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赫来一边想事情，一边把短烟斗从嘴里抽出来，小心地用手指按一按里面的烟灰。烟斗灭了。

　　十来支烟卷冒出的灰色烟雾，像浮云一般在毛玻璃的吊灯罩下面和省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坐椅上面盘旋。在朦胧的烟雾中，隐隐约约可以看见围着桌子坐着的各人的脸。

　　在省执行委员会主席身旁，胸口贴着桌子坐着的是托卡列夫。这老人气愤地抚摸着剪短的胡须，不时斜睨那个秃头的矮家伙。那个人正用响亮的男高音，滔滔不绝地绕圈子，说些像鸡蛋壳一样空洞的废话。

　　阿基姆发现了托卡列夫的斜睨，这眼色使他回想起他幼年时代的事情——那时候他家里有一只绰号叫“啄眼”的好斗的公鸡，每当它准备进扑的时候，它就跟托卡列夫现在一模一样地斜眼看着对手。

　　省党委的会议已经开了将近两个钟头。那秃头的家伙是铁路林木委员会的主席。

　　他用敏捷的手指头翻弄着一叠文件，高谈阔论地说：

　　“……大家看，就是这些客观原因使得省委和铁路管理局的决议不可能实现。我再说一遍，甚至再过一个月，我们也还是不能供应比四百立方米更多的木材。至于这个十八万立方米的要求……那更是……”他费了一些工夫去挑选他的词儿，“……那更是乌托邦！”他说完，把小嘴一闭，露出委屈的样子。

　　会场上的沉默仿佛持续了很久。

　　朱赫来用手指头敲了敲烟斗，倒出烟灰。托卡列夫用他那从喉腔发出的低音打破了沉默：

　　“得了，废话用不着多说。你的意思就是说：铁路林木委员会过去没有木材，现在没有木材，将来也不会有木材……是不是？”

　　秃头的矮子耸了耸肩膀，说：

　　“同志，对不起，木材是现成的，只是没有马车运输……”他哽住了，用一块方格手巾擦了擦光秃的头顶，擦完之后，好久没能找到他衣服上的口袋，就急躁地把手巾塞在公事包底下。

　　“可是，您究竟采取了什么办法去运输木材呢？要知道，自从那些参加叛乱阴谋的负领导责任的专家们被捕之后，已经过了好些日子了。”捷涅科从角落里说。

　　“我已经向铁路管理局报告了三次，”秃头转向他说，“没有运输工具，就没有办法……”

　　托卡列夫打断了他的话。

　　“这个我们已经听说过了，”老钳工挖苦地哼了一声，狠狠地瞪着这个秃头的家伙，“怎么，您当我们都是傻瓜吗？”

　　这句问话吓得秃头的脊背冰凉。

　　“对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我是不能负责的。”他回答的声音已经很低了。

　　“但是您难道不知道他们是在离铁路很远的地方砍伐树木吗？”阿基姆说。

　　“我听说过。但是我不能把别人辖区里不正常的现象报告给上级。”

　　“您那里有多少工作人员？”工会主席问那个秃头。

　　“大约二百人。”

　　“这些饭桶每人一年只砍一立方米！”托卡列夫气愤愤地唾了一下。

　　“铁路林木委员会全体人员都领着特别的头等口粮。我们削减别人的口粮供给你们，可你们究竟做了些什么呢？我们送给工人们那两车皮面粉，你们弄到哪里去了？”工会主席继续说。

　　四面八方向这秃头提出许多尖锐的问题，但是他对这些问题只是一味地支吾搪塞，就像对待一些讨厌的债主似的。

　　他像一条泥鳅，故意躲避直接的答复，但是他的眼睛却不住地东张西望。他本能地感觉到危险是越来越近了。他又胆怯又紧张。现在他只有一个愿望——赶快离开他们回家去，在那里，他那个还不太老的妻子已经给他预备好一顿丰盛的晚餐，她正在读着保罗·德·科克的小说消磨时间，等着他回去呢。

　　朱赫来一面注意地听着秃头的全部答话，一面在他的笔记簿上写道：“我认为应该进一步审查这家伙：这决不是单纯没有能力的问题。我已经有了一些关于他的材料……咱们最好不要再和他啰嗦，让他回去，咱们干咱们的。”

　　省执行委员会主席读完了递给他的纸条，对朱赫来点了点头。

　　朱赫来走出房间去打电话。当他回来的时候，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已经念到决议的末尾：

　　“……鉴于铁路林木委员会领导明显的怠工，故撤销其职务，并把此案交侦查机关审理。”

　　秃头本来预料结果会比这更坏。不错，因为怠工而撤了职，这显然对他的忠实性起了怀疑，但是这毕竟是小事，至于博雅尔卡的事情，他用不着担心，因为这不在他的辖区以内。“呸，我还以为他们真的已经摸到什么底了呢……”

　　这时候，他差不多就算放心了，一面把文件放进公事包里，一面说：

　　“是的，不用说，我是一个非党的专家，你们有权利怀疑我。但我是问心无愧的。要是我有什么工作没有完成，那只是因为我无能为力。”

　　谁也没有回答他。秃子走出房间，匆忙地跑下楼。他放心地舒了一大口气，推开了临街那扇门。

　　就在门口，一个穿军大衣的人问他：

　　“公民，您贵姓？”

　　秃子的心马上停止了跳动，讷讷地回答说：

　　“切尔……文斯基……”

　　这个“外人”走了之后，省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室里十三个人的脑袋在那张大桌子上面紧紧地挤在一起。

　　“你们看，”朱赫来在打开的地图上指着，“这是博雅尔卡站，离这里七俄里的地方是伐木场。这里堆着二十一万立方米的木材。一大队工人做了八个月，付出了极大的劳动，结果却是一场骗局，铁路和本城还是得不到燃料。要到六俄里外把木材运到博雅尔卡站，就是用五千辆马车搬运，并且按一天运两趟计算，至少也要一个月。再说，最近的村庄是在十五俄里以外，奥尔利克带着他的匪帮又时常在附近出没……你们都明白了吗？……你们瞧，按照计划，伐木应该从这儿开始，然后向车站的方向推进。但是那些混蛋却向森林深处伐过去。他们算得很对：咱们不能把伐倒的木材运到铁路上来。真的，我们连一百辆马车也弄不到。他们就是这样来打击咱们的！……这比暴动委员会还要厉害。”

　　朱赫来把握紧的拳头沉重地放在地图上。

　　虽然朱赫来没有说出来，但是围着桌子的十三个人都清楚地想象到正向他们袭来的恐怖。冬天就在门外了。医院、学校、各机关以及成千上万的居民，都将受到严寒的侵袭，而车站呢——人挤得像蚂蚁窝，火车每星期只能开一次。

　　每个人都陷入了沉思。

　　“同志们，”朱赫来放开拳头说，“有一个办法。这就是在三个月之内，从博雅尔卡站筑一条窄轨铁路通到伐木场去。全长是七俄里，要在一个半月以内就修到伐木场的边上。这件事情我已经研究了一个星期了。要想完成它，”朱赫来从干燥的喉咙里发出沙哑的声音，“就需要三百五十个工人和两个工程师。在普夏-沃季查有现成的铁轨和七个火车头，这是共青团员们在仓库里找到的。因为战前曾经计划铺一条窄轨铁道从那儿通到城里来。不过，工人们在博雅尔卡没有住宿的地方，当地只有一座已经坍塌的林业学校。工人们应该分批送去，每两星期换一次班，时间再长，就支持不住。阿基姆，咱们把共青团员派去，你看怎么样？”

　　朱赫来不等回答，又继续说下去：

　　“共青团应当尽可能把团员都调到那边去。首先是索洛缅卡区的团员以及城里的一部分团员。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但是，如果咱们向同志们说明白，只有这样才能拯救全城和铁路，那么，他们一定会完成的。”

　　铁路管理局局长怀疑地摇了摇头，说：

　　“这种办法不见得会有什么效果。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秋天，常下雨，不久就要上冻，想在荒凉的地方铺一条七俄里的铁路。”他有气无力地说。

　　朱赫来看也不看他一眼，坚决地打断了他的话头说：

　　“安德列·瓦西里耶维奇，都怨你，没有及早多关心伐木的工作。这一条支线咱们一定要修。咱们不能抱着肩膀，干等着冻死。”

　　最后几只工具箱已经装到火车上去了。乘务员们也分别到了岗位。正下着细雨。丽达的皮上衣湿得发亮，大滴的水珠从衣服上滚下来。

　　丽达和托卡列夫分别的时候，紧紧握住老人的手，轻轻地对他说：

　　“祝你们成功。”

　　老人从他那灰白色的眉毛下面亲切地看了看她。

　　“是呵，真他妈的给咱们找麻烦。”老人咕哝了一句，同时把心里想着的话说了出来，“不过，你们在这里可得随时注意！要是有什么拖拖拉拉的，你们可要马上督促一下。要知道，此地这些无赖的家伙，都是离了官样文章就办不了事的！好啦，姑娘，我该上车啦。”

　　老人紧紧地裹起他的短外衣。火车就要开的时候，丽达好像随便地问他：

　　“怎么，难道柯察金不跟你们一道去吗？我怎么没有看见他。”

　　“他昨天就跟技术指导员坐轧道车到那儿去了，他们要在我们到达之前做好准备。”

　　扎尔基和杜巴瓦沿着月台匆忙地朝丽达和托卡列夫这边走来，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安娜·鲍哈特，她把短外套随便搭在肩膀上，尖尖的指头夹着一根灭了的烟卷。

　　丽达注意地看着他们三个，又向托卡列夫提出最后一个问题：

　　“保尔跟你念的功课怎么样？”

　　托卡列夫莫名其妙地看着她：

　　“什么功课？他一向不是跟你学习的吗？他常常在我面前提到你。一提到你，夸起来没个完。”

　　丽达不大相信地听着，接着又问：

　　“托卡列夫同志，你说的是真话吗？他告诉我说，他时常到你那里，把我教给他的从头复习一遍。”

　　老头子笑起来了。

　　“到我那去？……我连他的影子也没有见过。”

　　汽笛尖锐地叫起来了。克拉维切克从车厢里喊道：

　　“喂，乌斯季诺维奇同志，你让我们的老伯伯上车吧，这样不行呵！我们没有他，还能干什么呢？”

　　这捷克人本来还想说什么，可是一看见朝他走来的那三个人，就不做声了。他的视线和安娜那现出不安的眼神接触了一下，接着，他又看见她给杜巴瓦一个送别的微笑，于是他的心沉下去了，迅速地离开了车窗。

　　秋雨打着人的脸。一堆堆深灰色的雨云，在低空缓缓移动。秋深了，森林里一望无际的林木已经光秃秃的，老榆树阴郁地站着，让褐色的苔掩住树皮上的皱纹。无情的秋天剥下了它们美丽的服装，它们只好光着枯瘦的身体站在那里。

　　小车站孤独地隐在树林里。它有一个装卸货物的石头月台。一条新修的路基一直从这里通到森林。人们像蚁群一样地在新修的路基周围忙碌着。

　　沾泥真讨厌，在靴子下面不住叭唧叭唧地响。人们在路基旁边疯狂地掘着土，铁器沉重地咚咚响着，铁锹碰着石头，发出了卡喳卡喳的声音。

　　像筛子筛过一般的细雨不停地下着，寒冷的雨点浸透了衣服。雨水冲坏了人们的劳动成果，泥浆像稠粥一样从路基上淌下来。

　　衣服都淋透了，又重又冷。但是，他们每天一直干到很晚才收工。

　　新筑的窄长的路基一天比一天长，不断地伸进了森林。

　　在离车站不远的地方，立着一座石头房子的骨架。里面一切可以搬动或拆卸的东西，都被匪帮抢走了，炉灶的铁门变成了大黑窟窿，门窗变成了张口的大洞。从破屋顶的窟窿里看得见椽子。

　　唯一残留的东西就是四间房子里的水泥地面。每夜，那四百个人就穿着给雨淋透了的和沾满了泥浆的衣服，躺在这块地上睡觉。大家都在门口拧衣服，泥水从衣服上流下来。大家都使劲地咒骂着这坏天气和泥泞。他们在铺着薄薄一层麦秸的水泥地上紧紧地挤着，竭力想用体温来相互取暖。衣服冒热气了，但是它从来也没焐干过。水渗过遮着窗子的麻袋，流到地上。雨点像敲鼓似的打着屋顶上残存的铁皮，冷风不断地从破门外面吹进来。

　　厨房是在一间东倒西歪的板棚里。早上大家在这里喝了茶，就到路基上去干活。午饭每天都是素扁豆汤，和一磅半像煤一样黑的面包。天天都是这些，真是单调得要命。

　　但是城里只能供给这么多东西。

　　技术指导员是一个又高又瘦、两颊有着深深皱纹的老头子，叫瓦列里安·尼柯季莫维奇·帕托什金。他的助手瓦库连科是一个矮胖子，他样子粗鲁，鼻子肥大。他们两个都住在站长家里。

　　托卡列夫住在一个名叫霍利亚瓦的车站肃反工作人员的家里。霍利亚瓦的腿很短，他像水银那样爱动。

　　工程队以无比的顽强忍受着饥寒痛苦。

　　路基一天天地向森林深处伸展。

　　工程队已经有九个人开了小差，几天之后，又有五个人逃跑了。

　　筑路工程受到的第一次打击是在第二个星期里：有一天晚上，从城里开来的火车没有带来面包。

　　杜巴瓦叫醒托卡列夫，把这消息告诉了他。

　　工作队的党委书记托卡列夫坐在床沿，把他的长毛腿吊到地板上，使劲地搔着胳肢窝。

　　“简直跟我们开起玩笑来啦！”他嘟囔着说，一边急忙穿起衣服。

　　像球一样的霍利亚瓦跑进屋子来。

　　“快，打电话到特勤部去，”托卡列夫对他说，“没有面包的事情，不许告诉任何人。”老头子接着又警告杜巴瓦。

　　跟电话接线员吵了半个钟头之后，顽强的霍利亚瓦终于和特勤部副部长朱赫来通了电话。托卡列夫听着他和电话接线员争吵，急得直跺脚。

　　现在朱赫来的震怒的声音在听筒上响了，他说：

　　“什么？面包没有送到？我马上调查这是谁干的好事。”

　　“你告诉我，明天我们拿什么东西给那些人吃？”托卡列夫非常生气地从听筒里对他喊。

　　显然，朱赫来是在考虑什么问题。过了很长时间，工程队党委书记才听到这样的回话：

　　“面包我们连夜送到。我派小李特克给你们送去，他认得这条路。你们明天早晨就可以得到面包。”

　　果然，天刚透亮，就有一辆沾满了泥、满装着面包袋子的汽车开到了车站。小李特克从汽车里走出来，因为整夜没有睡觉而脸色苍白。

　　为完成筑路工程而进行的斗争越来越尖锐了。铁路管理局通知说，已经没有枕木了。城里也找不到把铁轨和车头运到筑路工地去的运输工具，那些小火车头还需要大修。此外，第一批筑路工人的工作时间眼看就要到期，而接班的人还没有着落；要叫这些业已精疲力尽的人继续干下去是不可能的。

　　在一间旧板棚里，积极分子举行了一次会议。借着阴暗的灯光，会议一直开到深夜。

　　第二天早上，托卡列夫、杜巴瓦、克拉维切克动身到城里去了，还带了六个人去修理车头，并办理运送路轨的事。克拉维切克因为是面包师傅出身，被派到供给部去作检查员，其余的人都派到普夏-沃季查去了。

　　雨还在不停地下着。

　　保尔费了好大力气才把他的一只脚从泥里拔出来。他觉得脚底下冷得刺骨，这下才明白，是他的一只靴子的烂底子已经完全掉下来了。自从来到这里以后，他就为了这双烂皮靴吃了很多苦。靴子始终是湿的，一直往里灌泥，而现在，有一只靴底子完全掉了，他的一只赤脚就浸在冷得刺骨的泥浆里，这就使他没法干活了。他从泥里捡出那片靴底，失望地看着它，打破了他不再骂人的誓言。他拿着靴底跑到厨房里去，坐在行军灶旁边，打开沾满泥浆的包脚布，把那只冻得麻木的脚伸到炉子旁边。

　　养路工的妻子奥达尔卡在这儿当厨子的助手。她正在厨房里忙着切甜菜。造物主对待这养路工还一点也不老的妻子特别宽厚：她的肩膀跟男人的一样宽，胸脯隆起，大腿又粗又结实。她切起菜来真有功夫，不一会儿桌子上切好的甜菜便堆成了小山。

　　她轻蔑地看了保尔一眼，挖苦他说：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等着吃饭吗？还太早点。小伙子，谁都可以看出你是开小差。你把脚伸到哪儿去了？这儿是厨房，不是澡堂呀！”她教训柯察金说。

　　一个上年纪的厨子走了进来。

　　“我的一只靴子完全烂掉了。”保尔解释他为什么到厨房里来。

　　厨子看了看那只破得不成样子的靴子，对奥达尔卡点了点头，然后对保尔说：

　　“她的男人会一点靴匠手艺，他会替你缝起来。没有靴子可真要命！”

　　奥达尔卡听到这话，同情地看一看保尔，开始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我还把您当作一条懒虫哩。”她道歉说。

　　保尔宽恕地笑了笑。她用内行的神气看了看他那只靴子，接着说：

　　“我丈夫不会补它的——已经不能补了。为了不叫你的脚冻坏，我给你拿一只旧套鞋吧。像那样的旧套鞋，我家阁楼上有一只。咳，有谁吃过这样的苦呀！说不定今天明天，就要上冻了，再这样，你就完了呵。”奥达尔卡现在非常同情他，说着就放下刀子走了出去。

　　一会儿工夫，她拿了一只长统的套鞋和一块厚布来。当他把烤热了的脚包在厚布里，穿起那只套鞋的时候，他默默地带着感谢的神情，看了看养路工的女人。

　　托卡列夫从城里气愤愤地回来了，他匆忙召集积极分子到霍利亚瓦的房间，把些令人不愉快的消息告诉他们。

　　“到处都在怠工。无论你到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到轮子在原地打转。一点儿也不往前走。足见那些坏家伙咱们抓得还太少，一辈子都要碰到这种人！”托卡列夫报告说，“同志们我对你们直说吧：情况很不妙。他们还没有把第二批人召集好，究竟能送多少人到这里来，现在还不知道。但是马上就要上冻了。咱们豁出命来也要在上冻以前把路铺过那个泥塘，要不，地冻了之后你就是用牙啃也啃不动。不过，同志们，不要泄气，那些在城里捣鬼的家伙，自然会有人收拾他们的。咱们这里必须加油干，快干。咱们豁出命来，也要把这条支线筑成。要不，咱们还能叫布尔什维克吗？那不过是个空幌子罢了……”托卡列夫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声音已经不是平常那沙哑的声音，而是像从绷紧的钢丝发出来的一样。他紧皱着的眉毛下面那双发光的眼睛说明了他的决心和坚定。

　　“今天咱们就召集一次全体党员和团员的大会，把目前的情况充分向自己的同志们说明白，明天大家照常上工。非党人员明天早晨回去，党团员都留下，这是团省委的决议。”说着他把一张折成四叠的纸交给了潘克拉托夫。

　　保尔从这个码头工人的肩膀上看过去，看见决议上写的是：

　　团省委认为，全体共青团员应当留在工地坚持工作，直到第一批木材运出之后才换班。

　　共产主义青年团省委代理书记

　　丽达·乌斯季诺维奇（签字）

　　在作为会场的狭小的厨房里，已经没有插足的余地了。一百二十个人全挤在里头。他们有的靠墙站着，有的上了桌子，有的甚至站在灶头上。

　　潘克拉托夫宣布开会。接着托卡列夫说了几句话，但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让所有的人的心都凉了。他说：

　　“所有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明天都必须留在这里。”

　　老头子的手在空中挥了一下，表明这个决定是不能更改的。这个手势把大家返回城里、返回老家和摆脱污泥等等的希望全都打消了。在开头一分钟，人们吵得简直什么也听不清。人体的晃动把暗淡的灯光弄得摇曳不定。由于昏暗，看不清人的脸。吵声越来越大了。有的开始谈起“家庭的舒适”，有的气愤地喊着说太疲倦了。也有许多人不说话。只有一个人声明他决心离队。他那愤怒的声音从角落里带着谩骂喷了出来：

　　“真见他妈的鬼！我一天也不在这儿待了。罚人做苦工，是因为他们犯了罪。我们犯了什么罪？把我们关在这儿两个星期了——这已经够了。再没有人愿意做傻子了。让那些做出决议的人自己来筑路好了。谁愿意到泥坑里去打滚，就让他们去打滚吧。我只有一条命。我明天就走。”

　　那个喊叫的人正站在奥库涅夫的背后，奥库涅夫划了一根火柴，想看看这个要开小差的人是谁。火柴一瞬间从黑暗里照出了一个气得走了相的脸和张着的大嘴。奥库涅夫认出他是本省粮食委员会会计的儿子。

　　“你照什么？我又不是贼，我不会躲起来的。”

　　火柴熄了。潘克拉托夫全身直挺挺地站起来。

　　“谁在那里胡说八道？谁说党的任务是罚做苦工？”他的声音很粗，他用眼睛严厉地扫着站在他附近的人群，“同志们，咱们绝对不能回城里去。咱们的岗位就在这儿。如果咱们从这儿逃跑，许多人就得冻死。同志们，咱们早些做完，就早些回家。但是从这儿逃走，像刚才那混蛋想的那样，是咱们的思想和咱们的纪律所不容许的。”

　　这个码头工人不喜欢作长篇演说，然而就是这简短的话，也给那个人的声音打断了：

　　“那么，非党的可以走吗？”

　　“可以。”潘克拉托夫斩钉截铁地回答。

　　一个穿城市短大衣的小伙子挤到桌子跟前，把一张小卡片扔过去，卡片像蝙蝠似地从桌子上方翻下来，撞在潘克拉托夫的胸口，跳回来，落在桌沿上。

　　“这是我的团证，请收回吧，我不愿意为了这一小块硬纸牺牲我的健康！”

　　最后那句话给整个房里突然发出的叱骂声淹没了。

　　“你为什么把团证随便乱扔？”

　　“你这叛徒！”

　　“他加入共青团，为的是升官发财。”

　　“撵他走！”

　　“看我们不揍你一顿，你这传染伤寒病的虱子！”

　　扔掉团证的家伙低着头朝门口走去。大家都让开他，就像回避传染病病人一样地放他出去。他一走出去，门就砰的一声关上了。潘克拉托夫用指头捏着掷过来的团证，把它放在油灯的火上。

　　烧着了的硬卡片变成了一个黑色的小管子。

　　树林里响了一枪。一个骑马的匪兵迅速逃离板棚，钻进黑暗的树林里去。人们从学校里和板棚里一齐往外跑。有人无意撞到一块塞在门缝里的小木板上。他们划了根火柴，用大衣的下摆挡住风，借着火光，看见小木板上面这样写着：

　　你们全给我滚出这车站，从哪儿来，滚回哪儿去。谁赖在这里，谁就当心脑袋吃子弹。我们要把你们杀光，一点也不留情。限期到明天晚上为止。

　　签名的是“大头目切斯诺克”。他是奥尔利克匪帮的人。

　　丽达的桌子上放着她的没合起来的日记。

　　12月2日

　　早晨下了第一场雪。严寒。在楼梯上遇见维亚切斯拉夫·奥利申斯基。我们一块儿走。

　　“我就喜欢初雪。多么冷啊！雪景真是迷人呵，是不是？”奥利申斯基说。

　　我想到了在博雅尔卡的人们，就回答他说，像这样的严寒和大雪一点也不能使我高兴，相反地，只有使我难过。我把原因告诉了他。

　　“这完全是您的主观想法。要是把您的思想推演下去，那么，您就会认为，比方说，战时的笑声和乐天的表现是不许可的了。可是生活里却不是这样。什么地方是前线——那里就不免有悲剧。那里的生命，时时有死神威胁着。然而，就是在那里也有笑声。至于在远离前线的后方，一切生活当然还是照旧：笑声、眼泪、悲哀、快乐、贪图口福和享乐、心灵的激动、爱情……”

　　在奥利申斯基的这些话里，你很难辨别出这是讽刺还是实话。奥利申斯基是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特派员。他是一九一七年加入共产党的。穿的是西服，胡子永远是刮得光光的，身上总是洒点香水。他就住在我们这幢房子的谢加尔的寓所里。他傍晚常来找我。和他谈话倒是满有趣的，因为他在巴黎住了很久，知道许多西方的事情，但我绝不相信我和他会成为很好的朋友。因为——他首先把我看作一个“异性”，其次才把我看作一个党内的同志。诚然，他并没有掩饰他的企图和想法，他倒是很有勇气说实话，而且他的殷勤并不粗野。他善于把那些殷勤做得很漂亮。但是我不喜欢他。

　　比起奥利申斯基的那种西欧式的风雅，我对朱赫来那种稍有几分粗野的朴实作风要亲近得多。

　　我们从博雅尔卡收到了简短的报告。筑路工程每天进展一百俄丈。他们先在冻土上刨出槽来，把枕木直接铺在冻土上。那边一共只有二百四十个人。第二批派去的人已经逃跑了一半。条件实在太坏了。在那样的冰天雪地里，叫他们怎样干活呢？……杜巴瓦到那边已经一个星期了。在普夏-沃季查，八个车头只修好五个。其余的车头缺少零件。

　　电车管理局对杜巴瓦提出了刑事诉讼：因为他带了他的一队人，把所有从普夏-沃季查开往城里去的电车都扣留了。他强迫乘客下车，把这些车辆全装上窄轨铁路用的铁轨。他们沿着城区各线把十九辆电车统统开到火车站。电车工人都热心帮助他。

　　这些车辆到了火车站，索洛缅卡的共青团员们连夜把铁轨等装上火车，杜巴瓦就带着他的一队人把路轨运往博雅尔卡。

　　阿基姆拒绝在党委会里提出杜巴瓦的问题。杜巴瓦把电车管理局那不能想象的敷衍态度和官僚主义作风统统告诉了我们。他们断然说至多能借给我们两辆电车。可是屠弗塔却教训起杜巴瓦来：

　　“现在是我们应该丢掉游击作风的时候了，现在还这样做，就有蹲监狱的可能。难道你不能和他们协商，非用武力不可吗？”

　　我从来还没见过杜巴瓦发那么凶的脾气。

　　“废话，你们只搞官样文章，说为什么不去和他们好好协商？你们喝一肚子墨水只会坐在这儿说现成话。要知道，如果我不把铁轨运到，博雅尔卡的人会揍我的。为了不使我们的工作受到阻挠，我看，得把你也送去筑路，交给托卡列夫管教！”杜巴瓦在省委大楼里暴跳如雷。

　　屠弗塔写了一个请求处分杜巴瓦的报告，但是阿基姆让我先走一步，他自己同他们谈了大约十分钟。屠弗塔从阿基姆那里出来的时候，气得面红耳赤，怒气冲冲。

　　12月3日

　　省委又从铁路肃反委员会那里接到了新的案件。原因是潘克拉托夫、奥库涅夫，还有其他几个同志，一齐到莫托维洛夫卡车站去拆掉了那里的空房子的门窗。正在他们把这些东西往火车上搬走的时候，车站上的一个肃反工作人员企图逮捕他们。他们解除了他的武装，直到火车开动了，才把退出了子弹的空手枪交还给他。门窗都运走了。铁路局材料处又控诉托卡列夫擅自没收了博雅尔卡车站仓库里的二十普特钉子。他把这些钉子分给农民，作为报酬，让他们从伐木场那里运出长木头来代替枕木。

　　我把这些事情都和朱赫来谈了。他笑着说：“这些案子我们都给顶回去。”

　　筑路工地的情况十分紧张。每一天都是宝贵的。有时为了一点小事也不得不施用压力。我们常常把一些阻碍工作的家伙送交省委。筑路的小伙子们超越常规的事一天比一天地多了。

　　奥利申斯基给我弄来了一个小电炉。我和奥莉嘉·尤列涅娃一块儿用它暖手。但是屋子并不因为有了它而暖和一点。可是，那些在森林里的人是怎样过夜的呢？奥莉嘉告诉我说，医院里非常冷，病人都不敢爬出被窝。他们隔两天才生一次火。

　　呵，奥利申斯基同志，你说的不对，前线的悲剧原来也是后方的悲剧。

　　12月4日

　　大雪整整下了一夜。据说，博雅尔卡整个被雪封住了。筑路工作停顿了。大伙正在清除铁路上的积雪。今天省委已经决定：第一期筑路工程在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之前一定要完成，把路筑到伐木场。当这个决定传到博雅尔卡的时候，据说，托卡列夫的答复是：“只要我们这口气不断，一定完成这个任务。”

　　关于保尔一点消息也没有。我很奇怪，他倒没有像潘克拉托夫那样受到“控告”。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不愿意和我见面。

　　12月5日

　　昨天匪徒又袭击了筑路工地。

　　马谨慎地踏在柔软的雪上。马蹄有时候踏着积雪下面的树枝，发出喀嚓的响声，于是马就畏怯地打一个响鼻，闪到旁边去。但是它那竖起的耳朵挨了一枪托，就又急步追上了前面的马。

　　十来个骑马的人已经翻过山坡，山坡下面是一片黑色的、没有被雪覆盖的地面。

　　他们就在这里把马勒住。马镫碰到一块儿，当的一响。领头的那匹公马，跑得浑身冒汗，使劲抖擞了一下身子。

　　领头的人指着那破屋子，对他们说：

　　“他们住在这儿的人，真他妈的不少。我们只要吓一吓他们就得了。大头目说，一定让他们明天都滚蛋，要不，他妈的这些臭工人是会弄到木柴的。”

　　他们排成单行，沿着那窄轨铁道朝车站前进。马缓缓地跑到了学校旁边那块空地的边儿上；他们始终隐匿在树后面，不敢跑到空地上来。

　　一阵排枪声打破了黑夜的沉寂。雪团像松鼠似的，从那棵被月光照成银白色的桦树枝上飞了下来。短筒枪在树林里冒着火光，子弹飞出树林，打掉了破墙上的泥皮，把潘克拉托夫运来的玻璃窗打得粉碎。

　　这一排枪声惊醒了那些睡在水泥地上的人，他们都爬了起来，但是房间里子弹嗡嗡乱飞，人们吓得重新趴下。

　　有的人还压到别人身上。

　　“你到哪里去？”杜巴瓦抓住保尔的军大衣，问他。

　　“出去。”

　　“快趴下，你这傻瓜！你一出去，他们马上就会打死你。”杜巴瓦急急地低声说。

　　他们俩紧挨着房门躲在那儿。杜巴瓦紧紧地贴着地面，一只手伸到门边——手里紧握着手枪。保尔蹲着，紧张地用手指头摸了摸左轮手枪转轮的弹槽。里面还有五粒子弹。摸到空槽就把转轮转了过去。

　　射击骤然停止了，突然的寂静使人惊异。

　　杜巴瓦低声命令那些卧倒的人：

　　“弟兄们，有枪的，这边来！”

　　柯察金小心地推开门。空地上没有人。只有纷纷落下的雪片在缓缓地盘旋着。

　　那十来个骑马的人，正在快马加鞭向森林里逃去。

　　吃午饭的时候，有一辆轧道车从城里飞也似地开来了。朱赫来和阿基姆走下车来。托卡列夫和霍利亚瓦在站台上迎接他们。从轧道车上搬下了一挺马克沁机枪和几箱机枪子弹，并且马上把它架在月台上。除了机枪以外，还带来了二十支步枪。

　　他们急急忙忙地走向工地。朱赫来的大衣襟在雪上划了些锯齿形的印记。他走起路来像熊一样，东摇西摆的：他仍然没忘记把两只脚像圆规那样叉开，仿佛脚下面仍然是晃动着的鱼雷艇的甲板。阿基姆的个子高，步子大，跟得上朱赫来，可是托卡列夫就常常要跑着才赶上他们。

　　“匪徒的袭击——这还在其次。现在有一个小土坡横在我们面前。这才真叫我们头疼！我们得挖很多土。”

　　托卡列夫站住了，转过身背着风去抽烟；他把两个手掌并成一个小船的样子，挡着风，赶紧抽了两口，就忙着追赶前面的人。阿基姆停下来等他，朱赫来没有放慢脚步，已经走到前面去了。

　　阿基姆问托卡列夫说：

　　“这条支线你们能够按期完成吗？”

　　托卡列夫没有马上回答。过了一会儿他才说：

　　“你知道，老弟，按常规，是不可能按期筑成的，但是不筑成也不行。问题就在这里。”

　　他们赶上朱赫来，并排走着。这时托卡列夫认真地说：

　　“瞧，问题的中心就在这儿了。要知道，这里只有两个人——我和帕托什金——知道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在这人力和装备都极缺乏的情况下，按期筑成这条路是不可能的。但是，所有的人也都知道这条路非得筑成不可！因此我才敢向你们说：‘只要我们这口气不断，一定把它筑好。’你们自己看看，我们在这儿挖土，这已经快两个月了。第四班已经要到期了，而基本人员却始终没换班，只有青春的活力使他们能够支持下去呵。要知道，他们有一半人已经冻坏了。只要你看看这些年轻小伙子们，就会感动得掉下泪来。他们真是无价之宝……他们中有一些人，会被这块可恨的荒地累死的。”

　　从车站起，一公里的铁轨已经铺好了。

　　往前面一点，大约有一公里半的样子，在新筑的路基上，躺着一些长长的、像是给大风吹倒的栅栏似的木头。这就是枕木。再往前，一直到那个小土坡，还只是一条平路。

　　在这里工作的，是潘克拉托夫的第一筑路队。四十个人正在忙着铺枕木。一个红胡子的乡下人穿着一双树皮鞋，不慌不忙地从雪橇上把木头一根根地拖下来扔到路基上。远处还有这样的一些雪橇在卸载。地上摆着两根长长的铁杆子，这算是路轨的准尺，用它来把铺上的枕木找平。为了把地夯结实，斧子、铁棍和铁锹都用上了。

　　安放枕木是一桩很费工夫的细致工作。每根枕木都要铺得平稳牢固，才能使每一根都承受路轨的同样的压力。

　　这里只有一个人懂得铺枕木的技术，这就是筑路工长拉古京老头子。他虽然已经五十四岁，却还没有一根白头发，长着一把光润的分成两绺的大胡子。他每次都是自愿地留下，现在已经是第四班了。他和那些青年人一同忍受着饥寒困苦，因此他在这个筑路队里受到普遍的尊敬。这个非党人士（他是塔莉亚的父亲）在每次党员大会上总是坐在荣誉席上。老人对这件事非常自豪，因此他发誓绝不离开筑路工地。

　　“你们说吧，我怎么能扔下你们不管呢？没有我，没有我的经验和照管，你们会把铺枕木工作搞糟的。我这一辈子净在俄罗斯各地铺枕木……”他每当换班的时候，总是和蔼地向他们这样说，并且自愿留下来不走。

　　帕托什金很信任他，很少查看他的工段。当朱赫来他们走到工作人员跟前的时候，那个累得满脸通红、头上冒汗的潘克拉托夫正用斧头在那里挖一个安放枕木的座槽。

　　阿基姆几乎不认识这个码头工人了。潘克拉托夫瘦多了；他那两个本来就很高的颧骨现在显得更突出了，而那张经常只是马马虎虎洗一下的脸，显得又黑又憔悴。

　　“呵，省里的委员来了！”他说了一句，就把他热乎乎的、潮湿的手伸给阿基姆。

　　铁锹的挖土声暂时停止了。阿基姆看见了周围那些苍白的脸。他们脱下来的长大衣和短皮袄，都放在旁边的雪地上。

　　托卡列夫和拉古京谈了几句话，就拉着潘克拉托夫和才来的三个人到掘土的地方去。潘克拉托夫和朱赫来并排走着。

　　“潘克拉托夫，你告诉我，你们在莫托维洛夫卡究竟和肃反工作人员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把他解除了武装，这个你不觉得太过火了一点吗？”朱赫来严肃地问那个不爱多说话的码头工人。

　　潘克拉托夫难为情地笑了一下，说：

　　“我们是经过协商才解除他的武装的，是他自己要我们这样做的。这个小伙子是个好同志。在我们把所有的情况告诉了他之后，他就说：‘弟兄们，我没有权利让你们搬走这些门窗。捷尔任斯基同志命令消灭一切盗窃铁路财产的现象。这里的站长和我结了仇，这个坏蛋老偷东西，我总是干涉他。我要是让你们把门窗搬走，——他一定会报告上级，我就会被送到革命法庭去。最好你们把我解除武装，再把东西运走。要是站长不报告上级呢，这件事就不提了。’于是我们就这么办了。我们又不是把门窗拿到自己家里去！”

　　潘克拉托夫在朱赫来的眼睛里看见了笑容，就补充说：

　　“要处分，请处分我们好了。千万别难为那个小伙子，朱赫来同志。”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往后可不许再发生这类事情——这是破坏纪律的。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有组织地去打倒官僚主义。好，现在我们谈谈更重要的事吧。”于是朱赫来便把匪徒袭击的情形详细问了一遍。

　　在离博雅尔卡站四公里半的地方，筑路的人们正愤怒地用铁锹砍着地面。他们要劈开挡在前面的小土坡，从中间开出一条路来。

　　两旁站着七个人，他们随身带着霍利亚瓦的马枪，以及保尔、潘克拉托夫、杜巴瓦和霍穆托夫几个人的手枪。这就是他们这一队人所有的武器。

　　帕托什金正坐在土坡上，把数字记在笔记本上。现在只剩下他一个工程师了，因为瓦库林科怕给土匪打死，他宁可犯法也不干了，今天一早就溜回城里去了。

　　过了一会儿，帕托什金转身对站在他面前的霍穆托夫小声说：

　　“我们挖开这个土坡，需要半个月的时间。地已经冻了。”

　　霍穆托夫一向是个沉默寡言、脾气不大好的人，他一听这话，就生气地用嘴咬着胡子梢，回答说：

　　“离规定的完工日期只有二十五天了，可是，单挖这一截路，您就打算要半个月。”

　　“我想，少了恐怕不成，”帕托什金说，“说实话，我一生压根儿就没有在这样的情况下筑过路，也没有跟着这样的人一起筑过路。也许我估计错了，我已经有两次都估计错了。”

　　就在这时候，朱赫来、阿基姆和潘克拉托夫走到挖土的地方来。斜坡上的人们看见了他们。

　　“你瞧，谁来了？”在铁路工厂里当过镟工的特洛菲莫夫，一个斜眼小伙子，穿着破得露出胳膊肘的厚绒线衫，用胳膊肘碰了保尔一下，指着坡下的人喊道。

　　保尔立刻拿着铁锹跑下斜坡。他那对眼睛在军帽帽檐下面热情地微笑着，朱赫来紧握着他的手，握的时间比握谁的手都长。

　　“你好呵，保尔。你穿了这么一套胡乱拼凑的服装，真叫人认不出你来了。”

　　潘克拉托夫冷冷地一笑，愁眉不展地对阿基姆说：

　　“他那五个脚指头倒是行动一致，总是一齐露在外面。而且，开小差的家伙临走还偷走了他的大衣。好在奥库涅夫是他们公社的社员，把自己的短上衣送给了他。没有关系，保尔是一个热血青年。他可以在水泥的地上躺上一两个星期，有没有麦秸全一个样，然后，他还可以躺到棺材里去。”

　　眉毛漆黑、鼻子有点翘的奥库涅夫，眯缝着他那调皮的眼睛反驳说：

　　“我们才不让保尔累垮呢。我们可以建议让他去当厨子，作奥达尔卡的一名后备军。在那里，如果他不是傻瓜，他不但可以吃饱，还可以取暖——他愿意在火炉旁边取暖也行，愿意在奥达尔卡身边取暖也行。”

　　大伙一阵开心的哄笑淹没了他的话。这一天他们第一次笑了。

　　朱赫来察看了斜坡，然后就和托卡列夫、帕托什金坐着雪橇到伐木场去了一趟，又转了回来。大伙仍旧在小土坡上顽强地挖着土。朱赫来看着闪光的铁锹和那些在紧张的劳动中弯着的脊梁，低声对阿基姆说：

　　“用不着开群众大会了。这里谁也用不着鼓动。托卡列夫，你说的对，他们真是无价之宝。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朱赫来看着这些挖土的人，眼睛里现出了钦佩、爱护和自豪的神情。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不久之前，在反革命叛乱的前夜，曾经背起过钢枪，而现在，他们又都抱着同一个志愿：把这钢铁动脉通到那堆放大量木材资源——温暖与生命的泉源那里去。

　　工程师帕托什金终于以适当的礼貌和有力的理由，向朱赫来证明：没有两个星期的时间，要挖开这个小土坡是不可能的。朱赫来仔细听了帕托什金的计算之后，心里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说：

　　“把人们从小土坡上撤下来，调到前面去修路，至于这个小山坡，咱们用别的办法来对付它。”

　　朱赫来在车站上花了好大工夫才接通了电话。霍利亚瓦在门口警卫，他听到后面朱赫来粗声粗气地说：

　　“马上挂电话到军区参谋长那里，用我的名义请他马上把普兹列夫斯基的那一团人调到筑路工地来。必须把这里的匪帮肃清。此外，再派一列装甲车和一些工兵爆破手来。别的事情由我自己来安排。今天夜里我就回去。叫小李特克在半夜把汽车开到车站来。”

　　在板棚里，阿基姆作了简单的讲话之后，朱赫来发言了。他亲切地和大家交谈，不知不觉地过了一个钟头。朱赫来告诉大家，规定的完工日期是一月一日，无论如何不能误期。他说：

　　“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按战时状态来进行工作。把党员编成一个特勤中队，中队长由杜巴瓦同志担任。六个筑路队，都要担负一定的任务。把剩下来的全部工程，平均分成六段，每队担负一段。全部的工程必须在一月一日以前完工。提前完成任务的小队，可以回城里休息。此外，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还要向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建议，奖给该队最优秀的工人红旗勋章。”

　　各队的队长派定了：第一队是潘克拉托夫同志，第二队是杜巴瓦同志，第三队是霍穆托夫同志，第四队是拉古京同志，第五队是柯察金同志，第六队是奥库涅夫同志。

　　“至于筑路工程的总负责人，”朱赫来在结束他的发言的时候说，“也就是整个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的总负责人，当然继续由安东·尼基福罗维齐·托卡列夫同志担任，只能是他。”

　　就像一大群鸟儿突然飞起来一样，营房里发出了一阵噼啪噼啪的掌声，那些严肃的面孔都现出了笑容。这十分严肃的人最后说的那句又亲切又诙谐的话，使一直在注意听他讲话的人全都轻松地笑了起来。

　　有二十来个人拥去送阿基姆和朱赫来上轧道车。

　　在和保尔告别的时候，朱赫来看见他那只灌满雪的套鞋，就低声对他说：

　　“我送一双靴子来给你。你的脚还没有冻坏吧？”

　　“看样子很像是冻坏了，两只脚已经有一点肿了，”保尔回答说。接着，他又想起一个老早就想提出的要求，因此，拉住了朱赫来的袖子说：“你能不能给我几发子弹？我只剩下三发能用的了。”

　　朱赫来抱歉地摇了摇头，但是他看到了保尔眼睛里那失望的神情，就立刻毫不踌躇地解下了他的毛瑟枪。

　　“这是我给你的礼物。”

　　保尔开头简直不相信他已经得到他梦想了那么久的东西，可是朱赫来已经把皮带套在他的肩膀上。

　　“拿去吧，拿去吧！”他说，“我知道你的眼睛老早就盯着它了。不过你要小心用它，别打自家人。这里还有满满的三夹子弹也一起给你。”

　　许多羡慕的眼睛都盯着保尔。有人喊着说：

　　“保尔，咱俩交换，我给你一双靴子，外加一件短皮袄。”

　　潘克拉托夫也淘气地推了他后背一下，说：

　　“小鬼，你拿它换一双毡靴吧。反正你再穿这只套鞋也活不到今年圣诞节。”

　　这时候，朱赫来一只脚踏在轧道车的踏板上，膝盖托着纸，正写着他刚才给保尔的那支毛瑟枪的持枪许可证。

　　第二天早晨，一列装甲车很早就噗嗤噗嗤地转过岔道，开到车站上来了。它放出来的白得像天鹅毛一般的水蒸气，一圈一圈地盘旋上升，马上又消散在清新而寒冷的空气里。从装甲列车的车厢里面走出几个穿皮衣的人。几个钟头以后，三个工兵爆破手已经在小丘的斜坡上深深地埋下了两个光滑的像大南瓜一样的东西，并且从那上面引出两条长长的导火线。接着，他们放了信号枪。所有的人都慌忙离开这个危险的小丘，四散隐蔽。火柴点着了一根导火线的线头，它冒出了小小的像磷火似的火焰。

　　每个人的心一下子都紧张起来。他们焦急地等了一两秒钟，突然……大地震动了，一个可怕的力量把小丘的顶部炸开了，巨大的泥块朝天空抛去。第二次爆炸比第一次还要厉害。惊人的轰隆声在森林里回荡，里边还夹杂着小丘被炸碎后土地崩裂的声音。

　　那个刚刚还是小丘的地方，现在变成了一个很深的大坑，周围几十公尺以内，碎土撒满在像糖一样洁白的雪地上。

　　筑路的工人立刻提起镐头和铁锹，喊叫着朝炸出来的土坑跑去。

　　从朱赫来走后，各筑路队为了争夺锦标展开了顽强的竞赛。

　　离天亮还很早，保尔就悄悄地起了床，不惊醒任何人，勉强移动着他那在凉地上冻麻了的脚，独自走到厨房里去。他用锅把沏茶的水烧开之后，才回去叫醒同队的伙伴。

　　当其他各队的人都醒了的时候，院子里已经亮了。

　　在板棚里吃早点的时候，潘克拉托夫挤过人群，走到杜巴瓦和他的伙伴们（兵工厂的工人）的桌子跟前，对他说：

　　“德米特里，你瞧，保尔那家伙，天还没有亮就把他那一伙人喊起来了。也许他们已经筑好十俄丈了。伙伴们都说，他把他队里由铁路工厂来的人鼓动到了这地步——他们都夸口说要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就干完他们那一段。他把我们大伙都看做傻瓜。但是，对不起，谁胜谁败咱们还得走着瞧！”潘克拉托夫现出了非常愤慨的样子。

　　杜巴瓦苦笑了一下。他心里十分明白为什么铁路工厂那一队的行动会这样刺痛这码头工人团委书记的心。虽然杜巴瓦是保尔的好朋友，可是他也觉得不好受，因为保尔竟连招呼也不打就向全体挑战了。

　　“亲兄弟，明算账——这是‘谁战胜谁’的问题。”潘克拉托夫说。

　　晌午，保尔那一队人正干得起劲的时候，工作突然停止了。站在支起来的枪支前面的岗哨看见森林里出现一队骑兵，就开枪发出警报。

　　“弟兄们，拿枪呀！匪帮来了！”保尔一边喊着，一边扔下铁锹，向那棵挂着他的毛瑟枪的大树跑去。

　　全队的人都拿着枪，趴在铁轨旁边的雪地上。那些走在前头的骑兵挥着皮帽子，其中有一个高声喊道：

　　“同志们，别开枪，是自家人！……”

　　有五十多个戴着布琼尼式军帽的、帽檐上嵌着红星的骑兵朝铁路跑来。

　　原来这是普兹列夫斯基团派来访问筑路工人的骑兵小队。保尔注意到指挥官骑的那匹马只有一只耳朵。这可爱的、额上有一片白斑的灰骒马不肯停下来，一直在跳着，跟那骑者开玩笑。保尔跑到它跟前，一手抓住它的辔子，它吓得直往后退。

　　“小斑子，调皮鬼，想不到会在这里碰到你呵！我的一只耳朵的美人，你倒没给子弹打死呵。”

　　他亲热地抱住它的细脖颈，用手抚摸着它那掀动的鼻孔。骑兵的指挥员仔细地看看他，才认出他是保尔，于是惊奇地喊了一声：

　　“哎哟，原来是保尔·柯察金呀！……你认出了这匹马，怎么就没认出老朋友谢列达？你好吗，我的好兄弟？”

　　在城里，同志们都大力支援筑路的工作。这立时得到了显著的效果。扎尔基把区委会里剩下的人都送到博雅尔卡去了。索洛缅卡区也只剩下了一些女同志。扎尔基还设法把铁路专科学校的另一批学生送到筑路队去。

　　当他向阿基姆报告这件事的时候，他半开玩笑地说：

　　“现在只剩下我一个和那些女无产阶级了。我想委派拉古京娜代替我，这样我就可以在门口贴上一张‘妇女部’的字条，然后我也到博雅尔卡去。你知道，我一个男子汉在那些女人中间转来转去，实在不像话。那些女孩子总是用一种猜疑的眼光看着我。我相信她们私下一定会这样说：‘瞧，他把大家伙都打发走了，只留下他自己一个，这老滑头，’或者还要说一些更叫人难为情的话。我请求你让我也去吧。”

　　阿基姆笑着拒绝了他的请求。

　　不断有新来的人到博雅尔卡去。铁路专科学校的六十个学生也去了。

　　朱赫来从铁路管理局弄到了四节客车，开到博雅尔卡去，给新派去的人们住宿。

　　杜巴瓦的那一队人被派到普夏-沃季查去，负责把窄轨车头和六十五节窄轨的敞车运到工地来。这工作顶替他们所负责的那一部分任务。

　　在出发之前，杜巴瓦建议托卡列夫把克拉维切克调回筑路队来，由他带领新组织的一队人的工作。托卡列夫下了这个命令，一点也没有想到杜巴瓦所以提出这一建议的真正原因。杜巴瓦之所以想起那个捷克人，是因为那些新从索洛缅卡来的人带来了安娜写给他的一张便条。便条上这样写着：

　　德米特里：我和克拉维切克已经给你们选择了一大批书。我们向你，向博雅尔卡全体突击工作者致热烈的敬礼。你们实在了不起！我们深愿你们个个身体强健、精力饱满。昨天，我们已经把木柴栈最后的一批木柴分发出去了。克拉维切克要我向你们致意。他真是一个好同志！他亲自替你们烘面包。他不相信面包房里任何人能烘得好。筛面粉、揉面团，全都由他亲手做。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弄到一些好面粉，烘出的面包真好，一点也不像我们领到的那样。每到晚上，大伙都聚到我这儿来——拉古京娜、阿尔丘欣、克拉维切克，有时扎尔基也来。学习进步得很慢，大部分的时间是在谈天，特别时常谈到你们。女孩子们都为托卡列夫拒绝她们到筑路区去非常生气。她们都自信能够跟大家一样吃苦。拉古京娜说：“我要穿起我爸爸的衣服，去看看这老头儿，看他能不能把我赶走！”

　　她很可能这样做的。代我向那个黑眼睛的人问好。

　　安娜

　　暴风雪突然袭来了。低飞的灰色的阴云蒙住天空。大雪下得很密。晚上，大风在烟囱边怒吼，在树林里追逐旋卷的雪花，发出凄厉的呼号，使得整个森林不得安宁。

　　暴风雪猖狂了一夜。虽然整宿生着火炉，大家依然浑身上下都冻透了。车站上这所破房子是存不住热气的。

　　第二天清早，上工的人双脚都陷在很深的雪里，耀眼的太阳挂在树梢上，天空没有半点云彩。

　　保尔的一队打扫了他们地段上的积雪。只有现在，保尔才体验到寒冷造成的痛苦是多么难以忍受。奥库涅夫那件旧上衣并不能使他暖和，而那只套鞋也灌进了雪。它好几次掉在深雪里。另一只皮靴也快要掉底了。而且，因为他睡在水泥地上，脖子上已经长了两个大痈疮。托卡列夫把自己的毛巾送给他作围巾。

　　瘦削憔悴、两眼通红的保尔，疯狂地用一把大木锹铲雪。

　　这时候有一列客车慢慢地爬进了车站。有气无力的火车头好容易才把列车拖到这里。它的煤水车里没有半根木柴，炉火也眼看就要熄灭了。

　　开车的对站长喊道：

　　“给我们木柴，我们就开，如果没有木柴，你们就趁它还能动弹的时候给停到侧线上去。”

　　列车停到侧线上去了。他们把这情形告诉了那些沮丧的乘客。满车子的人都同声叹息和咒骂。

　　“你们去和在月台上走着的那个老头子商量商量吧，”站长对乘务员们说，“他是这里筑路队的负责人。要是他答应，就可以用雪橇给火车头运一些木头来。那些木头都是他们预备作枕木用的。”

　　乘务员们跑去问托卡列夫。托卡列夫对乘务员们说：

　　“我可以给你们木柴，可是不能白给。这是我们的筑路材料。我们的工地上积了很多雪。你们车厢里有六七百个客人。妇女和小孩们可以留在车里，其他的人都拿锹去铲雪，一直做到晚上。如果他们答应这样做，就可以得到木柴。要是拒绝，就让他们在那儿等到新年再说吧。”

　　“瞧，弟兄们，一大群人来了！看呀，还有女人呢！”保尔听见他身后有人惊奇地喊着。

　　保尔回过头去。

　　“这里有一百人交给你，”托卡列夫走到保尔跟前，对他说，“你分配他们干活，要注意，别让他们偷懒。”

　　保尔把活计分派给这些新来的人。有一个高身材、穿着皮领子的铁路制服大衣、戴着一顶暖和的羔皮帽的人，非常愤怒地转动着手上的铁锹。他对站在他旁边的一个戴着海狗皮帽子、帽顶带一个小绒球的青年女子说：

　　“我才不铲雪呢，谁也没有权利强迫我干这个。我是一个铁路工程师，要是请我领导工作，我倒可以答应。但是铲雪的事情，决不是你我分内的事，这在章程里没有规定。这老头子违法行事，我要控告他。谁是这里的工长？”他问他旁边的一个工人。

　　保尔走上前去：“公民，您为什么不干活？”

　　那男子用轻蔑的眼光，把保尔全身从上到下地打量了一番，反问道：“您是什么人？”

　　“我是工人。”

　　“那么，我和您没有什么话说。叫工长来，或是你们的……”

　　保尔翻眼看了看他，说道：

　　“要是您不肯干，您就别干。只是车票没有我们的签记，您就别想上车。这是工地主任的命令。”说完保尔又问那女子，“女公民，您也拒绝吗？”可是，他马上愣住了，因为站在他面前的竟是冬妮亚·杜曼诺娃！

　　她好容易才认出这个衣衫褴褛的人就是保尔。保尔穿着又破又旧的短褂，一只脚穿着破靴，另一只脚穿着一只古怪的套鞋，脖子上围着一条脏毛巾，脸好久都没有洗过。只有他那双眼睛，那双永远炯炯发光的眼睛还跟从前一样。这正是他的眼睛。就是这个像叫化子的衣衫褴褛的人，不久之前还是她所热爱的人！世事变幻，多么惊人呵！

　　冬妮亚不久之前结了婚，这回正和她丈夫到一个大城市里去，她丈夫在那里的铁路管理局担任一个重要职务。她想不到会在这样的情境下遇到她少年时代的恋人。她甚至觉得不便和他握手。瓦西里会怎样想呢？保尔现在竟潦倒到如此地步，真叫人难过啊。显然，这青年火伕除了掘土之外不会有更大的出息了。

　　她犹豫不决地站在那里，脸烧得通红。那个铁路工程师已经给这衣衫褴褛的人气昏了，因为他竟敢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妻子，在他看来，这实在太放肆了。他扔掉铁锹，走到冬妮亚跟前，说：

　　“冬妮亚，咱们走吧。要是我再看这拉查隆尼一眼，我就会忍不住的。”

　　保尔是读过《朱泽培·加里波第》这部小说的，他知道拉查隆尼是什么人。

　　“假使我是‘拉查隆尼’，你就是还没肃清的资产阶级。”他粗声地回答说。接着，他又看着冬妮亚，板着脸，清清楚楚地对她说：“杜曼诺娃同志，拿起锹来，站到队伍里去。别学那个胖水牛的样子。请原谅我说这话，我不知道他同你是什么关系。”

　　接着，保尔看着冬妮亚那双长统皮套靴，又冷笑了一下，补充说：

　　“我劝你最好不要留在这儿。几天前，匪徒还来光顾过呢。”

　　他转身向自己的工作队走去，他那套鞋在走路的时候啪啦啪啦地直响。

　　他最后这几句话显然对那个工程师产生了影响。

　　冬妮亚终于说服了她的丈夫去参加铲雪。

　　傍晚收工的时候，人们都回到车站去。冬妮亚的丈夫匆忙走在前头，打算在车上占个好位子。冬妮亚在路边站着，让所有的人走过。走在最后的一个是保尔，他已经疲倦得要命，一边走一边拄着铁锹。

　　“保夫鲁沙，你好！”冬妮亚跟他并排走着，说，“老实说，我真没有想到你会弄成这个样子。难道你不能在现在的政府里找到一个比挖土好一点的差事吗？我还以为你早就当了委员或是有了什么同样的职位了呢。你的生活怎么搞得这样惨呵……”

　　保尔站住了，惊奇地看了她一眼，说：

　　“我也没有想到你会这么……这么酸臭。”他想了一想，才找到这个比较温和的字眼。

　　冬妮亚的脸红到耳朵根。

　　“你还是那么粗鲁！”

　　保尔把锹扛到肩上，迈着大步走开了。走了好几步，才回答说：

　　“不，杜曼诺娃同志，说实在的，我的粗鲁比你的所谓礼貌要好得多。你用不着担心我的生活，我的生活倒是过得满好的。只是你的生活已经变得比我所想的还要坏。两年以前，你还好一些：那时候你还敢和一个工人握手。现在你浑身已经发出卫生球的味道了。说句老实话，现在我和你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

　　保尔接到他哥哥阿尔焦姆的信。信上说他就要结婚，要保尔无论如何回家一趟。

　　一阵风把保尔手上那张信纸吹跑了，它像鸽子一样飞上天空。他不能去参加他哥哥的婚礼。说到离开工地，这哪有考虑的余地呢？昨天，潘克拉托夫那家伙已经赶上他那一队了，而且正用一种叫大家目瞪口呆的速度向前突进。这个码头工人正在拼命地争夺锦标，他那惯常的沉静现在已经完全消失了；他不断鼓动他队里的“码头工人”用一种疯狂的速度去干活。

　　帕托什金观察着这些筑路工人一声不响、埋头苦干的狂热。他惊讶地搔着头皮，问他自己：“这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哪里来的这种异乎常情的力量？可不是吗，只要天气再这么晴个七八天，我们就可以铺到伐木场了！俗话说得好：活到老，学到老，到老懂得的还是少。这些人的工作打破了一切的计算和标准。”

　　克拉维切克带着他亲手做的最后一批面包，从城里来了。他先去看了托卡列夫，然后就到工地来找保尔。他们亲热地握了手。克拉维切克微笑着，从麻袋里拿出一件瑞典制的漂亮的黄面皮里短大衣，他用手掌拍着那富有弹性的皮面，对保尔说：

　　“这是给你的。你猜得出这是谁送给你的吗？呵，你这木头，好好想一想吧！这是丽达·乌斯季诺维奇同志送给你的，为着不让你这蠢驴子活活冻死。这本来是奥利申斯基同志送给她的礼物，她接到手里立刻就交给我，说：拿给柯察金去吧。阿基姆曾经告诉她说，你在大冷天穿一件上衣干活。这倒叫奥利申斯基的鼻子有点皱起来了。他说：‘我可以把另外一件军大衣送给那位同志嘛。’但是丽达笑着说：‘不必了，他穿短的干活方便！’这就是那件短大衣，拿去吧！”

　　保尔惊异地捧着这珍贵的礼物，然后踌躇地把它穿在冻得冰凉的身上。那柔软的皮毛立刻使他的后背和前胸感到了温暖。

　　丽达在日记里写着：

　　12月20日

　　连日大风雪。又刮风，又下雪。博雅尔卡的人们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了，但是寒冷与大风雪拦住了他们。他们陷在深到脖子的雪里了。要挖开冻硬的土地是非常困难的，只剩下了四分之三公里，但这是最困难的一段。

　　托卡列夫报告说：筑路队里发现了伤寒病，已经有三个人病倒了。

　　12月22日

　　共青团省委会开全体会议。博雅尔卡没有一个人来出席。离博雅尔卡十七公里的地方，匪帮又把一列运粮的火车弄出了轨。根据粮食人民委员部全权代表的命令，全体筑路工人都调到出事地点去了。

　　12月23日

　　又有七个伤寒病人从博雅尔卡送到城里来。其中有奥库涅夫。我去了一趟车站，看见从哈尔科夫开来的列车的连接板上抬下来几具僵硬的尸体。医院里很冷。该死的大风雪，它要刮到什么时候呢？

　　12月24日

　　刚从朱赫来那里回来。消息证实了：奥尔利克昨夜曾率领他全部匪帮袭击了博雅尔卡。匪帮和我们战斗了两小时。他们切断了电话线，今天早晨朱赫来才得到确实的消息。匪帮被击退了。托卡列夫受了伤，枪弹打穿了他的胸膛。今天就要把他运回来。昨夜担任警卫队长的克拉维切克给刀砍死了。他一看见匪帮，便发出警报，同时射击进攻的敌人。他还没有跑到学校，就被砍倒了。筑路队里有十一个人受伤，现在有一列装甲车和两中队骑兵在那里守卫。

　　潘克拉托夫升任筑路队的主任。白天普兹列夫斯基团在格卢鲍基村包围了一部分匪徒，把他们都砍死了。筑路工地有一些非党的人员，来不及等火车，就沿着铁路徒步走回城里来。

　　12月25日

　　托卡列夫和别的受伤的人们运到了，他们都被安顿在医院里。医生答应救活托卡列夫。他仍昏迷不醒。别的人都没有生命的危险。

　　党省委和我们都接到了博雅尔卡来的电报：“为了回答匪帮的袭击，我们，窄轨铁路的建筑者，‘保卫苏维埃政权号’装甲列车和骑兵团的全体指战员，在这里召开大会，向你们保证，尽管有种种的困难，我们仍决定在一月一日以前把木材运到城里。我们大家决心全力以赴。派遣我们的共产党万岁！会议主席柯察金，记录别尔津。”

　　我们以军礼在索洛缅卡埋葬了克拉维切克。

　　日夜盼望着的木材已经近在咫尺了。但筑路进度很慢，因为伤寒病每天要夺去几十只有用的手。

　　有一天，保尔像喝醉酒似的，两腿发软，身子摇摇晃晃地走回车站。他从发烧到现在已经好几天了，但是今天他觉得热度要比往常高得多。

　　那吮吸着筑路队的血液的伤寒病，现在又向保尔本人进攻了。但是他的健壮的身体仍在抵抗它，一连五天他都挣扎着从那铺着麦秸的水泥地上爬了起来，跟别人一道去出工。但是不管是那件暖和的皮短大衣也好，或是朱赫来送给他的那双现在已经套在生了冻疮的脚上的毡靴也好，都救不了他了。

　　他每走一步，都像有什么东西猛刺着他的胸口，他的上下牙碰得直响，两眼发黑，他觉得树木就像旋转着的木马似的。

　　他好容易才走到车站。不平常的喧哗声使他吃了一惊。他仔细一看：停着一列跟车站一样长的平板车——在那些敞车上面，有小火车头、铁轨和枕木，许多随车同来的人正在忙着卸车。他再走几步，身子就失去了平衡。他只觉得头一晕，就栽倒在地上。积雪冰着他那灼热的脸，他觉得挺舒服。

　　几个钟头以后大家才发现他，把他送到板棚里。柯察金的呼吸很困难，他已经不认得周围的人了。从列车上请来了医师，诊断的结果是：“格鲁布性肺炎兼肠伤寒。体温四十一度五。至于关节炎和脖子上那两个痈疮，——倒是小意思了。光是上面那两种主要病症，就已经足够把他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潘克拉托夫和随着列车到来的杜巴瓦都尽全力抢救保尔。

　　他们托保尔的同乡阿廖沙·科汉斯基把他送回谢佩托夫卡去。

　　幸亏有柯察金那一队的全体队员的帮助，特别是在霍利亚瓦的压力之下，潘克拉托夫和杜巴瓦才算把科汉斯基和不省人事的保尔送到那挤得满满的车厢里去。车上的客人因为怕他得的是斑疹伤寒，会传染别人，死也不肯让他们上车，并且威胁着说，只要车一开动，他们就把他扔到车厢外面去。

　　霍利亚瓦当着那些说这话的人的面，晃着他的手枪，大声叫着说：

　　“这病人不传染！就是把你们所有的人都赶下车，也得让他走！你们这些损人利己的无赖，记住！要是谁敢动他一动，我就通知沿线人员：列车一到，就把你们全都赶下车，关进牢里。阿廖沙，这是保尔的盒子枪。要是谁敢动保尔一下，你就瞄准打他。”霍利亚瓦这样吓唬他们说。

　　列车开动了。在空荡荡的月台上，潘克拉托夫走到杜巴瓦跟前说：

　　“你说，他能活吗？”

　　没有回答。

　　“咱们走吧，德米特里，这件事只好听其自然了。现在一切都得咱们负责了。今天夜里必须把那些机车弄下来，明早好生火试一试。”

　　霍利亚瓦打电话给沿线每个肃反工作同志，要求他们不许乘客把生病的柯察金从车上抬下来，直到他得到每个朋友的肯定的回答，表示决不容许他们这样做之后，他才去睡觉。

　　列车到了中继站，一个亚麻色头发的无名青年的尸体被大家从客车里抬到月台上来。他是谁，他是得什么病死的——谁也不知道。车站上的肃反工作人员，想起霍利亚瓦的请求，慌忙跑到车厢跟前，但是他们看到这青年确实已经死了，只好把他移到车站的停尸房，并且立刻给博雅尔卡的霍利亚瓦打电话，把他那么关切的那个青年同志的死讯告诉了他。

　　博雅尔卡又发出一个简短的电报给省委，报告保尔的死讯。

　　阿廖沙·科汉斯基把重病的保尔送到家里，接着，他自己也害起伤寒病，发高烧，躺倒了。

　　丽达在日记上写着：

　　1月9日

　　为什么我会这样难过呢？在我坐下动笔之前，我就大哭了一场。谁会想到丽达竟会哭，而且还哭得这么伤心！难道眼泪永远是意志薄弱的象征？今天流泪是因为有一种难以忍受的悲痛。为什么我会感到悲痛呢？今天是胜利的日子，寒冷的恐怖已经被克服，铁路的各个车站已堆满了宝贵的木材，我也刚从那个庆祝胜利的大会——市苏维埃为庆贺建筑铁路的全体英雄们而举行的扩大会议回来，为什么正在这时候我会感到悲痛呢？我们胜利了，但是已经有两个人为它献出了生命：克拉维切克和保尔·柯察金。

　　保尔的死使我发现了真情：对于我，他比我原先所想的更加亲爱和宝贵。

　　日记就在这里中止吧，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提笔再写呢。明天我要写信到哈尔科夫，同意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