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站在饭店音乐厅的门口。其中一个戴着夹鼻眼镜的高个子佩着有“纠察队长”三字的红色臂章。丽达问他：

　　“乌克兰代表团是在这里开会吗？”

　　“是呀！有什么事情？”那高个子打着官腔回答说。

　　“请让我进去。”丽达说。

　　那高个子堵住了半边门，从头到脚地打量了丽达一番，说：

　　“您有出席证吗？只许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代表进去。”

　　丽达从皮包里拿出一个印着金字的证件，那高个子念着：“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委员。”他不再装腔作势了，马上客气地、亲热地说：

　　“请进，左面有空位子。”

　　丽达在一排排的椅子中间走过去，找到一个空位子，坐下了。看情形，会议快要结束了。她仔细听着主席说话。她觉得那声音似乎挺熟。

　　“同志们，出席全俄代表大会各代表团首席代表会议的代表和出席代表团会议的代表都选出来了。现在离开会还有两个钟头，我们再把代表名单核对一次。”

　　这时候丽达才认出这个正在急急忙忙念着名单的人是阿基姆。

　　念到每一个人名，就有一只拿着红的或白的出席证的手举起来。

　　丽达聚精会神地听着。

　　骤然她听到了一个熟识的名字：

　　“潘克拉托夫。”

　　她朝那只高举着的手望了一眼，但在人头的大海中看不清那码头工人的熟悉的脸。名单很快地念下去，又有一个熟识的名字——奥库涅夫，他后面又是一个熟识的名字——扎尔基。

　　她看见了扎尔基。他就坐在离她不远的地方，身子半朝着她。他的侧影引起了她的回忆……是的，他是伊凡，她已经有好几年没见到他了。

　　名单继续念下去，突然，有一个名字使她哆嗦了一下：

　　“柯察金。”

　　离她很远的地方，有一只手举上来又放了下去。多么奇怪。她迫切地想去看看那个不相识的、与她死去的朋友同姓的人。她的眼睛一刻也不离开那个刚才举手的地方，竭力想看到他，但是所有的脑袋看来全是一样。她站起来，沿着墙边的通道向前排走去。这时候阿基姆已经念完了名单。接着就是一阵挪椅子的嘈杂声、响亮的谈话声，以及青年的笑声。阿基姆正竭力想压倒这些吵嚷声，高声喊着说：

　　“同志们，别迟到！……记住，大剧院……七点钟！……”

　　出口处非常拥挤。

　　丽达心想，在这股人流里她大概找不着那些刚才她听到名字的人们。唯一的办法是盯住阿基姆，再由他找到别人。她一边让最后的一批代表从她旁边走过去，一边朝阿基姆那里走。

　　她听见她后面有人说：

　　“喂，柯察金，老朋友，我们也走吧！”

　　然后她又听到一个声音，那么熟悉而又那么难忘的声音，回答说：

　　“走吧。”

　　她连忙转过身去。只见一个高大而微黑的青年人正站在她的面前，他穿着草绿色的军便服、蓝色的马裤，腰里束着一条高加索式的窄皮带。

　　她睁大眼睛瞪着他，当他两手亲热地搂着她，用颤抖的声音轻轻地叫一声“丽达”的时候，她才明白，这真是保尔。

　　“你还活着？”

　　这简单的问话已经告诉了他一切。她始终不知道关于他死去的消息是误传的。

　　音乐厅早已经空了。从敞开的窗户可以听到市内这条主要街道——特维尔大街——上的吵嚷声。时钟清楚地敲了六下，而他们两个觉得仿佛见面才几分钟似的。可是时钟告诉他们，该动身到大剧院去了。

　　当他们沿着宽大的台阶往街上走的时候，她又从头到脚把保尔打量了一番。现在他已经高过她半个头了。他还是老样子，只是更加英俊，更加沉着了。她对他说：

　　“你瞧，我还没有问你现在在哪里工作。”

　　“我是团的州委书记。正像杜巴瓦说的，做‘机关老爷’了。”保尔笑着说。

　　“你看见过他吗？”

　　“看见过，不过，那次见面留下一个很不愉快的印象。”

　　他们走到外面。街上是一片迅速开过的汽车的喇叭声和行人的走动与喊叫声。在到剧院去的路上，他们几乎没有说话，全想着同样的事情。剧院已经被一片骚动的人海包围了。这人海冲击着那巨大的石头建筑物——每个人都竭力想冲进由红军战士守卫着的入口，但是大公无私的卫兵却只让代表们通过，于是代表们骄傲地高高地摇着他们的出席证，走过那警卫线。

　　剧院周围的人海里尽是共青团的团员。他们虽然没有得到旁听证，但是仍然想不顾一切地进去参加大会的开幕式。有些机灵的小伙子就混在真正的代表中间，也摇着一张红纸冒充出席证，向会场的门口走去，而且竟有人真的混到了会场的门口。但他们一碰到引导外宾和代表进会场的值班中央委员或是纠察队长，就又被赶到外面来。于是别的“无证者”就特别高兴。

　　剧院里甚至连那些想进去的人的二十分之一也容纳不下。

　　丽达和保尔费了很大的劲才挤到会场门口。代表们不断乘着电车和汽车赶来，门口挤得水泄不通。红军战士——他们也是共青团员——难以维持秩序了，他们被挤到墙边去，同时大门口到处一片叫喊声：

　　“挤过去，兄弟们，挤过去！”

　　“去叫一下恰普林，萨沙·科萨列夫，他会放我们进去的！”

　　“挤过去，伙伴们，咱们要胜利了！”

　　“冲呵！……”

　　一个非常机警的、戴着青年共产国际徽章的小伙子，像一条泥鳅似的，和保尔、丽达同时挤过了大门，躲过了纠察队长，连忙就向休息室走去。一转眼，他已经在代表的洪流中消失了。

　　他们走进正厅，丽达指着后排坐位说：

　　“咱们就坐在这儿吧。”

　　他们坐在一个角落里。

　　“我要你回答一个问题。”丽达说，“虽然这已是过去的事了，我想你会回答我的：为什么当时你中断了咱们的学习和咱们的友谊呢？”

　　他从会面的最初一瞬间就预料到她会提出这个问题，然而他还是感到难以回答。他们的视线互相接触了，保尔看出她是知道原因的。他说：

　　“丽达，我想你是完全知道的。这是三年前的事情，现在，我只有埋怨当时的保尔了。保尔·柯察金一生犯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错误，其中有一桩就是你刚才所说的。”

　　丽达微笑了。

　　“一个很好的开场白，”她说，“但是我所要求的是答案！”

　　保尔低声说：

　　“这件事不仅怪我，‘牛虻’和他的革命浪漫主义也该负责。那些生动地描写坚毅勇敢的、彻底献身于我们事业的革命者的书，给了我难忘的印象，使我产生做这种人的愿望。所以，我用‘牛虻’的方式处理了我对你的感情。现在我感到，这不仅是荒唐，而且尤其令人遗憾。”

　　“那么说，你已经改变了对‘牛虻’的看法？”

　　“不，丽达，基本上没有改变！我只是抛弃了那种用苦行来考验自己意志的毫无必要的悲剧成分。但是在基本方面我是赞成牛虻的。我赞成他的忠诚、他那无穷的接受各种考验的力量，我赞成那种受苦而毫不诉苦的人。我赞成那种革命者的典型，在他们看来，个人的事情丝毫不能与全体的事业相比。”

　　“保尔，现在只有遗憾了，因为这些话在它该谈的时候没谈，过了三年之后才谈。”丽达说。她笑了笑，好像正在想着什么事情似的。

　　“丽达，你是不是因为我一直只能是你的同志，而不能成为比同志更亲近的人而觉得遗憾呢？”

　　“不，保尔，你过去本来可能成为比同志更亲近的人。”

　　“那么，事情还来得及补救。”

　　“已经迟一点了，牛虻同志。”

　　丽达对她自己开的玩笑微微一笑，并且解释说：

　　“我现在已经有一个小女孩了。她有一个父亲，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三个和谐地生活在一起，照现在说来，这是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

　　她用手指碰了碰他的手。这是表示对他关切的一种动作，但她立刻看出这是没有用处的。这三年来，他不光是体格方面长大了。她知道他这时很难过——他的眼睛告诉了她，但是他没有丝毫做作地真诚地对她说：

　　“不管怎样，我所得到的还是比我方才失去的要多得没法比。”

　　他们站起来。应该到更前面的位子上去了。他们向乌克兰代表所在的那一排走去。乐队奏乐了。巨大的横幅红得好像火焰，闪光的大字好像在喊着：“未来是我们的！”正厅里、包厢里、楼座上，坐满了几千人，他们在这剧院里化为一个能量永远不衰减的强大的变压器。这大剧场把伟大的工人阶级的青年近卫军的精华容纳在它的四壁里。几千只眼睛全都反映着沉重的帷幕上面那发光的标语——“未来是我们的！”

　　人们仍然不断地拥进来。再过几分钟，那沉重的天鹅绒帷幕就会揭开，而情绪激动的全俄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在这无比庄严的时刻也会暂时失去他的镇定，他将激动地宣布：

　　“全俄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六次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保尔从来没有这么明显地、这么深刻地感到革命的伟大和革命的力量，感到这种无可形容的骄傲和无可比拟的喜悦，这种骄傲与喜悦是生活给他的，是生活把他这个战士与建设者引导到这里来，引导到这次布尔什维克主义青年近卫军的胜利庆祝会上来的。

　　大会占去了参加者的全部时间：从早晨直到深夜。保尔只是在最后的一次会议上才又看见了丽达。他看见她正在一群乌克兰代表中间。丽达对他说：

　　“明天大会一结束，我就要走了。我不能确定我们临别能不能有一个谈话的机会。所以我今天把我过去的两本日记和一封给你的短信都准备好了。你读完之后再寄给我。那些东西会把我没有机会告诉你的事情都告诉你。”

　　他握着她的手，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好像要把她的脸印在他的记忆里似的。

　　第二天，他们按照约定在大门口会面了，丽达交给他一个包和一封封好了的信。周围有许多人，所以他们十分拘谨地互相道了再见。但是他从她那湿润的眼睛里看到了盈溢的温情和微微的忧郁。

　　又过了一天，火车载着他们向不同的方向走了。

　　乌克兰的代表们占了几节客车，保尔是在基辅组的。那天晚上，所有的人都睡了，奥库涅夫也在他旁边发出轻轻的鼾声，这时候，保尔移近灯光，打开了那封信：

　　保夫鲁沙，亲爱的！

　　我本来可以把这些亲自告诉你，但是，还是写给你要好些。我只有一点希望：不让我们在大会开幕时说的话在你的生活中留下痛苦的伤疤。我知道你是很坚强的，所以我相信你所说的话。我对于生活的看法并不太拘泥于形式，在私人关系上是可以有例外的（不过，这种情形确实非常之少），如果这种关系是真正由不平常的、深沉的感情所引起的话。你就是应该得到这种例外的。我本来想偿还我们青春的宿债，但是，我还是把我最初的愿望打消了。因为我觉得那样做并不会使我们得到很大的愉快。不过，保尔，你对你自己不应该那样苛刻。在我们的生活里不光有斗争，而且有美好的感情带来的欢乐。

　　至于你的生活的其他部分，就是说关于它的基本内容，我是丝毫不为你担心的。紧握你的手。

　　丽达

　　保尔沉思着把那封信撕成碎片，把手伸到窗外，让风把那些碎片从手里吹走。

　　到了早上，他已经看完了那两本日记，并把它们包好扎了起来。到了哈尔科夫，一部分乌克兰代表——奥库涅夫、潘克拉托夫和保尔等人都下了车。奥库涅夫要把住在安娜家里的塔莉亚接出来上基辅。潘克拉托夫已经被选为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委员，有事要去基辅。保尔决定和他们一道去基辅，顺便在这儿下车去看看扎尔基和安娜。他在车站邮局为寄还丽达的日记本耽搁得太久，他从邮局出来的时候，朋友们都走了。

　　他坐电车到了杜巴瓦和安娜住的地方。保尔上了二楼，敲了敲左边的门——安娜住的房间。里面没有人答应。天还很早，安娜不会这么早就去上班的。“也许她在睡觉，”他这样想。隔壁的门打开了一点，睡眠不足的杜巴瓦走到门口。他面色灰暗，眼圈发黑。他身上散发着强烈的洋葱味，保尔那灵敏的嗅觉还马上闻到了熏人的酒气。从半开着的房门，保尔看见在他床上有一个胖女人，确切一点说，看见了一个女人的赤裸的肥腿和肩膀。

　　杜巴瓦注意到了他的目光，用脚把门关起来。

　　“你做什么，是来看安娜·鲍哈特同志的吗？”他眼睛看着墙角，用沙哑的声音问道，“她已经不在这里了，你难道还不知道吗？”

　　保尔皱着眉头仔细地打量着他。

　　“我不知道。她搬到什么地方去了？”保尔问道。

　　杜巴瓦忽然发起脾气来了。

　　“这个我就管不着了。”接着，他打了一个嗝，用勉强抑制住的恶狠狠的声调说，“你是不是来安慰她的？来得正是时候。已经腾出了空位置，你赶快行动吧！而且，她一定不会拒绝你的。她本来就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她很喜欢你，或是像娘儿们的另外一种说法……抓住机会，这回你们的精神和肉体可以一致了。”

　　保尔感觉两颊发烧。但他还是遏止着自己的火气，轻轻地说：

　　“德米特里，你怎么弄到这个地步！我真没有料到你会变得这样无赖。要知道你从前并不坏。你为什么会这样堕落呢？”

　　杜巴瓦身子靠到墙上。看样子，他是因为赤脚站在水泥的地上觉得有点冷，所以他把身子缩了起来。他的房门忽然开了，从里面伸出一个睡眼矇眬的女人的胖脸来。

　　“亲爱的小猫，进来吧，你老站在那里干什么？……”

　　杜巴瓦没有让她说完，就通的一声把门关上，并且用他的身子抵住。

　　“真是一个好的开始……”保尔说，“你看，你弄了个什么人来？你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呵？”

　　显然，杜巴瓦已经没有耐心再谈下去，他喊着说：

　　“连我应该和什么人睡觉也要听你们的指示吗？那些老调子我已经听够了。你从哪里来的，就滚回哪里去吧！你去吧，告诉人说：杜巴瓦现在又喝酒又嫖女人！”

　　保尔走到他跟前，非常激动地向他说：

　　“德米特里，把这个女人赶出去，我还想和你再作一次最后的谈话……”

　　杜巴瓦脸子一沉，一转身就走进屋里去了。

　　“呸，这个坏蛋！”保尔轻轻地骂了一句，慢慢走下楼去。

　　两年过去了。无情的时光不断地积成日，积成月，而生活，飞速前进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在这些表面似乎单调的日子里，总是充满着新鲜的、今天不同于昨天的事物。一个伟大国家的一亿六千万人民，第一次在世界上成了他们自己那广大的土地和丰饶的资源的主人，并且正为了恢复被战争所破坏的国民经济而英勇地紧张地劳动。国家越来越强，它的力量也越来越大了。不久以前，那些破烂的工厂还是没有生气的、阴沉沉的；可是今天，烟囱已经都冒烟了。

　　保尔·柯察金觉得，这两年过得快极了，简直是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他不能悠闲地过日子，不能每天打着呵欠迎接清晨，也不能在晚上准十点就睡觉。他总是匆忙地生活着，不仅他一个人匆忙，他还催促别人。

　　他是吝惜睡眠时间的。时常在深夜里还可以看见他的窗户透着亮光，人们在那里围着桌子坐着。这是在学习。在这两年里，他已经念完了《资本论》的第三卷，认识了极其复杂的资本主义的剥削结构。

　　拉兹瓦利欣到保尔工作的这州里来了。省委派他来，建议让他担任共青团区委书记。他到达的时候保尔正好出差，州团委会就在保尔缺席的时候把他派到一个区里去了。保尔回来后知道了这事情，可是什么话也没说。

　　一个月以后，保尔到拉兹瓦利欣那个区里去视察。他发现的事实并不多，但是其中已经有了这样的事情：拉兹瓦利欣常常酗酒，并且拉拢坏分子，排挤优秀分子。保尔把这些问题在州委会上提出来，当州委委员们全都主张给拉兹瓦利欣一个严厉申斥的时候，保尔却出人意料地说：

　　“我主张开除，并且不许重新入团。”

　　所有的人都觉得这处分太重，但是保尔又说：

　　“这流氓应当开除。我们已经给过这个腐化的中学生一次做人的机会了，他纯粹是混进团里来的。”保尔接着便把他在别列兹多夫的情形叙述了一遍。

　　拉兹瓦利欣喊着说：

　　“我对柯察金的指责提出坚决的抗议。这完全是他想报私仇。谁都可以捏造反对我的借口。让柯察金拿出真凭实据来。我也可以捏造，说他干着走私的勾当——难道也应当开除他吗？不，让他拿出证据来！”

　　“你等一下，我们会拿出证据来的。”保尔对他说。

　　拉兹瓦利欣出去了。半个钟头以后，保尔胜利了，州委会通过了决议：“开除异己分子拉兹瓦利欣的团籍。”

　　夏季到来的时候，保尔的朋友们一个一个地都到外地度假去了。那些身体不好的都要到海边去。一到夏天，大家都想着休假，保尔就帮助他们，竭力使他们得到去疗养院的疗养证。他们临走的时候脸色苍白，神情倦怠，但都是快乐的。他们留下的工作就落在保尔的肩膀上，而他也就像一匹拖着车子上山的驯顺的马一样，把工作全担负起来。他们回来的时候，个个都晒得黝黑，精神饱满，精力充沛。接着是另一批人去疗养。整个夏天虽然人手不足，但是工作并没有停止，保尔也就没有一天不在办公。

　　每年夏天都是这样过的。

　　保尔顶不喜欢秋天和冬天：这两个季节给他带来许多肉体上的痛苦。

　　他特别急躁地等候着今年的夏天。他的身体正在逐年衰弱，甚至连他自己也不得不痛苦地承认这一点。现在他只有两条出路：或是自己承认无力担负繁重的工作，换句话说，自己承认是一个残废；或是继续工作，直到完全不能工作的时候为止。他选定了后一条。

　　有一天，在州党委常委会上，州卫生处长——一个老医师，也是秘密工作时期的老党员——巴尔捷利克老头子，坐在保尔旁边，对他说：

　　“柯察金，你的气色很不好。你到医务委员会检查过吗？你的健康情形怎么样？大概没有去吧，是不是？我不记得了。不过，老弟，应该好好地给你检查一下。星期四下午你来一趟吧。”

　　保尔没有到医务委员会去。他很忙。可是巴尔捷利克没有忘记他，他跑去找保尔，硬把他拉到自己那里去了。经过一番仔细的检查（巴尔捷利克以神经病理学家的资格亲自参与了检查），写出了如下处理意见：

　　医务委员会认为保尔·柯察金应当立即休假，去克里木长期疗养，并进一步认真治疗，否则难免发生严重的后果。

　　在这处理意见前面还有很长的一串拉丁文的病名表。保尔从这病名表里所能了解的只是：他主要的病不在他的两条腿，而是中枢神经系统受到了严重的损伤。

　　巴尔捷利克亲自把委员会的诊断书送给了州党委会，大家全都赞成立即解除保尔的工作。但是保尔本人提议，等到共青团州委员会组织部长斯比特涅夫回来之后他再离开。他担心州团委会没有人负责。这一点虽然巴尔捷利克反对，但是大家都同意了。

　　再过三个星期保尔就要去度他一生中的第一次假期了，他办公桌的抽屉里已经放着一张到耶夫帕托利亚疗养院去的疗养证。

　　柯察金现在比往常更努力工作。他召集了州团委的全体会议。为了使他能放心地离开，他竭力在临走之前把所有的事都办停当。

　　可是，就在他要去休养、要看见他有生以来从没见过的大海的前夕，竟发生了一桩意外的丑恶事件，一件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事情。

　　下班之后，他走进党委宣传部的办公室，坐在书架后面敞开的窗户的窗台上，等着宣传部开会。他进去的时候，办公室里一个人也没有。不久就有几个人进来。保尔在书架后面看不见他们，但是他听出了一个人的声音，那就是本州财经处长，一个漂亮的高个子，带着军人派头的法伊洛。保尔一向就听说法伊洛是一个酒鬼，见了长得不错的姑娘就追。

　　法伊洛以前打过游击，他一遇到适当的机会，就眉飞色舞地告诉人家说，他怎样在一天之内砍下十几个马赫诺匪帮的头。保尔实在讨厌他。有一次，一个年轻的女团员哭着走到保尔跟前，诉说法伊洛怎样答应和她结婚，但是和她同居了一个星期之后就抛弃了她，甚至和她见面时连一句话都不说。当这件事提到监察委员会的时候，法伊洛还是逃脱了惩罚，因为那个女孩子提不出证据。可是保尔却相信她所说的话。

　　那些走进办公室来的人不知道保尔坐在那儿。其中有一个人说：

　　“喂，法伊洛，你的事情怎么样？你最近又有了什么新的收获？”

　　问话的人是格里鲍夫，法伊洛的朋友之一，同他是一样货色。不知道为什么，格里鲍夫竟被认为是一个好的宣传员，虽然他是一个极端浅薄和无知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大笨蛋。但是他对这个宣传家的称号很得意，一有机会，不论是适当不适当，总要夸耀一番。

　　“你应当祝贺我！昨天我已经把科罗塔耶娃弄到手了。你还说我怎么也不会成功。不，老弟，我要是看中一个娘儿们，我就准能……”接着法伊洛说了一句脏话。

　　保尔立刻感到神经哆嗦了一阵——这是极端愤怒的征兆。科罗塔耶娃是州妇女部主任，她和保尔同时到本州来，因为是同事，保尔成了她的好朋友。她是一个很可爱的党的工作人员，她对每一个妇女，对任何一个到她那里请教或求助的人，都是同情和关心的。委员会的同志们对她都很尊敬。她还没有结婚，法伊洛所说的，无疑就是她。

　　“你不是撒谎吧，法伊洛？”格里鲍夫问，“我看她不像是那种人。”

　　“你说我撒谎吗？那么，你把我当什么人呢？比科罗塔耶娃更难弄的娘儿们我还弄到手哩；你只要知道怎么去弄。对每个女人都要有一种特殊的接近方法。有的当天就让你弄到手，不用说，这些都是废料。有的你就得追上一个月。主要的是要懂得她们个人的心理。对每个人都要用特殊的方法。老弟，这是一门完整的科学，而在这方面，我是一个专家。哈——哈——哈……”

　　法伊洛说到这里，他那股自满劲儿使他喘不过气来。那些听者就开始逗他说下去。他们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具体细节。

　　保尔站起来，紧握着他的拳头，他觉得他的心正在疯狂地跳动。

　　“自然，像科罗塔耶娃那样的女人，打算随随便便就弄到手，那连想也别想，可是我又不肯丢开她，尤其是因为我和格里鲍夫打了一箱葡萄酒的赌。于是我就开始运用战术……我到她那儿去了一两次。我看，她不理我。我心里想，外边正有关于我的种种流言，说不定她已经听到什么了……一句话，侧击是失败了……因此我就迂回，迂回。哈，哈，……你猜我怎么着，我就开始述说我怎样参加战争，杀了那么多的人，怎样作了这么个流浪汉，一向又怎样受过许多的苦，始终没能给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女人，以致过着这么孤独的可怜虫的生活……没有一个人体贴我和对我表同情……一直这样诉苦，一味假装可怜。一句话，进攻她的弱点。我在她身上费了许多工夫。有一阵，我甚至想索性放弃她，结束这场滑稽表演。但是，这在我是一桩有关原则的事情，所以我仍然坚持下去……到了最后，她终于让我弄到了手。老天不负苦心人，——没料想我得到的不是一个妇人，而是一个处女。哈，哈！……太有趣了！”

　　法伊洛还在把他那令人作呕的故事继续说下去。

　　保尔已经记不清楚当时他是怎样一下子就冲到法伊洛跟前。

　　“你这畜生！”保尔喊着说。

　　“你骂谁畜生？指我还是指你？你这偷听人家说话的畜生！”法伊洛回答说。

　　保尔显然还说了别的话，因此法伊洛就抓住他的胸口，说：

　　“你以为你可以这样侮辱我吗？”

　　接着就给保尔一拳。原来他是喝醉了的。

　　保尔拿起一只橡木方凳，只一下就把法伊洛打倒在地上。保尔的手枪不在身边，这样法伊洛才没有丧命。

　　然而他已经打伤了人了，因此就在预定动身去克里木的那一天，保尔不得不出席党的法庭。

　　整个党的组织都在市立剧院里集合。宣传部里发生的事情把所有的人都惊动了，所以这次的审问也就变成了一场关于道德问题的激烈辩论。日常生活准则，个人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党的伦理道德等问题成了辩论的中心，审问的案件反而退居次要地位。这个案子只是一个信号。法伊洛本人在法庭上的一举一动都是挑战式的。他厚颜无耻地微笑着说，这个案子应由人民法院审理，而柯察金把他的头打破了，应该被判处强劳。问他问题的时候，他坚决拒绝答复。

　　“什么？你们打算利用我这案子来作谈话资料吗？对不起，办不到。你们可以随便给我加上什么罪名，可是妇女们对我的攻击，理由很简单，只是因为我不理睬她们。这值不得小题大做。要是现在是一九一八年，我早就照我自己的办法和柯察金这疯子算账了。现在就是没有我在这儿，你们也可以处理的。”说完他离开了法庭。

　　当法庭主席要求保尔叙述经过的时候，保尔便开始平心静气地述说，但是谁都可以看得出，他是在竭力抑制他自己。他说：

　　“这里所讨论的事情，是因为我没有控制住我自己才发生的。从前，我常用我的拳头来代替我的头脑，但这样的时期早已过去了。这次事件是意外的，在法伊洛的头上挨了一下之后，我才明白我错了。我的这种‘游击作风’的暴露近几年来还是头一次。我痛责我自己的行动，虽然，说句实话，他挨打是应该的。在我们共产主义者的生活中，法伊洛事件是一个丑恶现象。我不明白，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党员，怎么可以同时又是一个淫棍，一个流氓。我永远不能跟这种丑恶的现象妥协。这次事件已经使我们全体不得不来好好地谈谈生活准则问题了，这是整个事件唯一的积极结果。”

　　绝大多数党员举手赞成开除法伊洛的党籍。格里鲍夫因为作假见证，受到了警告、严厉申斥的处分。别的参加谈话的人都承认了错误，受了批评。

　　巴尔捷利克把保尔的神经状态告诉了法庭。当党检察员提议给保尔申斥处分的时候，全体都表示强烈的反对，因此党检察员撤回了他的要求，保尔被宣布无罪。

　　几天之后，列车载着保尔上哈尔科夫去了。州党委会因为保尔坚决申请，同意了让他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去听候分配。他得到了一封公正的鉴定书之后，就动身了。阿基姆恰好是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之一。保尔跑去看他，把事实的经过告诉了他。

　　阿基姆读着保尔的鉴定书，在“对党异常忠诚”之后，接着就是：

　　具有党员应有的涵养，只是在极少的场合表现暴躁，不能自持，这是因为他的神经系统曾受过严重的损伤。

　　“呵，亲爱的保尔，”阿基姆说，“他们到底还是把那件事记在这个很好的鉴定书上了。可是你用不着担心，就是身体最健康的人，有时也难免做出这样的事。你到南方把身体养好吧。等你回来，咱们再决定你到哪里工作。”

　　于是阿基姆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这儿是中央委员会的“公社社员”疗养院。花园里有玫瑰花花坛、闪烁的喷泉、爬满葡萄藤的大楼房。休养员们穿着白色的服装和浴衣。一个年轻女医生记下了他的姓名。一所楼房拐角上的一个宽敞的房间里，床上铺着白得耀眼的床单，屋子里十分清洁和安静。保尔照例洗了一个澡，周身轻快，换了衣裳，然后就急忙到海边去了。

　　他面前是一片壮丽而宁静的、碧蓝无边的，像光滑的大理石一般的海。在目所能及的远处，海和淡蓝色的云天相连；涟波映着熔化的太阳，现出一片片的火焰般的金光。远处连绵的群山，在晨雾上隐现。他的肺深深地吸着使人心旷神怡的新鲜的海风，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这伟大宁静而碧蓝的沧海。

　　懒洋洋的波浪亲切地朝脚边爬过来，舐着海岸金色的沙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