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鱼有一只鼓鼓的、大小像猫头一样的、周围是暗红色、中间有个绿色圆点的眼睛，这眼睛闪闪发光。它的几十条触须像一群小蛇似地蜿蜒蠕动，上面的硬鳞发出讨厌的沙沙的磨擦声。章鱼本身也在蠕动。他看见它就在自己的眼睛旁边。那些触须在他身上爬着，它们是冰凉的，像荨麻一样螫人。章鱼伸出它的毒刺，像水蛭一样地钻进他的头，一下一下地收缩，吸着他的血液。他觉得他的血液正由自己体内流进章鱼那膨胀起来的肚子里去。它的毒刺就这样吸着，吸着，他头上被毒刺刺着的地方，疼得难忍。

　　他听见好像有什么人在远远的地方说话：

　　“现在他的脉搏怎么样？”

　　另一个人的声音比较轻柔，像是女人的声音，回答说：

　　“脉搏一百三十八次。体温三十九点五度。始终昏迷。”

　　章鱼不见了，但是刺的地方还疼。保尔觉得有一个人的手指头正按着他手腕上的脉。他想睁开眼睛，但是眼皮很重，张不开。为什么这样热呢？呵，一定是母亲生了火炉。又有人在说话了：

　　“脉搏现在是一百二十二次。”

　　他竭力想睁开眼睛。但是他体内有一团火，他喘不过气来。

　　想喝水，他多么想喝水呵。他巴不得立刻跳起来大喝一顿。但是为什么起不来呢？他刚想动一动，立刻觉得那不是他自己的身体，而是别人的，它不听他使唤。大概母亲马上会拿水来吧。他想对她说：“我渴死了。”在他旁边，有什么东西正在动着。是不是那章鱼又爬上来了？呵，不错，就是它，那两只红色的眼睛……

　　他听见远处有轻轻的声音说：

　　“佛罗霞，你拿点水来！”

　　“这个叫佛罗霞的人究竟是谁？”保尔使劲回想，但是他一使劲，就又掉到无边的黑暗里去了。当他从黑暗中冒出来的时候，他又想起，“我渴死了。”

　　他又听到了说话的声音：

　　“我想，他又清醒了。”

　　接着那和蔼的声音更近更清晰了：

　　“病号同志，您要喝水吗？”

　　“他叫我‘病号同志’，难道我害病了吗？要不，就是他们在同别的人说话？”他对自己说，“是的，我害了伤寒。”于是他第三次试着睁开他的眼睛，这回终于睁开了。从那睁开的眼睛的小缝里，他最初看到的是一个红色的圆球，但是有一个什么乌黑的东西挡住它。那乌黑的东西正在他上面弯下来，于是他的嘴唇就触着一个玻璃杯的硬边，并且感到了润湿，那甘露般的液体。他身体里的火已经多少熄掉一些了。

　　他非常满足，低声说：

　　“现在可真舒服。”

　　“同志，您看得见我吗？”

　　这声音是那俯在他头上的暗黑的东西发出来的，但是他随后就又昏睡了，不过他还来得及回答：

　　“我看不见，只能够听见……”

　　“谁会想到他会活过来？可是，您瞧，他到底挣扎着活过来了。真是顶结实的体格。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您真可以骄傲。这完全是您护理得好呵。”

　　女人的声音非常兴奋地回答说：

　　“呵，我真是高兴极了！”

　　昏迷了十三天之后保尔才恢复知觉。

　　他那年轻的身体不肯死，体力也慢慢地恢复了。这是他的新生，什么东西好像都是新奇的、不平常的。只有他的头还昏沉沉的，在石膏箱里不能动弹。身体的感觉已经恢复，甚至连他的手指头也都能屈能伸了。

　　陆军医院的青年医生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坐在她寝室里的小桌子旁边，翻着她那本厚厚的淡紫色的日记本，里边是她用优美的斜体字所做的记录：

　　1920年8月26日

　　今天救护列车送来了一批重伤员。一个头部受伤的红军战士被安置在病房角落靠窗的病床上。他只有十七岁。人们把一包在他的衣袋里找出的证件和医生诊断书交给了我。他的名字叫做保尔·安德列耶维奇·柯察金。证件有：一个磨破了的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六七号团证、一个红军战士证明书，还有一张红军团长给他的嘉奖令的摘录，上面写着：“对英勇进行侦察工作的红军战士柯察金予以嘉奖。”此外还有一张似乎是他亲笔写的纸条：

　　拜托诸位同志，在我战死的时候，请通知我的家属：谢佩托夫卡镇调车场钳工阿尔焦姆·柯察金。

　　他从八月十九日被炮弹片打伤的时候起，一直处在昏迷状态中。明天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要给他做检查。

　　8月27日

　　今天检查了柯察金的伤。伤口很深，颅骨穿透了，所以整个头的右部都麻痹了，右眼发肿，眼内溢血。

　　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想取出他的右眼，以免发炎，但是我劝他，只要病人还有消肿的希望，暂时不必这样办。他同意了。

　　我这样主张，完全由于爱美的观点，要是这个青年可以活过来，为什么要把他的眼睛剜出来，让他破相呢？

　　他不断地说梦话，没完没了地折腾，他身旁必须经常有人看护。我在他身上花了很多时间。他太年轻了，我真可怜他。因此，我愿意尽力把他从死神手中夺回来。

　　昨天换班之后我又在病室里待了几小时，他的伤是最重的。我仔细听着他说梦话。有时候他说梦话就像讲故事一样。我从他的梦话里知道了他生活里的许多事情，可是他时常说出不堪入耳的骂人的话。我不晓得为什么听了他那些可怕的咒骂心里很难过。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说他一定不会活的。老头子生气地嘟哝着说：“我真不懂，几乎还是一个娃娃呢，怎么部队就会把他收下？这真叫人愤慨。”

　　8月30日

　　柯察金仍然没有恢复知觉。现在已经把他移到专门病房去了，那里都是将要死的人。一个叫佛罗霞的女护士差不多成天地坐在他身旁。她原来是认识他的。他们从前在一起做过工。她对待那个病人多么温存呀！不过，现在连我也觉得他是没有希望的了。

　　9月2日晚11时

　　今天是我的好日子！我的病人柯察金已经恢复知觉了，他又活了。危险期已经过去了。这两天我一直没有回家。

　　现在我的愉快真是难以形容，因为我又救活了一个人。我们的病房里又可以少死一个人了。在我个人的劳累的工作中，最令人高兴的就是看见病人恢复健康。他们都像小孩一样地依恋着我。

　　他们的友情都是真挚而朴实的，所以在分别的时候，我有时甚至要哭出来。这未免有点好笑，但这是事实。

　　9月10日

　　今天我替柯察金写了一封家信。他在信里说他受的是轻伤，很快就可以治好，一定要回家看望他们。实际上他流了很多血，脸跟纸一样白，现在还非常虚弱。

　　9月14日

　　今天柯察金第一次微笑了。他的笑容很动人。他一向是严肃的，显出少年老成的样子。他的健康在恢复，快得惊人。他同佛罗霞是朋友。我老是看见她坐在他的床边。显然，她已经把我的事情告诉了他，不用说，是过分地夸奖了我。因此每逢我进去的时候，病人脸上总是微微露出一点儿笑容。昨天，他问我：

　　“大夫，您手上为什么有那些黑紫的伤痕？”

　　我没告诉他这是他昏迷的时候用手把我攥成这个样子的。

　　9月17日

　　柯察金额上的伤口已经长得很好了。换药的时候，他那惊人的忍耐力使我们所有的医生都吃惊。

　　一般人在这时候常常不断地呻吟或是发脾气。可是他却不做声，并且每次给他的伤口上碘酒的时候，他都不畏缩，只是把身体挺得像绷紧了的弦。他时常疼得几乎失去了知觉，但是从来也不叫唤一声。

　　我们已经全都知道：要是他呻吟了，那准是他昏迷了。他怎么会有这样的顽强精神呢？我真不明白。

　　9月21日

　　今天柯察金第一次坐着轮椅，被推到医院的阳台上。他看见了花园和呼吸着户外清新空气的时候，现出了什么样的表情呵！从他那缠着纱布的脸上只露出一只眼睛。这只眼睛是活泼的、明亮的，它眺望着周围的景致，好像他是初次看到那些东西似的。

　　9月26日

　　今天有人叫我到楼下的接待室里去，我看见两个姑娘在那儿等着我。其中一个很漂亮。她们要看柯察金。她们是冬妮亚·杜曼诺娃和塔季亚娜·布拉诺夫斯卡亚。冬妮亚这名字我是知道的——柯察金在说梦话时常常喊着她。我允许她们进去见他。

　　10月8日

　　今天柯察金第一次独自到花园里去散步。他屡次问我，他什么时候可以出院。我告诉他说快了。那两个姑娘一到接见的日子就来看他。现在我明白他疼痛的时候为什么不呻吟的道理了。我问他为什么不呻吟时，他回答说：

　　“您读读《牛虻》，就明白了。”

　　10月14日

　　柯察金今天出院了。我们亲切地握手道别。他那只眼睛上的绷带已经解掉了，只有前额还包扎着。那只眼睛是瞎了，但是表面上看来还是正常的。跟这样一个好同志分手，我感到十分难过。

　　总是这样：病人痊愈了，就离开我们，并且希望不要再回到我们这里来。

　　临别的时候，柯察金说：

　　“要是左眼瞎了，倒好一点儿——现在我还怎么打枪呢？”

　　他还是想着前线。

　　保尔出院之后，开头是住在冬妮亚寄宿的布拉诺夫斯基家里。

　　他立刻想吸引冬妮亚参加他们的工作。他邀请她参加城里共青团的全体大会。她答应了，但是当她换了衣服从她房里走出来的时候，保尔却紧咬着嘴唇。她打扮得那么漂亮，故意穿得很讲究，弄得他简直不想带她到自己的同志们那里去了。

　　于是他们之间发生了第一次的冲突。他问她为什么要打扮得那样漂亮，她生气地说：

　　“我从来就不喜欢跟别的人一个样子；要是你不便带我去，我就留在家里。”

　　那天在俱乐部里，她的漂亮衣服在那些褪色而褴褛的服装里是那样特出，弄得保尔十分为难。同志们都把她看做外人。她也觉出来了，所以就用挑衅的、轻蔑的眼光看着他们。

　　货运码头上的共青团书记潘克拉托夫，一个宽肩膀的、穿着粗帆布衬衫的码头工人，把保尔叫到一边。他不客气地看了保尔一眼，又瞟了冬妮亚一下，说：

　　“这漂亮的小姐是你带来的吗？”

　　“是我。”保尔粗声回答说。

　　“唔！——”潘克拉托夫拉长声音说，“她的样子完全不像我们的人，很像资产阶级。怎么能让她到这儿来？”

　　保尔的太阳穴不断地跳动。他说：

　　“她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把她带到这儿来，明白吗？她并不敌视我们，只是在服装的问题上，的确有可以批评的地方，但是你不能单凭服装来判定一个人。我也懂得什么人才可以带到这儿来。你用不着故意挑我的毛病，潘克拉托夫同志。”

　　他本来还想说出一些更激烈的话，但他克制了，因为他明白潘克拉托夫的话是代表大家的意见的。这么一来，他就把一肚子气都转到冬妮亚身上去了。

　　“我早就告诉她了！她为什么要这样出风头呢？”

　　那天晚上是他们俩的友情破裂的开始。保尔怀着痛苦和惊讶的心情看着那一向似乎是很牢固的友谊逐渐地破裂了。

　　又过了几天，每一次的会面、每一次的谈话，都使他们的关系更加疏远，更加不愉快。冬妮亚卑鄙的个人主义渐渐使保尔难以容忍了。

　　这样，他们两个都知道感情的破裂是不能避免的了。

　　这一天他们一起来到黄叶满地的库佩切斯基公园，去作最后一次的谈话。他们站在陡坡上的栏杆旁边；第聂伯河的灰暗的水在栏杆下面闪烁；一只拖着两个驳船的小轮船，正逆着水从桥孔里钻出来，用它的轮翼疲倦地拍着水面，缓缓地向前行驶。落日给特鲁哈诺夫岛涂上一层金黄色，把各家窗户上的玻璃照得像火一样红。

　　冬妮亚看着金黄色的夕照，十分忧伤地说：

　　“难道我们的友谊真的就像这落日一样完了吗？”

　　他的眼睛盯着她，紧紧地皱着眉头，低声回答说：

　　“冬妮亚，这件事我们早都谈过了。自然，你知道我曾经爱过你，而且就是现在，我对你的爱情还是可以恢复的，不过你必须跟我们在一起。我已经不是你从前认得的那个保尔了。同样，如果你要求我把你放在党的前头，我就不会是你的好丈夫。我首先是属于党的，其次才是属于你和别的亲人们的。”

　　冬妮亚悲伤地望着碧蓝的河水，两眼饱含着泪水。

　　保尔注视着她的脸庞的轮廓和她那栗色的头发，禁不住对他曾经那样疼爱又那样亲近过的姑娘产生了怜悯心。

　　他温存地把手放在她肩膀上，对她说：

　　“你摆脱一切束缚，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吧。让咱们一道为摧毁统治阶级而奋斗。我们这儿有许多优秀的姑娘，她们和我们一道进行着残酷的斗争，和我们一道忍受着饥寒困苦。她们也许不像你那样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愿意和我们在一起呢？你说，丘扎宁曾经想用暴力来污辱你，但是丘扎宁是一个堕落的坏蛋，不是一个战士。你又说，我的朋友们都敌视你；但是你为什么要像参加资产阶级的跳舞会似的穿得那么漂亮呢？骄傲把你害了。你不愿意跟那些穿着脏制服的人们一个样子。你既然有勇气爱一个工人，却不能爱工人阶级的理想。跟你分手，我感到遗憾，我也愿意你给我留下美好的记忆。”

　　他不再说了。

　　第二天，保尔在街上看到一张有着省肃反委员会主席签名的布告，那个签名的人正是费奥多尔·朱赫来。他的心跳起来了。他好容易找到了他办公的地方，但是门岗不让他进去。他死气白赖地磨来磨去，门卫几乎要把他抓起来。但他终于进去了。

　　这次和朱赫来的会面很好。朱赫来已经给炮弹炸去了一只胳膊。他们两个当时就把工作问题谈妥。朱赫来对他说：

　　“你暂时还不适宜到前线去。你就在这儿帮助我搞肃清反革命的工作吧。你明天就到这儿来。”

　　和波兰白军的战争结束了。已经打到华沙城下的红军，因为消耗了过多的人力和物力，同时又远离了自己的大后方，没能攻下这个最后的堡垒就撤退了。波兰人把这次红军的撤退叫做“维斯瓦河上的奇迹”。这样一来，地主的白色波兰又可以存在一些时候，而成立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希望也暂时不能实现了。

　　流血过多的国家，需要暂时的休息。

　　保尔没能回去看他的家人，因为谢佩托夫卡又被波兰白军占领了，而且变成了双方战线的临时分界线。和平谈判已经开始。保尔日夜都在肃反委员会工作。朱赫来的房间成了他住宿的地方。他听到波兰白军占领了谢佩托夫卡的消息，心里非常忧愁。他对朱赫来说：

　　“怎么办呢，费奥多尔，要是这样媾和的话，我母亲不是要留在国外了吗？”

　　但是朱赫来安慰他说：

　　“边界一定是沿着哥伦河划分的，所以谢佩托夫卡一定还是我们的。我们很快就可以知道了。”

　　许多师团由波兰前线调到南部去。当时，因为共和国正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在波兰前线，弗兰格尔就乘这个机会，带领他的匪帮由克里木爬过来，沿着第聂伯河北进，逼近了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省。

　　现在和波兰的战争既已结束，国家就把军队调到克里木以消灭这个反革命的最后巢穴。

　　列车不断地经过基辅向南开——上面满载着士兵、车辆、锅灶和大炮。保尔所参加的铁路肃反委员会正忙得一塌糊涂。列车像水流一样，不断地汇集在这儿，车站挤得水泄不通，一条空路轨也腾不出来，因此交通阻塞了。收报机不停地收到许多最后通牒式的电报，要委员会腾出路轨，让这个或那个特别的师开过去。这样的电报简直没有个完，每一件电报都使用着同样的字句，如“应比其他优先……”“视为作战命令……”“迅即腾出路轨……”而且差不多每道命令上都有着这样的警告：如不执行这一命令，负责人将被交给军事法庭，受军法的审判。

　　铁路肃反委员会就是负责军运畅通的机关。

　　各个部队的指挥员都急急忙忙地跑过来，一面挥动手枪，一面坚持着说，根据某某军司令员所发的某某号的电报，他们的列车应当先开。

　　他们谁也不愿意听：“这个办不到。”他们都说：“不行，得让我们先开。”接着就是一场可怕的争吵。在问题特别难解决的时候，就赶紧把朱赫来找来。于是，气势汹汹就要动枪的人们立刻安静下来了。

　　这个钢铁一般的人的形象，他那冷静沉着的态度，坚决的不容分辩的声调，时常使那些挥舞着的手枪重新插进枪套里去。

　　肃反委员会的繁忙的工作损害了保尔的神经。他的头时常疼得像针扎的一样，可是还得跑到月台上去。

　　有一天，他突然看见谢廖沙坐在一个堆满弹药箱的敞车上。谢廖沙一下就跳下来，差一点没有把他撞倒，紧紧地抱住他说：

　　“保尔，你这鬼家伙！我一眼就把你认出来了。”

　　两个朋友简直不知道互相问些什么，互相说些什么才好。因为他们分别之后经历的事情太多了！他们相互提出一大串问题，可没等到对方回答，自己又说开了。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汽笛的响声，直到车轮开始缓缓地转动了，他们互相搂着的胳膊方才松开。

　　有什么办法呢？他们刚刚见面，又要分别了。火车的速度渐渐地加快，谢廖沙怕误了车，慌忙地最后招呼他朋友一声，就沿着月台跑去，紧抓住一辆车厢的把手；车上许多只手把他拉了上去。保尔呆呆地站在那儿望着，这时候他才想起没有把瓦莉亚的事情告诉他。谢廖沙一直就没有回过自己的故乡谢佩托夫卡。可是保尔又给这意外的会见弄得昏头昏脑，完全忘记了把这件事告诉他。他对自己说：

　　“不让他知道也好，免得他在路上心里难过。”他没有料到，这就是他和谢廖沙最后一次的会面。站在车顶上、胸脯迎着秋风的谢廖沙也没有想到，死神正在前面等待着他。

　　军大衣背上给火烧了一个窟窿的战士多罗申科劝谢廖沙说：

　　“坐下吧，谢廖沙。”

　　谢廖沙笑了笑，回答说：

　　“不要紧的，风是我的老朋友，让它吹个痛快吧。”

　　一个星期后，第一次投入战斗，谢廖沙就倒在乌克兰秋天的原野上了。

　　由远处飞来的一颗流弹打中了他。

　　中了弹，他哆嗦了一下。他向前迈了一步，胸口像钉上一根烧红的钉子一样疼。他没有喊叫，左右摇晃一下，双臂像抱什么东西那样紧紧地抱起来，捂着胸口，随后就像要跳跃似的，弯着身子，他那僵硬的身体一下就摔倒在地上了。那对没有表情的蓝色眼睛，凝视着无边的原野。

　　肃反委员会的紧张工作严重地影响了保尔还没有恢复的健康。伤口常常疼。终于，他在两宵没有睡觉之后，失去了知觉。

　　这时，他对朱赫来说：

　　“费奥多尔，你看我是不是应当调换一下工作？我很想到铁路工厂去干我的老本行，我总觉得这儿的工作我干不好。医务委员会的人都告诉我，说我不适于在军队里服务。这儿的事情比前线还要紧张。这两天兜捕苏蒂里匪帮的工作完全把我累垮了。我想摆脱这不断的突击工作。费奥多尔，你看我站都站不稳，我是干不好紧张的肃反工作的。”

　　朱赫来关切地看了看他说：

　　“你的身体的确很不好。我早就应该解除你的工作，这是我的过错，我照顾得不周到。”

　　谈话的结果，保尔拿了一张证明书到共青团省委会去了。介绍信上说，请共青团省委会另安排他的工作。

　　一个故意把鸭舌帽拉到鼻梁上的调皮小伙子，看了看介绍信，对保尔挤了一下眼睛，说：

　　“从肃反委员会出来的吗？嘿，那是好机关。好吧，我们马上就可以派你工作。我们正急着要人呢。你愿意到什么地方去？到省粮食委员会去怎样？不愿意？不愿意就算了。那么，到码头上的宣传鼓动站去怎样？也不愿意？哦，那你可就错了。这是好地方，可以领到头等的口粮。”

　　保尔截住他的话头，说：

　　“我到铁路上去，我想到铁路总厂去。”

　　那青年人惊疑地看了看他：

　　“到铁路总厂去？嘿，……这地方不要人。那么好吧，你到乌斯季诺维奇同志那儿去。她一定可以给你安排一个地方的。”

　　他和那个脸色微黑的姑娘谈了一会儿，就决定了：保尔到铁路总厂去担任共青团的书记，不脱产。

　　就在这时候，在克里木的大门那里，在这个连结着半岛与大陆的狭小的喉管上，也就是在很久以前曾经是克里木的鞑靼人和扎波罗什的哥萨克部落分界的地方，白卫军重建了一个非常坚固的要塞——彼列科普。

　　从全国各地被赶来的，而且注定要灭亡的那些旧世界的余孽，都自以为在彼列科普后面的克里木是绝对安全的，他们在那儿正尽情痛饮他们的美酒呢。

　　在一个阴冷的、潮湿的秋夜，千万个劳动人民的儿子，涉进海峡的冷水，预备连夜渡过锡瓦什湖，从背后去进攻躲在坚强工事里的敌人。伊凡·扎尔基是这千万人中的一个，他正小心地把机枪顶在头上前进。

　　天刚亮，先头部队就渡过了锡瓦什湖，在敌军后方的利托夫斯基半岛登陆。他们越过了障碍物，从正面冲上去。彼列科普立刻翻腾起来了。伊凡·扎尔基是最先爬上石头岸的人们中的一个。

　　一场空前残酷的血战开始了。白军的骑兵不顾一切，像野兽一般向爬上岸的人们冲过来。扎尔基的机枪不住向周围喷射着死亡。人马成堆地倒在弹雨下面。扎尔基用狂热的速度，一次又一次地装着机枪的子弹盘。

　　几百尊大炮在彼列科普怒吼起来。千百颗炮弹凄厉地怪叫着划过长空，炸成无数的碎片，散布着死亡。脚下的大地似乎正在崩坍，陷入无底的深渊。大地被炸得泥土翻飞，黑烟遮住了太阳。

　　毒蛇的头终被敲碎了。红军像怒涛一般涌进了克里木。红军骑兵第一军各师的最后打击实在是可怕的。亡魂丧胆的白卫军，慌慌张张地挤上汽船逃出了海港。

　　共和国把金质的红旗勋章挂在那些褴褛的制服上，挂在那心脏跳动的地方。机枪手共青团员伊凡·扎尔基的胸前也挂上了一个。

　　跟波兰的和约签订了，正像朱赫来所预料的一样，谢佩托夫卡仍然属于苏维埃乌克兰。边界是沿着河流划定的，它离那小镇约三十五公里。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一个可纪念的早晨，列车载着保尔回到他熟识的故乡。

　　他走上遍地是雪的月台，看看“谢佩托夫卡一站”的路牌，就向左边的调车场走去。他寻找他哥哥阿尔焦姆，可是，他不在那儿。他扣紧外套，快步穿过森林，向镇上走去。

　　他的母亲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听见敲门声，转过身说：“请进！”一个满身披着雪的人在门口出现了。她认出了来人正是她亲爱的儿子。她双手抓着胸口，喜欢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她把她那瘦小的身子紧紧地贴在儿子胸前，不停地吻着他的脸，流下了幸福的热泪。

　　保尔也紧抱着母亲，看着她那因为忧伤与期待而消瘦了的、满是皱纹的脸。他一句话也没说，等着她平静下来。

　　这受过了无数苦难的老妇人的眼睛里又闪着幸福的光芒了。在保尔回家那几天里，她看他多久也看不够，和他说多久也说不完，她本来就没有想到还会看到他。

　　三天之后的夜里，阿尔焦姆也背着一个包袱闯进了这间小屋子。这时候，她的喜悦真是无法形容了。这样，柯察金的一家人又团聚了。兄弟两个经过了艰苦的考验和可怕的折磨而没有死掉，现在又聚会在一起了。

　　“现在你们两个打算怎么办呢？”母亲问他们。

　　“我还是干我的老行当去，妈妈。”阿尔焦姆回答。

　　保尔呢，他在家住了两个星期，又回到了基辅，因为那里的工作正在等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