝他母亲不要去送行：他不愿意看她在分别时流泪。

　　旅客们都硬往火车里挤。保尔占了上铺的一个空位子，因此可以看见下面走道上那些喧嚷的、激动的人们。

　　他们都拖着许多包裹和口袋，匆匆忙忙塞在坐位下面。

　　列车开动之后，大家静了下来，并且照例狼吞虎咽地吃起东西来。

　　保尔很快就睡着了。

　　他要去访问的第一所房子是在市中心克列夏契克大街。他慢慢地走上天桥。周围一切都是熟识的，丝毫没有改变。他在桥上走着，手摸着那光滑的栏杆。刚要往下走的时候，他停步了——这时候桥上一个行人也没有。夜景把他迷住了。在深不可测的高空，夜在他眼前展现了宏伟的奇观，黑暗在地平线上披上了墨色的天鹅绒，无数星星发着亮光，闪着磷色的光辉，织成了美艳的图案。下面，在大地与天空衔接的地方，黑暗中的城市点缀着万家灯火……

　　有几个人迎着保尔走上桥来。他们的激烈争辩打破了夜的静寂。保尔不再注视城里的灯火，开始走下桥去。

　　他到了克列夏契克大街的特勤部，值班的人对他说，朱赫来早就调走了。

　　那个人用许多问题盘问保尔，直到他证实这青年人的确认得朱赫来之后，才对他说，朱赫来两个月之前就调到塔什干去了，在土耳其斯坦前线工作。保尔非常失望，他甚至没有再询问底细，就一句话也不说地转身走出去。他突然感到非常疲倦，不得不在台阶上坐下来。

　　一辆电车开了过去，街上响着轰隆轰隆的车声。人行道上的行人接连不断。城市多么热闹：一会儿是妇女们幸福的笑声，一会儿又是男人们低沉的说话声，一会儿又是青年们的高亢的说笑声，一会儿又是老人们的沙哑的说话声。人来人往，川流不息，脚步都是那样匆忙。电车里的灯、汽车的前灯、隔壁电影院的广告牌周围的电灯，都是很耀眼的。到处是人，到处是说话的声音。这就是大都市之夜呵。

　　街上这种繁忙和喧闹，多少减轻了他因为朱赫来不在而引起的失望。他往哪里去呢？回索洛缅卡——他的许多朋友都在那儿，——但是太远了。离这儿不远的大学环路的那座房子自然地浮上了他的心头。他现在当然要到那儿去。本来么，除了朱赫来之外，他最想去看的同志就是丽达。到了那儿，他还可以在阿基姆房间里过夜。

　　他从远处就看见了楼角上那间房子有灯光。他竭力使自己镇定，拉开了那扇橡木的大门。他在楼梯上站了几秒钟，听见了丽达房间里的人声，有人正在那儿弹吉他。

　　“呵哈！现在连吉他也让弹了，规矩有点松了。”他对自己说，用拳头轻轻地敲了敲门。他十分激动，紧紧地咬着自己的嘴唇。

　　开门的是一个不认识的女人，年纪很轻，鬓上垂着鬈发。她惊疑地看着保尔。

　　“您找谁？”

　　那个女人没有把门关上。保尔一看到屋子里不熟识的陈设和家具，就不问而知了，但他还是问道：

　　“我要见一见乌斯季诺维奇同志，可以吗？”

　　“她不在这里了。正月里她就到哈尔科夫去了，后来我听说，她又从哈尔科夫到了莫斯科。”那女人回答。

　　“那么，阿基姆同志还住在这里吗？他也走了吗？”

　　“他也走了，现在他是共青团敖德萨省委书记。”

　　保尔只好转身走开。回城市来的喜悦之情烟消云散了。

　　现在他不能不严肃地考虑在哪儿过夜的问题。

　　“再这样挨个儿去找老朋友，就是走瘸了脚，你也不会找到一个的。”他抑制着自己的苦恼，嘟哝着说。然而他还是决定再去碰一次运气——找一找潘克拉托夫。这码头工人就住在码头附近，要找他毕竟比到索洛缅卡去近得多。

　　最后，非常疲乏的保尔终于走到了潘克拉托夫的家门口。他敲着那曾经油成土红色的门，心里盘算着：“要是他也不在这儿，我就不再乱跑了，我爬到小船上睡一夜。”

　　一个老太太开了门。她披着一条朴素的头巾，头巾角在下巴底下打个结。这是潘克拉托夫的母亲。

　　“大娘，伊格纳特在家吗？”

　　“他刚回来。您找他吗？”

　　她没有认出保尔，回过头去，喊道：

　　“伊格纳特，有人找你！”

　　保尔跟着她走到房间里，把口袋放在地板上。潘克拉托夫赶紧咽下一口面包，从桌子旁边回过头来，对客人说：

　　“既然有事情找我，就坐下来谈吧！我得把这碗菜汤吃下去。我从早晨到现在除了白开水，什么东西都没有下肚呢！”说着，就拿起一柄大木勺。

　　保尔在他旁边一只破椅子上坐下来。他取下帽子，照例拿它揩了揩前额。

　　“难道我真变得那么厉害，连伊格纳特也不认得我了吗？”

　　潘克拉托夫吃了两勺菜汤，没有听见客人回话，就又转过头来，说：

　　“喂，究竟有什么事情？你说呀！”

　　他手里拿着一块面包，正想送进口里，突然在半路停下了，惊讶地眨眨眼睛：

　　“哎，……怎么回事，……呸，这是……！”

　　看见潘克拉托夫的脸急得通红，保尔忍不住笑出声来。

　　“保尔！怎么回事，我们都以为你是死了！……等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听见他的喊声，他的姐姐和母亲也都从隔壁房间跑了进来。他们三个人在一起到底认出了站在他们面前的确实是保尔·柯察金。

　　直到全家都已经睡下了很久，潘克拉托夫还在向保尔诉说着这四个月来的各种事情：

　　“扎尔基、杜巴瓦和米海洛去年冬天就到哈尔科夫去了。这些家伙，不是到别的地方，是上共产主义大学！扎尔基和杜巴瓦进的都是预备班。米海洛是一年级。我们一总可以去十五个人。我想我也应当把脑袋充实充实，不然实在太空虚了，一高兴我也报了名。但是，你知道，考试委员会却把我拦在浅滩上。”

　　潘克拉托夫气呼呼地哼了一声，接着又说下去：

　　“起初我的事情很顺利。各种条件都合格：有党证，团的资历也够，至于经历和出身，那更不成问题。但是一到政治考试的时候，我弄糟了。

　　“我和考试委员会的一个同志顶起来了。他问我一个小问题。他说，‘告诉我，潘克拉托夫同志，您对哲学的认识怎样？’你是知道的，我对哲学一点也不懂。可是我当时想起，我们有过一个搬运工人，是个中学生，一个流浪汉。只是为了要装样子才当了码头工人。有一天，他对我们说：从前不知什么时候在希腊有一些知识渊博的学者，大家都把他们叫做哲学家。其中一个，似乎叫做什么伊杰奥根的，一辈子都住在桶里，以及诸如此类的无聊事情……要是哪个人能够用四十种不同方法，证明白就是黑，黑就是白的，那他就算是他们中间最有能耐的学者。一句话，他们全是些胡说八道的家伙。想起了那学生告诉我的这些话，我就对自己说：‘这个考试委员从右翼来包抄我了。’他在那里狡猾地看着我。因此我就猛顶了一下说：‘哲学就是空口说白话，故弄玄虚。同志们，我一点也不想花工夫去搞这种胡说八道的玩意儿。至于党史呢，那倒是另一桩事情，我愿意全心全意地研究它。’这么一来，他们就要我说出，究竟我从哪儿得到这些关于哲学的新奇的见解。我就把那中学生说的话，再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他们听了全都哈哈大笑。我生气了。我说：‘什么，你们把我当作傻子吗？’我拿起帽子就走了。

　　“后来，我在省委会遇到了那位问我的考试委员，我们谈了两三个钟头。我才知道那中学生说的话完全是一派胡言。哲学原来是一门伟大的、很重要的学问。

　　“但是杜巴瓦和扎尔基却考取了。当然，杜巴瓦以前念过不少书，可是扎尔基并不比我高明多少。不用说，这是他的勋章帮了他的忙。一句话，只有我白欢喜了一场。他们叫我在这里码头上做管理工作。现在我就代理货运主任的职务。以前，我总是为了各种青年工作，和码头上一些什么‘主任’闹矛盾，好，现在我自己倒作起码头主任来了。现在，要是我碰到一个懒虫，或是一个拖拖拉拉的家伙，我就同时以团委书记和码头主任的身份督促他。老实说，他们是什么事也骗不了我的。好了，关于我的事情，以后再谈。那么，我还应当告诉你一些什么消息呢？阿基姆的事情你已经知道了，省委会里始终没有调动工作的老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屠弗塔。托卡列夫作了索洛缅卡区的党委书记。你们公社的社员奥库涅夫在共青团区委会工作。塔莉亚是政治教育部部长。铁路工厂里你原来的职位已经由一个叫茨维塔耶夫的代替了。这个人我不大认识，只在省委会里见过面，看样子倒不糊涂，就是太自负些。此外，你也许还记得安娜·鲍哈特吧，她也在索洛缅卡，是区党委的妇女部部长。别的人我早已告诉你了。保尔，现在党把很多人送去学习了。老干部现在都在省党政干部学校上课。他们答应明年也送我上学去。”

　　他们两个一直谈到下半夜才上床睡觉。第二天早上保尔醒来，潘克拉托夫已经到码头上去了。他的姐姐杜霞很结实，样子很像她弟弟。她招待他吃早饭，愉快地和他谈着各种琐事。潘克拉托夫的父亲是轮船上的司机，出航了。

　　保尔临走的时候，杜霞嘱咐他说：

　　“别忘记，我们等着您回来吃午饭。”

　　省团委还是跟从前一样热闹。门总是不停地又开又关，走廊上和屋子里都是人，办公室里面，不断响着打字机的哒哒声。

　　保尔在走廊上站了一会儿，想找一个熟人，但是没找到，因此走到书记办公室去。团省委书记穿着蓝色的斜领衬衫，正坐在一只大写字台后边。他头也不抬地匆忙瞟了保尔一下，又继续写他的字。

　　保尔在他的对面坐下，仔细地瞧着这个接替阿基姆的人。

　　“你有什么事情？”穿蓝衬衫的书记在他写好的文件后头点上一个句点，这样问保尔。

　　保尔把自己的经过述说了一遍，末了对他说：

　　“同志，请在团员名单上添上我的名字，再把我派到铁路工厂里去。请你责成谁安排一下。”

　　那书记把身子靠在椅子背上，踌躇地回答说：

　　“恢复你的团籍，这当然没有问题。不过要把你送到铁路工厂去，可就有点为难了，最近才当选的团省委委员茨维塔耶夫已经在那儿负责了。我们派你到别处工作吧。”

　　保尔皱了皱眉头。

　　“我到铁路工厂里去不会妨碍茨维塔耶夫的工作。我只是到车间里去做我本行的事情而不是去当工厂共青团的书记，而且我眼下身体还很不好，我请求不要派我别的工作。”

　　那书记同意了。他在一张纸上草草地写了几个字，“把这带给屠弗塔同志，他会把这件事办好的。”

　　在人事处里，屠弗塔正忙着大骂他的助手——统计员。保尔听他们两个吵了一会儿，发觉这争吵简直没有个完，他就在这人事处的负责人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拦住他说：

　　“屠弗塔，等一下你再同他争吵吧。这里有个便条给你，先把我的证件办好吧。”

　　屠弗塔接了条子，仔细地看了好一会儿，接着又看了看保尔。最后他总算把这事情弄明白了。他说：

　　“呵！原来你没有死？现在怎么办呢？我们早已把你的名字从团员名单上勾掉了，是我亲自把你的卡片寄到中央委员会去的。再说，你又错过了全俄罗斯团员登记的机会。根据团中央的指示，所有没有进行登记的人一律开除团籍。因此你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按照一般的规定重新入团。”他的口气是很坚决的。

　　保尔皱着眉头对他说：

　　“呵，你还是那个老样子？你是一个青年人，可是比这地方档案库里的老耗子还要糊涂。屠弗塔，你什么时候才长进一点呢？”

　　屠弗塔一下子跳起来，好像跳蚤咬了他一口。

　　“你别教训我。我对我的工作负责。指示是要人遵守，不是要人违犯的。至于你骂我‘耗子’，我可要控告你。”

　　屠弗塔摆出恐吓的神气说出最后这句话，就把一卷没有拆过的信件拿到自己跟前，表示这件事情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保尔不慌不忙地走到门口，但是他想了一想，又转身回去，收回放在屠弗塔桌子上的那张书记写的便条。屠弗塔注意地瞧着他。这坏脾气的、长着一对大招风耳的少年“老头”，样子让人不痛快，同时看起来又很好笑。

　　“好的，”保尔用一种讥笑的而又冷静的口吻说，“你当然可以给我扣上一个‘破坏统计工作’的帽子，不过，我倒要请教你，你有什么妙法去处罚那事先没有申请去死而忽然就死了的人呢？要知道，任何人都可能这样：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病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死了，关于这桩事情，我相信你一定没有得到上级的指示吧。”

　　屠弗塔的助手听了这话，再也不能保持中立，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

　　屠弗塔手里的铅笔尖折断了。他把铅笔摔在地板上，但是还没来得及回答保尔，就有一大群人一边说一边笑，吵吵嚷嚷走进房间来。其中有奥库涅夫。他们一见保尔，喜悦的惊叹和问话简直没有个完。几分钟后，又有一群团员走了进来，其中有一个是奥莉嘉·尤列涅娃。她又惊又喜地握住保尔的手不放，握了很久。

　　大家又逼着保尔把他的经过从头到尾叙述一遍。同志们真挚的喜悦、诚恳的友谊和同情，以及紧紧的握手和亲切的、有力的拍肩打背，使保尔忘记了屠弗塔。

　　最后，他终于把他和屠弗塔的谈话告诉了他们。大伙立刻气愤地嚷起来。奥莉嘉狠狠地瞪了屠弗塔一眼，就向书记室走去。

　　“我们到涅日达诺夫那里去！他会叫他开窍的。”奥库涅夫说，搂住保尔的肩膀，和大伙一齐跟着奥莉嘉到书记室去。

　　“应当把屠弗塔撤职，送他到码头上，在潘克拉托夫管教下当一年码头工人。这家伙是死守公式的官僚！”奥莉嘉愤愤地说。

　　省委书记和蔼地微笑着，倾听着奥库涅夫、奥莉嘉和别的人所提出的撤换屠弗塔的要求。他安慰他们说：

　　“柯察金恢复团籍的事是用不着讨论的，他马上就可以领到团证。我也同意你们所说的话，屠弗塔是个形式主义者。这是他主要的缺点。不过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他的确把卷宗弄得非常整齐。一直到现在，在我工作过的地方，共青团的档案与数字全都一塌糊涂，简直没有一个数字能叫人相信。但是咱们这儿的统计工作却做得十分出色。你们也都知道，屠弗塔有时在他的办公室一直工作到半夜。我以为，要撤他的职是非常容易的，只要我们有把握找到一个可靠的人来代替他。要是找到的人做不好统计工作，那么，官僚主义没有了，可是统计工作也没有了。让屠弗塔做下去吧。我要好好地和他谈一下。暂时就这么办好了，往后我们看情况再说。”

　　“好的，去他的吧，”奥库涅夫同意了，“保尔，现在咱们到索洛缅卡去吧。今天，我们在俱乐部召开共青团积极分子大会。他们还没有一个人知道你的情况，因此我们一宣布：‘现在，请柯察金同志讲话！’大家一定会大吃一惊。好小伙子，亲爱的保尔，你没有死就对啦。要是你真的死了，对无产阶级有什么好处呢？”奥库涅夫开玩笑地结束他的话，然后就搂着保尔，推着他到走廊上去了。

　　“你来吗，奥莉嘉？”

　　“一定来。”

　　潘克拉托夫家里的人在等保尔，可是他没有回去吃午饭，夜里也没有回去。奥库涅夫把保尔带到他家去了。他在“苏维埃之家”有一间房子。他尽力款待保尔，然后又拿出一大卷报纸和两大本共青团区委会会议记录放在他面前，对他说：

　　“你最好把这些看一遍。自从你害了伤寒倒在床上，不少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你读吧，看看我们做了些什么事情，现在的情形又是什么样子。天快黑的时候我才能回来，那时候我们再一块儿到俱乐部去——要是你累了的话，你就躺下睡一会儿。”

　　团区委书记奥库涅夫把许多文件、笔记和书信塞进他的几个口袋里——他讨厌公事包，一向都把它扔在床底下——他在房里告别似的兜了一个圈子，就走出去了。

　　他晚上回来的时候，房里地板上满是打开的报纸，一大堆书也从床底下给拖了出来，其中一部分堆在桌子上。保尔正坐在床上，读着中央委员会最近的来信，这些是他从奥库涅夫的枕头下面找出来的。

　　“你这个家伙，你瞧你把我的房间弄成什么样子了！”奥库涅夫装作生气的样子喊着说，“喂，慢点，慢点，同志！你怎么偷看秘密文件！呵，房间里放进来这么个人！”

　　保尔微微一笑，把他正在读的信搁在旁边，说：

　　“碰巧这一件不是秘密的，而你当灯罩用的那一张，才真正是不应该公开的文件。连它的边儿都给烧焦了。你看见没有？”

　　奥库涅夫把那张边儿已经烧焦的纸拿下来，看看上面的题目，用手掌拍了一下自己的前额，喊道：

　　“哎呀，我一直找了它三天！怎么也找不着。现在我想起来了，这是前天沃林采夫拿它当灯罩用来着，后来他自己还动手找，找得满头大汗还是找不到。”奥库涅夫拿起那张纸，非常小心地折好，把它塞在褥子下面，“往后我们要把一切安排好。”他安慰自己说，“现在我们吃点东西吧，回头到俱乐部去。来，保尔，坐到桌子这边来！”

　　奥库涅夫从一个口袋里拿出一条用报纸包着的长长的干鳟鱼，又从另一个口袋里摸出了两块面包。他把文件移到桌子一边，又在空的地方铺了一张报纸，然后抓住干鱼头，在桌子上使劲摔打。愉快活泼的奥库涅夫坐在桌子旁边，嘴巴用力地嚼着，同时，半正经半玩笑地把最近的各项新闻告诉保尔。

　　奥库涅夫领着保尔经过工作人员的入口，走到俱乐部的后台。塔莉亚和安娜挤在一群铁路工厂共青团员中间，坐在讲台右面、钢琴旁边的角落里。在安娜对面椅子上摇着身子的是铁路工厂共青团支部书记沃林采夫。他那红润的脸蛋好像一个八月的苹果，头发和眉毛都是麦秸色的，身上穿着一件已经破旧的黑皮夹克。

　　在他旁边，随便地用胳膊肘靠着钢琴的是茨维塔耶夫——一个褐色头发、嘴唇轮廓分明的漂亮青年。他那衬衫领子敞着没扣。

　　奥库涅夫走近他们的时候，听见了安娜说的最后几句话：

　　“有些人总是想尽方法，使新同志难以参加进来。茨维塔耶夫就是这样的人。”

　　“共青团可不是大杂院呵！”茨维塔耶夫顽固地、带着粗鲁而蔑视的神气回答说。

　　这时候塔莉亚看见了奥库涅夫，就喊：

　　“你们瞧，你们瞧！尼古拉今天多神气，就像一个擦干净的铜茶壶！”

　　他们把他拖进圈子里，纷纷向他提出问题：

　　“你到什么地方去了？”

　　“快开会吧！”

　　奥库涅夫伸出一只手，上下摆着，叫大家静下来。

　　“弟兄们，别嚷嚷。”他说，“托卡列夫马上就到，他一到我们就开会。”

　　“瞧，他来了。”安娜说。

　　的确，区委书记托卡列夫向他们走来。奥库涅夫跑过去迎他。

　　“大叔，跟我到后台来一下子，我让你见一见你认得的一个人。你看见了一定要大吃一惊！”

　　“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托卡列夫嘟哝着说，用力抽了一口烟。奥库涅夫抓住他的手，把他拖到后台去了。

　　奥库涅夫狠命地摇着铃，连那些顶爱说话的人也赶紧停止了谈话。

　　在托卡列夫后面，在一个绿色松枝做成的框子里，镶着《共产党宣言》的天才作者那须发纷披像狮子一样的头像。当奥库涅夫宣布开会的时候，托卡列夫的眼睛注视着站在后台过道上的保尔·柯察金。

　　“同志们，”奥库涅夫开始说，“在我们开始依照议事日程讨论团的当前任务之前，有一位同志要求让他说几句话，托卡列夫和我都同意，认为应该让他说一说。”

　　会场里发出了赞成的喊声，于是奥库涅夫提高声音喊着说：

　　“现在请保尔·柯察金讲话！”

　　会场里一百人中，至少有八十人是认得柯察金的。当大家所熟识的这个高个子的、脸色苍白的青年人在讲台前面出现并开始说话的时候，会场上立刻发出热烈的掌声和喜悦的欢呼声。

　　“亲爱的同志们！”

　　他的声音是平和的，但是却止不住感情的激动。

　　“朋友们，现在我又回来，站到自己的岗位上和大家一道工作了。回到这里，我感到非常幸福。我在这里看见许多老朋友。我在奥库涅夫那里看了过去的会议记录，知道了索洛缅卡的共青团增加了三分之一的新兄弟，铁路工厂和机车库的工人也不再浪费工夫去制造打火机了，而且从废车堆栈里拖出了一些坏机车，正在彻底加以修理。所有这些都表示我国正在新生，正在聚集力量。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大有可为的！难道我能在这样的时候死去吗？”说到这里，他两眼闪闪发光，脸上现出了快乐的笑容。

　　保尔在全场欢呼声里走下讲台，朝安娜和塔莉亚坐着的地方走去。他很快地和几个人握了手。朋友们挤了挤，让保尔坐下。塔莉亚的手放到保尔的手上，用力紧紧地握住它。

　　安娜的眼睛睁得很大，她的睫毛在颤动，她的眼光里含着惊喜和欢迎的神情。

　　日子飞一样地过去了。实在不能把它们叫做普通的工作日。每一天都带来了新鲜的事物，而当保尔早上拟定他当天的工作日程时，他时常感到苦恼，因为时间太短，不够分配，他决定要做的事情总有一部分做不完。

　　保尔跟奥库涅夫住在一起。他在工厂里当电工的助手。

　　奥库涅夫同保尔争论很久，最后才同意保尔暂时不做领导工作。

　　“我们现在正缺少人手，而你却想躲在车间里。你别拿你的病作理由，我自己在害了伤寒病之后，有一个月每天都是拄着棍子到区委会去工作。保尔，我是知道你的，我知道你不是为了这个。你老实告诉我吧，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奥库涅夫固执地问他。

　　“真正的原因，尼古拉，我想读一点书。”

　　奥库涅夫得意地喊道：

　　“呵，原来是这样！你想读书，难道你以为我就不想读书吗？老兄，这完全是利己主义。那就是说，让我们大家都忙得团团转，而你却躲在一旁读书？这不行，亲爱的，从明天起就请你到组织部去吧。”

　　可是，经过了很久的争论，奥库涅夫还是让步了。他说：

　　“好的，我让你休息两个月，这个你得感谢我。不过你和茨维塔耶夫往后一定合不来，他是一个非常自负的家伙。”

　　保尔回到厂里，的确让茨维塔耶夫很担心。他认为保尔一回来，争领导权的斗争就开始了，这个非常自私的家伙就准备进行反击。但是在保尔到厂的头几天，他就认识到他的推测是错了。保尔听到支部委员会打算叫他当支部委员，立刻亲自找了茨维塔耶夫，以他和奥库涅夫事先的约定为理由，劝茨维塔耶夫把这个问题从议事日程上取消。在车间共青团支部里，保尔只负责政治学习小组，但是从来不想参加支部委员会。尽管保尔正式表示不参加领导工作，可是他对整个支部工作的影响还是看得出来的。有好几次，他都不动声色地，以同志的态度，帮助茨维塔耶夫渡过了很大的难关。

　　有一天，茨维塔耶夫走进车间一看，不禁吃了一惊：全体共青团员和三十几个非团员正在揩洗窗户和机器，刷掉多年积留下来的油垢，扫除废物和垃圾。保尔正用大拖布使劲地擦着到处是油垢的水泥地面。

　　“为什么要这样大扫除呢？”茨维塔耶夫摸不着头脑，这样问保尔。

　　“我们不愿意在肮脏的地方工作。这里二十年没有人打扫过了，我们打算在一星期内把它变成一个新的车间。”保尔简单地回答他。

　　茨维塔耶夫耸耸肩膀走了出去。

　　那些电气工人不满意只打扫屋子，又动手清理院子。厂里那个大院子，早就是个堆垃圾的地方。那里什么东西都有。几百个轮轴、大堆的锈铁、铁轨、连接板、轴箱等等堆得像山一样——这好几千吨的铁在露天里放着都生锈了。但是进攻垃圾堆的工作却给行政领导阻止了，理由是——“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工作，收拾院子的事情不必着急。”

　　于是电气工人就在车间门口用砖头铺了一块小小的平地，又用粗铁丝编了一个刮靴底用的垫子放在上面，这样，清理院子的工作就停下了。至于屋子里的清扫工作，在晚上下工后仍然继续进行。当总工程师斯特里日一星期后走进来的时候，车间已经焕然一新。那些嵌着铁框的大玻璃窗，因为上面积了多年的油垢和灰尘已经擦掉，所以透进了阳光。阳光射到机器房里，使揩拭干净的柴油机的铜铸件发出耀眼的亮光。机器的大部件已经涂上绿油漆，有人甚至还在轮辐上画了黄色的箭头。斯特里日站着点了点头：



　　“嗯……好，……”他惊异地说。

　　在车间远处的一个角落里，有一群人正在那里结束油漆的工作。斯特里日走上前去，柯察金手里拿着一罐调好的油漆迎面走过来。他拦住保尔，问道：

　　“等一等，老朋友。你们这样做，我完全赞成，不过油漆是谁给你们的？你知道，我曾经宣布过，没有我的特许，绝对禁止动用油漆，因为我们正缺少这些东西。油漆火车头，比你们现在做的要重要得多。”

　　“我们这些油漆全是从丢掉的空罐子里刮出来的，”保尔回答，“我们花了两天工夫，在垃圾堆里找空罐子，从里面刮出了大约二十五磅油漆。这里一切都是合法的，总工程师同志。”

　　斯特里日又这样嗯一声，不过已经有点难为情了。

　　“那么你们就干吧。嗯……这件事确实很有意思……我们该怎么说呢？……怎样解释这种自愿搞好车间卫生的主动精神呢？你们这些工作全是在下工后做的吗？”

　　保尔从总工程师的声音里听出他确实不太理解，就回答说：

　　“当然是呵，您是怎么想的呢？”

　　“我也这样想，但是……”

　　“斯特里日同志，这个‘但是’就表示您还是没想通。什么人告诉过您，说布尔什维克会放着这些垃圾不管呢？您再等一些时候，我们还要进一步开展这项工作。那时候还有更多的事情让您觉得惊奇呢。”

　　保尔为了不让油漆蹭到他身上，小心地绕过他身边，径自朝门口走去。每天晚上保尔都到公共图书馆去，直到很晚才走。他和图书馆那三位女职员已经混得很熟，同时又运用各种宣传手段，使他终于得到随意翻阅各种书籍的许可。他为寻找那些有趣而又有用的书，可以爬上扶梯，在那巨大的书橱前面一本一本地一连翻它几个钟头。图书馆的书多半是旧的。只有一个不大的书橱里放着很少一部分新书。其中有一些是偶然收集来的内战时期的小册子，还有马克思的《资本论》、《铁蹄》以及别的一些书。在旧书堆里，保尔找到一本叫做《斯巴达克》的小说。他花了两个晚上读了它，又把它送回书橱里，跟高尔基的那些作品摆在一起。他总是把那些最有趣的、性质相近的书摆在一起。

　　他这样做，图书馆的女职员从不干涉他——她们对这些是不大关心的。

　　一桩乍看起来像是无关重要的事情突然冲破了厂里共青团组织的单调的平静——中修车间团支部委员科斯季卡·菲金，一个麻脸翘鼻的迟钝的青年，在铁板上钻孔的时候弄坏了一只贵重的美国钻头。弄坏钻头的原因完全是由于他那可恨的粗心大意。不，甚至比这更坏，几乎可说是故意弄坏的。这事情发生在一天早上。中修车间工长霍多罗夫要菲金在铁板上钻几个孔。菲金开头说他不愿意做这件事，但是霍多罗夫坚持叫他钻，他就拿了铁板开始钻。在车间里，大家都不喜欢霍多罗夫的吹毛求疵。他过去是孟什维克，现在不参加工厂里任何社会活动。他对共青团员们总是斜眼相看，但是他对本行的事情很熟悉，而且忠于职务。他看见菲金在钻孔的时候没有给钻头注油，只是在那儿“干钻”，就连忙跑到钻机前面，把它关了。

　　“怎么，你是瞎子，还是昨天刚来的？”他叱责菲金，因为他知道，如果这样用下去，那钻头一定要坏的。

　　但是菲金反而骂他，而且重新开动了机器。当霍多罗夫跑去告诉车间主任的时候，菲金一边仍然让钻孔机继续钻，一边跑去寻找注油器，为的是，等到行政领导来调查的时候，一切都可以弄妥帖。等他找到注油器跑回来，那钻头已经断了。车间主任提出报告，要求开除菲金。共青团小组却公开袒护他，理由是：霍多罗夫压制青年积极分子。但行政方面坚持开除，因此把这件事提到团委会讨论。事情就从这儿开始了。

　　五个支委里有三个认为应该给菲金申斥处分，并调他去做别的工作。茨维塔耶夫就是这三人中的一个。其余两个干脆认为菲金没有错误。

　　支委会的会议是在茨维塔耶夫的房间里举行的。房里有一张铺了红布的大桌子、几条由木工车间工人自己做的长凳子和小方凳，墙上挂着领袖像，桌子后面的墙上挂着一面大团旗。

　　茨维塔耶夫是一个“脱产干部”。就行业来说，他是一个锻工，由于过去四个月表现出来的才能，他被提拔担任全厂共青团的领导工作，并且当了团区委常委和省委委员。他本来在机械工厂，是新调到铁路工厂来的。他从一开始就把一切权力都紧紧地抓在他个人手里。他是一个刚愎自用、独断专行的人，一进厂就抑制了大家的创造性。他包办一切，但是又包办不了，于是就对自己的助手们大发雷霆，说他们什么也不干。

　　就连这个房间的布置也是在他个人的监督下进行的。

　　现在，他正在主持会议，得意地半躺在那只由共青团俱乐部搬来的唯一的软靠椅上。这会议是秘密的。当党小组长霍穆托夫正要说话的时候，外面有人在敲闩着的门。茨维塔耶夫不满意地把眉头皱起来。外面又敲了一下。卡秋莎·泽列诺娃站起来，开了门。门外是保尔，卡秋莎就让他走了进来。

　　保尔已经向一只没有人坐的凳子走去，这时茨维塔耶夫喊住他说：

　　“柯察金，现在我们开的是支委的内部会议。”

　　保尔的脸红了，他缓缓地转向桌子，说：

　　“我知道这是内部会议。不过我很想知道你们对菲金事件的意见。我想提出一个与这件事有关系的新问题。怎么，你反对我出席吗？”

　　“我并不反对，不过，你是知道的，只有支部委员会的委员才能出席内部会议。要是有一大群人参加，那就不便讨论问题了。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坐下吧！”

　　保尔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他紧皱眉头，额上现出一条深深的皱纹。

　　“为什么这样注重形式呢？”霍穆托夫很不满意地说，但是保尔摆手拦住他，一面坐到方凳上。“我想说说我的意见，”霍穆托夫说，“关于霍多罗夫，不错，他是一个特殊的分子，不过，我们的纪律也实在不好。如果共青团员都开始毁坏钻头，我们马上就会没有工具。这给团外的青年做出了一个非常恶劣的榜样。我想应该给菲金一个警告。”

　　茨维塔耶夫没有让他说完，就表示反对。保尔听了十分钟的讨论之后，已经明白了支部委员会所采取的态度。当他们将要表决的时候，他要求允许他发言。茨维塔耶夫勉强抑制住自己，让他发言了。

　　“同志们，我想对菲金事件发表一点意见。”

　　保尔想不到自己的声音是那样严厉。

　　“菲金事件只是一个信号，主要的还不是菲金。我昨天搜集了几个数字。”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笔记本，“这些数字是我从考勤簿上得来的。请大家注意地听一下：团员有百分之二十三每天要迟到五至十五分钟。这已经成了一种规律。有百分之十七的团员，每月都有一天或两天不来厂工作。但是团外青年旷工的却只占百分之十四。这些数字比鞭打还要厉害。我又顺手把别的数字记下来：党员每月旷工一天的，占百分之四，迟到的也是占百分之四。党外的成年工人每月旷工一天的占百分之十一，迟到的占百分之十三。再就损坏工具而论——百分之九十是青年工人，其中百分之七是生手。从这儿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团员的工作比党员和党外的成年工人要坏得多。但是，并非各处都是这样。我们对锻工车间只有钦佩，电工车间的情形也挺不错，其他各车间就大同小异了。依我的意见，霍穆托夫同志关于纪律的发言只是说了应说的四分之一。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矫正这些不正常的现象。我不想鼓动诸位，也不想为这事开个群众大会，但是，我们应该毫不留情地向这种不负责任和不守纪律的现象发动攻势。老工人们都直率地说：‘从前大家替老板做工的时候，还做得好一些，替资本家做工的时候，一般说来，都比较仔细，现在我们自己是主人了，可是竟发生了这种事情，这是无法原谅的。’这主要还不是菲金和其他个别工人的过错，这是我们自己，我们所有的人的过错，因为我们不但没有严肃地和这种坏事斗争，有时反而拿这个或那个作借口，来袒护菲金那样的人。

　　“萨莫欣和布蒂利亚克刚才说菲金是‘自己人’，是‘完全可靠的’，是一个积极分子，担负社会工作。至于弄坏了钻头——算了吧，那又算得了什么？谁都可能弄坏东西。他是‘自己人’，而工长霍多罗夫却是‘外人’。……虽然向来就没有人对霍多罗夫进行过教育……不错，他时常挑别人的过错，可是，他已经有了三十年的工龄了！我们现在先不谈他的政治立场。就这件事说，他是对的：他是一个党外的人，但他却爱惜国家的财产，而我们自己的人却毁坏从外国买来的贵重工具。应当怎样去解释这种颠倒的现象呢？我认为，我们现在应当打响第一炮，从这里展开我们的攻势。

　　“我提议把菲金当作一个懒惰的、不负责任的工人和生产的破坏者，从共青团开除出去。我们应该把他的事情登在壁报上，并且公开地、一点也不怕什么议论地把这些数字在一篇文章里公布出去。我们的力量是够大的，我们有强大的后盾。共青团的基本群众都是优秀的工人。他们中间有六十个人参加过博雅尔卡的筑路工作，这是一个最可靠的学校。在他们的协助与合作之下，我们一定能够纠正这些缺点。不过我们必须一刀两断地完全抛弃对这个事件所取的妥协态度。”

　　保尔一向是个沉着静默的人，但这一席话说得很尖锐、很激烈。茨维塔耶夫现在才初次看见保尔的本色。他也知道保尔的话是正确的，但是那种戒备的感情仍然阻碍他赞成保尔的意见。他把保尔的发言看做是对整个组织状态的严厉批评，看做是破坏他茨维塔耶夫的威信，所以他决定反击。在反驳时，他首先斥责保尔袒护孟什维克霍多罗夫。

　　激烈的争论继续了三个钟头，天很晚的时候才结束。最后，大家的意见一致倾向保尔方面，茨维塔耶夫终于给不可推翻的事实的逻辑所击败，失去了大多数的支持。这时候，他竟采取了荒唐的手段——违反了民主，坚持保尔应当在最后表决之前离开会场。

　　“好的，我就走，不过，茨维塔耶夫同志，这并不能给你增添什么光彩。我只是警告你，如果你不顾一切，仍然坚持你的意见，明天我就把这件事向全体大会提出，我相信那时候你决不会得到多数的赞成。茨维塔耶夫，你显然是错了。霍穆托夫同志，我以为你有责任在全体大会召开之前，把这个问题提到党的会议上去。”

　　茨维塔耶夫气势汹汹地叫道：

　　“什么，你想吓我吗？用不着你说，我自己就会向党组织提出的，而且我还要汇报关于你的问题。要是你自己不想工作，就别妨碍别人。”

　　保尔把门带上，用手揩揩热得发烫的额头，穿过无人的办公室，向门口走去。一走到外面，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接着他点了一支烟，朝巴蒂耶夫山冈上托卡列夫住的那间小屋子走去。

　　托卡列夫正在吃晚饭。他一边叫保尔坐下吃饭，一边说：

　　“你讲讲吧。你们那儿有什么新闻。达丽亚，给他盛一碗粥来。”

　　托卡列夫的妻子达丽亚·福米尼什娜正好和她的丈夫相反，又高又胖。她把一碗小米粥放在保尔面前，然后掀起她的白围裙揩揩湿嘴唇，用亲切的声音说：

　　“亲爱的，你吃吧。”

　　从前，当托卡列夫在铁路工厂工作的时候，保尔常到他家去，坐到很晚才走。但是从他回城里以后，这还是第一次到老头子家里来。

　　老钳工专心地听着保尔所讲的一切。他自己什么也不说，只是一边听，一边用汤匙喝粥，偶尔轻轻地哼一声。吃完了饭，他用手绢抹干了胡子，清了清喉咙，对保尔说：

　　“自然，你是对的。我们早就应该把这个问题正式提出来。铁路工厂是本区的重点单位，应当从那儿开始。你刚才说，你和茨维塔耶夫冲突过了？这样不好。他固然是一个自大的青年，不过，你不是挺会做青年工作吗？我正要问你，现在，你在铁路工厂究竟干什么？”

　　“我在车间。我什么都做一点。在团支部里，我领导一个政治学习小组。”

　　“在团委会里面呢？”

　　保尔觉得有点难以答复了，他说：

　　“最初，我的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而且需要读一点书，因此我没有正式参加领导工作。”

　　“呵，你看，毛病就出在这个地方了！”托卡列夫带着一种不赞同的口吻喊着说，“你知道，孩子，你的身体还没有复原的时候，是不能怪你的。可是现在你的身体怎么样，好了一点吗？”

　　“好了一点。”

　　“那么，你就应当正式担负工作了。不要做局外人。谁见过站在一边、不伸手就能把事情办好的！任何人都会说你是在逃避责任，这是你无法辩解的。明天你就要把这种态度改正过来，至于奥库涅夫，我也要和他好好地谈谈。”托卡列夫带着不满意的语气结束了他的话。

　　“大叔，你别怪奥库涅夫，是我自己请求他不要把我放到团委里去的。”保尔说。

　　托卡列夫嘲笑地打了声口哨，说：

　　“你请求他这样做，他也就尊重你的意见？唉，我真不知道要怎样对付你们这些团员们……来，来，孩子，咱们还是照老规矩……你读读报给我听，我这眼睛越来越不中用了。”

　　党委会通过了共青团委多数人同意的意见。因此党和团现在都要担负一个重要而困难的任务——每个人都勤恳工作，成为遵守劳动纪律的模范。茨维塔耶夫在团委会上受到了很严厉的批评。开头他还挺着脖子不认错，但是那个有肺病的面色苍白的党委书记洛帕欣把他问得无话可说，后来他只好承认了一半错误。

　　第二天，铁路工厂的壁报登着一些吸引工人注意的文章。大家大声念着，热烈地讨论着。当天晚上，在从来不曾有过那么多人参加的团员大会上，这些文章成为大家谈论的唯一话题。

　　菲金被开除了，一个新同志被吸收到团委会里来，担任政治教育部长。这个人就是保尔·柯察金。

　　大会安静地、耐心地倾听着涅日达诺夫的讲话。他谈到铁路工厂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谈到了当前的任务。

　　散会之后，保尔在外面等候茨维塔耶夫。

　　“我们一道走吧，有件事咱们应当谈一谈。”保尔对茨维塔耶夫说。

　　“什么事情？”茨维塔耶夫粗声粗气地问他。

　　保尔挽住茨维塔耶夫的胳膊，两人走了几步，到一条长凳子跟前停下了。

　　“咱们坐一会儿。”保尔首先坐了下去。

　　茨维塔耶夫的烟卷一会儿亮，一会儿暗。

　　“我问你，茨维塔耶夫，你为什么这样忌恨我？”

　　几分钟的沉默。

　　接着，茨维塔耶夫假装惊讶，用一种激动的声音说：

　　“呵，原来你要和我谈的就是这个呀。我还以为是为了工作呢！”

　　保尔把一只手用力地放在对方的膝盖上。

　　“算了吧，你别装模作样。只有外交家才那样装样子。你干脆回答我——为什么我不合你的心意？”

　　茨维塔耶夫不耐烦地扭了一下身子。

　　“为什么要一个劲儿地问这个呢？我怎么忌恨你啦？我亲自请你参加团委的工作，你拒绝了，现在你倒说我排挤你。”

　　保尔听出他的话里没有诚意，仍旧用手按住茨维塔耶夫的膝盖，十分激动地说：

　　“呵，既然你不说，我就说。你认为我挡你的路，你认为——我在抢当书记，是不是？要是你心里不这样想的话，就不会为了菲金的事情吵架！这样的关系会使我们整个的工作受损失。如果这件事只对你我不利，那算什么，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可是明天我们就得在一起工作。你想一想，这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咱们两个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工人出身。如果你真正关心我们的事业，就请把你的手伸给我，从明天起，我们作个好朋友。要是你还是舍不得扔掉你那些无聊的念头，还是一味想争吵下去，那么，我可以老实告诉你，它在我们工作中所造成的每一件损失，都要引起你我无情的斗争。现在，我的手就在这儿——这还是你的同志的手，要是你这时候握住它的话。”

　　保尔非常满意地感觉到，茨维塔耶夫那只骨节粗大的手，放在了他的手掌上。

　　一个星期过去了。区党委办公室的人都下了班。屋子里静了。可是托卡列夫还没有走。他正坐在一个靠椅上，聚精会神地看着新的文件。门外有人敲门。

　　“进来！”托卡列夫应了一声。

　　保尔走进去，把两张填好的履历表摊在他的面前。

　　“这是什么？”

　　“大叔，这是我要消灭不负责的现象。我想，是时候了。要是你同意的话，我请求你给予支持。”

　　托卡列夫看了看那表格的标题，又望了望站在他面前的青年人，然后一声不响地拿起笔来。在介绍保尔·安德列耶维奇·柯察金同志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候补党员的介绍人的党龄一栏里，用刚健的笔迹填上“一九〇三年”和他的规规矩矩的签名。

　　“写好了，孩子。我相信你永远不会叫我这老头子丢脸。”

　　房间里很闷热，大家都只有一个念头，赶快离开这儿，到车站附近的索洛缅卡去，在那儿的栗子树荫底下乘凉。

　　“保尔，快点结束吧，我快闷死了。”茨维塔耶夫说，汗从他的脸上成串地流下来。卡秋莎和别的人们也附和他。保尔把书合上，当天的学习就结束了。

　　正当大家起身要走的时候，那架老式的埃里克松电话机烦躁地响了起来。茨维塔耶夫竭力在嘈杂的人声中和对方谈话。接着他放下听筒，转身对保尔说：

　　“车站上现在停着两节波兰领事馆乘坐的外交专车。他们的电灯灭了，可是列车一点钟后就要开走，需要把电线修好。保尔，你带工具箱去一趟吧。这是紧急任务。”

　　那两节漆得很亮的国际客车停在车站的第一站台上。一节有大窗户的卧车里灯火辉煌，另一节漆黑。

　　保尔走到那华丽的卧车前面，正要握住把手走上去，突然，有一个人由车站的墙根那儿跳过来，抓住他的肩膀。

　　“公民，您要到哪儿去？”

　　这是一个熟识的声音。保尔回过头来一看，那人穿着皮夹克，戴着宽檐制帽，高高的鼻子，眼睛带着小心的、不信任的神气。

　　直到这时候阿尔丘欣才认出是保尔。他的手从保尔的肩膀上溜下来，声音也没有方才那样严厉了，不过他的眼睛还是疑惑地注视着他的工具箱。

　　“你要上哪儿去？”

　　保尔简单地说明了来意。这时另一个人从车厢后面走了出来，对保尔说：

　　“我马上把他们的列车员找来。”

　　保尔跟着列车员走进了华丽的卧车，有几个穿着时髦的旅行服装的人坐在那儿。一个妇人坐在一张铺着玫瑰图案的绸子台布的桌子旁边，背朝着门，正在和一个站在她前面的高个军官谈话。保尔一走进去，他们的谈话就停止了。

　　保尔迅速地检查了通到走廊的接线，没有找到毛病。他走出车厢继续检查。脖子胖得像拳师似的列车员紧紧跟着他，制服上那许多大粒的铜钮扣都刻着一只独头鹰。

　　“这里没有毛病，电池也没有坏。咱们到另外一节客车里看看去吧，毛病一定出在那儿。”保尔说。

　　列车员开了门上的锁，两个人就踏进黑暗的走廊。保尔用手电筒照着电线，很快地找到了短路的地方。几分钟后，走廊上的第一个灯泡亮了，一片灰暗的淡光照到走廊上。

　　“你得把这个房间打开，我好换灯泡，它们都烧坏了。”保尔转身对那个一直监视着他的人说。

　　“那么我还得找太太去，钥匙在她那里。”列车员不愿意让保尔独自留在那儿，就带着他一块儿走了。

　　那女人第一个走进那个房间，保尔跟在她后面。列车员站在门口，身子堵住了门。保尔一进去，首先看见的是壁网里的两只精致的手提皮箱、一件随便丢在沙发上的丝绒大衣，以及在车窗旁小桌子上的一瓶香水和一个翡翠色的小粉盒。那女人坐在沙发的一角上，撩了撩她那淡黄色的头发，注视着保尔干活。

　　列车员做出谄媚的样子，费了好大劲才把他那水牛般的脖子弯下去，鞠躬说：

　　“太太，请许可我出去一会儿，少校要喝冰镇的啤酒。”

　　那女人用娇滴滴的歌唱般的声音缓缓地回答说：

　　“您去吧。”

　　他们说的是波兰话。

　　从走廊里射进来的一条灯光，落在那女人的肩膀上。她穿一件由巴黎的第一流裁缝用最薄的里昂绸料子做的衣服，露着胳膊和肩膀。耳垂上一颗来回摇晃的水滴形钻石闪烁发光。她的脸在暗处，保尔只能看见她的仿佛是象牙做成的肩膀和胳膊。保尔敏捷地用螺丝刀换好了天花板上的灯泡，车厢里立刻亮起来了。接着，他还得修理另一盏恰好在那女人坐着的位子上面的电灯，因此他站在她面前，对她说：

　　“我还得检查这一盏。”

　　“呵，我妨碍您了。”她说着非常流利的俄国话，轻盈地站起来，差不多和保尔并肩站着。

　　现在，保尔可以完全看清楚她了。那熟识的尖细的眉毛，那傲慢的紧闭着的双唇，一点也没有错：站在他面前的正是涅莉·列辛斯卡亚。这律师的女儿，不能不发现保尔的惊愕的眼光。但是保尔虽然还认得她，她却没有看出这个电工就是她那个不安生的邻居，四年来他已经长大了。

　　她轻蔑地耸一耸眉毛，作为对他那惊讶的表情的回答，并且走到门边，站在那儿不耐烦地用漆皮拖鞋的鞋尖敲着地板。保尔开始修理第二盏电灯。他把灯泡取下来，在亮处看了一下，突然，他出乎他本人意料之外地，尤其是出乎涅莉·列辛斯卡亚意料之外地用波兰话问道：

　　“维克多也在这儿吗？”

　　他问的时候没有转过身来，所以他不能看见她的脸，但是那长久的沉默说明了她心慌意乱了。接着，她问：

　　“您认得我的兄弟吗？”

　　“甚至可以说非常熟识。我们从前还是邻居呢。”保尔转过身来朝着她说。

　　“您是保尔，是那个……”她结结巴巴不说了。

　　“是的，”保尔提醒她说，“那个老妈子的儿子。”

　　“您长得多快呵！记得您那时候还是一个野孩子。”

　　她没有礼貌地从头到脚把他看了一遍。

　　“您问维克多干什么？我记得您和他并没有什么交情。”她用她那歌唱般的高音这样说，希望这一突然的偶遇可以给她解解闷。

　　保尔一边用螺丝刀迅速地把螺丝钉拧进墙壁，一边说：

　　“有一笔债他还没还清。您看见维克多的时候，就对他说，我并没有忘掉要和他清算那一笔债。”

　　她知道这是一笔什么“债”。那彼得留拉兵的事件她完全知道，但是她想拿这个“下人”开开玩笑，就逗弄他说：

　　“告诉我，他欠您多少钱，我来代他偿还。”

　　保尔故意不理她。

　　“告诉我，我们的房子是不是真的已经给抢个精光，而且全都毁了？那凉亭和所有的花圃也一定是全毁了吧？”她又用一种忧郁的声调问他。

　　“那房子现在是我们的，不是你们的，我们不会弄坏它的。”

　　涅莉尖刻地冷笑了一下，说：

　　“哎哟！想不到您也洗了脑子了！不过，这是波兰代表团的专车，我是这个包厢的主妇，您呢，还是跟从前一样，是个仆人。您现在到这里来修理电灯，也是为了让我舒服地坐在这沙发上看看书，翻翻报。从前你母亲替我们洗衣裳，你也时常替我们挑水。现在我们见面，你我的地位仍然没有变。”

　　她怀着扬扬自得的恶意这样说。保尔用刀削着电线的一头，过了一会儿，用毫不掩饰的轻蔑神情俯视着那波兰妇人。他说：

　　“女公民，我是怎样也不会替您敲一颗锈钉子的，不过，既然资产阶级发明了所谓外交，我们也能对付。事实上我们比他们更有礼貌些。我们不会砍下他们的头，也不会跟您一样，说出那些肮脏难听的话。”

　　涅莉的脸顿时红了。她说：

　　“要是你们真的夺取了华沙，你们会拿我怎样办呢？把我切成肉片呢，还是拿我去做你们的老婆？”

　　她站在门口，身子娇媚地俯向前面；她那敏感的鼻孔——闻惯古柯因麻醉剂的鼻孔——正在颤动。接着沙发上面的电灯统统亮了。保尔挺直了身子，说道：

　　“你们这样的人有什么用？用不着我们的军刀，古柯因就会要你们的命。你这样的女人，就是白给，我也不要！”

　　他拿了工具箱，只两步就走到门口。她闪到一旁让他走过去。当他走到走廊的尽头时，他听见她用波兰话低声骂他：

　　“该死的布尔什维克！”

　　第二天晚上，保尔在到图书馆去的路上遇到了卡秋莎·泽列诺娃。她紧紧地拉住保尔的工作服的袖口，开玩笑地挡住他的路说：

　　“你急急忙忙到哪儿去，政治家兼教育家？”

　　“到图书馆去，大娘，让我走吧。”他也用开玩笑的口吻说，同时轻轻地抓住她的肩膀，把她推到人行道的一边去。卡秋莎推开他的手，一面跟他并排走，一面说：

　　“我说保尔，你也不能成天只读书……喂，你知道吗？今天晚上，齐娜·格拉迪什家里有晚会，我们也去参加吧！那些女孩子早就要我带你去参加了。你呢，除开政治之外，别的什么全不想。你难道永远不快乐一下，不玩一玩吗？要是你今天晚上不读书，你的头脑一定会清爽一些。”她竭力想说服他。

　　“什么样的晚会？在那里干些什么？”

　　“在那里干些什么？”卡秋莎开玩笑地学着他说，“反正不是祷告上帝，而是快乐地消磨时光，就是这样。你会拉手风琴，是不是？可是我从来就没有听你拉过。那么今天就请你拉一下，让我听一听吧。齐娜的叔叔有一架手风琴，可是他拉得不好。女孩子们都很喜欢你，你却成天把工夫花在书本上。我问你，什么地方有这样的规定，说团员不应该有一点娱乐？跟我去吧。求你答应，别叫我把唾沫都说干了；如果这回你不答应我，我就一个月不跟你说话。”

　　大眼睛的女漆工卡秋莎是一个好同志，又是一个很好的团员。保尔不愿意使她太伤心，虽然觉得这种事情有点别扭，在踌躇了一会儿之后，他终于答应了跟她一道去。

　　在火车司机格拉迪什的家里又挤又吵，大人们为了不妨碍青年人，都到另外一间房子里去了。在通小花园的走廊上和前面那间大房间里，挤了大约十五个青年男女。当卡秋莎领着保尔穿过花园踏上走廊的时候，那里正起劲地玩一种玩意儿，名叫“喂鸽子”。在走廊的中央，背对背地放着两把椅子，一个女孩子充当这玩意儿的司仪人。按照她的召唤，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就出来背对背地坐在这两张椅子上。那司仪一喊：“喂你的鸽子！”那两个人就扭过头去，当着大家面互相在唇上接吻。接着，他们又玩着“小戒指”和“邮差敲门”。每一种玩法都需要接吻，特别是“邮差敲门”，为了避免公众的监视，接吻不是在走廊的灯光下，而是在熄了灯的房间里。对这些玩意儿感到不满足的人们，可以玩另一种花样：在角落里的一张圆桌上，放着一套纸牌，这纸牌名叫“花弄情”。坐在保尔旁边的那个名叫穆拉的女孩子，年纪大约十六岁，蓝色的眼睛卖弄风情地觑着保尔，递了一张纸牌给他，轻声说着：

　　“紫罗兰。”

　　几年以前，保尔曾经见过这样的晚会，当时他没有参加，可是他认为这些是正常的现象。现在，他和小城镇的小市民生活永远断绝了关系，这样的晚会在他看来是无聊的，甚至是可笑的。

　　不管怎样，一张“弄情”牌已经放在他手里了。

　　他看见在紫罗兰的图片背面写着：“我十分喜欢您。”

　　保尔看了看那姑娘。她一点也不难为情地看着他的眼睛。他问：

　　“为什么？”

　　这问题有点不好答复，但是穆拉早已准备好了她的回答：

　　“玫瑰。”她又递给了他第二张牌。

　　在玫瑰牌的反面，他看到：“您是我的意中人。”保尔转向那姑娘，尽量使语气温和些，问她：

　　“你为什么要把时间花在这种无聊的玩意儿上面呢？”

　　穆拉有些不好意思，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

　　“难道你不高兴我的坦率吗？”她撒娇地噘着嘴唇，说。

　　保尔没有回答她的问题。然而他非常想知道和他谈话的人究竟是谁，因此他接连提出了好几个问题，穆拉也都高兴地回答了。几分钟后，他知道了她正在中学读书，她的父亲是一个车辆检查员。他还知道她早就认得他，而且老早就想和他交朋友。

　　“你的名字叫什么？”他问。

　　“穆拉·沃林采娃。”

　　“你哥哥是调车场团支部的书记，是不是？”

　　“是的。”

　　现在保尔已经知道和他谈话的人是谁了。沃林采夫是区里最积极的共青团员之一，但是他显然没有充分关心他的妹妹，所以她渐渐变成了一个没知识的小市民了。最近一年来，她开始像着了迷似的参加她的朋友们这种接吻的晚会。她在她哥哥那里见过保尔多次。

　　现在她觉得保尔并不赞成她的行为，所以当别人叫她“喂鸽子”的时候，她一看见保尔脸上那种讥讽的微笑，就坚决地拒绝了。他们两个又坐了一会儿，穆拉把她的事情全告诉了他。这时卡秋莎跑到保尔跟前，说：

　　“要是我们把手风琴拿来，你一定拉吗？”接着她又顽皮地眯着眼睛，看着穆拉，问道：“怎么，你们两个已经互相认识了吗？”

　　保尔叫卡秋莎在他旁边坐下，利用周围的人们说笑和喊叫的机会，对她说：

　　“我不想拉琴了，我和穆拉就要走了。”

　　“哎哟！玩腻了吗？是不是？”卡秋莎意味深长地拉长了声音说。

　　“是的，玩腻了。你告诉我，这里面除开你我之外，还有别的团员吗？还是仅仅只有你我两个参加了这鸽子迷的勾当？”

　　卡秋莎讨好地说：

　　“我们已经结束这无聊的玩意儿了。马上就开始跳舞。”

　　保尔站起来，说：

　　“好吧，你去跳你的舞吧，亲爱的，可是我和沃林采娃不管怎样还是要走的。”

　　有一天晚上，安娜来找奥库涅夫。只有保尔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她说：

　　“保尔，你很忙吗？你愿意不愿意和我一块儿去参加市苏维埃全体会议？两个人做伴走，开心一些，而且要很晚才能回来。”

　　保尔很快地就收拾停当。挂在他床头上的毛瑟枪太重了，不好带，因此他就从抽屉里取出奥库涅夫的勃朗宁手枪，把它放进口袋里。他给奥库涅夫留了个字条，把钥匙放在约定的地方。

　　在会场上遇见了潘克拉托夫和奥莉嘉。大家都坐在一起。在大会休息时间，他们一块儿到广场上散了一会儿步。安娜预料的果然对——大会直到深夜才散。

　　“到我那儿去住一宿吧？天已经很晚了，你住的地方又那么远。”奥莉嘉对安娜说。

　　“不，我和保尔已经约定了一块回去。”安娜推却说。

　　潘克拉托夫和奥莉嘉沿着马路向下面走去，保尔他们俩朝山岗走去，回索洛缅卡。

　　夜晚闷热，又很黑。城里的人都睡了。参加会议的人都沿着静寂的街道四散走开。他们的脚步声和谈话声也都渐渐地消失了。保尔和安娜很快地走过了市中心的街道。在空无一人的市场上，曾有一个巡查拦住他们，验过了证件，就放他们过去。他们穿过林荫大道，走出了通向旷场的黑暗无人的小街。再往左一转，就走到和路局总仓库平行的公路上了。这个仓库是一排高大的水泥建筑，阴森而可怕。安娜不由得有点不安起来。她仔细向暗处瞧着，心神不定地、所答非所问地和保尔谈着话。直到弄清楚那可怕的阴影不过是一根电线杆的时候，安娜才笑了起来，并把她刚才的心情告诉了保尔。她拉着保尔的手，肩膀紧靠着他的肩膀，这样她的心神才安定下来。

　　“我不过是二十三岁的人，神经竟衰弱得像一个老太婆一样。你也许会把我看作一个胆小鬼。那可就错了。可是今天我的心情特别紧张。现在，我觉得有你在身旁，我就一点也不害怕了，这样提心吊胆，我真有点难为情。”

　　黑夜、荒凉的旷地、以及在大会上听到的昨天在波多尔地方发生的可怕的暗杀事件，曾经引起了她的恐怖，但是保尔的镇定、他的烟卷的火光、在一刹那间被火光所照亮的脸和刚毅的眉毛——这一切，把所有的恐怖都驱散了。

　　仓库已经在身后了，他们走过河上的小桥，沿着通向车站的公路向拱道走去，这拱道在铁路下面，是市区和铁路区连结的地方。

　　车站远远地落在后面了。一列火车正在开到调车场后面的支线尽头去。到了这里，差不多就算到家了。在上面，在铁路上，正闪着各种色彩的信号灯，而在调车场上，那个专门调动列车的机车，夜间也休息了，它正在疲倦地喘息。

　　在拱道的进口上面，一盏路灯挂在一个生锈的铁钩子上，风吹得它轻轻地来回摇晃。它那黄澄澄的暗淡灯光，一会儿照着拱道这边的墙，一会儿照着拱道那边的墙。

　　离拱道进口大约十来步光景，紧靠马路旁边，有一所孤零零的小房子。两年以前，小房子上面落过一个炮弹，内部全被炸坏了，正面成了一片废墟，现在它还像一个张着大口的乞丐，坐在路旁现出一副穷相。这时可以看见拱道上面有一列火车开过去。

　　“我们差不多算是到家了。”安娜松了一口气说。

　　保尔打算悄悄抽回他的手，他一边朝拱道走着，一边不由得想快把被女伴抓着的那只手空出来。

　　但是安娜却不肯松开。

　　他们走过那座小破房子。

　　这时，背后突然像有什么东西跑出来，传来一阵杂沓急促的脚步声。

　　保尔想赶快把手抽出来，但是安娜因为惊骇，仍使劲拉着它不放。等到他用力把手抽出来的时候，已经晚了：保尔的脖子已经被铁钳似的手指头掐住了。接着那个人又使劲一扭，保尔的脸就扭过来了，对着那个袭击他的人。匪徒一只手紧紧抓住保尔上衣的领口，掐住了他的咽喉，另一只手掏出了手枪，慢慢地划了个弧形，把枪口对准了他的脸。

　　保尔那双像是着了魔的蓝灰色的眼睛极度紧张地注视着这个枪口。现在死神从枪口里迫视着他。他没有力量，也不敢把眼睛从枪口移开哪怕是百分之一秒的时间。他等着开枪。但是枪没有响，于是保尔那睁大的眼睛就看清了那匪徒的面孔：一个大脑袋，方下巴，满脸黑胡子，眼睛在便帽的宽帽檐下面，看不清楚。

　　保尔用眼角一扫，看见了安娜的惨白的脸。就在这一刹那，她被另一个匪徒拖到那个倒塌的小房子里去了。那个匪徒扭着她的双手，把她摔倒在地上。这时候保尔从映在拱道墙壁上的一条黑影，看见又有一个人跑到那边来了。在后面，在倒塌的房子里，正在进行搏斗。安娜正在拼命抵抗，匪徒用帽子堵住了她的嘴，她被掐住脖颈，喊叫声中止了。掐着保尔的那个大脑袋的匪徒，显然不愿意只作这种兽行的旁观者，也恨不得马上就把猎物弄到手。不用说，他是土匪头子，他对于眼前这种“分工”不满意，他又觉得在他手里的这个少年太年轻了，看样子不过是调车场的一个小学徒。这个小孩子对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只消用枪对着他的脑门儿敲几下，再指一指往旷场去的道路——他就会头也不回地拼命向城里逃跑的。”匪徒想到这里，就放了手，对保尔说：

　　“赶快给我滚……从哪儿来的，还滚回哪儿去。可是不许做声。要是你不听话，我就冲你喉咙里来一枪。”大脑袋家伙用枪筒敲了敲保尔的脑门，哑着嗓子说：“赶快滚！”同时把枪口朝下，表示不预备冲保尔的背后开枪。

　　保尔连忙往后退，开头两步是侧着身子走，眼睛还不住地盯着大脑袋匪徒。

　　匪徒明白了“这个少年还是怕吃枪弹”，于是他便转身往小房子走去。

　　保尔马上把手伸进口袋。他心里想：“千万慢不得，千万慢不得！”他一个急转身，连忙平举左臂，对准匪徒，啪地就是一枪。

　　匪徒懊悔已经迟了。没等到他举起手来，一颗子弹已经打进了他的腰部。

　　他挨了这一枪，就像鬼叫似地喊了一声，身子向拱道的墙壁一晃荡，用手抓着墙，就慢慢地倒在地上了。这时候，一个影子从倒塌的房子里向下面沟里跑了。保尔朝着他又放一枪。接着第二个影子也弯着腰连跑带跳地向拱道的黑暗处逃去。保尔又放了一枪，但是都没有命中，只把拱道墙上的水泥打得乱飞，而影子朝旁边一躲，就在黑暗中消逝了。保尔的勃朗宁手枪又朝影子的后面接连打了三下，引起了深夜人们的不安。倒在拱道墙边的那个大脑袋匪徒，正在那儿像一条蛆似的作着垂死的挣扎。

　　安娜在惊慌失措中被保尔拉起来，她看着正躺在地上抽搐的匪徒，还不相信她已经得了救。

　　保尔用力扶着安娜，把她拉到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去，然后转身向城里走，向车站奔去。这时候在拱道旁边，在路基上，已经有了灯光，铁路线上砰地响起报警的枪声。

　　他们终于跑到安娜住所的时候，巴蒂耶瓦山岗子上的鸡已经叫了。安娜躺在床上。保尔靠着桌子坐着。他抽着烟，聚精会神地凝视着灰色的烟圈向上飘动……刚才那个匪徒是他一生里杀死的第四个人。

　　他又想，难道勇敢总是用完美的形式表现出来吗？他回忆着自己刚才的感觉和体验，不得不承认在匪徒用枪口紧对着他的脸那最初几秒钟，他的心确实冰凉了。而且，另外两个匪徒丝毫没受到惩罚就逃走了，这难道只能归罪于他瞎了一只眼睛和不得不用左手射击吗？不，在几步远的距离之内，本来是可以打得更准的，但是由于过度的紧张和慌乱，他没有打中，而紧张和慌乱正是惊慌失措的表现。

　　台灯的光照着他的头，安娜正注视着他，不肯放过他面部肌肉的每一个活动。不过，他的眼睛还是非常安详的，只有从他额上的皱纹才看得出他在紧张思索。

　　“你在想什么，保尔？”安娜问他。

　　他的思想被她这一问，就像由半明的地方飘到半暗的地方去的烟一样消失了，他就把刚刚撞进脑子里的念头说了出来：

　　“我必须到城防司令部去。这件事应该马上报告。”

　　他竭力克服疲劳，勉强站起来。

　　安娜握住保尔的手，没有马上放开——她不愿一个人留在家里。她把他送到门口，直到这个现在对于她是这样亲密和可贵的保尔在黑暗中走了很远的时候，她才把门关上。

　　保尔到了城防司令部，大家才明白刚才发生的枪杀事件是怎么回事。死尸马上被认出来：这是刑事调查局老早就在注意的一个著名强盗和杀人惯犯，名叫大脑袋菲姆卡。

　　第二天大家全知道了这件事，由此还引起了保尔和茨维塔耶夫之间意外的冲突。

　　在工作顶紧张的时候，茨维塔耶夫走进车间，叫保尔到他跟前。他把保尔带到走廊上僻静的角落里。茨维塔耶夫很激动，不知从何说起，最后，才挤出了这么一句话：

　　“你讲讲昨天发生的事情。”

　　“你不是都知道了吗？”

　　茨维塔耶夫心神不安地耸了耸肩膀。保尔不知道茨维塔耶夫对昨天在拱道那里发生的事情比别人格外关心。保尔不知道这个锻工和他那表面上的冷淡完全相反，他正在爱着安娜。对安娜有好感的不止他一个，不过茨维塔耶夫的感情要比别人复杂得多。他刚刚从拉古京娜那里知道了昨天在拱道那里发生的事情，他脑子里就产生了一个苦恼的、不能解决的问题。他懂得他不能直接问保尔，但是他又想得到解答。他多少也懂得：他这种担心完全是一种自私的卑鄙念头在作怪，但是，在内心的矛盾经过斗争之后，他那原始的、兽性般的感情终于占了上风。于是他低声说：

　　“你听着，保尔，咱们俩这次谈话不告诉别人。我明白，你不会说出来的，你怕安娜心里难过。但是你可以相信我。告诉我，当你被一个匪徒掐住的时候，另外两个匪徒是不是强奸了安娜？”说后半句话的时候他不能自持，连忙把眼睛避开。

　　现在保尔才开始模糊地明白了茨维塔耶夫的意思。保尔心里想：“假使茨维塔耶夫对安娜不关心，他就不会那样激动；可是假使他真是爱安娜，那么……”保尔替安娜难过了。

　　“你为什么要问这个呢？”

　　茨维塔耶夫有点回答不出来了，后来他觉得保尔已经看透了他的心思，就恼羞成怒地说：

　　“你耍什么滑头？我是要你答复我，你倒追问起我来了。”

　　“你爱安娜吗？”

　　一阵沉默。过了一会儿，茨维塔耶夫才很费力地说出：

　　“是的。”

　　保尔竭力抑制着他的愤怒，头也不回地走了。

　　一天晚上，奥库涅夫难为情地在保尔床前来回地转了很久，后来，他就坐在床边儿上，一只手盖住保尔正在读的一本书。

　　“保尔，我有一桩事情必须告诉你。一方面，可以说这是一件小事，但另一方面，可又完全相反。我和塔莉亚·拉古京娜两个弄得怪不好意思的。你看，一开始是我非常喜欢她……”他抱歉地搔了搔额角，看到他的朋友并没有笑他，就又鼓起了勇气，说：“可是后来塔莉亚……也有点儿那个意思了。一句话，我用不着把全盘的经过都告诉你，我不说你也明白了。昨天我们已经决定建立共同的幸福生活。我已经二十二岁了，我们两个都到了成人的年龄。我想在平等的基础上和塔莉亚建立共同生活。你对于这件事有什么意见？”

　　保尔沉思了一下，说：

　　“尼古拉，我能说什么呢？你们俩都是我的好朋友，都是同样的出身。别的方面也都相同，塔莉亚又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女孩子……我想事情是非常明白的。”

　　第二天，保尔把他的东西搬到厂里的男宿舍去了。几天之后，在安娜那里举行了一个亲切的不备食物的晚会——为庆贺塔莉亚与奥库涅夫同志结合的一个共产主义式的晚会。在这晚会上，人们追述往事，朗诵他们读过的最动人的作品，合唱了许多歌，而且唱得非常好。战斗的歌声传到远处。后来卡秋莎和穆拉把手风琴也拿来了，于是那些深沉的男低音以及手风琴银铃般的旋律，响遍了整个房间。那天晚上，保尔奏得十分出色。而当瘦长的潘克拉托夫出人意外地开始跳起舞来的时候，保尔更是无拘无束了。他改变了时新的格调，像燃起一把火一样奏了起来：

　　喂，街坊们，街坊们！

　　坏蛋邓尼金伤心啦，

　　因为西伯利亚的肃反人员，

　　把高尔察克枪毙啦……

　　手风琴奏的歌曲述说着过去，述说着战火纷飞的年代和今日的友谊、斗争和喜悦。可是当沃林采夫接过了手风琴，奏起紧张热烈的“小苹果”舞曲的时候，开始像旋风一样舞蹈的不是别人，正是保尔。保尔疯狂地跳着，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热情的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