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一辆末班电车早就拖着它那破旧的车身回车库了。冷冷的月光照着窗台,也照在床上,像铺上一条淡蓝色的被单,还把房间的其他部分照得半明不暗。在房间角落的一张小桌子上,台灯灯罩下面露出了一片灯光。丽达低头在一本厚厚的笔记簿上写她的日记。细细的铅笔尖迅速地滑动着:
5月24日
今天又想把近来的一些印象写下来。前头又是一块空白。已经一个半月没写一个字了。那就只好让它空着吧。
哪里有时间来写日记?已经是深夜了,我这才拿起笔来。现在一点也不想睡。谢加尔同志明天就要到中央委员会工作去了。这个消息使我们大家都很难过。他是非常好的同志。现在我才体会到他的友谊对我们全体是多么可贵。谢加尔这一走,我们的辩证唯物论小组就要垮台了。昨天我们大家都在他那里呆到深夜,检查我们的那些“辅导对象”的成绩。共青团省委书记阿基姆也在那儿,还有那个叫人讨厌的登记分配部部长屠弗塔。我就见不得这位“万能博士”!谢加尔非常高兴,因为他的学生保尔在党史方面很出色地驳倒了屠弗塔。是呵,这两个月可没有白过。既然有了这样好的成绩,你就不会惋惜耗去的精力。听说朱赫来要调到军区特勤部去工作。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调动。
谢加尔把他的学生交给了我。
“您代我教下去吧,”他说,“不要半途而废。丽达,无论是您,或是他,都有可以互相学习的地方。这个青年人还没有完全克服他那种不守纪律的缺点,他只知道用他的奔放的情感去生活,而这种旋风似的感情,会使他走弯路的。丽达,根据我对您的认识,您将是他的一个最合适的指导员。我祝您成功。不要忘了给我往莫斯科去信,”他临别时对我这样说。
团中央委员会新委派的索洛缅卡区委书记扎尔基今天来了。这个人,我从前在军队里就认识他。
明天杜巴瓦就要带柯察金来。我现在把杜巴瓦描写一下:他是一个中等身材、肌肉发达、身强力壮的人。他一九一八年入团,一九二〇年入党。他是因站在“工人反对派”方面而被撤消共青团省委委员资格的三个人中的一个。给他辅导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天他都向我提出些不着边际的问题来破坏研究计划。在他和我的第二个学生尤列涅娃之间,常常发生摩擦。就在头一天上课的时候,杜巴瓦把尤列涅娃从头到脚打量一番,指责说:
“我说老太婆,你的服装还不够整齐。既穿军服,就得穿皮裤裆的马裤,带马刺,戴布琼尼式的尖顶军帽,再挎上马刀,不然的话,就是个不文不武的‘四不像’了。”
尤列涅娃也不让人,我只好从中调解。杜巴瓦似乎是柯察金的朋友。今天就写到这里吧。应该睡了。
如火的太阳烤着大地。车站天桥的铁栏杆热得烫手。一群疲惫不堪的、热得无精打采的人走上了天桥。这些人并不是旅客。由铁路员工住宅区到城里去的人,多半都要经过这座桥。
保尔从天桥的最上一层台阶上看见了丽达。她比他先到了车站,正在看那些走下桥来的人们。
保尔在离她三步的地方站住了。她没有看见他。保尔怀着一种平素少有的好奇心仔细观察她。她穿着条格布的衬衫,下面是蓝色的粗布短裙,一件柔软的短皮上衣搭在她的肩膀上。晒黑了的脸衬着松蓬蓬的头发。她站在那里,头稍稍仰着,阳光使她眯着眼睛。保尔第一次用这样的神情看着他这位同志兼老师。同时,他也第一次意识到,丽达不仅是一个共青团省委会的委员,而且也是……但是他一发觉他竟出现这种“荒唐”的念头,他就马上责备自己,并且立刻招呼她说:
“喂,我站在这儿,已经整整看了你一个钟头了,你还没有看见我。现在该走了吧,火车已经进站了。”
他们走到了检票口。
昨天省委会委派丽达代表省委去出席一个县的团代表大会,还派保尔当她的助手。今天他们必须乘车出发,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车次太少,发车的时候车站由掌握全权的交通管制五人小组所控制。没有该小组的通行证,任何人休想进站。所有的进出口全由该小组的值勤人员把守。一列车就是塞得满满的,顶多也只能运走十分之一急于要走的人。谁也不愿意留下,因为行车的时间没有准,说不定一等又是好几天。成千的人冲到了进出口,企图冲向那难上的绿色车厢。这些日子里车站一直处在被包围之中,有时候还闹到扭打的地步。
保尔和丽达想走进月台,怎么也办不到。
保尔熟悉这里所有的进出口,他就领着他的同伴通过行李房走进月台。他们好容易才挤到第四号车厢跟前。车门旁边站着一个满头大汗的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他无数次地重复着这样的话:
“告诉你们,车上已经挤得满满的了,有命令,不许站在车厢连接板上和车顶上。”
急于要上车的人都气势汹汹地向他冲去,把交通管制五人小组所发的四号乘车证举到他的鼻子跟前。每一节车厢的前面都是这样争吵着,叫骂着。保尔看出来想用普通的方法坐这班车是不成了,但是又非走不可,要不,就赶不上开大会了。因此他把丽达叫到一边,把自己的行动计划告诉她:他先挤上车,然后再打开窗子,从窗口把她拉进去,不然的话,毫无办法。
“把你的那件短皮上衣给我,它比什么特别乘车证都有效。”保尔说。
他把丽达的皮上衣取过来穿上,把手枪往兜儿里一插,故意把枪柄露在外面。接着又把装食物的旅行袋放在丽达脚下,自己就向四号车厢走去。他很不礼貌地把旅客推开,一只手抓住了车门的扶手。
“喂,同志,你到哪里去?”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说话了。
保尔回头看了这矮胖的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一眼,然后用一种不容别人怀疑他的权力的声调说:
“我是本区特勤处的。我们马上要检查乘车的人是不是全有交通管制小组的乘车证。”
那个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看了看他露着的手枪柄,用袖口擦了擦额上的汗珠,冷淡地说:
“好吧,只要你挤得进去,你就检查好了。”
他用尽全身力气连推带撞,有时还得用拳头,拼命朝里面挤,有时还得伸手抓着上层的铺位,吊起身子,从别人的肩膀上悠过去,虽然他受了无数的责骂,但终于挤到了车厢中间。
“你这个该死的东西,究竟打算往哪儿闯?”当他从上面下来,一脚踏到一个胖女人的膝盖上的时候,她朝他这么叫喊。
这个胖女人像一个二百多斤的大肉球,勉强挤在下铺的边缘上,她两腿中间夹着一只油桶。所有的铺位上,都放着些铁桶、箱子、口袋、筐子。车里闷得人喘不过气来。
保尔不理这个胖女人的咒骂,问她:
“您有乘车证吗,女公民?”
“什么乘车证?”胖女人对这位突然冒出来的检查员恶狠狠地说。
一个贼头贼脑的家伙从上面的铺位上伸下脑袋来,用喇叭样的声音喊着说:
“瓦西卡,从哪里跑出来这么个可恶的家伙?你给我揍他一顿。”
一个又高又大、胸脯全是毛的家伙,在保尔的头顶上出现了,这显然就是瓦西卡了。他对保尔瞪起一对牛眼:
“为什么要找妇女的麻烦?你要什么票?”
从旁边的铺位上伸下来八只脚。这些脚的主人们勾肩搭背地坐着,非常神气地嗑着瓜子。这显然是一帮见过世面、经常在铁路上来往的投机商人。保尔暂时没有工夫和他们纠缠。让丽达上车要紧。
“这是谁的?”他指着窗户旁边的木头箱子,问一个上了年纪的铁路工人。
“唔,就是那个女人的。”老工人指着两只穿着褐色长袜子的大粗腿回答。
必须打开窗子。可是这口箱子碍手,又没有地方放它。保尔把箱子提起来,交给它的主人——那个坐在上面铺位上的女人:
“请您暂时拿一下,公民,我要开窗子。”
“你怎么乱动别人的东西?”当他把箱子放在她腿上的时候,那个塌鼻子女人大叫着说。
“莫季卡,你看什么人在这儿胡闹?”接着,她又向她的邻座求援似地说。于是那个人就从上面用穿着凉鞋的脚踢了保尔的后背一下,说:
“喂,赶快走开,你这个癞皮狗,要不,我就揍死你。”
保尔咬着嘴唇忍受了背上这一脚,打开了窗子。
“同志,请你稍微让开一点。”他请求那个铁路工人。
他又把一个铁桶挪开了一点,腾出地方来,就站在窗口。丽达早就在车窗外面等着了,她连忙把旅行袋交给他,保尔把旅行袋往那个胖女人腿上一扔,马上把身子探出去,抓住丽达的手,把她拉进车里。一个维持车站秩序的红军战士看到这种破坏规章的举动,还没来得及阻止,丽达已经进到车厢里了。那个动作迟缓的红军战士没有办法,只好骂着走开。丽达一到车里,这帮奸商就怪叫起来,弄得她很难为情,不知如何是好。她连站的地方都没有,只好抓住上座的把手,站在一个下铺的边儿上。周围是一片谩骂声。上铺那个大喇叭似的声音咆哮起来:
“瞧这个混蛋,他自己爬进来还不算,把一个婊子也拖进来了!”
上面又有一个没露出脸来的人吱溜吱溜地叫道:
“莫季卡,照鼻梁上给他一拳!”
上面坐的那个女人也老想瞧机会,把木箱放在保尔的头上。周围全是这一帮流氓坏蛋。保尔看见丽达站在那样一个地方,后悔不该让她到这儿来,但是总得想法子给她找个坐位。于是他向那个叫做莫季卡的人说:
“公民,请你把东西从过道口挪开,这位同志还站着呢。”可是那家伙却骂了一句令人气炸肚皮的下流话。保尔右眉的上边像针扎一样疼起来。他勉强抑制着自己,向那个流氓说:“下流坯子,你对我说这些话,你要得到惩罚的!”可是马上有人从上面在他头上踢了一脚。
“瓦西卡,再给他点厉害瞧瞧!”周围的人都一齐像嗾狗似地乱叫道。
这样一来,保尔长久压抑在胸中的怒火再也不能遏制了,在这时候,他的动作像往常脾气发作时一样,是迅速而且猛烈的:
“你们这些可恶的投机奸商,你们敢欺负人?”他像蹬着弹簧似的,两手一撑就蹿到了中铺座位上,举起拳头,朝着莫季卡的蛮横嘴脸猛力打去。他打得那么有劲,那个投机商人一下就倒栽下去,掉在过道里的人们头上。
接着他又用手枪指着上铺那四个人的鼻子,厉声喝道:“你们这些坏蛋,统统都给我滚下来,要不然,我就要你们一个个的狗命。”
这样一来,局面完全不同了。丽达也在密切地注意着周围的情况,要是有谁抓住保尔,她就准备向他开枪。上铺的人都被撵了下来。那些贼头贼脑的家伙连忙躲到隔壁的车厢去了。
保尔把丽达安置在才腾出来的空位子上,轻轻地告诉她说:
“你在这里坐着,我去和这些家伙算账去。”
丽达连忙拦住他说:
“难道你还要去和他们打架吗?”
“不和他们打架,我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他安慰她说。
保尔又把车窗打开,跳到月台上。几分钟之后,他已经到了他的老上级铁路肃反委员会的布尔麦斯捷尔的办公室里。拉脱维亚人布尔麦斯捷尔听了保尔的话,马上下令叫四号车厢上的人都下来,检查所有人的证件。
“我早就说过,总是列车还没有进站,车上就挤满了扛着口袋的商贩。”布尔麦斯捷尔说。
由十个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组成的检查队,把车厢来了个彻底大检查。保尔仍然像原先在肃反委员会工作时一样,帮助检查了整个的列车。保尔虽然离开了肃反委员会,但是还和朋友们保持着联系,而当他作共青团书记的时候,他也派了不少的优秀共青团员到铁路肃反委员会帮助工作。检查完了,保尔就回到丽达这儿来。现在车子里完全换了一批新的乘客——出差的干部和红军战士。
他只能在最下一层的一个角落上给丽达弄了一个座位,旁边堆满了一捆捆的报纸。
“这样就行,咱们将就着坐吧。”丽达说。
列车开动了。这时候可以看到车窗外面那个胖女人正高高地坐在一堆口袋上,喊着说:
“曼卡,我的油桶呢?”
丽达和保尔两个被一捆捆报纸和邻座隔开,坐在一个很窄的角落里,一边高兴地想着刚才那场不太愉快的插曲,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面包和苹果。
列车缓缓地爬行着。车辆失于检修,又超载过多,走起来咯吱咯吱直响,轮子到了铁轨接头的地方车就震动一下。傍晚的时候车厢里暗下来了,接着,夜幕便掩住了敞开的窗子,车里一片漆黑。
丽达非常疲乏,枕着旅行袋打起盹来。保尔坐在坐位的边儿上,垂着两腿抽烟。他也非常疲倦,但是没有地方可以躺下。夜晚的凉风从窗口吹进来。车身的震动把丽达惊醒了。她看见了保尔抽的烟卷的红光。“他会这样一直坐到天亮的;显然他不愿意太挨近我,怕我难为情。”丽达心里这样想,因此她开玩笑地对保尔说:
“柯察金同志,请您把资产阶级那一套礼貌丢掉吧,来,您也躺下歇一会儿。”
保尔就和她并排躺了下去,非常舒服地伸直了他浮肿的双腿。
“我们明天的工作是忙不完的。睡吧,你这爱打架的家伙。”她的胳膊亲热地搂住他,保尔感到她的头发正贴着他的脸。
在保尔心目中,丽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她是他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同志,他的政治指导员。但是她究竟还是一个女人。这一点,是他今天在天桥上才第一次意识到的,所以她的拥抱才使他这么冲动。他感觉到她那均匀的呼吸,她的嘴唇已经跟他的十分靠近。这使他产生了一种要找到那嘴唇的强烈愿望。然而他终于用顽强的意志把那愿望克服了。
丽达似乎猜到了保尔的感情,所以她在暗中微笑了。她早已经历过爱情的欢乐和失掉爱人的痛苦。她曾经把她的爱情献给两个布尔什维克,而这两个人都先后被白卫军的子弹从她手中夺去了。一个是仪表堂堂、身材高大的旅长,一个是长着明亮的蓝眼睛的青年。
车轮的有节奏的响声很快就使保尔睡着了。直到第二天清早他才被汽笛吵醒了。
丽达很晚才回到她自己的房里,在她那不常打开的笔记本上又写了如下的几行:
8月11日
省代表大会结束了。阿基姆、米海洛,以及其他一些人都到哈尔科夫出席全乌克兰代表大会去了。整个的责任都堆到我的头上。杜巴瓦和保尔都收到了列席团省委会的证件。自从杜巴瓦被派到佩切尔斯基区共青团担任书记之后,他每天下午就不再来上课了。他的工作很忙。保尔倒还打算上课,但是,有时候我没有时间,有时候他又被派到什么地方去。由于铁路情况严重,他们经常被动员出去。扎尔基昨天到我这里来,他很不满意我们从他那里调了些人过来。他说,这些人目前他也非常需要。
8月23日
今天我从走廊里走过时,远远看见在管理处门口站着潘克拉托夫、保尔和另外一个不认识的人。我又往前走,听到保尔正在那里叙述一件什么事情,他说:
“那边都是一些典型的坏蛋,统统枪毙也不可惜。他们说:‘你们没有权利来干涉我们。这里的事自有铁路林木委员会做主,不用什么共青团来管。’瞧他们那副嘴脸……这帮寄生虫可找到了藏身之处!”
接着我又听到了一些最难听的骂人话。潘克拉托夫一看见我,就用胳膊肘碰了保尔一下。保尔一回头,看见是我,脸都白了。他甚至没敢正眼看我一下,就连忙走开了。这一下,他大概会好久不到我这里来的,因为他知道,我是不许任何人乱骂人的。
8月27日
今天举行了一次党委会的内部会议。情势越来越复杂了。我还不能把全部情形都记下来——不许可。阿基姆从县里来了。他很忧郁。昨天运粮专车又在帖帖列夫地方被人破坏出了轨。我想索性都丢开不记了,总是记得这样零零碎碎的。我在等着柯察金。今天曾经见过他,知道他和扎尔基他们五个人在组织一个公社。
一天中午,工厂里有人叫保尔去听电话。那是丽达打来的,她说她晚上有空,要他到她那里去谈谈上次没谈完的那个题目: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
晚上,他走到大学环路那座房子的门口,抬头一看,丽达的窗子里有灯光。他跟平常一样地奔上楼梯,用拳头在门上敲敲,还没有等到应声,就推门进去了。
在床上,在男同志们谁也没有资格在上面坐一会儿的那张床上,正躺着一个穿军装的男人。他的手枪、行军袋和带星徽的军帽放在桌子上。丽达坐在他旁边,双臂紧紧地抱着他。他们正高兴地谈着话。……丽达把容光焕发的脸转向保尔。
那军官移开丽达搂着他的双手,站了起来。
“让我来介绍吧,”丽达握着保尔的手说,“这位是……”
“达维德·乌斯季诺维奇。”那位穿军装的人一面紧握保尔的手,一面随便地说。
“想不到,像一阵风吹来的。”丽达笑着说。
保尔跟他的握手是很冷淡的。一种怨妒的心情,像打火石的火星一样在他的眼睛里闪了一下。他看见了达维德·乌斯季诺维奇袖子上那正方形的军衔标志。
丽达正想说什么,但是保尔拦住她说:
“我只是跑来告诉你,今天晚上我要赶到码头上卸木材,你用不着等……恰巧现在你又来了客人。那么,我走了,伙伴们正在下面等着呢。”
正如突然出现一样,他又突然消失了。他的脚步声疾速地沿着楼梯响下去。下面的大门砰地响了一声。一切又都静下来。
“他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丽达冲着达维德那惊疑的目光,这样含糊地说。
……在下面,在天桥的下面,一辆机车正呼哧呼哧地响着。它那强大的肺管喷出了一阵阵金色的火星;它们疯狂地飘舞着,盘旋上升,接着就消失在黑暗里。
保尔靠着天桥的栏杆,望着岔道上各色信号灯的闪光,眯缝着眼睛对自己说:
“柯察金同志,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您一发觉丽达有个丈夫,就那样难过呢?难道她曾经告诉过您,她没有丈夫吗?即使她这样说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这件事突然叫您这样难过呢?何况,我亲爱的同志,您不是一向把这种关系只看做是精神上的伴侣吗?……您为什么要那样莽撞呢?呵?”他讥笑地反问着自己,“假如他不是她的丈夫呢?比方说,万一是她的兄弟或叔叔呢?……要是那样,你就是做了一桩蠢事——无缘无故地使一个人难堪。显然,你真是一个地道的粗人,一点礼貌也没有。是不是她的兄弟,这可以打听出来。假如他真是她的兄弟或叔叔,那你还怎么有脸向她当面解释呢?得了,以后你再也别到她那儿去啦!”
汽笛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潮。
“天已经不早,该回家了。别再想这些无聊的事情啦。”
在索洛缅卡(这是铁路工人区的名称)由五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公社。这五个人是扎尔基,保尔,快活的金发捷克人克拉维切克,调车场共青团书记尼古拉·奥库涅夫和斯焦帕·阿尔丘欣,他是铁路肃反委员会委员,不久以前还是修理厂的司炉。
他们弄到了一间房子,下工后就擦洗、粉刷、油漆,一连忙了三天。他们的大水桶忙个不停,弄得邻居以为是失了火。他们用木板搭了床,麻袋里塞进由公园里拾来的枫叶,做了床垫。在第四天,房间里就布置整齐了。在白得耀眼的墙壁上,挂着彼得罗夫斯基的肖像和一幅大地图。
他们在两面窗户中间钉了一个搁板,摆了一堆书。两只钉着纸板的木箱做了凳子,另一只大木箱做了柜子。在房间中央,摆着一只巨大的、呢子面已经拆去的台球台,这是他们从公用事业局扛来的。这东西白天是桌子,晚上是克拉维切克的床。此外,他们又把各人的东西全搬了进来。富有管家才能的克拉维切克开了一张公社资产的清单。要不是大伙一致反对,他还想把这清单贴在墙上。现在房间里的一切东西都是公共财产了——工资、口粮和任何偶尔收到的包裹,都必须平均分成五份。只有各人的武器还是私产。公社社员一致决定:社员如果不遵守公社关于取消私有制的规定,或是欺瞒同社社员,都得受开除的处分。奥库涅夫和克拉维切克还坚持在该项条文后面附加一点:并立即逐出。
区共青团所有的积极分子都参加了公社的成立典礼。他们从邻居那里借来了一个大茶炊,又把公社所有的糖精都用来沏茶。喝过茶之后,就大声合唱起来:
茫茫世界被血泪染遍,
我们的一生受尽苦役熬煎。
可是,总有一天……
烟草工厂的塔莉亚充任指挥。她的红头巾稍稍歪向一边,眼睛就像调皮的男孩子的一样。可是这对调皮的眼睛,还没有一个人能够跑到跟前仔细瞧过它们呢。塔莉亚·拉古京娜的笑声是富于传染性的。这十八岁的糊烟盒的女工用她那青春的明亮的眼光注视着人生。她一举手,歌声就像铜号一样响起来:
我们的歌声,流传四方,
我们的旗帜在全球飘扬,
它飘扬,辉煌而明亮,
那是我们的鲜血在燃烧发光……
大家直到深夜才散,谈笑声打破了街道上的寂静。
扎尔基伸手去接电话。
“安静点,弟兄们,我一句也听不清!”他对着那些挤在团区委书记办公室里的爱说话的共青团员们喊道。
说话声立刻低下去了。
“喂,请说吧。呵,是你!是的,是的,马上就开会。你问讨论什么吗?还是那件事情——从码头上搬运木材。什么?他没有被派到什么地方去。就在这儿,要叫他吗?好的。”
扎尔基向保尔招手。
“乌斯季诺维奇同志要同你说话。”他把听筒交给他。
“我以为你一定是到别的地方去了。今天晚上我碰巧有空,你来吧。我兄弟从这儿路过,顺便来看看我,我和他已经有两年没有见面了。”
呵,果然是兄弟!
保尔没有再听她说的话。他想起了那天晚上的事情以及他随后在天桥上所做的决定。是的,今天晚上应该去看她,把他们之间的桥梁烧断。爱情给人带来许多不安的痛苦。难道现在是谈爱情的时候吗?
听筒里的声音又在说话了:
“你怎么啦,没听见我的话吗?”
“嗯,嗯,我听着呐。好的,常委会开完我就来。”
他把听筒挂上了。
他盯着她的眼睛,紧紧地抓住那橡木桌子的边沿说:
“我想,以后我大概不能再到你这儿来了。”
他说完,立刻看见她那浓密的睫毛耸了一下。她手里那支正在纸上画着的铅笔不动了,静静地搁在打开的笔记簿上面。
“为什么呢?”
“时间越来越不够支配了。你自己也知道,我们现在过的是多么困难的日子。可惜,我不得不把我的学习推到将来再说了……”
他倾听着自己的声音,觉得最后那几句话不够坚决。
“为什么又吞吞吐吐呢?这就是说,你还是没有勇气把心里的话直截了当地都说出来!”
想到这里,他又坚决地说下去:
“此外,我还有一桩事情老早就想告诉你——你讲的,我不大明白。从前我跟谢加尔同志学习的时候,我真是句句都能记住,但是跟你在一起,就怎么也不行。每次在你这里学了之后,我还不得不到托卡列夫同志那里再补习一遍。我的头脑不清楚。你最好还是另外找一个脑袋中用一点的学生吧。”
他避开她注视的目光。
为了堵死退路,他又固执地补充说:
“所以,用不着再浪费你我的时间了。”
他站起来,用一只脚小心地把椅子向后挪动一下,然后从上往下看了看她那低垂的头和在灯光下显得苍白的脸。他把帽子戴上,说道:
“好吧,丽达同志,再会了!这些天我没有对你说清楚,十分抱歉。这些话,我早就应该对你说。这是我的过错。”
丽达机械地把手伸给他。保尔突然这样冷淡,使她很吃惊,她勉强对他说:
“保尔,我不怪你。既然我过去做的不能合你的意,没能够使你了解我,那么,今天得到这个结果,只能怪我自己。”
他的两只脚像铅一样沉重。他悄悄地推开门。走到门口,他站住了——现在还可以再回去,对她倾诉……但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从她那儿得到轻蔑的回答,丢了脸以后再离开这儿吗?不!
铁路支线上堆积的烂车厢和不冒烟的机车越来越多。风卷着木屑在空旷的木材场上飞舞。
奥尔利克匪帮像凶猛的山猫一般,在城的四周,在茂密的丛林与幽深的峡谷里,到处活动着。白天,他们藏匿在附近的村庄或是森林里的大养蜂场上。夜里他们就爬到铁路线上,伸出他们的爪子破坏路轨,然后再爬回自己的老窝去。
列车时常出轨。车辆摔得粉碎,把睡梦中的旅客压成了肉饼,宝贵的食粮和泥土、血液混在一起。
奥尔利克匪帮时常突袭平静的村镇。鸡给吓得咯咯地叫着满街乱跑。时时是零乱的几声枪响。接着双方就在镇苏维埃白色房子外面对射一阵,枪声又尖又脆,就像踩断干枯的树枝一样。匪徒们随后骑着壮马在村庄里到处奔驰,砍杀所有抓到的人。他们把军刀挥得呼呼响,砍起人来就像劈木柴似的。为了节省子弹,他们很少开枪。
他们神出鬼没地窜来窜去。这个匪帮到处有自己的耳目。奸细们从神父的房子里和各处的富农考究的庄院里监视着镇苏维埃的白色小房子。无形的线索就从这些住宅一直通到森林的深处。子弹、鲜肉和颜色微蓝的原汁酒,都循着同一条路线输送进去;还有各种情报,也悄悄地传给小头目,再由他们经过极其复杂的通讯网,送给奥尔利克本人。
这个匪帮一共只有两三百个杀人不眨眼的强盗,但是好几次想围捕他们,都没有成功。他们分成许多小股,在两三个县里同时活动。要把他们全部抓住是不可能的。他们夜里是匪徒,白天却装成和气的庄稼人,在自家的院子里磨蹭,总是喂喂马,或是带着得意的微笑站在大门口,一边神气地吸着烟管,一边用阴沉的目光打量着从他们面前经过的红军骑兵巡逻队。
亚历山大·普兹列夫斯基领着自己的队伍,废寝忘餐地在三个县里奔忙。他不停地顽强地清剿,有时候他们也追到了匪帮的尾巴。
一个月之后奥尔利克撤走了两个县里的喽啰,他们被逼得只在一个狭窄的小圈子里打转。
城市的生活跟平时一样。五个市场全都是人声鼎沸,喧嚷嘈杂。这里有两种愿望支配着:一种是——漫天讨价,另一种是——就地还钱。各式各样的骗子都在这里大显身手。许许多多眼疾手快的人们像跳蚤一样不停地活动着。他们的眼睛表现了一切,唯独没有良心。这里,就像一个垃圾堆似的,聚集着整个城市的垃圾,但他们的目的是共同的——“骗土包子”。班次极少的火车,从自己的肚子里排泄出一堆堆扛着口袋的人。这些人,一下了车就向市场走去。
到了晚上,市场没有人了,于是那些白天做生意的一排排黑洞洞的货架子和那些小胡同,也都变得阴森可怕了。
在每一个小商亭后面都隐藏着危险。夜里,就是大胆的人也不敢深入这个死气沉沉的区域。这儿夜里,手枪时常像锤子敲洋铁板似的响了一声,就把人打死了。等到附近站岗的民警聚在一起赶到出事地点(因为一个人不敢出动),那边除了一具扭曲的尸体之外,已经什么人也找不到了。杀人的匪徒已经离开现场,逃得无影无踪,而市场区所有睡梦中的居民,都被闹得鸡犬不宁。在这区域的对面就是七星电影院。那边的街道灯火辉煌,行人拥挤。
电影院里的放映机喳喳地响着。银幕上一对情敌在决斗。片子一断,观众就怪叫起来。城内城外的生活似乎都不曾脱离正轨,甚至在革命政权的神经中枢——党的省委会——也还保持着平常的状态。但这种安静只是表面上的。
在这个城里,一场风暴已经酝酿成熟了。
知道这场即将来临的风暴的人倒是不少,这就是那些把步枪笨拙地藏在乡下人的“长衫”里进城的人,是那些装扮成小商贩的样子坐在火车顶上到城里来的人。他们一下火车并不到市场去,而是凭着记忆,扛着口袋到某一条街道和某一些住宅去。
虽然这些人都知道,但是工人区的那些工人,甚至其中的布尔什维克,却还一点儿也没想到这场即将来临的风暴。
城里只有五个布尔什维克知道这些详情。
被红军赶进白色波兰境内的彼得留拉残余匪帮,现在正跟住在华沙的外国使节们互相勾结,准备组织一次暴动。
彼得留拉匪帮的残部秘密地组织了一支突击队。
中央暴动委员会在谢佩托夫卡也有自己的组织。全体一共四十七人,其中大半是从前顽固的反革命分子,因为当地的肃反委员会过于相信他们,才没有把他们关押起来。
瓦西里神父、文尼克少尉和一个名叫库齐缅科的彼得留拉军官,就是这个组织的负责人。而神父的两个女儿、文尼克的兄弟和父亲,以及一个潜伏在执行委员会内部作办事员的萨莫蒂尼亚,都给反革命组织搞情报工作。
他们决定在暴动那天的夜里用手榴弹炸毁边防特勤处,释放所有的囚犯,可能的话,还要夺取车站。
在作为这次暴动中心的一个大城市里,军官们正在非常秘密地进行集中;而各匪帮也都移到本城附近的森林里来。从这里,通过他们的心腹,和罗马尼亚以及彼得留拉本人保持了联系。
水兵朱赫来在军区特勤部已经整整六夜没有合眼了。他是知道这一切详情的五个布尔什维克里的一个。朱赫来现在正体验着一个追捕猛兽的人在监视正要扑过来的猛兽时的紧张情绪。
现在不能喊,不能惊动它。必须把这吸血的野兽打死,才能进行和平的劳动,才用不着为了风吹草动而担心害怕。野兽是不可以惊动的。唯有猎人准确的手和镇定的心,才能使他在这场决战中获胜。
时间越来越近了。
就在这个城里的什么地方,在秘密进行阴谋的迷宫里,敌人已经决定了:明天晚上。
可是那五个事先知道这一切详情的布尔什维克却先迈一步。他们的决定是:“不,就在今天晚上。”
晚上,一列装甲火车没拉汽笛悄悄地开出了调车场,调车场的大门又悄悄关上了。
直通电报线路匆忙地传递着密码,凡是电报传到的地方,共和国的保卫者们都忘记了睡觉,立刻动手捣毁蜂窝。
阿基姆给扎尔基打电话:
“支部会议全布置妥当了吗?是吗?很好。你马上和区委书记到这儿来开会。木柴问题比我们所料想的还要严重。来吧,我们一道谈谈。”扎尔基听着阿基姆那匆促而坚决的话。
“妈的,这木柴问题快把我们弄成疯子了。”他嘟哝着说,把听筒放下。
小李特克开着汽车飞快地把两个书记送来了。他们从汽车走下来,一走上二层楼,马上就了解今晚的会议决不是为了木柴的事。
在总务主任的桌子上摆着一架马克沁机关枪,从特勤部队派来的机枪手正忙着摆弄它。各走廊上,密布着由城里来的党员和共青团员充当的警卫,他们全都不做声。在省委书记的房间里,在它那紧闭的房门后面,省党委会的紧急会议就要结束了。
两架军用电话机的电线已经穿过临街气窗引到房里来。
人们说话的声音很低。扎尔基在房间里见到了阿基姆、丽达和米海洛。丽达的装扮跟她从前当连指导员的时候一模一样:戴着红军军帽,穿着草绿色短裙,皮夹克上束着皮带,皮带上挂着一支盒子枪。
“这是怎么回事呵?”扎尔基惊讶地问丽达。
“这是紧急集合演习,伊凡。我们马上就要到你们区里去,在第五步兵学校紧急集合。所有的青年同志在开完支部会后都直接到那边去。最要紧的是设法使我们的行动不被别人发觉。”丽达对扎尔基说。
步兵学校周围茂盛的森林里静寂无声。
那些高大的静默的橡树,都是百年的大树了。水池已经在牛蒡和水草的掩蔽之下睡着了;各条小路上也没有一个行人。在森林正中间的白色高墙里面便是从前的军官学校的楼房。现在已经改为红军第五步兵军官学校了。天很晚了。楼上没有灯光。从外面望去,这儿一切都很平静。从旁边走过去的人都会以为里面的人正在睡觉。但是,为什么那扇大铁门开着呢?而那两个像大青蛙一样蹲在大门旁边的,又是什么东西呢?但是由铁路工人区各个角落到这学校集合的人都知道,既然有了夜间紧急集合令,学校里的人就不能睡觉。他们都是在开完支部会,听了简单的传达之后,就直接到这儿来的。他们走的时候都不做声,有的是一个人单独走,有的是两个人一起走,但每组决不超过三个人。在各人的口袋里,全放着一个写着“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或“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字样的小本子。只有出示这个证件,才能通过那道铁门。
大厅里已经有了很多人。这儿很亮。窗子都拉上了帆布窗帘。被召集到这里来的布尔什维克都静静地抽着自己卷的烟卷,都说这演习性质的夜间紧急集合过分小心是很可笑的。谁也没觉出有什么紧急情况,以为不过是集合一下,来考验考验特勤部队的纪律罢了。但是那些有过真正战斗经验的人,刚刚一进学校大门,就觉得这气氛不像是演习。一切都是悄悄地进行。军校学生编队的时候,喊的口令跟耳语差不多;连机枪都是用手抱出来的,而且,在房子外面看不见一点亮光。
“德米特里,好像有什么严重的事情要发生似的?”保尔走到杜巴瓦跟前,低声问他。
杜巴瓦正跟一个保尔不认识的姑娘并肩坐在窗台上。三天以前,保尔在扎尔基那里也匆匆地见过她。
杜巴瓦开玩笑地在保尔肩膀上拍了一下,说:
“怎么,害怕吗?是不是你的魂都吓得出了窍?没有关系,我们会教你们怎样打仗的。怎么,你们两个还不认识吗?”说着,杜巴瓦朝那姑娘点了点头,“她的名字叫安娜,姓什么我也不知道。官衔嘛——宣传站主任。”
那姑娘一面听着杜巴瓦的滑稽的介绍,一面打量着保尔。她用手理一理露在紫丁香色头巾外面的头发。
她的目光和保尔的碰到一起,双方斗了好几秒钟。她那黑亮的眼睛冒着挑战的光芒,睫毛很密。保尔把眼光转向杜巴瓦。他觉得脸上发热,不高兴地皱了皱眉头,然后勉强笑着说:
“你们俩究竟是谁宣传谁呵?”
大厅里一阵喧哗。中队长米海洛·什科连科站到椅子上,喊道:
“第一中队的队员就在这里集合!快一点,同志们,快一点!”
朱赫来,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和阿基姆一道走进大厅来。他们刚刚到。大厅里挤满了站队的人。
省执行委员会主席站在教练机枪的平台上,举起一只手,说道:
“同志们,我们把大家召集到这儿来,是为了一桩极为重要的任务。现在我要说的甚至在昨天还不能说,因为这是极重大的军事秘密。明天晚上,在这个城里,以及在全乌克兰其他城市,就要爆发反革命的大暴动。本城已经混进来很多敌人的军官。各匪帮也在城市周围集结起来了。某些阴谋者甚至混到了我们的装甲车营里,当了驾驶员。但这阴谋已经被肃反委员会发觉,所以我们现在就把整个党的和团的组织武装起来。第一和第二共产主义大队,将和由肃反委员会人员以及军校学生组成的有战斗经验的部队共同行动。军校学生的队伍已经出动了。同志们,现在轮到你们了。你们用一刻钟的时间配备武器和整队。一切行动由朱赫来同志负责指挥。各指挥官向他接受详细指示。我想现在不需要对共产主义大队详细地指出这种事情的严重性了。要紧的是我们应当在今天去制止明天的叛乱。”
一刻钟后,两个大队已经武装起来,在军校的院子里排好队伍。
朱赫来的眼睛巡视着那动也不动的行列。
在队伍前面三步,站着两个束斜皮带的人——大队长麦尼亚洛,他是来自乌拉尔的一个身高力大的铸工;另一个是政委阿基姆。在他们左面是第一中队的几个小队,在小队前面两步远的地方站着两个人——第一中队长米海洛和政治指导员丽达。他们的后面是默默无声的共产主义大队的行列。三百个战士。
朱赫来发出信号:
“出发!”
三百个人穿过没有人的街道。
全城的人都已经睡了。
他们走到野蛮街对面的利沃夫街的十字路口就停下了。行动就从这里开始。
他们一声不响地把这地段整个包围起来。司令部就设在一家店铺的台阶上。
一辆车灯明亮的汽车从市中心沿着利沃夫街开来,在司令部的旁边停下。
这一回小李特克载的是他的父亲——本城的卫戍司令。他父亲从车上跳下来,用拉脱维亚话向他儿子匆匆说了几句。汽车又飞也似地开走了,不一会儿就转了弯,向德米特里大街开去。小李特克把全副精神都放在眼睛上。他的两只手就像长在方向盘上似的——一左,一右,一右,一左,不停地转动着。
哈,现在才用得着他小李特克的飞车呐。谁也不会因为他疯狂的急转弯而把他禁闭两夜了。
因此他的车子就像流星似的在街上飞驰。
小李特克一转眼的工夫就把朱赫来从城市的这一头送到另一头。朱赫来不禁满意地说:
“小李特克,要是像这样的开法,今天一路不撞倒人,你明天就可以得到一只金表。”
小李特克喜出望外,回答说:
“我还以为,因为这样的开法会罚我十天禁闭哩。……”
第一个打击集中在作为阴谋分子司令部的房子。第一批俘虏和获得的文件都送到特勤部去了。
野蛮街有一条名字同样奇怪的胡同,这胡同的十一号里,住着一个名叫秋贝特的人。根据肃反委员会所得的情报,这人在反革命阴谋中是一个不小的角色。他藏有企图在波多尔区行动的军官团的名单。
老李特克亲自到野蛮街来逮捕这个秋贝特。那房子有几个窗子朝着花园,越过花园的高墙就是从前的女修道院。他们在这儿没有找到秋贝特。据邻居说,他已经一整天没有回家了。他们开始搜索,找到了一箱手榴弹跟一些名单和住址。老李特克下令埋伏,自己暂时留在桌子旁边,检查搜得的文件。
花园里的哨兵是军校的一个青年学员。他可以从他站着的地方看见那透亮的窗户。一个人那样站在角落里,倒是一件怪不舒服的事。有点儿害怕。他的责任是监视那面高墙。但是墙离那叫人放心的窗户亮光很远。况且那个鬼月亮又很少照到这儿来。在黑暗里,灌木丛像在动弹。他用枪尖向周围探了探——一个人也没有。
“为什么要把我派到这儿来呢?反正谁也不能越过那道高墙——它太高了。我到窗子跟前去看一看吧。”那个学员暗想。他又看了看那墙头,然后就离开了发着霉味的墙角。他在窗前站了一会儿。老李特克正匆忙收拾文件,准备离开那房间。就在这时候,一个暗影在墙头上出现了。墙头上的人可以看见窗户外面的哨兵和房间里面的老李特克。那暗影像猫一样地敏捷,从墙头攀着树身,溜到了地面。他又像猫一样爬近了那哨兵,一挥手,那青年哨兵就倒下去了。一把海军短剑从他脖子后头刺进去,只剩剑柄露在外面。
花园里的一声枪响,就像在那些包围的人身上通了电流一般。皮靴咚咚响起来,六个人迅速地向这所房子奔去。
老李特克已经死了。他坐在桌旁的靠椅上,冒着鲜血的头伏在桌子上。窗户的玻璃被打碎了。敌人没能把文件抢走。
修道院旁边的枪声,连珠般地响起来了。凶手跳到大街上,一面拼命朝卢基亚诺夫旷场跑去,一面不断地向后开枪。他并没有逃脱:一颗枪弹追上了他。
通夜进行逐户搜查。几百个没有报户口的、身份证可疑的和藏有武器的人,都被解到肃反委员会。那里已经组织了一个审查委员会,专门进行甄审。
在某些地方,阴谋分子还进行了武力反抗。在日梁街,列别捷夫在搜查的时候被人一枪打死了。
索洛缅卡大队在那天夜里损失了五个人,而在肃反委员会里,已再也看不见那个忠实的共和国保卫者、老布尔什维克扬·李特克了。
暴动被及时地制止了。
也就在这一天的夜里,瓦西里神父和他的两个女儿,以及其余的同伙都在谢佩托夫卡被捕。
风暴平息了。
但是,新的敌人在威胁着全城——铁路运输眼看着要瘫痪了,饥饿和寒冷就会接踵而来。
一切都由木柴与粮食的供应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