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黎明前的薄雾里，第聂伯河模糊地闪着光，河水冲击着岸边的石子，哗啦哗啦地响。两岸附近的河水是平静的，银灰色的水面好像凝滞不动似的。可是河的中央是深黑色的、翻滚着的，可以看出正在急速地往下流动。这是一条美丽的、庄严的河。“第聂伯河是神奇美妙的……”果戈理关于它的描写是不朽的。它的高高的右岸是俯视着水面的陡峭的悬崖，就像一座高山在行进中突然给宽广的河水阻住一样。左岸很低，是一片沙地，这是第聂伯河在春汛退走以后淤积下来的。

　　河边的一条狭窄的战壕里有五个人。他们紧紧地挨着，趴在一挺圆鼻子的马克沁机枪旁边。他们是第七步兵师的前沿潜伏哨。谢廖沙就在机枪旁边，脸朝着河，侧着身子躺着。

　　昨天，由于波兰人那猛烈的炮火，由于给不停的战斗弄得精疲力尽，我们的队伍终于放弃了基辅，撤到了左岸，在这里扼守。

　　但是这次的退却、惨重的伤亡以及最后的放弃基辅，对战士们的情绪产生了严重影响。本来第七师曾经英勇地突破重围，穿过森林，进到马林车站附近的铁路线，经过猛烈的攻击，赶走了占据车站的波兰军队，把他们赶进森林，打通了到基辅去的道路。

　　现在，这美丽的城市又被迫放弃了！红军战士都为此而伤心。

　　波兰白军在击退了达尔尼查城的红军之后，便占领了左岸铁桥附近一个不大的据点。

　　然而不管他们怎样努力，再想前进一步已不可能了，他们每次都遭到红军的猛烈反击。

　　谢廖沙凝视着流动的河水，不禁想起了昨天的情景。

　　昨天，在晌午时候，他们大伙怀着对敌人的深仇大恨，向波兰白军发起猛烈的反攻；他第一次和一个没有胡子的波兰兵拼了刺刀。那家伙端着步枪，枪尖插着跟马刀一样长的法国刺刀，一边莫名其妙地喊着，一边像野兔似的蹦着朝他扑过来。这时候谢廖沙看见了他那恶狠狠地瞪着的眼睛。就在这一刹那间，他用刺刀尖挑了那个波兰兵的刺刀一下，于是那闪闪发亮的法国刺刀被拨到旁边去了。

　　波兰白军倒下去了。……

　　谢廖沙的手并没有打颤。他知道他以后还要杀人。他，谢廖沙，是能够那样温柔地恋爱，也能够那样珍惜友谊的人。他不是一个本性狠毒和残酷的人，然而他知道那些被世界上的寄生阶级所欺骗、所教唆、所驱使的士兵，都是带着野兽般的仇恨来进攻他的亲爱的共和国的。

　　因此，他，谢廖沙，为着使人类不再互相残杀的日子快点到来而杀人了。

　　谢廖沙正想得出神的时候，帕拉莫罗夫拍着他的肩膀说：

　　“我们走吧，谢廖沙，敌人马上就要发现我们。”

　　保尔·柯察金坐在机枪车和炮车上，或是骑着一匹割去了一只耳朵的灰马，在祖国的大地上来往行军已经一年了。他已经长成大人，也更加强壮了。他已经在灾难和痛苦中成长起来了。

　　给沉重的子弹带磨得出血的皮肤已经长好，步枪的皮带磨出来的那块厚厚的硬茧子却退不掉了。

　　这一年他经历了许多可怕的事情。他和几千个同他一样的战士们在一起，大家都衣不蔽体，但是为建立本阶级的政权而斗争的意志却像烈火一样永不熄灭。他走遍了乌克兰，只有两次离开过这革命的风暴。

　　第一次是他大腿上受了伤，第二次是在严寒的一九二〇年的二月染上了发高烧的伤寒。

　　斑疹伤寒给第十二军各师战士们的致命威胁，比波兰军的机枪还要可怕得多。这个军当时分布在非常广大的地区，几乎横跨整个北乌克兰，阻挡着波兰白军进一步的推进。保尔还没有完全痊愈，就回到了自己的部队。

　　那时候，他那一团正占据着卡扎亭—乌曼支线上的弗隆托夫卡车站附近的阵地。

　　车站是在树林子里。这个车站不大，旁边是一些被丢弃的、被破坏的小房子。这些地方已经不能住人了。三年以来，这个小站是个拉锯战的地方。弗隆托夫卡车站在这个时期见到的部队可真是太多了！

　　大战又在酝酿着。第十二军受了极大的损失，有一部分业已瓦解，当它在波兰白军压迫下陆续向基辅退却的时候，无产阶级共和国就已经在部署给那些打了胜仗而乐得发狂的波兰白军一个歼灭性的打击。

　　身经百战的骑兵第一军的各师正迅速地由遥远的北高加索向乌克兰调动，这是军事史上空前伟大的行军。第四、第六、第十一、第十四各骑兵师，陆续向乌曼推进，在前线后面集中。在走向决战的途中顺便清除了马赫诺匪帮。

　　这是一万六千五百把战刀，这是一万六千五百个在酷热的草原上经过风吹日晒的勇士！

　　红军最高统帅部和西南战线指挥部都十分注意，不让这个正在准备着的决定性打击预先被皮尔苏茨基的部下发觉。共和国和各战线司令部都非常谨慎地避免暴露这些骑兵师的集结。

　　乌曼前线停止了积极的战斗。由莫斯科直通哈尔科夫前线司令部的专线不断地发来电报——再从这儿发到第十四军和第十二军的司令部。窄长的纸条上印着密码写成的命令：“勿使波兰人注意到骑兵的集结。”只有在波兰军队的前进可能把布琼尼的各骑兵师卷入战争的时候，才许进行积极的战斗。

　　篝火的火舌像破碎的红布条一样抖动着。大股的黄褐色烟柱不住地盘旋上升。蠓虫是不喜欢烟的，它们成群地飞来飞去。战士们稍稍离开火堆，列成扇形坐着，脸迎着火光，现出古铜颜色。

　　篝火旁边有几个饭盒放在蓝色炭灰里。

　　盒里的水开始冒泡了。狡猾的火舌从燃烧着的木柴下面往上一蹿，舐了一下正低着头的人那蓬乱的头发，那人慌忙向后一躲，嘟哝着说：

　　“呸，真见鬼！”

　　周围的人都笑起来。

　　一个穿着呢子制服、留着短胡子的中年人，冲着火光检查完了他的枪筒，就用他那粗嗓子说：

　　“这小伙子多用功呀，连火烧着了都不觉得。”

　　“柯察金，把你看过的给我们讲讲吧。”另一个人说。

　　那年轻的红军战士搔着烧焦了的头发，笑着说：

　　“呵，安得罗修克同志，这本书，真称得起是一本好书。我一拿到手，就怎么也放不下了。”

　　坐在保尔旁边的一个翘鼻子的青年正忙着修理背囊的皮带，他一面用牙咬断一根粗线，一面好奇地问：

　　“喂，书里说的什么呀？”说着，他把针插在军帽上，又把剩下的线缠在针上，然后补充说，“要是谈恋爱的，我倒想听听。”

　　周围的人都笑起来了。马特维丘克抬起他那剪平的头，眯着一只狡猾的眼睛，斜看着那个青年人，说：

　　“不错，谢列达，恋爱倒是好事。你又这么漂亮，简直跟油画里的美男子一样！你到了哪里，哪里的女孩子们就成群跟在你屁股后头。可惜的是，你还有个小小毛病，就是鼻子太翘了一点。不过，这个毛病也还有办法补救。只要把一颗十磅重的诺维茨基手榴弹挂在鼻子尖上，保险明天早上就会塌下去。”

　　突发的笑声把拴在机枪车上的马吓得直喷鼻子。

　　谢列达懒懒地转过身来：

　　“光漂亮有什么用，脑袋瓜才值钱。”他富于表情地拍着自己的前额说，“比方，拿你说吧，你的舌头挺能挖苦人，但是你是一个地道的笨蛋，你的耳朵是冰凉的。”

　　班长塔塔里诺夫站起来，把两个准备厮打的同志隔开了。他说：

　　“得啦，得啦，同志们，为什么要吵架呢？要是这本书真有价值的话，还是让柯察金把它念给大伙听听吧。”

　　“好，保尔，你就快点念吧。”周围一齐这样喊着。

　　保尔把马鞍移近火堆，坐了上去，然后把那本厚厚的小开本的书打开，放在膝盖上。

　　“同志们，这本书叫《牛虻》。是我从营政委那里借来的。这部小说使我非常感动。要是你们能安静一点呆着，我就念。”

　　“快念吧！还说什么！谁也不会打搅你的。”

　　当团长普兹列夫斯基和政委一道悄悄地骑马走过来的时候，他看见十一对动也不动的眼睛，正盯着那个念书的人。

　　普兹列夫斯基回过头来，指着那一群战士，对政委说：

　　“我们团的侦察兵，一半就在那儿。其中有四个，都还是非常年轻的共青团员，可是每一个都不愧是优秀的战士。你瞧，那一个念书的叫柯察金，还有那边的一个，看见了吗？那一个眼睛像小狼的叫扎尔基。他们两个是好朋友。可是，他们暗地里却在较劲。柯察金一向是我顶好的侦察兵。现在他遇上了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你瞧，他们在悄悄地进行政治工作，但是影响非常大。有人给他们起了个非常好的称号——‘青年近卫军’。”

　　“那个念书的是不是侦察队的政治指导员？”政委问。

　　“不，政治指导员是克拉麦尔。”

　　普兹列夫斯基催马走到跟前。

　　“同志们，你们好！”他大声喊着。

　　所有的人都转过头来。团长敏捷地跳下马，走到围坐的战士们跟前。

　　“烤火吗，朋友们？”他笑着问。他那刚毅的面孔和有点像蒙古人的细长的眼睛不再有严厉的神情。

　　大家把团长当作朋友、当作一个好同志来热烈欢迎他。政委还骑在马上，因为他还要赶路。

　　普兹列夫斯基把带套的毛瑟枪推到背后，蹲在保尔坐的马鞍旁边，向大家提议说：

　　“大家都抽口烟好不好？我弄到了一些上等烟叶。”

　　他抽起一支自己卷的烟卷儿，转脸对政委说：

　　“你先走吧，多洛宁，我留在这儿。如果司令部要找我的话，请通知我。”

　　多洛宁走了，普兹列夫斯基就对保尔说：

　　“继续念下去吧，我也要听一会儿。”

　　保尔读完了最后几页，把书放在膝盖上，深思地盯着火焰。

　　好几分钟大家都没有说一句话。所有的人都被牛虻的死感动了。

　　普兹列夫斯基抽着烟，等着听他们的意见。

　　“这个故事太悲惨了，”谢列达打破了周围的沉默，“这就是说，世界上真有那样的人。本来是谁都不能忍受的，但是当一个人获得了什么主义支持的时候，他真的就能忍受了。”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显得非常激动，这故事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

　　安德留沙·福米乔夫原是白教堂城一个鞋匠的助手，他也激愤地喊着说：

　　“这个硬把十字架往牛虻嘴里送的该死的神父，要是我碰到，我一定马上揍死他，这畜生！”

　　安得罗修克用一根小木棍把一个饭盒往火中间推了推，很自信地说：

　　“知道为什么而死，问题就不同了。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就会有力量。要是你感到真理是在你那一边，你就会死得从容。英雄的行为就是这样产生的。我认识一个小伙子，他名叫波莱卡。事情是这样的：当他在敖德萨地方被白党包围了的时候，他一冒火，就独自一个向一整排敌人冲了上去。白军的刺刀还没有碰着他，他拉响的一颗手榴弹在自己脚底下爆炸了。他自己固然被炸得粉身碎骨，那些白军也成堆地陪着他倒下了。从外表看，他一点儿也不出众，也没有人把他的事迹写成书，但这是值得写的呵！在我们弟兄们中间，这种人可有的是。”

　　他拿了一个汤匙在饭盒里舀了一点茶，用嘴唇尝尝，又继续说：

　　“可是也有像癞狗一样死去的。死得糊里糊涂，毫不光彩。我们在伊贾斯拉夫城下作战的时候——那是一座古城，早在大公统治的时代就建立起来了，它就在哥伦河岸上，——遇到一桩事情。那里有一个波兰教堂，像堡垒似的，很难攻。那天我们就向那儿冲过去。我们列成散兵线沿着小巷向前摸。我们的右翼是由拉脱维亚人担任的。我们跑到公路上一看：一所花园的墙边拴着三匹马，全都备着鞍子。

　　“我们想，这回该活捉波兰人了。我们十来个人就一齐冲进那个小院子。那个拉脱维亚人连长，拿着毛瑟枪走在前头。

　　“跑到房子跟前，我们看见门开着，马上就冲了进去。我们想：那儿一定有波兰鬼子，可是结果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原来是我们自己的三个骑兵侦察员。他们比我们早来了一步。我们看见的情况很不妙。事实摆在眼前：他们正在欺负一个女人。这里住的是一个波兰小军官。那时候，他们已经把他的老婆按在地上。那个拉脱维亚人连长什么都清楚了，就用拉脱维亚话喊了一声。那三个人被抓起来拖到院子里去了。我们的人里面，只有两个是俄罗斯人，其余全是拉脱维亚人。连长叫勃列季斯。虽然我不懂他们的话，但事情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他们是要送这三个人‘回老家’。那些性情刚烈的拉脱维亚人，真了不起。他们把那三个人拖到了石头马圈跟前。我想，这回完了，准是啪啪给他们几枪！其中有一个小伙子，那副嘴脸难看极了，他不让绑，极力挣扎，还破口大骂。他说：‘难道为了一个女人就该枪毙？’其余的两个都在求饶。

　　“我一看见这情景，心就凉了半截，我跑到勃列季斯跟前说：‘连长同志，把他们交给军事法庭审判好了。为什么你要让他们的血弄脏你的手呢？城里的战斗还没有结束，咱们却在这里跟这些家伙算账。’他马上转过来，对着我，脸色是那样地可怕，两只眼睛就像老虎眼似的，我立刻懊悔我的失言。他用枪指着我的鼻子。我打了七年仗，都没害怕，可是这回，我真有点害怕了。我看出来，他会不容分说把我打死的。他用刚刚能听得懂的俄语喊着对我说：‘红旗是用我们的鲜血染的，而这些家伙，让全军丢脸！当匪徒，就得枪毙。’

　　“我不忍看下去，就跑到街上去了。我听到了后面的枪声。我知道，那三个家伙完蛋了。当我们又列成散兵线前进的时候，城市已经是我们的了。瞧，这几个家伙就像狗似的死去了。后来我才知道，这几个侦察员是在美利托波尔战役中投降过来的。他们从前在马赫诺匪帮干过，原来就是些坏坯。”

　　他把饭盒放在脚边，解开装面包的背囊，继续说：

　　“有些败类混进咱们的队伍里来。你不能把所有的人都看得很清楚。他们好像也在努力干革命。‘一只老鼠坏一锅汤。’这件事叫我很难过，到现在我还忘不了。”他说完了，就开始喝茶。

　　骑兵侦察员们睡觉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谢列达高声地打着呼噜。普兹列夫斯基也在那儿枕着马鞍睡了，只有政治指导员克拉麦尔还在他的笔记簿上写着什么。

　　第二天，保尔侦察回来，把马拴在树上，用手招呼刚刚喝完茶的克拉麦尔到他的身边，对他说：

　　“指导员，我想转到骑兵第一军去，你看怎么样？他们以后一定要大干一场。我看他们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一定不是专为练习骑马的。而我们呢，好像要永远呆在这儿似的。”

　　克拉麦尔惊异地看了看他，然后说：

　　“怎么转过去呢？你把红军看成什么了——是电影院吗？这像什么话？要是我们大伙儿都要从这一个部队跑到另一个部队去，那可就热闹了。”

　　“在什么地方作战不都是一样吗？”保尔打断他的话，说，“我又不是临阵脱逃。”

　　可是克拉麦尔断然地反对他：

　　“不行，你把纪律看成了什么？保尔，你什么都好，不过就是带点儿无政府主义的气味。你要怎样——就非得怎样不可。可是我们的党和共青团是建立在铁的纪律上面的。党——高于一切。因此，每个同志不是想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而是什么地方需要他，就到什么地方去。普兹列夫斯基不是也拒绝了你的要求吗？那就得了，什么话都不用说了。”

　　面色发黄、又高又瘦的克拉麦尔因为十分激动而咳嗽起来。印刷厂的铅粉早已牢固地侵入了他的肺部，他的双颊时常现出不健康的红晕。

　　他咳嗽了一阵之后，保尔低声地、但是坚决地对他说：

　　“你说的都对，不过我还是要转到布琼尼的骑兵队里去，我已经决定了。”

　　第二天晚上，在篝火旁边已经看不到保尔的影子了。

　　在邻近一个小村子里的学校附近，许多骑兵聚集在一个土坡上，围成一个大圆圈。布琼尼骑兵队一个健壮的战士，小帽推到后脑勺，正坐在炮车的车尾，奏着手风琴。另一个穿着红色宽裤子的骑兵正绕着圈子跳着狂热的果帕克舞，手风琴不合拍地发出沙哑的声音，跳舞者的脚步也乱了。

　　村里的男女青年都跑过来，爬上机枪车或抓住篱笆，围着看这些刚开到村里来的骑兵旅的大胆的舞蹈家们。

　　“托普塔洛，使劲跳吧！把地踏平吧。喂，老兄，加把劲！那个拉手风琴的，也加油呀！”

　　但是叫那位音乐家的粗大的手指头要扳弯一只马蹄铁倒好办，要叫它们灵活地去按琴键，可真办不到。一个脸色黝黑的骑兵这时候就说：

　　“唉！真可惜，阿法纳西·库利亚勃科被马赫诺匪帮杀死了，他能拉一手很好的手风琴，他是骑兵连的排头。可惜他死了。他是一个好战士，也是一个好手风琴手。”

　　保尔也站在那儿。他听到最后这句话，就挤到炮车前面，把手放在手风琴的风箱上。手风琴马上不响了。

　　“你干什么？”拉手风琴的青年人瞟了他一眼。

　　舞蹈的人也立刻停住了。周围发出了不满意的喊声：

　　“你是干什么来的？为什么捣乱？”

　　保尔伸手握住手风琴的皮带说：

　　“拿来，让我来试一试。”

　　那个拉手风琴的布琼尼骑兵不信任地看了看这位不认识的红军战士，犹豫不决地从肩上把皮带卸下来。

　　保尔照老习惯把手风琴放在膝盖上。手风琴的波浪式的风箱像扇子一样展开了，一伸一缩地鼓着整个风箱的气，奏出了或高或低的动听的声音。

　　喂，小小的苹果，

　　你滚到哪儿去呀？

　　要是落到省肃反委员会手里，

　　你就别想回来啦。

　　那个跳舞的骑兵马上随着那熟悉的节拍跳起来了。他的胳膊像鸟翅膀一样地扇动，他飞快地绕着圈子，做着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他的两手一上一下地使劲拍着皮靴筒、膝盖、后脑勺、前额，接着又用手掌把靴底拍得震天响，最后是拍着张开的嘴巴。

　　手风琴不停地用琴声鞭策他，用急骤而狂热的旋律驱赶他。于是，跳舞的人就把两只腿轮流伸出去，像陀螺一样团团转，口里“嘘嘿，嘘嘿”地喘着。

　　一九二〇年六月五日，经过几次短促而激烈的接触之后，布琼尼的骑兵第一军就在波兰第三军和第四军的接合点上冲垮了波军的阵线，把企图堵截它的萨维茨基将军的骑兵旅杀了个落花流水，然后一直向鲁任挺进。

　　波军司令部为了堵住战线的缺口，正发狂地拼凑突击部队，并且把刚从波格列比谢车站的货车上卸下来的五辆坦克急忙开到作战的地点去。

　　但是布琼尼的骑兵已经绕过了波军组织反攻的根据地扎鲁德尼齐，进入敌军的后方。

　　这时候他们急派科尔尼茨基所统率的波兰骑兵师去追击布琼尼的骑兵第一军。波军司令部判断，骑兵第一军的目的是要拿下波兰白军后方的一个极重要的战略据点——卡扎亭。这个师便负有由背后攻击骑兵第一军的任务。但是这一行动并没能改善波兰白军的处境。虽然他们在第二天就堵住了前线上被冲破的缺口，在布琼尼大军的背后又把战线联接起来，但是强大的骑兵第一军已经在他们的后方出现，并且摧毁了他们许多根据地，准备着攻击基辅周围的敌军了。当各骑兵师继续前进的时候，沿途还破坏了许多铁路和桥梁，截断了波军的退路。

　　他们从俘虏的口里知道了波军有一个军司令部设在日托米尔，——事实上连方面军司令部也设在那儿，——因此骑兵第一军指挥部决心占领重要的铁路枢纽和行政中心日托米尔和别尔季切夫。六月七日黎明，骑兵第四师就向日托米尔进发了。

　　保尔在一个骑兵连顶替已牺牲了的库利亚勃科，正在右翼上策马前进。因为战士们不愿意放走这出色的手风琴手，在集体的要求之下，他就被编进了这一连。

　　他们马不停蹄地在日托米尔附近展开了扇样的阵形。银色的军刀在阳光中闪烁。

　　大地在马蹄下呻吟，战马在喘息，战士们屹立在马镫上。

　　脚下的大地向后飞过去，一座到处是花园的大城冲过来迎接他们。红军骑兵飞也似的驰过郊区的一些花园，冲到了市中心；像死神一样叫人恐怖和胆寒的“杀呀！杀呀！”的喊声，在空中震荡着。

　　惊惶失措的波军几乎没有丝毫的抵抗。城里的卫戍部队被击溃了。

　　保尔伏在马背上，向前奔驰；在他旁边，骑着一匹瘦腿黑马的，正是那个跳舞的骑兵托普塔洛。

　　保尔亲眼看见这个英勇的红骑兵挥起了军刀，一下子就把一个来不及瞄枪的波兰兵砍倒了。

　　马蹄猛踩着石子路，发出嘚嘚的响声。突然，在一个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挺机枪，摆在路的正中央，三个穿蓝色制服戴四方军帽的波兰士兵弯腰守着它。另外还有一个军官，领上镶着蛇形的金线条，看见红军骑马冲过来，就举起了手里的毛瑟枪。

　　保尔和托普塔洛都勒不住马了，只好一直向死神的爪子——机枪冲过去。那军官先对保尔打了一枪，但是没有打中，子弹像一只麻雀似的在他的脸旁嗖地一声飞过去。马的胸脯把这个中尉撞倒了，他仰面朝天倒下去，他的头撞在路面的石头上。

　　就在这一刹那间，像患着热病的机枪开始发出剧烈而野蛮的笑声。托普塔洛和他那匹黑马，就像给数十只大黄蜂螯着似的一起倒下了。

　　保尔的马吃惊地扬起前蹄，站着嘶叫起来。但是它立刻又带着保尔，跳过死者的尸体，向机枪旁边的人冲去。于是，军刀在空中画了个闪光的弧形，向一个蓝色四方帽劈下去。

　　保尔的军刀又举起来，刚要砍另一个人的脑袋，但是疯狂的马却蹦到路旁去了。

　　这时骑兵连的人马已经像一股奔腾的山洪，向十字路口直冲过来，几十把军刀在空中呼呼地响着。

　　牢狱的窄长的走廊里喊叫声连成一片。

　　在挤得水泄不通的牢房里，那些受尽磨难的憔悴的犯人骚动起来了。巷战正在城里进行——莫非是自己的军队又从什么地方回来了？莫非是他们马上就可以自由了？

　　牢狱的院子里也有了枪声。有人在走廊里跑。突然，一个亲切的，无限亲切的声音喊道：

　　“快出来吧，同志们！”

　　保尔跑到锁着的牢门跟前，牢门的小窗上出现了几十对眼睛。他狂怒地用枪托猛砸牢门的铁锁，左一下右一下地猛砸！米罗诺夫拦住他，从袋子里掏出一颗手榴弹来，说：

　　“等一等，让我用这个家伙对付它。”

　　排长齐加尔钦科把手榴弹夺过去，说：

　　“住手，你这傻瓜！你发疯了吗？钥匙马上就拿来啦。砸不开，我们用钥匙来开。”

　　人们已经把狱卒押到走廊上来了，用手枪逼着他打开了牢门。接着，走廊上就挤满了褴褛而肮脏的乐得发狂的人们。

　　保尔推开宽大的牢门，走进牢里：

　　“同志们，你们统统自由了。我们是布琼尼的骑兵，我们的师已经把本城占领了。”

　　一个两眼泪汪汪的妇人，扑到保尔面前，一边哭，一边紧抱住他，好像他就是她的亲儿子似的。

　　释放了被波兰白军关在石洞里、只等着枪毙和绞杀的五千零七十一个布尔什维克和二千个红军的政治工作人员，这比别的什么战利品，比什么胜利都可贵。对这七千多个革命者来说，漆黑的夜骤然变成了炎热的、阳光灿烂的六月天！

　　被释放的囚犯里有一个脸黄得像柠檬的人，欢欢喜喜地跑到保尔面前。他是谢佩托夫卡的排字工人萨穆伊尔·列赫尔。

　　保尔听着萨穆伊尔的叙述。他的脸蒙上了一层灰色的阴影。萨穆伊尔是在讲他们故乡谢佩托夫卡的流血的悲剧。他的每一个字，都像灼热的铁水一样，一滴一滴地落在保尔的心头。

　　“在一个深夜里，我们全体一下子全给抓起来了，是一个无耻的叛徒出卖了我们。我们大伙落到了宪兵队的手里。保尔，你知道我们受的刑是多么可怕呵！我挨的打比别人轻，因为他们只打了我几下，我就昏倒在地板上了，但是别的同志身体比较结实。我们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宪兵队知道的比我们还详细。我们干的每一件事，他们全清楚。

　　“显然，在我们中间混进了奸细。那些日子的事我没法说。保尔，牺牲的人们有许多是你认识的：瓦莉亚，县城里的罗莎，她简直还是个小孩呢，刚十七岁，那么好的一个女孩子，那么一对信任人的眼睛。其次，还有萨沙·邦沙弗特，你记得，他是我们的排字工人，是那么一个快乐的青年，总是画讥讽老板的漫画。此外，还有中学里的两个学生——诺沃谢利斯基和屠日茨。这些人，你都认得。还有别的由各处抓来的人，一共是二十九个，其中六个是女的。他们像野兽般地残害我们。瓦莉亚和罗莎在第一天就被强奸了。那些野兽，谁高兴怎样干，就怎样干。她们被拖回牢里来的时候，都已经半死不活了。罗莎回来以后就不住嘴地说胡话，又过了几天，她就完全疯了。

　　“那些野兽不相信她真的疯了，认为她在装疯，因此每逢审问就拷打她。她被枪毙的时候，样子真可怕。她的脸给打成了黑色的，两眼发呆，样子完全像个老太婆。

　　“瓦莉亚直到最后一分钟始终表现得很好。他们死得全都像真正的战士。我不知道他们哪里来的那股力量，但是，保尔，我能够把他们被处死的情形完全都告诉你吗？不能，我不能。他们死得那么惨，我简直不能用言语形容。……瓦莉亚参加的是最危险的工作——她跟波军司令部的无线电报务员保持联系，还被派到乡村里去做情报工作。他们搜查她家的时候，又在她的房间里找到了一支毛瑟枪和两颗手榴弹。拿手榴弹给她的，就是那个出卖我们的叛徒。一切都是事先布置好来陷害她的——说是她企图炸毁波军的司令部。

　　“呵，保尔，我实在不忍讲出他们临死之前的情形，不过，你既然一定要我说，我也只好对你说了。军事法庭判决了：把瓦莉亚和别的两个人绞死，其余全都枪毙。

　　“我们曾经策反过的那些波兰兵，是比我们早两天受审的。

　　“一个年轻的班长，无线电报务员斯涅古尔科，战前曾在罗兹当电工，他的罪名是背叛祖国和在士兵中间进行共产主义宣传，被判枪毙。他并没请求赦免，判决二十四小时后就被枪决了。

　　“瓦莉亚曾被传去作这个案件的证人。她告诉我们说，斯涅古尔科承认他进行过共产主义的宣传，但是坚决否认他背叛祖国。他说：‘我的祖国是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的，我是波兰共产党的党员；我是被迫当兵的。我一向竭力使跟我一样的、被你们赶到前线来的士兵们，睁开他们的眼睛。为了这个，你们可以绞死我，但是我否认我背叛自己的祖国，我永远也不背叛它。不过我的祖国跟你们的不同。你们的祖国是贵族老爷们的，而我的祖国却是工人和农民的。我深信我的祖国会建立起来的。在我的祖国——决没有一个人会说我是叛徒。’

　　“判决之后，我们都被关在一起。行刑之前他们把我们投进了监牢。夜间，他们在监狱对面，就是医院的旁边，竖起了绞架；同时，又选定了稍远一点，在大路旁边陡坡上靠近树林的地方，作为枪决的刑场。在那里，他们给我们掘了一个大坑。

　　“判决的告示张贴出来了，全镇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他们又决定在白天，当着居民的面行刑，让每个人看了都害怕。从那天早上起，他们就开始把镇上的人赶到绞架这边来。有些人出于好奇，虽然觉得可怕，还是来了。绞架周围挤满了人。人头攒动，一望无际。你是知道的，监狱周围有一排栅栏，绞架就竖在那儿。我们都可以听到嘈杂的人声。他们在后面街上又架好机枪，而且把镇上各处骑马的和步行的宪兵都调了来。还有一整营的兵士在周围警戒。他们给那些被判绞刑的人掘了一个大坑，这大坑就在绞架下面。我们默默地等着最后一刻的到来，只有几个人偶尔说一两句话。该说的话前一天都说了，并且也互相诀别了。只有罗莎躲在牢里的一角，自言自语的说些听不明白的话。瓦莉亚因为挨打和被强奸，已经折磨得走不动了，一直躺在那儿。两个由乡下捉来的女共产党员，是一对亲姐妹，互相紧紧地拥抱着，无法抑制住自己，放声大哭起来。这时候，斯捷潘诺夫，这个跟大力士一样健壮的青年人——他在被捕时曾打伤了两个宪兵——就坚决地对她们说：‘同志们，别流泪！要哭就在这儿哭吧，到外面可别哭了。咱们决不叫那些吸血的恶鬼们开心。不管怎样，咱们是死定了。所以咱们应该从从容容地死。咱们谁也不能跪下。同志们，别忘记，要死得光荣！’

　　“接着，他们来押解我们了。在前面走的是侦探局长什瓦尔科夫斯基，他是一个色情狂的刽子手，一只疯狗。要是他自己不强奸，他就叫宪兵们动手，自己站在旁边看着取乐。在由监狱到绞架的路上，由两排宪兵排成一条走廊。那些‘黄鬼’——因为他们戴着黄色的肩带，所以我们这样叫他们——都抽出刀来，站在两旁。

　　“他们用枪把子把我们赶到监狱的院子里，每四人一排，然后打开大门，把我们押到大街上。他们叫我们一齐站在绞架跟前，让我们先亲眼看着我们的同志怎样被绞死，然后再轮到我们自己。那些绞架都很高，全是用粗木头搭的，在上面的横梁上，系着三个用很粗的绳子结成的圈套，下面是一个带斜梯的平台，平台用一根活动的木桩子支着。茫茫的人海不停地蠕动，发出了隐约可闻的嘈杂声。他们的眼睛全盯着我们。我们能够辨认出自己的亲属。

　　“好些波兰的小贵族们，其中也有波兰军官，手里拿着望远镜，聚集在稍远一点的台阶上。他们是来欣赏怎样绞死布尔什维克的。

　　“地上的雪是松软的，树林是一片白色，树木都像洒上一层棉絮。雪片在空中缓缓地打转，扑到我们灼热的脸上，立刻融化了。绞架的平台上铺满了雪花。我们的衣服几乎都被剥光了，但是谁也不觉得冷，斯捷潘诺夫甚至没有理会到他只穿着袜子。

　　“军事检察官和高级军官们都站在绞架旁边。最后，把瓦莉亚和其他两个被判处绞刑的同志从牢狱里拖出来了。他们三个人胳膊挽着胳膊，瓦莉亚站在中间——她实在衰弱得走不动了，所以那两个同志搀着她，同时，她也竭力抬起腿来。她记着斯捷潘诺夫的话——‘我们要死得光荣。’她没穿外套，只穿一件绒线衫。

　　“疯狗什瓦尔科夫斯基显然不满意他们挽着胳膊走，就推了他们一下。瓦莉亚说了一句什么话，立刻一个骑马的宪兵扬起鞭子使劲朝她脸上猛抽了一鞭。

　　“这时候，人群里有一个妇人发出了凑厉的叫声。她呼天抢地，拼死挣扎，竭力要挤过人群，冲到三个人跟前。但是她被抓住，并且被拉到什么地方去了。老妇人一定是瓦莉亚的母亲。他们走近绞架的时候，瓦莉亚就唱起来了。我从来没有听过那样的歌声——只有视死如归的人才能有那样的激情歌唱。她唱着《华沙革命歌》，那两个同志也和着她唱。宪兵抽打他们，像疯子一样抽打我们的同志，但是他们好像没有感到疼痛。于是宪兵就打倒他们，拽着他们的脚，像拖袋子一样把他们拖到绞架跟前，草草地念完判决书，就把绳圈套在他们的脖子上。这时候，我们大伙就高唱起《国际歌》来：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他们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扑过来；我只看见一个兵用枪托把支着平台的木桩子推开，这样他们三个就吊在绳套子上了……

　　“就在我们九个人站在墙根等着枪毙的时候，向我们宣读了判决书，说将军把死刑给改为二十年苦役。其余的十七个全给枪决了。”

　　萨穆伊尔撕开了衬衫领子，好像勒得他不能喘气似的。

　　“他们的尸体整整地吊了三天，日夜都有匪兵站在绞架旁边看守。后来新关进来的犯人告诉我们：‘他们三个中间最重的托鲍利金同志的绳子在第四天断了。这样他们才把那两个也解下来，就地埋了。’

　　“但是绞架还没有拆掉。我们被押到这儿来的时候，看见那绳子还在绞架上悬着，还在等待着新的牺牲者。”

　　萨穆伊尔不说了，目光呆呆地盯着遥远的什么地方。保尔没有注意到他的话已经讲完了。

　　那三个死尸的样子清楚地显现在他的眼前，他们脸相很可怕，脑袋歪向一边，在风中默默地摆动着。

　　骤然，街上吹起了集合号，号声震醒了保尔。他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我们到外面去吧，萨穆伊尔！”

　　在大街上，波兰俘虏正在走过去，骑兵在西边押送他们。团政委站在牢狱的门边，已经在阵地记事册上写完了一道命令。他把它交给矮胖的骑兵连长，说：

　　“安季波夫同志，你拿着这命令，派一班骑兵，把这些俘虏押解到诺沃格勒—沃伦斯基。那些负伤的，要给缠上绷带，抬到车上，也往那个方向运。送到离城二十俄里的地方，就让他们回去吧。我们没有工夫多管他们。注意，不许虐待俘虏。”

　　保尔跨上马，转过头来对萨穆伊尔说：

　　“你听见没有？他们绞死我们的同志，而我们却要好好地把他们送到他们自己人那边去，而且还不许虐待！这怎么办得到？”

　　团长回过头来，注视着他。保尔听到他好像在自言自语似的说出这坚决而严肃的话来：

　　“虐待解除了武装的俘虏，是要受枪决处分的。我们不是白军！”

　　当保尔策马离开监狱大门的时候，他想起了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最近的命令，这命令曾向全团的士兵宣读过，其中最后几句这样说：

　　“工农的国家爱护它的红军，以它的红军为荣耀，并要求不要在它的旗帜上染上一个污点。”

　　“不要染上一个污点！”保尔的嘴唇微微地动着说。

　　当骑兵第四师占领了日托米尔的时候，第七步兵师的第二十旅——这是戈利科夫同志的突击部队的一部分——也在奥库尼诺沃村附近强渡了第聂伯河。

　　由第二十五步兵师和巴什基尔骑兵旅编成的部队已经接到命令，准备渡过第聂伯河，在伊尔沙车站附近切断基辅至科罗斯田的铁路线。这次作战计划的目的是截断基辅波军的唯一退路。谢佩托夫卡共青团组织的团员之一米什卡·列夫丘科夫就在这次战役中牺牲了。

　　当他们经过摇摇晃晃的浮桥时，忽然从山后发出了吓人的响声。一颗炮弹飞过头顶落在水面上爆炸了。米什卡就在这一刹那间翻身跌到搭浮桥的小船底下去了。河水立刻吞没了他。只有淡黄色头发的、戴着掉了遮檐的破军帽的亚基缅科，惊骇地叫了一声：

　　“哎哟，瞧，米什卡掉到河里去了！他淹死了，他完了呵！”他停住了脚步，呆望着那黑茫茫的水流，但是后面的人已经跑了上来，推着他喊道：

　　“喂，你这个傻瓜，为什么张着嘴站在这儿？走呀！”

　　当时实在没有工夫为一个同志操心。因为这个旅已经比别的部队落后了，他们早就占领了右岸。

　　四天以后谢廖沙才知道米什卡死了。那时候他们那一旅已经在一次激战之后占领了布恰车站，随即转过来向基辅进攻，打退了企图以猛烈的冲锋向科罗斯田突围的波军。

　　亚基缅科趴在谢廖沙的旁边。他停止了猛烈的射击，用力拉开灼热的步枪的扳机，然后将头靠着地面，对谢廖沙说：

　　“步枪要休息一下才好，它简直烫得像火一样了！”

　　枪炮的声音是那么大，谢廖沙几乎听不清他说的话。过了一会儿，枪声稍稍停息了，亚基缅科就好像顺便提起来似的说：

　　“在路上，你的那个同伴掉到第聂伯河里，被水冲走。我措手不及，毫无办法。”他说完，就打开扳机，从子弹袋里拿出一排子弹来，聚精会神地把它压进弹仓里。

　　攻打别尔季切夫的第十一师，在城内遇到了波军顽强的抵抗。

　　每条街都发生了血战。他们用机枪扫射，阻拦骑兵的前进。然而第十一师终于占领了该城，被击溃的残余波军狼狈地逃跑了。在车站上缴获了他们许多列火车。但是波军所受的最大打击还是一百万颗炮弹的爆炸——整个波军的军火库被毁了。碎玻璃片像雨一样落遍全城，房屋仿佛是厚纸糊成的一般，给炮弹的爆炸震得直摇晃。

　　日托米尔和别尔季切夫的相继被攻陷，使波军后方受到极大的打击。因此他们慌忙分成两大股，退出了基辅，想拼死杀出一条路，冲破围困他们的铁环。

　　保尔已经完全忘记了他个人，每天都在狂热的激战里。保尔·柯察金已经溶化在集体里面了；他，像每个战士一样，已经把“我”字给忘了，只知道“我们”——他们说：我们团，我们骑兵连，我们旅。

　　同时，各种事件正以飓风一样的速度进展，每天都有新的消息传来。

　　布琼尼的骑兵排山倒海一般地前进，接连不断地打击敌人，粉碎了整个波军的后方。满怀胜利喜悦的各骑兵师猛攻着诺沃格勒—沃伦斯基——波兰白军后方的心脏。

　　他们像冲击峭壁的巨浪一样退回来，但稍停一会儿，又发出可怕的“杀呀！”的喊声，冲上去。

　　不论是铁丝网或是防守部队的拼命抵抗，都不能挽救波兰白军。六月二十七日早上，布琼尼的骑兵渡过了斯卢奇河，进入了诺沃格勒—沃伦斯基，并继续追击朝科列次镇退却的波兰白军。同时，第四十五师也在新米罗波利渡过了斯卢奇河，而科托夫斯基骑兵旅也在进攻柳巴尔镇。

　　骑兵第一军的无线电台不久就接到了前线总指挥部调动所有骑兵夺取罗夫诺的命令。所向无敌的红军追击溃退的、士气沮丧的白军。匪徒们只好四散逃命。

　　有一天，保尔被旅长派到停着铁甲列车的车站去送公文，他竟遇见一个他怎样也想不到会碰见的人。他的马跑上了很陡的路基。到了第一节灰色车厢跟前，他用力勒住马。那坚固的车身和那些隐在炮塔里的大炮的黑洞洞的炮口，多少有点吓人。几个满身油污的人正在车旁忙着揭起一块保护车轮的沉重的钢甲。

　　“请问铁甲列车的指挥员在什么地方？”保尔问一个穿着皮上衣、提着水桶的红军战士。

　　“就在那儿。”他用手指着机车说。

　　保尔走到机车旁边，问道：

　　“哪一位是指挥员？”

　　一个从头到脚裹着皮革的满脸麻子的人，转过脸来说：

　　“我就是。”

　　保尔从口袋里摸出一封公文，交给了他。

　　“这是旅长的命令。请在信封上签个字。”

　　指挥员把信封放在膝盖上，开始签名。在机车的第二个轮子旁边有一个人正在那里加油。保尔只能看到他的宽阔的后背和从那人的皮裤口袋里凸出来的七响手枪枪柄。

　　“这是给你的收条。”指挥员把信封交给了保尔。

　　保尔正拉着马缰绳，准备掉头回去，这时候那个加油的人突然直起身子，转过脸来。就在这一瞬间，好像有谁把他从马身上推下来似的，他一下子跳到了地上，喊道：

　　“阿尔焦姆哥哥！”

　　那满身油垢的司机立刻放下油罐，像大熊一样抱住年轻的红军战士：

　　“保尔！你这小东西！原来是你呵！”阿尔焦姆这样喊，他简直不相信他自己的眼睛。

　　铁甲列车的指挥员惊讶地看着这一幕剧。列车上的炮兵们快乐地大笑起来，说：

　　“看呵！弟兄俩喜相逢了。”

　　八月十九日，在利沃夫附近，保尔在激战中失落了他的军帽。他把马勒住，但是前面的弟兄们已经冲进了波兰白军的散兵线。杰米多夫从洼地的丛林中冲出来。他一面朝河岸那边跑，一面大声叫喊：

　　“师长牺牲了！”

　　保尔吓了一跳。他的师长，英勇的、不屈不挠的列图诺夫同志，就这样死了！疯狂的愤怒支配了他。他用刀背狂抽着他的坐骑格涅多克——它已经疲乏了，马辔子上染着点点的鲜血——直向厮杀着的人群冲去。

　　“砍死这些野兽！砍死他们！砍死这些波兰小贵族！他们杀死了列图诺夫！”他狂怒地、不顾一切地向一个穿绿制服的人劈去。由于他们师长的死，全连燃起了复仇的怒火，把波军的一个排都杀光了。

　　他们一齐向旷野驰去，追逐溃逃的敌军，可是这时波兰炮队对准他们发炮了；榴霰弹在空中爆炸，向四面散布着死亡。

　　一片绿火像镁光似的从保尔眼前闪过，霹雳声震着他的耳朵，一块烧红的铁片钻进了他的脑袋。大地可怕地、不可思议地旋转起来，开始缓缓地向一旁倒下去。

　　保尔像一根稻草似的被打下马鞍，翻过马头，沉重地摔在地上。

　　黑夜立刻降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