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所古老的大房子里，只有一个挂着窗帘的窗子有灯光。锁在院子里的狗特列左尔突然汪汪叫起来。

　　冬妮亚从半睡中听到了母亲低低的说话声：

　　“不，她还没有睡。请进来吧，莉莎。”

　　女友的轻盈的脚步声和那友爱而热烈的拥抱，把她那矇眬的睡意完全赶走了。

　　冬妮亚现出疲倦的笑容，对她说：

　　“莉莎，你来得正好：我们家里的人都很高兴——爸爸昨天已过了危险期，今天一整天都是安安静静睡着。妈妈和我好几夜都没有睡觉，今天也歇了一会儿。呵，莉莎，你讲讲吧，近来外面有些什么新闻？”冬妮亚说着就把她的朋友拉到身边，坐在长沙发上。

　　“呵，新闻倒有许多！不过有些新闻我只能告诉你一个人。”莉莎笑着，狡猾地看一看冬妮亚的母亲叶卡捷林娜·米哈伊洛夫娜。

　　冬妮亚的母亲是一个样子很体面的妇人，虽然已经三十六岁了，她的举动还像少女一样活泼。她有一对聪明的灰眼睛和一个虽不算美丽，却叫人喜欢的、精神饱满的面庞。

　　“好的，再过几分钟我就走开。现在先请你讲一些我们大家都可以听的消息吧。”她开玩笑说，并把自己的椅子移近长沙发。

　　“第一桩事情就是我们不再上学了。校务会议已经决定发给七年级学生毕业证书。我非常高兴。”莉莎眉飞色舞地说，“那些代数和几何把我烦死了！我们要念这些东西干什么？那些男孩子，也许还能继续求学，但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要到哪儿去念书。现在到处都在打仗。真是可怕！……我们将来都是要出嫁的，哪个男人也不要他的妻子懂得代数呵！”莉莎说到这里，大声地笑起来。

　　冬妮亚的母亲跟她们坐了一会儿，就到她自己的房里去了。

　　莉莎靠近冬妮亚，双手抱着她，把她在岔路口上遇到的事情小声地从头到尾向冬妮亚叙述了一遍。

　　“呵，亲爱的冬妮亚，请想想，当我认出那个逃跑的人的时候，我是多么惊讶……你猜猜，那人是谁？”

　　听得出神的冬妮亚，只是耸了耸肩膀。

　　“就是保尔·柯察金！”莉莎突然说。

　　冬妮亚吃了一惊，痛苦地把身体缩作一团。

　　“是保尔·柯察金？”

　　莉莎对她的话产生的效果感到很满意，于是她就把她跟维克多吵嘴的情形也叙述了一遍。

　　她只顾说话，没有注意到冬妮亚的脸色已经变得多么苍白，她那拉扯着蓝色罩衫的手指头抖得多么厉害。莉莎完全不知道冬妮亚是那样揪心，也不知道她那可爱的睫毛为什么那样不住地抖动。

　　冬妮亚已经完全听不进莉莎讲的那个喝醉的彼得留拉军官的故事了，她只想着：“维克多·列辛斯基已经知道是谁袭击的了。为什么莉莎要告诉他呢？”于是她不知不觉地把这句话说了出来。

　　“我告诉什么？”莉莎不明白她的意思，这样问她。

　　“你为什么要把保夫鲁沙，我是说，把柯察金的事情告诉列辛斯基呢？你要知道他一定会出卖他……”

　　莉莎不服气，反驳说：

　　“呵，不，我想他不会的！他为什么要出卖他呢？”

　　冬妮亚突然挺直身子，双手使劲地抓住膝盖，直到她觉得疼。

　　“莉莎，你一点儿也不明白！他和柯察金本来就是死对头，何况再加上另一种原因……你把保夫鲁沙的事情告诉了维克多，已经铸成大错了。”

　　莉莎现在才注意到冬妮亚是那样着急，又因为听到冬妮亚无意间说出“保夫鲁沙”这个称呼，她才弄明白了她一向模模糊糊地猜疑着的事情。

　　她不由得也认识到自己把事情办错了，就难为情地不做声了。

　　“呵，原来真有这么回事呵，”她心里想，“多么奇怪，冬妮亚竟会爱上一个——什么人？一个普通的工人……”她本来很想和她谈谈这件事，但是，为了慎重起见，她终于没有把这话说出口。她极力设法补救自己的过错，便握住冬妮亚的两只手说：

　　“冬妮亚，亲爱的，你非常着急吗？”

　　冬妮亚心神恍惚地回答说：

　　“不，也许维克多还不至于像我所想的那么坏。”

　　不多工夫，她们的同班同学，粗笨而老实的杰米亚诺夫进来了。

　　直到他进来的时候，她们两个总是谈得不投机。

　　冬妮亚把两个同学送走了，她独自靠着栅栏门，站了很久，遥望着那阴暗的、通到镇上去的道路。风，那永不停息的风，带着春天湿土的霉味和潮湿的冷气，朝她吹来。在远处，小镇郊外许多人家的窗户正闪着惨红的灯光。她所憎恨的那个市镇，就在那儿。在那镇上，在某一座屋顶之下，她那个不安生的朋友，还不知道大难已经临头。也许他早已忘记了她。自从他们最末一次见面之后，到现在已经过了多少天了呵！那时候，是他不对，但是她早已把那件事忘记了。明天她再看到他，那旧日的友谊，那如此可爱又如此叫人激动的友谊，就会恢复过来的。一定会恢复过来的，这是冬妮亚所深信的。但愿这一夜平安无事。然而，这不祥的黑夜，好像蕴藏着灾难，准备随时对他……好冷呵。

　　冬妮亚最后又向大路看了一眼，就走进屋子。在床上，她裹着被子，临睡还在想着——但愿这一夜能平安无事！……

　　第二天清早，家里的人还在睡觉，冬妮亚就已经醒了。她急忙起身穿好衣服，不惊动别人，悄悄走到院子里，放开那条个子大、毛又多的狗——特列左尔，带着它一起向镇上走去。到了柯察金家的前面，她犹豫不决地站了一分钟。接着她就推开栅栏门，走进院子。特列左尔摇着尾巴，走在她的前头……

　　这天早晨阿尔焦姆也从乡下回来了。他是跟一个铁匠师傅坐大车一道来的。他用肩膀扛着他挣来的一袋面粉走进院子，那个铁匠拿着其他的东西，跟在他后边。他走到开着的门口，把那袋面粉从肩上卸下来，喊道：

　　“保尔！”

　　但是没有人答应。

　　“拿到屋里去吧，你在这儿做什么！”那个铁匠走过来说。

　　阿尔焦姆把东西放在厨房，然后走进屋里——这一下他可吓呆了，房子里一塌糊涂，破旧的衣服凌乱地抛在地板上。

　　“这是怎么回事呀！”他回头向铁匠惊讶地喊道。

　　“嗯，实在太乱了。”那铁匠附和着说。

　　“这个小家伙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阿尔焦姆开始生气了。

　　但是家里空空洞洞，没有一个人好问。

　　铁匠把东西放下就走了。

　　阿尔焦姆跑到院子里，朝四周看了看。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大门敞开，保尔又不在。”

　　他听到了后面有脚步声。他转过身，看见一只毛茸茸的大狗，竖着耳朵站在他面前，还有一个不认识的姑娘正从栅栏门朝屋子走来。

　　那姑娘上下地打量着阿尔焦姆，轻轻地对他说：

　　“我要见见保尔·柯察金。”

　　“我也要找他。鬼晓得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也是刚到，进来一看，房门敞开，他不在。您也是来看他的吗？”他问那个姑娘。

　　姑娘没有回答，反问他：

　　“您是他哥哥阿尔焦姆吗？”

　　“是的，有什么事吗？”

　　但是姑娘并没有回答他，只是惊惧地望着敞开的房门。她心里想：“为什么我昨天晚上不来呢？难道，难道真会那样吗？……”她心头的负担更沉重了。她问那个一直在惊奇地注视着她的阿尔焦姆：

　　“您来的时候房门就敞开着，保尔就不在吗？”

　　“请问您究竟有什么事情要找保尔？”

　　冬妮亚更靠近他一些，向周围看了一下，然后急促地说：

　　“我知道的也不十分确切，不过要是保尔不在家的话，那他一定是被捕了。”

　　“为什么呢？”阿尔焦姆吃了一惊。

　　“到屋里去谈吧。”冬妮亚说。

　　阿尔焦姆一句话不说地听着她。她把她所知道的统统都告诉了他之后，他感到万分的失望。

　　“唉，真糟糕！”他伤心地叨念说，“真想不到会发生这样倒霉的事情……现在我明白屋里为什么会这样乱糟糟的了。这孩子是给鬼迷住了，才会弄出这样的事情来。现在，叫我到什么地方去找他呢？不过，小姐，您到底是谁？”

　　“我是林务官杜曼诺夫的女儿。我认识保尔。”

　　“呵——呵——”阿尔焦姆拉长声音说，含义非常模糊，“您瞧，我还带了一袋面粉来给他吃呢，想不到发生了这样的事……”

　　冬妮亚和阿尔焦姆默默地互相对视着。

　　“我走了，说不定您会找到他。”临别，冬妮亚低声说，“晚间我再到这里来，听您的消息。”

　　阿尔焦姆默默地点了点头。

　　一只由冬眠里醒过来的瘦苍蝇在窗角嗡嗡地飞着。在城防司令的办公室里，一个年轻的农村少女坐在破旧的沙发边儿上，双肘支着膝盖，望着那肮脏的地板出神。

　　城防司令官嘴角叼着一支纸烟，用一笔花体草字结束了他的书写之后，随后在“谢佩托夫卡城防司令”的印章下面，非常得意地加上一个花体的签名，在字尾任意地挥了一个钩儿。

　　门口传来了马刺的响声，他抬起头来。

　　一只手扎着绷带的萨洛梅加站在他的面前。

　　“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呀？”司令官欢迎他。

　　“是好风吹来的，连胳膊都给鲍贡团吹断啦。”

　　萨洛梅加一点也不管旁边还坐着一个女子，就恶狠狠地臭骂起来。

　　“哦，那么你是到这儿来治伤的，是不是？”

　　“下辈子才有工夫治伤哩。前线非常吃紧，我们被压得简直连气都透不过来啦。”

　　司令官朝那女人点一点头，让他不要再说下去。

　　“我们等会儿再谈吧。”

　　萨洛梅加一屁股坐在凳子上，摘下带帽徽的军帽，那帽徽是三支交叉的枪——乌克兰民族共和国的国徽。

　　“戈卢勃派我来的。”他开始低声地说，“谢乔夫狙击师团就要开到这里来了。你这里可要大大地麻烦啦，所以我先到这里来整顿一下。‘大头目’自己也可能要来，并且还有什么外国的大佬们一同来，因此这里的人谁也不许提起那次的‘消遣’。你在写什么？”

　　司令官把嘴角叼着的纸烟移到嘴角的另一边，说道：

　　“我这儿押着一个小坏蛋。你知道我们在车站上捉到了那个朱赫来，你记得吗，就是那个煽动铁路工人反抗我们的家伙。”

　　“哦，哦，怎么样呢？”萨洛梅加兴奋地移近前去。

　　“咳，车站司令奥麦利钦科那个混蛋只派了一个哥萨克兵押解他到这儿来。就是在我这儿押着的这个小家伙，公然在大白天里拦截了他。他和朱赫来两个人解除了哥萨克兵的武装，打落了他的门牙，然后一道逃跑了。现在朱赫来逃掉了，这个小家伙却落了网。材料都在这里，你看吧。”他把写好的一摞文件推到萨洛梅加面前。

　　萨洛梅加用完好的左手翻着纸张，很快地看完了，随后就看着司令官的脸，说道：

　　“你没有得到他的任何口供吗？”

　　司令官气愤地扯了一下帽檐。

　　“我已经审问他五天了。他始终不肯招供，只说：‘我一点也不知道，我没有放走他。’真是一个地道的小土匪。你知道，那个哥萨克兵认出了他，差一点把那小坏蛋掐死。我好容易才把他拉开。因为奥麦利钦科给了那哥萨克兵二十五军棍，因此他恨死这个小混蛋。现在没有理由再把他关下去，我正呈请司令部批准我枪毙他。”

　　萨洛梅加轻蔑地啐了一口，说：

　　“要是他在我手里，包管他什么都招供。老实说，你这个神父的儿子懂得怎样审问他？一个神学院的学生还能当城防司令？你用通条打过他吗？”

　　司令官发火了。

　　“别太放肆，把嘲笑留给你自己吧。我是本地的司令官，请你不要多管闲事。”

　　萨洛梅加看了看发火的司令官，哈哈大笑起来：“哈哈！……小神父，用不着生那么大的气，不然肚皮会气炸的。我才不管你那些事呢！闲话少说，还是告诉我到哪儿弄两瓶酒喝喝吧！”

　　“这倒好办。”司令官笑着说。

　　“至于那小家伙呢，”萨洛梅加指着公事上保尔的名字，“要是你真的想结果他，应该把十六岁改成十八岁。你瞧，需要把‘6’字的钩儿往下面描一下，要不，他们说不定不批准哩。”

　　在作为囚牢的库房里一共有三个人。一个是留着长胡子、穿着破外套和肥大的麻布裤子的老头子，他蜷着细腿，侧着身子躺在木板床上。他被捕是因为住在他家的一个彼得留拉兵士拴在他的板棚里的一匹马不见了。另一个坐在地板上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长着一对细小狡猾的贼眼和一个尖下巴。她是一个造私酒的妇人，因为偷了表和别的贵重东西而被捕的。在窗子底下的角落里，枕着帽子昏昏迷迷地躺着的，是保尔·柯察金。

　　一个乡下打扮扎着花头巾、睁着一对吃惊的大眼睛的少女被带进库房里来。

　　她站了一会儿，就在那个造私酒的妇人旁边坐下了。

　　造私酒的妇人把她仔细打量了一番，很快就问她：

　　“姑娘，你怎么也坐牢？”

　　因为没有得到回答，她又追问下去：

　　“你为什么给抓进来？也许是为了造私酒的事吧？”

　　那农村姑娘站起来，看了看这固执的老太婆，低声回答说：

　　“不，我是因为我哥哥被捕的。”

　　“你哥哥又怎么啦？”老太婆又追问。

　　睡在床上的老头子插嘴了：

　　“你为什么要问她呢？也许她心里正很难过，你还一个劲儿问个没完。”

　　那老太婆立刻转过来，朝木板床那边说：

　　“谁指派你来教训我？我是跟你说话吗？”

　　老头子当着她面啐了一口。

　　“我告诉你别纠缠她！”

　　库房里安静了。姑娘把大头巾铺在地板上，枕着胳膊躺了下去。

　　造私酒的妇人开始吃起东西来。老头子把脚垂到地板上，不慌不忙地卷了一支烟，吸起来。一团团浓臭的烟雾弥漫了整个库房。

　　那老太婆塞了满嘴东西，一面嚼着，一面嘟哝：

　　“别喷那些臭烟，让我安稳地吃顿饭好不好？一天到晚，就是抽烟。”

　　老头子挖苦地哈哈笑着说：

　　“怕饿瘦了吗？再过些时候，怕连那扇门都挤不过去了。该让那个孩子吃一点，别只往自己的肚子里塞。”

　　老太婆恼怒地把手一摆说：

　　“我要他吃，是他自己不愿意吃。我的事不用你管。我又不是吃你的份儿。”

　　姑娘转过脸来对着造私酒的老太婆，又向保尔·柯察金那边点了点头，问道：

　　“您知道他为什么坐牢吗？”

　　老太婆一听到有人跟她说话，心里乐起来，高高兴兴地回答说：

　　“他是本地老妈子柯察金娜的小儿子。”接着她弯下身子，贴着耳朵说：“他放走了一个布尔什维克。那个人是一个水兵，住在我的邻居佐祖利哈家里。”

　　姑娘想起司令官说的话来——“我正呈请司令部批准我枪毙他。”

　　兵车一列接着一列开进车站。谢乔夫狙击师的各个部队乱哄哄地从车上跳下来。由四辆包着钢板的车厢组成的装甲列车“扎波罗什哥萨克”号沿着铁轨缓缓地爬着。大炮从敞车上卸下来。马匹从货车上拉下来。骑兵们就地整鞍上马，挤开杂乱的步兵群，朝车站的广场驰去，在那儿集合整队。

　　军官们来往奔跑，喊着各自部队的番号。

　　车站上像一窝蜂似地嗡嗡叫。喧嚷和混乱的人群渐渐组成了许多长方形的队伍，于是，一股武装的人的洪流就朝镇上涌去。直到黄昏，还有谢乔夫狙击师的那些辎重马车和随军人员沿着公路朝镇上开去。

　　最后是司令部的警卫连，那一百二十个喉咙，一边走一边乱七八糟地大声唱着：

　　为什么喧嚷？

　　为什么呐喊？

　　因为彼得留拉

　　来到了乌克兰……

　　保尔站起来，走到小窗户跟前。透过黄昏的薄暗，他听到了沿街的车轮的辘辘声、无数沉重的前进的脚步声以及许多人的歌唱声。

　　他听见身后有人轻轻地说：

　　“哦，看来军队已经进城了。”

　　保尔转过身来。

　　说话的就是昨天被关进来的那个姑娘。

　　他已经听过她的叙述了，那个造私酒的老太婆终于达到了目的。原来这个女孩子的哥哥格里茨科是一个红色游击队员，村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候他作过贫农委员会的主席。

　　红军撤退的时候，格里茨科也束起机枪子弹带跟着一道撤走了。因此现在全家一刻也不能安宁。她家里仅有的一匹马被牵走了。她的爸爸已经被抓到城里去，在牢里受尽了折磨。村长因为吃过格里茨科的苦头，现在他就故意把各式各样的坏人分配到她家去住，结果把她家弄得一贫如洗。昨天，谢佩托夫卡的司令官到村里去抓人，村长又把他带到她家里去。司令官看中了她，第二天早上就把她带到城里来“审问”。

　　保尔睡不着，他的心一点也不安宁。他脑子里只有一个无法摆脱的念头：“往后还会怎样呢？”

　　他的身体被打得到处疼痛。那哥萨克押送兵像野兽一样狠狠打了他。

　　为了忘掉这些恼人的思想，他开始倾听牢房里两个妇女的小声谈话。

　　那少女非常小声地述说着司令官怎样要污辱她，怎样威逼她和企图说服她，后来，因为她还是不答应，他气得发疯了。“我把你关进地牢里，”他说，“你一辈子也别想出来。”

　　黑暗渐渐笼罩了牢房的每个角落。令人窒息的和不宁静的夜又向他们袭来了。思绪又转向了不可预测的明天。这是他入狱的第七夜，可是仿佛过了好几个月似的。他躺在硬地上，疼痛始终不停。现在牢里只有三个人。那老头子正在木板床上睡着，打着呼噜，就像睡在家里的热炕上一样。老头子能够随遇而安，所以他每夜都睡得香甜。造私酒的老太婆被司令官放出去替他们找酒去了。赫里斯季娜和保尔都睡在地板上，简直是肩挨肩地躺着。昨天保尔从窗子里看见谢廖沙在街上站了很久，悲伤地眺望着牢房的窗户。

　　“显然，他已经知道我在这儿了。”

　　一连三天都有人送来带酸味的黑面包。是什么人送来的呢，他们没说。两天以来，司令官不断地提审他。

　　这是怎么回事呢？

　　拷问的时候他什么也没供出来，一切都否认。他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肯说，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要做得勇敢，做得倔强，像他在书里看到的那些人一样。可是在把他解到牢房去的那天晚上，夜很深，经过面粉厂的大房子旁边，他听到一个押送兵说：“司令官为什么要把他拖到这里来？从后面给他一颗子弹——不就完了！”听了这话他真有点怕起来。是呵，十六岁就死，真是太可怕了！一死就永远也不能再活了呵！

　　赫里斯季娜也在想事情。她比她旁边的那个少年知道得更多。大概，他还不知道……但是她已经听到了。

　　他每夜总是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赫里斯季娜很可怜他，呵，她多么可怜他，但是她又有她自己的苦难——她脑海里老想着司令官那些可怕的话：“明天我再和你算账。要是你再不依我，我就把你交给卫兵们，那些哥萨克兵决不会说不要的。你自己看着办吧。”

　　呵，想到这些，多么令人难过，从哪里也得不到怜悯！格里茨科跟红军走了，她有什么过错呢？“呵，这年头活在世上是多么艰难呵！”

　　痛苦哽住了喉咙，无可奈何的绝望和恐怖折磨着她，赫里斯季娜失声哭了起来。

　　她全身都因为悲愤和绝望而颤抖。

　　一个身影在墙角里动了一下。

　　“你这是为什么？”

　　赫里斯季娜激动地低声讲起来——她把她的悲痛都倾诉给这个沉默的难友了。他一声不响地听着，并把一只手放在赫里斯季娜的手上。

　　“那些该死的畜生，他们想糟蹋我！”她咽着眼泪，怀着一种模模糊糊的恐惧低声说，“我算完了：刀把子在他们手里呵！”

　　保尔能对这个少女说些什么呢？他找不到适当的话。没有什么可说的。生活正把他们两个紧箍在一个铁环里。

　　明天早晨不让他们带走她吗？斗一场吗？那么，他们一定把他打得死去活来，甚至用军刀砍他的头——那也就完结了。为了多少给这个可怜的痛苦的少女一些安慰，他温柔地抚摸着她的胳膊。她不哭了。门口的哨兵不时向过路的人们喊叫：“口令！”随后又沉静了。老头子睡得正香。时间不知不觉地溜过去了。当她的双臂突然紧紧地搂住他，把他拉向她的时候，他开头对这举动还是不理解的。

　　“你听着，亲爱的，”她那热烈的嘴唇小声地诉说着，“我无论如何是要失身了：要不是那军官，那些大兵也要来污辱我的。我把我这姑娘家的身子给你吧，亲爱的，我给你吧，我不让那个畜生来破坏我的处女身。”

　　“赫里斯季娜，你说什么？”

　　但是她的有力的胳膊紧紧地抱住他。她的嘴唇温暖而且丰满，实在难于逃避。那少女的话是简单而温柔的，——他明白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了。

　　眼前所有的苦痛全消逝了。他忘记了门上的锁、红头发的哥萨克兵、残酷的司令官、兽性的鞭挞和七个令人窒息的失眠的夜，在这一瞬间只剩下了温暖的嘴唇和眼泪浸湿的脸庞。

　　突然他想起了冬妮亚。

　　“怎么竟把她给忘记了呢？……那对美丽的、可爱的眼睛！”

　　他找到了挣脱的力量。他像喝醉了一样站起来，紧紧地抓住铁窗子。赫里斯季娜双手摸到了他。

　　“你怎么不来呢？”

　　这问话含着多么深厚的感情呵！他弯下腰，紧紧握住她的手说：

　　“赫里斯季娜，我不能这样。你是多么好呵……”他还说了些别的连他自己都不懂的话。

　　他站直了身子。为了打破那难堪的寂静，他走到木板床旁边，坐在床沿上，推着那老头子说：

　　“老大爷，请给我口烟抽吧！”

　　姑娘裹着头巾，坐在角落里痛哭起来。

　　第二天上午，司令官带着几个哥萨克兵把赫里斯季娜带出去。她用眼睛向保尔告别，眼里含着责备的神情。牢房的门在她背后砰的一声关上了，他的心感到格外沉重和阴暗。

　　老头子直到天黑也没有从他嘴里引出一句话来。卫兵和司令部的值勤人员都换了班。傍晚时候又带来一个新的犯人。保尔认出他是糖厂的木匠多林尼克。他是一个结实矮胖的人，穿着褪了色的黄衬衫和褴褛的上衣。进来的时候，他用尖锐的目光把牢房察看一遍。

　　保尔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里见过他，那时候革命第一次冲击这个市镇。在那许多次喧嚷的示威中，他只听到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演说。那个人就是多林尼克。他爬上马路旁边的墙头，向士兵们发表演说。保尔还没有忘记他当时的结束语：

　　“弟兄们，请始终信赖布尔什维克，他们决不会出卖你们！”

　　从那以后保尔一直没有见过他。

　　老头子见到了生人十分高兴。显然，他觉得整天坐着一声不响是很难过的。多林尼克坐在他那木板床的边儿上，跟他一道抽烟，询问他各种事情。

　　接着他又坐到保尔旁边。

　　“有什么好消息告诉我吗？”他问，“你是为什么关进来的？”

　　多林尼克得到的回答是非常简单的，他感觉到保尔不信任他，不愿意多说话。但是当他知道了保尔的罪名之后，他就用他那对机灵的眼睛惊讶地瞪着保尔，然后坐在他身旁。

　　“这么说，是你把朱赫来放走的，是不是？原来是这样。我还不知道他们已经把你抓住了呢。”

　　保尔十分惊讶，他用胳膊肘撑起身子来，说：

　　“你说哪一个朱赫来呀？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罪名都可以硬往我身上安呀。”

　　多林尼克笑了，更靠近他一些。

　　“得了吧，小朋友，”他说，“你用不着瞒我。我知道的比你多。”

　　他的声音很低，为的是不叫老头子听见。他接着说：

　　“是我亲自把朱赫来送走的。现在，他或许已经到了目的地了。他把全部经过都告诉我了。”

　　沉默了一会儿，他似乎在想什么事情，接着说：

　　“你这样做是对的，孩子。但是你要知道，既然被捕了，他们又知道这件事情的经过，这事就棘手。老实说，这事真是糟透了。”

　　他脱下上衣，铺在地板上，靠着墙根坐下，开始卷另一支纸烟。

　　他末了所说的那些话，已经等于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保尔。显然：多林尼克是自己人。既然他送走了朱赫来，这就是说……

　　黄昏时候，他知道了多林尼克是在彼得留拉士兵中间进行煽动的时候当场被捕的，当时他正在散发省革命委员会号召士兵投诚加入红军的传单。

　　多林尼克很机警，他告诉保尔的不多。

　　“谁能说得准？”他心里想，“他们会用通条抽他的。他还年轻。”

　　晚间，当他们准备睡觉的时候，他用简短的话表达出他的不安来。他说：

　　“柯察金，你我的处境可以说是糟透了。结果怎样，我们等着瞧吧。”

　　第二天，牢房里又添了一个新犯人，是全镇闻名的理发匠什廖马·泽利采尔，一个大耳朵细脖子的家伙。他激动地指手画脚地对多林尼克说：

　　“瞧，是这么回事，福克斯、勃卢夫斯坦、特拉赫坦贝格那些家伙都准备用盐和面包欢迎他呢。我对他们说，要是你们愿意欢迎，那就欢迎好了。但是想叫谁跟他们一起签名，代表全体犹太居民呢？对不起，一个也没有。他们有他们的打算。福克斯有他的商店，特拉赫坦贝格有他的面粉厂，但是我有什么呢？别的犹太穷光蛋又有什么呢？我们这些穷光蛋什么也没有。不过，我倒有一条长舌头。今天，我正给一个军官刮脸，这家伙刚到不久。‘请您告诉我，’我问他，‘大头目彼得留拉知道不知道上次虐杀犹太人的事件？他会接待犹太代表团吗？’唉，我这长舌头给我惹来了多少麻烦！你猜猜看，当我替那军官刮完了脸，扑完了粉，什么都弄妥帖之后，他怎样对待我？他站起来，不但不给我钱，反而说我煽动反对政府，当场把我逮捕了！”泽利采尔用拳头捶着胸脯，又说：“什么煽动？究竟我说了什么？我只不过向那个人问了一下……他们就把我关了进来……”

　　泽利采尔十分激动，他说话的时候，不是扭着多林尼克衬衫上的钮扣，就是揪着他这只或那只胳膊。

　　多林尼克听着气呼呼的泽利采尔的谈话，不由得笑了。等泽利采尔说完，多林尼克很郑重地说：

　　“唉，什廖马，你是个聪明人，却做出这种糊涂事来。为什么你偏偏在这时候乱扯呢？我觉得你被抓到这儿来，恐怕有点不妙。”

　　泽利采尔会意地看了他一眼，失望地挥挥手。这时候牢门开了，保尔认得的那个造私酒的老太婆又给推了进来。她狠狠地诅咒那个押她的哥萨克兵：

　　“喝了我的酒不给钱，还把我关起来，叫你和你们的司令官都不得好死。”

　　哥萨克兵随手把门砰的一声带上，接着就是下锁的响声。

　　她坐在木板床上，老头儿开玩笑地说：

　　“怎么，又回来了吗，长舌头的老太婆？请坐请坐，欢迎欢迎。”

　　她狠狠地瞅了他一眼，提着包袱走开，坐在多林尼克旁边的地板上。

　　原来那些兵从她那里弄到几瓶私酿酒之后，又把她押了回来。

　　突然，他们听见从门外卫兵室里传来了一阵呼喊声和脚步声，一个人高声地发着命令。牢房里所有的犯人都转过头来听着。

　　在广场上，在那顶上有一座古老钟楼的简陋难看的教堂旁边，正发生着本镇少见的新奇事情。全副武装的谢乔夫狙击师的部队，正列成长方队形从三面把广场围了起来。

　　前面由教堂的台阶起，后面直到学校的围墙，有三个步兵团列成棋盘式的四方阵形。

　　彼得留拉“政府”的这个战斗力最强的师团的士兵站在那里，他们穿着肮脏的灰军服，头上戴着可笑的、像是切成两半的西瓜似的俄罗斯钢盔，步枪挨着大腿，身上挂满子弹带。

　　这个师团穿的是前沙皇陆军剩下的很好的制服和靴子，其中一大半人是顽固地反对苏维埃的富农分子，这次调到谢佩托夫卡来，是为了保护这非常重要的、有战略价值的铁路枢纽。

　　闪亮的铁轨由这个镇向五个方向伸去。如果彼得留拉失去这个地方，就等于失去了一切。现在他那“政府”所统治的地盘已经很小了。他只好把温尼察那样的小城当作首都。

　　“大头目”决定亲自检阅各部队。为了迎接他，镇上一切都准备就绪。

　　新编的一个团被安排在不容易看见的地方——广场最远的一个角落里。这是一些光着脚，穿着各种颜色服装的青年人。他们不是夜里给巡查队从炕上拉来的，就是从街上抓来的。这些青年农民没有一个愿意打仗，全都说：

　　“谁也不是傻瓜。”

　　彼得留拉军官们的最大成就，就是用武装把拉来的壮丁押到镇上，再把他们分成中队和大队，并把枪械发给他们。

　　但是，就在第二天，有三分之一的人已经不见了，后来人数也是一天比一天少。

　　要是发靴子给他们，那未免太蠢了，而且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靴子。于是下了一道命令：要他们都穿好鞋袜参军。这个命令的效果是惊人的。谁知道他们从什么地方收集了那么些破烂鞋子，这些鞋全靠铁丝或麻绳缚在脚上。

　　这样，只好带他们光着脚来参加阅兵式。

　　步兵后面横列着戈卢勃的骑兵团。骑兵挡住那密密的好奇的人群。所有的人都想看看阅兵式。

　　“大头目”本人要来！这样的事情在镇上是少有的，谁也不愿意放过这个免费参观表演的机会。

　　教堂的台阶上站着一群校官和尉官、神父的两个女儿、一伙乌克兰教师、一伙“自由”哥萨克，和稍微有点驼背的市长——总之，都是代表“上流社会”的人物，而在他们中间，穿着契尔克斯袍子的，是步兵总监。他是阅兵式的指挥官。

　　在教堂里，瓦西里神父也穿起了复活节穿的法衣。

　　欢迎彼得留拉的盛大仪式准备好了。蓝黄色的旗帜也升起来了，因为新兵要向它举行效忠宣誓。

　　师长乘着一辆破旧的、痨病鬼似的福特牌汽车到车站去迎接彼得留拉。

　　步兵总监把身材很好、留着两撇拈得很考究的小胡子的切尔尼亚克上校叫到身边，对他说：

　　“带一个人去检查检查城防司令部和后方机关，看看一切是否都清洁整齐。假如有囚犯的话，就查问一下，把不重要的废料统统赶走。”

　　切尔尼亚克叩着靴后跟敬了个礼，拉着身边一个哥萨克骑兵上尉，一道骑马走了。

　　步兵总监非常温存地对神父的大女儿说：

　　“宴席怎么样了？是不是都预备好了？”

　　“是呀，城防司令官正在那儿照料呢。”她回答，同时向漂亮的步兵总监瞟了一眼。

　　突然，人们骚动起来了：一个骑马的人伏在马背上，沿着公路飞一般地跑来。他挥着手喊道：

　　“他们来了！”

　　“各——就——各——位！”总监大声喊着。

　　所有的军官都慌忙跑回各自的队伍去。

　　当那辆福特牌汽车在教堂的正门口喘息的时候，军乐队开始奏起《乌克兰仍活在人间》来。

　　大头目彼得留拉本人在师长后面，呆头呆脑地走下车来。他中等身材，一个有棱角的大脑袋牢实地栽在紫红的脖子上，穿着头等蓝呢料子做的近卫军的上衣，束着黄色的皮带，佩着一支精巧的、藏在软皮套里的勃朗宁手枪，头上戴的军帽嵌着一只三叉枪的帽徽。

　　西蒙·彼得留拉完全不像个军人，他连一点儿威武的气概也没有。

　　他听着步兵总监简短的报告，不知为什么现出了不满的神情。接着是市长对他致欢迎词。

　　彼得留拉一边心不在焉地听着，一边从市长的头上望过去，眺望着排列好的队伍。

　　“我们开始检阅吧。”他对总监点着头说。

　　他走上那旁边竖着军旗的小检阅台，向士兵作了十分钟的演说。

　　这演说没有一点儿说服力，他一直提不起精神来，显然他在路上累乏了。演说结束的时候，士兵们就按照事先安排好那样齐声喊着：“万岁！万岁！”接着他走下检阅台，用手巾揩去前额的汗珠，在总监和师长陪伴之下，开始检阅各个部队。

　　走过新兵队伍的时候，他气愤地咬着嘴唇，轻蔑地皱着眉头。

　　检阅快要结束的时候，新兵参差不齐地一排跟着一排向旗子走去。旗子旁边站着瓦西里神父，手里拿着一本圣经。新兵们先吻了圣经，接着又吻了旗子的一角。就在这时候，突然发生一桩意外的事情。

　　谁也不知道怎么会有一个请愿团挤到广场上来，走到彼得留拉面前。富有的木材商人勃卢夫斯坦走在代表团的前头，按照惯例，双手捧着一盘面包和食盐（这是款待的象征），跟在他后面的，是杂货商人福克斯和别的三个富商。

　　勃卢夫斯坦像奴仆一样地弯着腰，把面包和食盐献给彼得留拉。站在彼得留拉旁边的一个军官代他收起了这些献物。于是勃卢夫斯坦说：

　　“敝镇的犹太居民，对阁下，国家的元首，表示深切的感激和敬意。请阁下接受这份犹太人签名的祝贺书。”

　　“好的。”彼得留拉草草地看着祝贺书，哼了一声。

　　这时候福克斯说话了。

　　“我们极其恭顺地请求阁下，准我们开店营业，并保护我们犹太人不受迫害。”福克斯吃力地挤出这难以说出口的话来。

　　彼得留拉恶狠狠地皱着眉头回答说：

　　“我的部下不会迫害犹太人。这一点你要好好记住。”

　　福克斯双手一摆，做了个绝望的姿势。

　　彼得留拉生气地耸了耸肩膀。请愿团恰恰在这个时候出场，叫他非常生气。他转过身来，戈卢勃正站在他的后面咬着他的小黑胡子。

　　“上校，这些人正在控诉你的哥萨克兵。请你调查一下，给以适当的处置，”彼得留拉说。接着他又转向总监，命令说：“阅兵式开始。”

　　倒霉的请愿团全没有料到会碰上戈卢勃，他们赶快溜走了。

　　现在观众的全副精神都贯注到检阅的部署上面了。尖锐刺耳的口令声到处响着。

　　戈卢勃赶上勃卢夫斯坦，脸色非常镇静，但是恶狠狠地、清清楚楚地低声对他说：

　　“赶快给我滚开，你们这些该死的异教徒，要不，我就把你们剁成肉酱。”

　　军乐响了，第一批部队开始通过广场。士兵们一走到彼得留拉站着的地方，就一齐机械地高呼“万岁！”然后沿着公路转到侧面的街道上去。在各中队的前头，是穿着崭新的茶色军服、像在散步时一样手里摆弄着手杖随便走着的军官们。这种军官们摆弄着手杖和士兵们持着步枪通条行进的派头，都是谢乔夫狙击师的部队首先兴下的。

　　最后是那些才抓来的新兵，他们乱挤乱碰地走着。

　　他们的光足发出柔软的沙沙的脚步声，军官们尽力使他们保持秩序，但是办不到。当第二中队走近的时候，右翼排头的一个穿麻布衬衫的小伙子，只顾出神地张着嘴巴看“‘大头目’”，不提防，一脚踩进泥坑里，扑通一声摔倒在公路上。

　　步枪摔在石头上，哗啦啦地滚出好远。他拼命想爬起来，但是后面的人立刻又把他撞倒了。

　　观众哈哈大笑起来。队伍混乱了。士兵们乱七八糟地通过了广场。那倒霉的小伙子急忙捡起步枪，赶上自己的队伍。

　　彼得留拉转过身去，不愿意看这不愉快的表演。他没有等到队伍过完，就向汽车走去。总监跟在他后头，小心地问道：

　　“长官阁下，不留在这儿吃午饭吗？”

　　“不！”彼得留拉愤愤地说。

　　谢廖沙、瓦莉亚和克利姆卡也杂在人群里，站在高高的教堂围墙后面瞧热闹。

　　谢廖沙两手紧紧地抓住铁栏杆，用充满憎恨的眼睛眺望着下边的士兵们。

　　过了一会儿他离开栏杆，故意用一种挑衅的语调，同时提高嗓门叫别人都能听到的对瓦莉亚喊道：

　　“我们走吧，瓦莉亚，这杂货店快关门了！”

　　别的人都惊奇地转过脸去看他，但是他毫不理睬，只管朝栅栏走去，瓦莉亚和克利姆卡也跟着他走了。

　　切尔尼亚克上校和那个哥萨克上尉副官飞马到了城防司令部门前，跳下马，把马交给一个勤务兵，大步走进了卫兵室。

　　切尔尼亚克厉声问一个卫兵：

　　“司令官在哪儿？”

　　“不知道，他出去了。”卫兵结结巴巴地回答。

　　切尔尼亚克看了看那肮脏的、从来没打扫过的卫兵室。所有的床上都是一塌糊涂，那些守卫的哥萨克兵随便躺在上面，甚至连长官进去也不想站起来。

　　“你们这叫做什么呀？这儿简直是猪圈！”切尔尼亚克咆哮着说，“你们为什么像一群猪崽似地躺着？”他说着就朝那些躺着的人走去。

　　有一个卫兵坐起来，打了一个饱嗝，然后不客气地对他吼道：

　　“你到这儿来吼叫什么？我们这儿也有自己的长官呵！”

　　“你说什么？”切尔尼亚克向前抢进一步，“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畜生？我是切尔尼亚克上校，听见过没有？你这狗养的。马上给我爬起来，要不，我就打你们一顿棍子，”大发雷霆的切尔尼亚克在卫兵室来回走着，“马上把脏东西都给我打扫干净，床铺也要整理好，还要把你们的那些鬼脸也收拾得像个人样子。你们说，你们像什么样子？你们哪里还是哥萨克兵，简直是一群土匪。”

　　他的脾气是发不完的。他发疯似的一脚把摆在过道上的一只脏水桶踢翻。

　　那副官也不比他落后，不住嘴地臭骂那些卫兵，同时又不停地挥动着他那条三根皮带的马鞭，把那些懒虫一齐赶下床。

　　“‘大头目’正在检阅，他也许要上这儿来。赶快起来，把一切都收拾好！”

　　那些哥萨克兵看出事态很严重，说不定真的要挨鞭子——他们全都知道切尔尼亚克这名字，大伙就像发疯一样东冲西撞，拼命打扫。

　　他们起劲地干起来了。

　　“我们还应当去看一看那些囚犯，”副官提议说，“谁知道他们这里关了些什么人。要是‘大头目’看见，可就糟糕了。”

　　切尔尼亚克问卫兵说：“钥匙在谁那里？马上把门打开。”

　　班长急忙走上去，把门打开。

　　“司令官究竟在什么地方？难道我能老在这儿等他吗？马上去找他，叫他到这儿来，”切尔尼亚克命令说，“叫卫兵在院子里站队……步枪为什么不上刺刀？”

　　“我们是昨天才换班的。”班长解释说。随后他就冲到门外找司令官去了。

　　副官踢开牢房的门。里面有几个人站起来，其余的仍然躺着。

　　“把门全打开，”切尔尼亚克命令说，“这儿太黑了。”

　　他仔细看着囚犯们的脸。

　　“你是为什么给抓来的？”他厉声问那个坐在木板床上的老头子。

　　老头儿扯着裤子站起来，他给这严厉的喊声吓得昏头昏脑，讷讷地说：

　　“我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把我关在这里，我就呆着吧。有一匹马在我的院子里丢了，可是那并不是我的过错呀。”

　　“谁的马呢？”副官插嘴问。

　　“是公家的马呀。住在我家里的那些人把它换了钱买酒喝了，却把罪名加在我头上。”

　　切尔尼亚克迅速地从头到脚地把那老头子打量了一番，不耐烦地耸了耸肩膀。

　　“收拾你的东西，赶快给我滚出去！”他喊道，同时转向那个造私酒的老太婆。

　　那老头子一下子还不相信真的放他出去，就眯着那对半瞎的眼睛，问那副官：

　　“那么，我真的可以走了吗？”

　　副官点了点头：“是的，赶快滚出去，越快越好。”

　　老头子慌忙由木板床上拿起他的袋子，侧着身子跑出门去。

　　“你是为什么被捕的呢？”切尔尼亚克问那个老太婆。

　　老太婆连忙把嘴里的肉饼子吞下去，啰哩啰嗦地说：

　　“老爷，我被关起来可真冤枉。听我说，老爷，我是一个寡妇，他们喝了我自己造的酒，随后还把我押到这儿来。”

　　“哦，你是卖私酒的吗？”切尔尼亚克问。

　　“老爷，你把这叫做买卖吗？”那老太婆气愤了，“他，司令官，拿了我四瓶酒，连半个铜板也没有给我。他们全都这样，喝我的酒不给钱。你说这是什么买卖呀？”

　　切尔尼亚克拦住她说：“够了，够了，滚出去吧。”

　　老太婆没有等第二次再发命令，就抓起篮子，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一面向门口退，一面说：

　　“好老爷，祝你长寿百岁！”

　　多林尼克瞪着眼睛看着这出喜剧。囚犯们谁也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有一点他们是明白的——新来的这些人都是大官儿，他们有释放囚犯的权力。

　　切尔尼亚克接着便问多林尼克：

　　“你犯的是什么罪？”

　　“上校老爷对你说话，你应该站起来。”副官斥责他。

　　多林尼克慢条斯理地从地板上爬起来。

　　“我问你，你犯什么罪？”上校又重复说了一遍。

　　多林尼克有好几秒钟呆呆地看着上校刮得光光的脸和拈得很考究的小胡子，随后又看看他那顶克伦斯基式的新帽子的遮檐和三叉枪的帽徽，突然，一个模糊的念头在他的脑海中一闪——“说不定能混过去呢？”

　　“我是因为夜里八点钟以后在镇上走路被捕的。”他把脑子里首先想到的话说了出来。

　　他在苦痛的紧张心情中期待着。

　　“你为什么要在深夜里上街呢？”

　　“不是深夜呀，那时候也就十一点。”

　　他说这话的时候简直不相信会有那样大的好运气。

　　“出去吧！”他听到这简短的命令，两条腿甚至哆嗦了一下。

　　他连上衣都忘了去拿，就大步走了出去。这时候副官已经在审问另一个犯人了。

　　保尔是在最后。他仍然坐在地板上，眼前发生的事情他完全糊涂了。他甚至不明白多林尼克为什么也被放出去了。他们都被释放了。但是多林尼克，多林尼克……他说是在戒严以后上街被捕的。……终于，保尔也明白了。

　　上校开始用老一套话审问枯瘦的泽利采尔：

　　“你为什么被捕？”

　　脸色苍白、心神不安的理发匠急躁地回答说：

　　“他们说我进行煽动，但是我不明白，我煽动了什么。”

　　切尔尼亚克立刻警惕起来：

　　“什么？煽动？煽动什么？”

　　泽利采尔把两手一摊，说：

　　“我也不知道。我只说有人正在召集犹太人，在给‘大头目’的请愿书上签名。”

　　切尔尼亚克和副官全都走到泽利采尔跟前。

　　“你说的是什么请愿书？”

　　“是恳求停止迫害犹太人的请愿书。你们知道，我们这儿对犹太人有过惊人的抢劫和屠杀。居民全很害怕。”

　　“我明白了，”切尔尼亚克打断他的话说，“我们会替你们这些犹太鬼起草请愿书的。”他转向那哥萨克副官说：“这家伙最好关到最安全的地方。把他带到总部去。我要亲自问他，看看究竟是什么人打算呈递请愿书。”

　　泽利采尔还想分辩，但是副官已经愤怒地扬起手，用马鞭在他背上狠狠地抽了一鞭子。

　　“住口，你这畜生！”

　　泽利采尔疼得扭着身子，倒在后面的角落里；他的嘴唇不住地打颤，好容易才抑止住哭声。

　　就在这时候，保尔站了起来。现在牢房里只剩下他和泽利采尔了。

　　切尔尼亚克站在保尔前面，他那对黑眼睛上下打量他。

　　“喂，你是为什么关进来的？”

　　上校的问题得到了迅速的回答：

　　“我把旧马鞍子的一边割下来做鞋底。”

　　“谁的马鞍子呢？”切尔尼亚克不明白。

　　“有两个哥萨克兵住在我们家里，我把他们的一只旧马鞍子割一块下来做鞋底，哥萨克兵就把我带到这儿来了。”因为满怀着可能得到释放的狂热希望，他又补充说，“要是我知道这是不许可的……”

　　上校不在意地看了看保尔。

　　“我真不明白这个城防司令官干的是什么事情，关了这么多这样的犯人！”于是他转向门口，喊道：“你回家去吧。告诉你父亲，以后要好好地管教你。唔，赶快走吧！”

　　保尔简直不相信他的运气，心几乎要从胸口跳出来，他抓起了多林尼克放在地板上的上衣，朝门口冲去。他穿过卫兵室，从刚走出来的切尔尼亚克后面溜进院子里，再从这里跑出边门，走上大街。

　　现在只剩下不幸的泽利采尔一个人留在牢房里了。他怀着极度的苦痛看看四周，本能地朝门口走了几步，就在这时候，一个哨兵走进卫兵室，关上门，上了锁，坐在门边的板凳上。

　　在台阶上，切尔尼亚克很得意地转过脸来对副官说：

　　“幸亏我们到这里看了一下。你瞧，这里关了多少废料……我们倒应该把这个司令官也关他两个星期。好了，咱们走吧？”

　　班长已经在院子里把他的队伍排好了。一看见上校出来，就慌忙跑到他跟前报告说：

　　“上校大人，全班在此听候命令。”

　　切尔尼亚克一只脚踩上马镫，轻轻地跳上马鞍。可是副官在跨上他那匹调皮的马的时候倒很费劲。切尔尼亚克紧紧地拉住马缰绳，对班长说：

　　“告诉司令官，说我已经把他关在这里的一群废物都放走了。并且对他说，凭他在这儿做的这些事情，我得把他关两个星期。那里还扣留着的那个家伙，马上给我送到总部来，注意警卫。”

　　“是，上校老爷。”班长向他敬礼。

　　上校和副官用马刺驱着马，跑向广场，那儿的阅兵式已经快要结束了。

　　保尔翻过第七道栅栏就停下来了。他已经没有力气再往前跑了。

　　在那个憋死人的牢房里饿了这些天，他一点劲儿也没有了。他不能回家，要是到谢廖沙家，万一被谁知道，那么谢廖沙全家定要遭殃。他到什么地方去呢？

　　他不知道怎样办才好，只好继续跑，跑过许多菜园和庄园的后院，直到胸脯撞到一道栅栏上，他才清醒过来。他看了一眼就愣住了：在这高高的木板栅栏后面就是林务官的花园。瞧，他那两条疲乏的腿竟把他拖到什么地方来了！难道是他打算跑到这儿来的吗？不是的。

　　但他为什么不到别处，偏偏到了这儿呢？

　　这个问题他自己也不能答复。

　　他最需要的是到什么地方好好休息一下，然后再考虑下一步怎么办。他知道花园里有一个凉亭，在那里谁也不会发现他。

　　他纵身一跳，一只手抓住栅栏的上端攀上去，跳进了花园。他看了看那隐现在树林后的房子，随后就朝凉亭走去。凉亭的四面差不多都是敞着的。夏天还有野葡萄掩住它，现在却没有什么遮拦。

　　他正要转回栅栏那里去，但是已经晚了：他听到后面有狗叫声。一只大狗从屋子里跑出来，沿着树叶掩蔽的小道迎面向他扑过来。

　　保尔准备防御了。

　　第一次的进攻被他一脚踢回去。但那只狗又准备作第二次的猛扑。谁知道这场战斗会怎样结束呢？可是这时候有一个保尔熟悉的、响亮的声音在喊：

　　“回来，特列左尔，回来！”

　　冬妮亚沿着小道跑过来了。她上前拉住特列左尔脖子上的皮带，对着靠栅栏站着的保尔说：

　　“您怎么到这里来呢？这条狗会咬伤您的。幸亏我……”

　　她突然愣住了。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这个不知道怎样闯到这儿来的少年，多么像保尔·柯察金呀！

　　那个靠着栅栏的少年动了一下，低声说：

　　“你……您认得出我吗？”

　　冬妮亚叫了一声，疾速地朝保尔走去。

　　“保尔，亲爱的，是你？”

　　特列左尔把她的叫声当作袭击的信号，用力一跃扑上前去。

　　“回去！”

　　特列左尔被冬妮亚踢了几脚，不高兴地夹着尾巴向屋子走去。

　　冬妮亚紧握住保尔的双手，问道：

　　“你自由了吗？”

　　“难道你已经知道了吗？”

　　冬妮亚压不住自己的激动，急促地回答说：

　　“我全都知道。莉莎告诉我的。但是你怎么跑到这儿来的呢？是他们放你出来的吗？”

　　保尔有气无力地回答说：

　　“他们错放了我，我才跑了出来。他们现在一定又在搜查我了。我是无意间跑到这儿来的。本来打算在凉亭里歇一下。”接着，像是抱歉似地补充说：“我实在累极了。”

　　她凝视了他好一会儿，心里交织着惊和喜的感情，一股怜悯和温柔的浪潮席卷了她。她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

　　“保夫鲁沙，我亲爱的保尔，我亲爱的，我心上的人……我爱你。……你听见了吗？……你这倔强的孩子，那天你为什么要走开呢？现在你就和我们，和我住在一起吧。我怎么也不放你走了。这儿很清静，你要住多久就住多久。”

　　但是保尔摇了摇头。

　　“要是他们在这儿找到了我，那怎么办呢？我不能够到你家去！”

　　她的手更紧地握着他的手指头，她的睫毛在颤抖，眼睛在闪光。

　　“要是你不到我家去，你以后永远别再见我。你要知道，阿尔焦姆已经不在这儿，他已经被押去开车了。所有的铁路工人都被征调去了。你说你到哪儿去呢？”

　　保尔了解她的烦恼，但是他又怕连累这个心爱的姑娘。连日的折磨已经使他无法支持，他很想休息一下，又饿得难受，他终于答应了。

　　当他坐在冬妮亚房间里的沙发上的时候，厨房里的母女俩正在谈话：

　　“听我说，妈妈。我的那个学生，保尔·柯察金现在正坐在我的房间里。你还记得他吗？我一点也不想瞒你。他因为放走了一个布尔什维克水兵被捕了。现在他逃了出来，没有躲藏的地方。”她的声音颤抖了，“妈妈，我请求你，让他暂时住在我们家里。”

　　她的眼睛在恳求着。

　　母亲想探出冬妮亚的心思，就说：

　　“好的，我不反对。不过你打算把他安顿到什么地方呢？”

　　冬妮亚满脸绯红，非常难为情而又激动地回答说：

　　“我打算把他安顿在我房里的长沙发上。不过，我们可以暂时不告诉爸爸。”

　　母亲盯着冬妮亚的眼睛，问她：

　　“哦，这就是你哭的原因吗？”

　　“是呵。”

　　“但是他还完全是一个孩子呵。”

　　冬妮亚激动地扯着自己的罩衫的衣袖：

　　“是的，可是，要是他不逃出来，他们会把他当作一个大人枪毙的。”

　　保尔在她们家里，这使冬妮亚的母亲很担心。保尔的被捕和冬妮亚对他的肯定无疑的爱情，都使她不安；况且，她对保尔一点也不了解。

　　冬妮亚热心地张罗起来了，她对母亲说：

　　“妈妈，他要洗个澡才好。我马上就去预备。他实在脏得跟一个真正的火伕一样。他好久连脸都没有洗……”

　　她跑出去忙着收拾浴室、准备衣服和烧水去了。接着，她跑进她的房间，一句话也不说就抓住保尔的手，把他拉到洗澡间去。

　　“你把身上的衣服都换下来。这是一套替换的衣服。你的衣服都得洗一洗。你穿这一套吧。”她指着椅子上那叠得整整齐齐的、领子带白条的蓝色水手衫和肥腿裤子。

　　保尔惊讶地望望四周。冬妮亚笑嘻嘻地说：

　　“这是我在舞会扮男装用的衣服。你穿起来一定很合适。好，你就洗吧，我走了。趁着你洗澡，我给你准备吃的东西去。”

　　她随手带上了门。保尔只好赶快脱去衣服，跳进澡盆。

　　一小时后，三个人——母亲、女儿和保尔——开始在厨房里吃午饭了。

　　保尔因为饥饿，不知不觉已经吃完了第三盘。开头，他在冬妮亚的母亲面前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后来看到她对他的态度很热情，也就不再拘束了。

　　吃过了午饭，他们一齐到冬妮亚的房间里。保尔答应冬妮亚母亲的要求，把他所遭受的苦难源源本本地述说了一遍。

　　“那么，您打算以后怎么办呢？”冬妮亚的母亲问。

　　保尔思索了一下，回答说：

　　“我想见见我哥哥阿尔焦姆，然后离开这儿。”

　　“到哪儿去呢？”

　　“我想到乌曼或是基辅去。连我自己也定不下来，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必须离开这儿。”

　　保尔简直不相信他的环境变化得这样快——早上他还在牢房里，而现在，他却与冬妮亚并肩坐着，穿着洁净的衣裳，特别是，他现在已经自由了。

　　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变幻莫测——一会儿是满天云雾，转眼间又现出了灿烂的太阳。要是他没有再度被捕的危险，这时候他真可以说是幸福的人了。

　　然而，正是现在，在这宽大而安宁的屋子里，他还有被抓走的可能。

　　他必须离开这儿，什么地方都行，就是不能留在这儿。

　　可是他又觉得，他一点也不想离开这儿，真不像话！以前读英雄加里波第传记，那是多么激动人心呵！他是那样地羡慕他，加里波第的生活是艰苦的，敌人在全世界各处追逐他。而他，保尔，仅仅才经过了一星期的可怕的苦难，就好像是过了一年似的。

　　显然，他是不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英雄的。

　　“你在想什么呀？”冬妮亚俯下身子问他。他觉得她的碧蓝的眼睛像无底的深渊一样。

　　“冬妮亚，要我把赫里斯季娜的事情告诉你吗？”

　　“你说吧……”冬妮亚兴奋地说。

　　“……她就是这样一去不复返了。”他很吃力地说出了最后这句话。

　　屋子里的时钟有节奏地滴答滴答地响着。冬妮亚低着头，紧紧地咬着嘴唇，几乎哭了出来。

　　保尔看了看她，然后坚决地说：

　　“我今天就得离开此地。”

　　“不，不，今天你无论如何不能走，什么地方都不许去！”

　　她那温柔的纤细的手指头轻轻地伸到他那蓬乱的头发里，亲切地抚摸它……

　　“冬妮亚，你应该帮助我。请你到调车场去替我找找阿尔焦姆，并且送一个条子给谢廖沙。我有一支手枪藏在老鸹窝里。我不能去拿，叫谢廖沙拿下来吧。这些你能替我办吗？”

　　冬妮亚立刻站起来说：

　　“我马上就去找莉莎，跟她一道到调车场去。你这就写给谢廖沙的条子吧，我送去。他住在哪儿？要是他想见见你，我可以告诉他你现在在哪儿吗？”

　　保尔想了一下，回答说：

　　“让他今天晚上把手枪送到花园里来吧。”

　　冬妮亚回来时，天已很晚了。保尔睡得正香。她的手一碰到他，他立刻就醒了。她快乐地微笑着说：

　　“阿尔焦姆马上就到这儿来。他刚刚出车回来。由莉莎的父亲担保，他请假出来一个钟头。机车正停在车厂里。我不能告诉他说你是在这儿。我只说，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转告他。你瞧，那不是他来了！”

　　冬妮亚跑向门口。阿尔焦姆正惊讶地站在那里，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进来以后，冬妮亚随手把门关上，这样，她的患伤寒病刚好、正躺在书房里休养的父亲，才不会听到他们的谈话。

　　阿尔焦姆的双臂紧抱着弟弟保尔，抱得保尔的骨节咯咯地响起来。

　　“亲爱的弟弟！保尔！”

　　最后，他们决定了：保尔明天就动身。阿尔焦姆设法让他坐在谢廖沙的爸爸开的机车上到卡扎亭去。

　　素来刚强的阿尔焦姆，这些天来担心弟弟的命运，为他着急，十分痛苦，现在他已情不自禁，感到实在说不出是多么舒畅。

　　“就这样，明天早上五点钟你到材料库那里去，当机车在装木材的时候，你就坐上去。我本来还想跟你谈一会儿，但是现在我必须回去了。明天早上我送你走。我们已经被编成一个铁路员工大队。就跟在德军占领的时候一样，在武装卫兵监视下干活。”

　　他告别后就走了。

　　天已经黑了，这正是谢廖沙该到花园来的时候。保尔一面等他，一面在黑暗的房间里来回地踱着。冬妮亚和她母亲一块儿陪着她爸爸。

　　在黑暗里，他同谢廖沙见面了。他们互相紧紧地握着手。瓦莉亚也同他一起来。他们低声谈着。

　　“我没有把手枪带来。你们院子里尽是彼得留拉的兵，他们把马车停在那儿，还生起了火。要爬到树上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真倒霉。”谢廖沙这样解释着。

　　“不管它吧，”保尔安慰他说，“说不定这样反而好些。在路上，他们可能查出来，那会掉脑袋的。不过，以后你一定要把它拿走。”

　　瓦莉亚凑近他问：

　　“你什么时候动身？”

　　“明儿，瓦莉亚，天一亮就动身。”

　　“你是怎样逃出来的？你讲一讲吧。”

　　保尔低声地、迅速地把经过情形告诉了他们。

　　他们互相亲切地告别。谢廖沙不开玩笑了，他心里很难过。瓦莉亚痛苦地说：

　　“保尔，祝你一路平安，不要忘了我们呵！”

　　他们走了，黑暗立刻吞没了他们。

　　房间里静悄悄的。只有时钟在迈着准确的、不倦的步伐继续走着。两个年轻人谁也没有心思睡觉，因为再过六个钟头他们就要分离了，而且说不定将永远不能再见。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们两个人心里的千言万语难道能够说得完吗？

　　呵，青春，无限美好的青春呵，当情欲还没有萌发，只是从急速的心跳而隐约地被感到的时候；当无意间触及爱人胸脯的手像受惊一样地颤抖和赶快移开的时候；当纯洁的青春的友情阻住最后一着的时候；还有什么能比爱人搂着脖颈的手臂，比像触电一样的热烈的亲吻更甜蜜的呢！

　　在他们建立友情以来，这是第二次的接吻。除了自己的母亲，谁也没有抚爱过保尔，相反，他经常挨打。冬妮亚的爱抚使他感到分外激动。

　　他没有想到在残酷的、受迫害的生活里还有这样的欢愉。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这个姑娘，真是极大的幸福！

　　在黑暗里，他闻到了她的发香，又似乎看到了她的眼睛。他说：

　　“冬妮亚，我是这样地爱你！我说不出多么爱你——我不知道怎样对你说。”

　　他的脑子很乱……她那柔软的肉体是多么惹人呵……但是青春的友情比别的一切都更高贵。他对她说：

　　“冬妮亚，等太平的时候，我一定要作一个电工。如果你不拒绝我，如果你对我的爱是真诚的，不是儿戏的话，那时我愿意作你的好丈夫。我永远不欺负你，要是我得罪你，就让我死。”

　　他们不敢拥抱着睡觉，恐怕她的母亲看见了不高兴，因此他们分开了。

　　他们睡着的时候天已经渐渐透亮了，临睡时他们约定了谁也不许忘记谁。

　　早晨，冬妮亚的母亲很早就把保尔叫醒了。

　　他急忙起身。

　　当他在浴室里换上他自己的衣服、鞋子和多林尼克的上衣的时候，冬妮亚的母亲又唤醒了冬妮亚。

　　他们匆忙地冒着潮湿的朝雾走到车站，又绕过车站走到木堆旁边。这时，阿尔焦姆正在一辆装满了木柴的机车附近等得十分焦急。

　　巨大的机车在嗤嗤响着的蒸气中慢慢地朝他们开过来。

　　老勃鲁扎克在机车的窗子里张望着。

　　他们慌忙互相告别。保尔紧握住机车的扶梯，爬了上去。他一回头，看见了站在岔道上那两个熟识的人影：高大的阿尔焦姆和苗条的娇小的冬妮亚。

　　晨风猛卷着冬妮亚的罩衫的领襟，摇着她那栗色的鬈发。她在向他挥手。

　　阿尔焦姆瞟了好容易才抑住啜泣的冬妮亚一眼，心里想：

　　“要不我就是个十足的傻瓜，要不就是这两个年轻人有点反常。保尔，保尔，你这个不安分的毛孩子呵！”

　　列车转弯的时候，他转过身来对冬妮亚说：

　　“唔，我想我们两个可以做朋友了吧？”于是冬妮亚的小手就握在他那巨大的手掌里了。

　　这时候，从远方传来了正在加快速度的火车的轰隆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