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委员会疗养院的隔壁，有一个属于中央医院的大花园。病人们由海滨回疗养院，总是经过这花园。在这花园的一堵灰色石灰石高墙旁边，有一株很茂盛的法国梧桐，保尔很喜欢在它的树荫下休息。那个地方很少有人去。他从那里可以静看花园小径上川流不息的行人；在晚上，那又是一个避开这大疗养地的恼人的闹声和静听音乐的好地方。

　　这一天，保尔又跑到那幽僻的角落去，舒服地躺在一只藤子编的摇椅上打瞌睡。他刚洗完海水浴，阳光和海水使他疲乏了。他的厚毛巾和一本还没看完的富曼诺夫的小说《叛乱》，放在旁边另一只摇椅上。刚到疗养院的头几天，他的神经仍然紧张，一直在头痛。教授们还正在研究他那复杂而古怪的病症。许多次的敲呀，听呀，已经使他厌倦了。病房的责任医生，一个令人喜欢的年轻女党员，名字很古怪，叫耶路撒冷奇克，她每次都是很费劲才找到她这个病人，并且要耐着性子说服他，叫他跟她一道到这一个或是那一个医学专家那里去。

　　“说老实话，我真讨厌这一套了，”他说，“我一天总得有五次回答他们那相同的问话。他们不是问‘您的祖母是不是疯子？’就是问‘您的曾祖父是不是患过风湿症？’……真是见鬼，他生什么病，我怎么会知道，我压根儿就没有见过他！每一个大夫都想叫我承认我曾生过淋病或是别的更恶劣的病症，老实说，我有时真想敲他们的秃脑袋。我请你让我休息一下吧！要不，如果他们再这样研究我六个星期的话，我就准要变成一个危害社会的分子了。”

　　耶路撒冷奇克医生笑着，用玩笑回答他。但在几分钟之后，她就挽着他的胳膊，一面对他说着有趣的故事，一面把他领到外科医师那里去了。

　　今天没有预定要检查。这时候离午餐还有一个钟头。保尔在半睡中听到了脚步声。他没有睁开眼睛，心里想：“他们会以为我睡着了，就走开的。”希望落了空：摇椅咯吱一响，有一个人坐了下来。一阵微香告诉他，坐在他旁边的是一个女人。他睁开眼睛。最先看到的是一件白得晃眼的连衣裙、两条晒黑了的腿和一双穿着山羊皮便鞋的脚。接着，他又看到一个留着男孩发式的头、两只大眼睛和一排细小的白牙齿。她有点不好意思地对他一笑说：

　　“对不起，说不定我打搅了您吧？”

　　保尔一声也没响。这是颇不礼貌的，不过他还是希望她会走开。

　　“这是您的书吗？”她翻着那本《叛乱》，问他。

　　“是的，是我的。”

　　沉默了一分钟。她又说：

　　“同志，请告诉我，您是住在中央委员会疗养院里的吗？”

　　保尔不耐烦地微微动了一下。心里想道：“从什么地方来了这么一个人？这叫做什么休息呵？等一下她一定还要问我生的是什么病呢。我还是走吧。”因此他粗鲁地回答说：

　　“不是。”

　　“可是，我好像在那里见过您。”

　　保尔已经站了起来，就在这时候，他听到后面有一个响亮的女性的声音问道：

　　“朵拉，你躲到这儿来干什么？”

　　一个皮肤晒黑了的、胖胖的、淡黄色头发的、穿着疗养院浴衣的女人，在摇椅的边儿上坐下。她瞟了保尔一眼，问他：

　　“同志，我在什么地方见过您。您是在哈尔科夫工作吗？”

　　“是的，在哈尔科夫。”

　　“做什么工作？”

　　保尔已经决定结束这场没完没了的谈话，就回答说：

　　“管理垃圾的！”她们的哈哈大笑使他禁不住哆嗦了一下。

　　“同志，您这种态度，恐怕不能说是很有礼貌吧？”

　　他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哈尔科夫市党委会常委朵拉·罗德金娜以后还时常回忆起他们相识时的这段趣事。

　　有一天，保尔为了去看某次午后歌舞会的演出，到泰拉萨疗养院的花园里去了，他想不到在那里碰到了扎尔基。并且，说起来令人觉得奇怪，促使他们见面的是一场狐步舞。

　　当一个胖胖的歌手唱完了那支《销魂之夜》的歌曲之后，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出台了。那男的戴着一顶红色的圆筒高帽子，上身穿着雪白的胸衣，打着领带，下半身几乎全裸，只在屁股上围着一串一串彩色的金属片。一句话，像野人，又不像野人。那女的很好看，身上堆着许许多多的布条子。这一对怪物开始在舞台上缓缓地移动，跳着一种扭屁股的狐步舞，这使那一群站在疗养院休养员们的安乐椅和躺床后面的长着牛一样的粗脖子的“耐普曼”乐得直喊。真是难以想象还有什么比这更丑恶的景象了。那个戴着滑稽的圆筒高帽子的胖子，和那个女人紧紧粘在一起，在台上左摇右摆地跳起了狐步舞。保尔后面一个肥猪似的大胖子呼哧呼哧地喘着气。保尔正要转身走开，突然，在靠近舞台的最前排的地方，有一个人站起来，愤怒地喊道：

　　“这样的卖淫，够了！滚你们的蛋吧！”

　　保尔认出，这是扎尔基。

　　钢琴师的乐声中断了，小提琴吱哑一下沉默了，舞台上那两个舞蹈者也停止了他们的摇摆。站在椅子后面的人们气愤地骂着方才说话的那个人：

　　“真可恶，打断这么一出好戏！”

　　“整个欧洲都在跳舞呀！”

　　“太气人了！”

　　但是，就在这时候，在“公社社员”疗养的乌克兰切烈波韦茨县共青团县委书记谢廖沙·日巴诺夫把四个手指夹进嘴里，吹了一声尖锐的好汉哨。别的人也纷纷附和。于是舞台上那两个家伙消失了，就像被一阵风吹走了似的。过了一会儿，报幕的小丑，像一个机灵的奴仆似的，跑到前台来，对观众宣布说，歌舞班马上就走。

　　“大路朝天，赶快滚蛋，爷爷问你，就说去莫斯科转转！”一个穿着疗养院的长衫的小伙子在大家的哄笑声中把报幕人送下舞台。

　　保尔跑到前头找到了扎尔基。他们两个在保尔的房间里谈了很久。扎尔基在党的一个州委会里负责宣传鼓动工作。

　　“你知道我已经结婚了吗？我们马上就要有个女孩，或者是一个男孩。”扎尔基说。

　　“呵，她是谁？”保尔惊异地问他。

　　扎尔基从他口袋里拿出一张相片给保尔看。

　　“认得她吗？”

　　保尔一看，原来是他和安娜·鲍哈特的合照。

　　“杜巴瓦现在在什么地方呢？”保尔更惊异了，问。

　　“他现在在莫斯科。他被党开除之后就离开了共产主义大学，现在正在莫斯科工学院读书。听说，他又恢复了党籍，那也白搭。这个人中毒太深了……你知道潘克拉托夫在什么地方吗？他现在作了造船厂的副厂长。其余的人我知道的很少。大家都分散在各地工作，能够碰到一块儿，叙叙往事，是多么令人愉快的事呵！”扎尔基高兴地回答。

　　朵拉和别的几个人走进了保尔的房间里。一个高个子把门关了。朵拉看见了扎尔基身上的勋章，就问保尔：

　　“你的这位同志也是党员吗？他在什么地方工作？”

　　保尔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简单地把扎尔基的情形讲了一下。

　　“那么，他可以留在这里。这些同志是刚从莫斯科来的。他们要把最近党内的一些消息告诉我们。我们决定在你的房间里举行一次特殊的内部会议。”朵拉解释说。

　　房间里所有的人，除保尔和扎尔基之外，差不多全是老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党监察委员会委员巴尔塔绍夫把有关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所领导的新反对派的各种事情告诉了他们。末了，巴尔塔绍夫说：

　　“在这个紧张的时期，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坚守我们的岗位。我明天就动身。”

　　在这次会议的三天之后，疗养院已经空了。跟别人一样，保尔也提前走了。

　　他在共青团中央委员会没有等候多久，就被派到一个工业区去，担任团的州委书记，一个星期后，城里的团员们已经听到他第一次的演说了。

　　深秋时候，州党委会的汽车载着保尔和另外两个工作人员，到离城稍远的一个区里去，汽车滑进路旁的壕沟里，翻倒了。

　　三个人都受了伤，保尔的右膝被压坏了。几天之后，保尔被送到哈尔科夫外科学院去。外科医生们检查了他那条肿着的右腿，看了爱克斯光照片，决定立刻动手术。

　　保尔表示同意。

　　那个领导会诊的胖教授说：

　　“好，就定在明天早上。”他说完就起身走了，别的医生也跟着他走出去。

　　一间明亮的单人病房，洁净无尘，有着医院所特有的、他长久没有闻过的味道。他向周围看了看：一张铺着雪白台布的小桌子，一个白色的方凳——这就是全部家具。

　　一个女护士捧着晚餐进来。

　　保尔谢绝了晚餐。他半躺在床上，写他的信。腿上疼得厉害，影响他的思索；他也不想吃东西。

　　他写好第四封信的时候，房门悄悄地开了，保尔看见一个穿白衣戴白帽的年轻女人走到他床前。

　　在薄暮中，可以隐约看见她那很细的眉毛和一对仿佛是黑色的大眼睛。她一只手拿着一个纸夹，另一只手拿着一张纸和一支铅笔。她说：

　　“我是你这病房的医生，今天我值班。我要填这张表，不管您愿意不愿意，您得回答我所有的问题。”

　　她和气地笑了一笑。这微笑减轻了“审问”的不快。保尔不但把他自己的、连他祖先三代的事情也都告诉了她，整整讲了一个钟头。

　　手术室里有好几个戴着口罩的人。

　　镀镍的外科用具闪着亮光，一张窄长的手术台下面放着一个大盆。当保尔躺到手术台上的时候，医生已经洗了手。施行手术的准备正在他身后急速进行。保尔向周围看了看。一个女看护正在安放手术刀、小镊子。责任医师巴扎诺娃开始解下保尔腿上的绷带。然后轻声地告诉他说：

　　“柯察金同志，别往那里看，这对神经会有刺激……”

　　“大夫，谁的神经？”保尔开玩笑地问。

　　几分钟后，他的脸完全给面罩蒙上了，那教授对他说：

　　“别害怕，我们就要给你施行哥罗芳麻醉。你用鼻孔深深地吸气，一二三地数下去。”

　　从面罩下面发出的声音平静地回答说：

　　“好。我事先向你们道歉，我恐怕会不自觉地说出一些难听的话来。”

　　教授忍不住笑了。

　　接着，令人窒息的、味道难闻的第一滴麻醉药水滴下去了。

　　保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数下去，竭力想念得清楚些。这样，他便开始了他的悲剧的第一幕。

　　阿尔焦姆几乎不知道为什么在打开信的时候非常激动，把信封撕成了两半。他的眼睛接触到最初的几行，就慌忙地一气读下去：

　　阿尔焦姆！我们很少通信。

　　一年至多只有一两次吧！可是次数多少有什么关系呢？你来信说，为了同老根一刀两断，你和你的家已经从谢佩托夫卡搬到卡扎亭的工厂去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说的老根就是斯捷莎跟她的家庭那种小私有者的落后心理，以及别的一切。要改造斯捷莎那种人是不容易的，我恐怕你未必能办到。你又说，“人岁数一大，学习就很困难。”可是你学习的成绩并不坏。你那样固执，不肯放弃工厂的工作去做镇苏维埃的主席，也是错误的。你不是为建立苏维埃政权打过仗吗？那么，你就应当掌握它。从明天起，就开始担负起镇苏维埃的工作吧！

　　现在谈谈我自己的事情。我的情形有点不妙。我开始常常住在医院里了。他们给我开了两次刀，我已经流了不少血，失去了不少精力，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答复我：这样的事情究竟到什么时候才算完。

　　我已经脱离了工作，给自己找到了一种新的职业——“病号”。我已经忍受了许多痛苦，而结果是——右膝已成残废，身上添了许多刀口的缝线，而最后医生还有一个新的发现：七年前我脊骨上受过暗伤，现在他们说我大概要为它付出极高的代价。我准备忍受一切，只要能够让我归队。

　　在生活中，再没有比掉队更使我恐惧的了。我甚至连想都不敢想它。因此我才不怕忍受任何痛苦，可是直到现在，依然没有起色，正相反，光景越来越惨淡。在经过第一次手术之后，我刚能走动立刻就恢复了工作，但是不久他们又把我送回来。现在我刚收到进耶夫帕托利亚的麦纳克疗养院的入院证。我明天就动身。阿尔焦姆，别难过，我不会那么轻易死掉的。我自己有着足够三个人的生命力。哥哥，我们还要做很多工作呢！要注意你的健康，别再一下扛三百多斤。要不，以后党就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来修补它。光阴给我们经验，读书给我们知识，可是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在医院里作客。握手。

　　保尔·柯察金

　　就在阿尔焦姆紧皱着他那对浓眉、读着弟弟来信的时候，保尔正在医院里和巴扎诺娃告别。她握住他的手，问他：

　　“您明天就动身到克里木去吗？那么，今天您打算怎样过呢？”

　　“朵拉同志马上就来，今天白天和晚上我住在她家里，明天一早她送我上车。”

　　巴扎诺娃是认得朵拉的，因为朵拉时常来看保尔。

　　“柯察金同志，”巴扎诺娃说，“咱们约过在您动身之前和我父亲见见面，您忘了没有？我已经把您的病情全部告诉了他，我很想让他给您检查一下。今天晚上就可以。”

　　保尔立刻同意了。

　　当天晚上巴扎诺娃就带着保尔走进了她父亲那宽敞的诊所。

　　著名的外科医生当着女儿的面给保尔作了一次详细的检查。巴扎诺娃还把医院里的爱克斯光照片和分析报告带了来。保尔不禁注意到，在巴扎诺娃的父亲用拉丁语说了很长的一句评语之后，她的脸色突然苍白了。他注视着老教授那个大而光秃的头，竭力想从他那对敏锐的眼睛里探索出什么来，但老教授是深不可测的。

　　在保尔穿好衣服的时候老教授十分亲切地和他道了再见，因为他得赶去开会，托付他女儿把诊断的结果告诉保尔。

　　保尔躺在巴扎诺娃的一间布置得很优雅的房间的沙发上，等着她说话。但是她不知道要怎样开头，不知道要怎样说才好；她实在很难措辞。她父亲告诉她说，就眼前而论，保尔体内的致命炎症正在发作，目前无药可治。他反对再施行外科手术。他说：“这个青年人正面临着完全瘫痪的悲剧，我们没有法子防止它。”

　　作为他的医生和朋友，巴扎诺娃觉得不能把这一切都告诉保尔；她只泄漏了一部分病情，而且说得十分谨慎。她说：

　　“柯察金同志，我相信耶夫帕托利亚的泥疗法会给您带来转机。到了秋天，您就可以恢复工作了。”

　　但是当她这样说的时候，她忘了有一对非常敏锐的眼睛正在注视着她。

　　“从您所说的话里，更正确地说，从您所避免说出的话里，我已经知道了我的病情的全部严重性。您该记得，我请求过您永远对我说真话。什么事情您都用不着瞒我，我听了不会昏厥，也不会自杀。可是我一定要知道我的将来如何。”保尔说。

　　巴扎诺娃和他开了个玩笑，把他的探问岔开了。

　　那天晚上，保尔并没有探听到他真实的病情。当他们分手的时候，巴扎诺娃亲切地对他说：

　　“柯察金同志，别忘记我是您的一个朋友。很难说您将来的生活里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如果您需要我的帮助或是我的意见，请写信给我。我愿意随时为您尽力。”

　　她从窗口看着那高大的穿着皮外套的人用力拄着手杖，缓缓地从门口向一辆出租的轻便四轮马车走去。

　　又是耶夫帕托利亚。又是南方的热天和戴着绣金小圆帽的吵吵嚷嚷的晒黑的人们。汽车在十分钟内就把乘客送到那灰色的石灰石筑成的两层楼——麦纳克疗养院去了。

　　值班医师把他们分到各个房间里。

　　当他领着保尔到第十一号房间的时候，他问保尔：

　　“同志，你的入院证是属于哪一类的？”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保尔回答。

　　“那么，我们让你和埃勃涅同志住在一起吧。他是一个德国人，要我们给他找一个俄国同伴。”那医师一面说，一面敲门。他们听到里面传出一句发音很不准确的俄国话：“请进。”

　　进到房里，保尔放下提箱，转过身，对着躺在床上那个长着漂亮活泼的蓝眼睛和金头发的人。那德国人对他和蔼地微微一笑。

　　“顾特莫根，盖诺森，我想说‘您好’。”他改用俄语说，同时把他那只苍白的、指头很长的手伸给保尔。

　　几分钟后，保尔已经坐在那德国人的床上，两个人开始用一种“国际”语言，作着热烈的谈话了。在这种“国际”语言的谈话中，话语的作用是次要的，一切难懂的字句，全用猜想、手势和表情，总之，全用不成文的世界语的一切秘诀，来帮助说明。保尔已经知道了埃勃涅是一个德国工人。

　　在一九二三年的汉堡起义中，埃勃涅大腿上中了一枪，现在旧创复发，使他病倒了。尽管创口疼痛，他仍精神饱满，所以立即赢得了保尔的敬重。

　　保尔现在有了一个再好不过的同伴。这不是一个成天对人讲述自己的疾病和唉声叹气的人。相反，同他在一起会使你连自己的痛苦都忘记了。

　　“可惜我对德语一点也不懂。”保尔暗想。

　　在花园的一角，有几把摇椅、一张竹桌和两只病人坐的轮椅。五个病人每天在治疗之后就在这儿消磨一整天，别的病人都叫他们“共产国际执委会”。

　　埃勃涅斜靠在病人坐的轮椅上，另一只轮椅上坐着完全禁止用脚的保尔。其他三个人：一个是身粗体重的爱沙尼亚人瓦伊曼，他是一个共和国的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一个是褐眼睛、像十八岁少女的青年妇人玛尔塔·劳琳，她是拉脱维亚人；另一个是身材魁梧、鬓角业已灰白的西伯利亚人列杰尼奥夫。的确，这里有五个民族——德国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玛尔塔和瓦伊曼会说德国话，埃勃涅请他们做翻译。保尔和埃勃涅因为住一间房子，就成了朋友；玛尔塔和瓦伊曼又因语言相通和埃勃涅很接近；而使保尔和列杰尼奥夫成为朋友的，是下象棋。

　　在列杰尼奥夫入院之前，保尔是疗养院里的象棋“冠军”。他在经过一番紧张的战斗之后，把瓦伊曼的锦标夺了过来。瓦伊曼的失败使他失去了往常的沉静态度，很久都不肯饶恕打败他的保尔。不久，疗养院里来了一个高个子老头儿，他虽然已经五十岁，看来还十分年轻。他要和保尔下一盘。保尔没有想到他是个厉害对手，他沉着地开棋，想牺牲一卒以取得优势，列杰尼奥夫对这一着的回击，是推进他的中卒，不吃弃卒。作为“冠军”的保尔，是不能不和每一个新来的棋手下一局的。每次都有许多旁观的人。早在走第九步的时候，保尔就已经发觉列杰尼奥夫那些沉着推进的卒子正在围困他。他已经知道他遇到了一个危险的敌手：现在他后悔开头不该那样粗心。

　　经过三个钟头的角斗，尽管他竭尽全力，结果还是被迫让位。他比周围所有的人更早地看出了自己的失败。他看了他的对手一眼。列杰尼奥夫和蔼而慈爱地微微一笑。显然，他也看出这一局是他胜了。但是非常冲动的和幸灾乐祸的、切盼保尔失败的瓦伊曼却还没有看出来。

　　“我永远要坚持到最后一卒。”保尔说。这句话只有列杰尼奥夫一个人懂得，他同意地点了点头。

　　在五天之内，保尔和列杰尼奥夫下了十盘，输了七盘，赢了两盘，一盘是和棋。

　　瓦伊曼洋洋得意地说：

　　“好！谢谢你，列杰尼奥夫同志！这回你可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了！活该！他打败了我们所有的人，可是结果一个老手叫他栽了跟头！哈哈哈！……”

　　他又转身对那个失败了的冠军说：

　　“喂，打败仗的味道怎样？”

　　保尔失掉了“冠军”称号。保尔棋赛的失败不是偶然的。他只懂得象棋战略的皮毛，一个普通的棋战好手自然要输给一个精通棋艺的名家。不过，他虽然失去了这个游戏的“冠军”荣誉，倒结交了一个好朋友，列杰尼奥夫后来成了他的最亲近、最敬爱的人。

　　这两个人发觉他们有一个共同值得纪念的日期：保尔出生和列杰尼奥夫入党正好在同一年。他们是两种典型人物的代表，一个是布尔什维克的老战士，另一个是布尔什维克的青年近卫军。一个具有巨大的生活经验和政治经验，从事过多年的地下工作，蹲过沙皇监狱，以后又做过重要的国家行政工作；另一个具有烈火般的青春，虽然只有短短八年的斗争经历，但这八年却抵得上好几个人的一生。而且这年老的和年轻的两个人都是满腔热情，身患重病。

　　一到晚上，保尔和埃勃涅的房间便成了俱乐部。这俱乐部是一切政治新闻的泉源。第十一号病室的晚上是热闹的。瓦伊曼时常想讲些淫秽的笑话——他是最喜欢这种笑话的人，而每次，他总是同时受到玛尔塔和保尔的攻击。玛尔塔是用巧妙而辛辣的讥刺奚落他；要是不奏效，保尔便参加进去。比方，玛尔塔有一天这样说：

　　“瓦伊曼，你也该先问问我们，我们大家也许根本不欣赏你那种‘俏皮话’……”

　　保尔接着就用一种不平静的声调插嘴说：

　　“我完全不明白，像你这样的人怎么会……”

　　瓦伊曼就噘着厚嘴唇，用两只小眼睛讥讽地瞧着大家的脸，说：

　　“应当在中央政治教育委员会里设一个道德监督处，请保尔做监督主任。我是可以原谅玛尔塔的，她是女性，本来应当抱敌对态度，但是保尔却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像共青团的小宝贝似的……再说，我根本不喜欢鸡蛋来教训母鸡……”

　　在双方关于共产主义伦理做了这次热闹的舌战之后，淫秽笑话的问题便被提出来作原则性的讨论。玛尔塔把各种意见都翻译给埃勃涅听，随后埃勃涅用德语和不正确的俄语说：

　　“我同意保尔，讲色情笑话是不太好。”

　　瓦伊曼被迫后退了。他竭力用玩笑来打掩护，可是从此之后，他不再讲述这类笑话了。

　　保尔开头以为玛尔塔是共青团员。在他看来，她似乎只有十九岁。有一天，在和她谈话的时候，他才知道她已经三十一岁了，从一九一七年起，她就是党员，而且一直是拉脱维亚共产党的积极的党员。保尔当时的惊讶是可以想见的。一九一八年白党已经把她判处枪毙，但是苏维埃政府用白军俘虏把她和另外一些同志赎换回来。现在她在《真理报》工作，同时在大学进修。保尔想不出他们的友谊是怎样开始的，不过这个时常来看埃勃涅的小个子的拉脱维亚妇人已经成了他们“五人小组”中不可分离的一员了。

　　老党员埃格利特也是拉脱维亚人，时常对她调皮地打趣说：

　　“玛尔塔，可怜的奥左尔在莫斯科不知道怎样过呢。不能这么办哪！”

　　每天早晨，在起床铃快要响的时候，疗养院里总有一只公鸡大声啼叫。这是埃勃涅逼真的模仿。院里的职员竭力想找出这只不知怎么就跑到疗养院来的公鸡，却怎么也找不到。这使埃勃涅非常高兴。

　　到了月底，保尔的病况更坏了。医师们不许他下床。这使埃勃涅很难过，因为他非常喜欢这个从来不诉苦的、生气勃勃和精力充足的、但年纪这么轻就丧失健康的青年布尔什维克。当玛尔塔告诉埃勃涅，医师们都说保尔的未来一定很悲惨的时候，埃勃涅听了非常焦急。

　　一直到保尔离开疗养院，医生们始终都不允许他下地。

　　保尔竭力不让旁人看出他的痛苦，只有玛尔塔从他异常苍白的脸色中猜出几分。在他要出院之前一星期，保尔收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通知他的假期延长两个月。信里又说，据疗养院的报告，按他目下的健康情况，恢复工作是完全谈不到的。中央委员会还随信汇来一笔钱。

　　保尔经受了这初次的打击，正如他在学习拳击时经受了朱赫来初次的打击一样：当时他虽然倒下去，可是立刻就站了起来。

　　他意外地又收到一封他母亲寄来的信。老太太在信里告诉他说，她有一位老朋友——阿莉比娜·丘查姆，住在离耶夫帕托利亚不远的一个港口上，她们已经十五年没有见面了，所以她很盼望保尔能去看看阿莉比娜。这封意外的信，在保尔的一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星期后，全疗养院的人都到码头欢送保尔。埃勃涅亲热地拥抱他，像兄弟一样地亲吻他。玛尔塔没有在场，所以保尔没能和她告别就走了。

　　第二天早上，一辆载着保尔离开码头的四轮马车驶到一座有小花园的小房子跟前，保尔叫那个陪他的人进去问问，丘查姆家是否住在那里。

　　丘查姆家一共有五个人：母亲阿莉比娜·丘查姆是一个胖胖的、上了年纪的妇人，有一对大而抑郁的黑眼睛，衰老的脸上残留着过去美貌的痕迹；她的两个女儿廖莉亚和达雅，还有廖莉亚的小男孩，和那个讨厌的、肥胖得像只骟猪的老头子丘查姆。

　　老头子在合作社工作；小女儿达雅在外面做些粗活；大女儿廖莉亚过去是个打字员，不久之前和她丈夫——一个流氓和醉鬼——离了婚，现在失业。她成天在家，忙着照顾她的小男孩，并帮着母亲料理家务。

　　除了两个女儿之外，阿莉比娜老太太还有一个名叫乔治的儿子，不过他现在在列宁格勒。

　　丘查姆家的人都亲切地欢迎保尔，只有那老头儿用防范的、甚至可说是恶意的眼色仔细打量了客人一番。

　　保尔耐心地把他所知道的他们柯察金家的事情全告诉了他母亲的老朋友，同时也顺便问了她和她家的生活情况。

　　廖莉亚已经二十二岁了，她是个心地单纯的女子，宽脸庞，很开朗，留着褐色的短发。她立刻成了保尔的好朋友，并且很乐意地把家里的全部秘密都告诉他。保尔从她嘴里知道了老头子专横，暴虐，压制全家，扼杀任何主动精神，剥夺所有自由。他气量小，心地狭窄，好吹毛求疵。由于他压制整个家庭，儿女们都极端厌恶他，他的妻子也非常厌恶他，二十五年来她一直都在反对他的暴虐行为。女儿们永远是站在母亲方面。家庭里不断吵闹，生活很不愉快。他们每天都在为了大大小小的事情而生气。

　　乔治是她家里的第二个魔王。从廖莉亚的话里知道，他是一个典型的花花公子，一个只知道吃好菜、喝好酒和穿漂亮衣裳的自负而傲慢的家伙。他念完了中学之后，因为是母亲的宠儿，就立刻向母亲要钱到首都去。他说：

　　“我要进大学。叫廖莉亚卖掉她的戒指，你卖掉你的东西，我要钱。至于你们怎样弄到钱，那我不管。”

　　他知道他的母亲不会拒绝他，所以就无耻地尽量利用她这个弱点。他对待姐妹们很傲慢，无礼，认为姐妹们要比他低一等。现在他母亲还是把她从老头子那里弄来的每一个铜板，连同达雅的收入都一齐寄给他。但是，他没有考上大学，却舒舒服服地住在他舅舅家里，用一封封的电报逼着他母亲寄钱。

　　直到晚上，保尔才见到达雅。她母亲在门廊里低声对她说，客人已经到了。她和保尔见面的时候，不好意思地把手伸过去，在这位不认识的年轻男人面前羞得脸红到耳朵根。保尔没有立刻放开她那强壮的起茧的手。

　　达雅已满十八周岁，虽然不算漂亮，但是那一对淡褐色的大眼睛、有点像蒙古画上那样的细眉毛、端正的鼻子和丰满的嘴唇，使得她很动人；她那件带条纹的工人短衫紧紧地绷着富有弹性的年轻的胸脯。

　　姐妹俩住在两间狭小的房间里。达雅的小房间放着一张小铁床，一个上面摆着许多玩具、镶着一面镜子的衣柜，墙上挂着三十几张相片和风景画。窗台上摆着两盆花——深红的天竺葵和粉色的马兰花。淡蓝的带子束住薄纱窗帘。廖莉亚逗她说：

　　“达雅向来是不让男人进她这房间的，可是，您瞧，她为您竟破了例哩。”

　　第二天晚上，全家都在两个老年人住的房子里喝茶。只有达雅留在自己的房间里，在那里听着大家谈话。她爸爸故意不断用匙子搅着茶杯里的糖，一面从眼镜的上方恶意地打量着坐在他前面的客人，说：

　　“我反对现在的新家庭的规矩；他们想结婚就结婚，想离婚就离婚，完全自由。”

　　他呛了一下，咳嗽起来，喘过气后就指着廖莉亚说：

　　“比方说，她一点也没有征求别人的同意，就和那个流氓结了婚，回头，也是不问问别人，又和他离了婚。现在可好，我们还得养活她和一个野孩子。太不像话了！”

　　廖莉亚痛苦地红着脸，把满含泪水的眼睛避开了保尔。

　　“怎么，您认为她应当继续和那个寄生虫生活下去吗？”保尔问道，他的眼睛闪着两朵愤怒的火花，一直在瞪着那老头子。

　　“在嫁人之前，应当仔细看看嫁的是什么人。”老头子说。

　　母亲插嘴了。她好容易才抑住她的气愤，断断续续地说：

　　“我说，老头子，为什么要在一位生人面前谈起这种事情呢？不谈这些，找点别的谈谈好不好？”

　　老头子的身子向她一扭，说：

　　“我知道我该谈什么！你们现在倒教训起我来了？”

　　那天晚上，保尔把丘查姆家的事情想了很久。偶然的机缘把他带到这里，现在他倒不由自主地参加了这幕家庭悲剧。他在想，怎样才能够帮助那老太太和她的两个女儿摆脱这种束缚。他自己的生活正遇到困难，他本身就有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他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难以采取什么果断的行动。

　　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拆散这个家庭——让老太太和两个女儿永远离开那老头子。但这件事并不那么简单。他不能组织这个家庭革命，因为再过几天他就得离开他们，说不定将永远不会和他们再见面。那么，就一切听其自然，避免去吹动这个小屋子里的灰尘吗？可是老头子那副讨厌样子使他不能平静。他拟了许多方案，然而似乎都没有实行的可能。

　　第二天是星期日，保尔由镇上回来的时候，发觉只有达雅一个人在家，别的人都去串亲戚了。

　　保尔走进她的房间，因为非常疲倦，就坐在椅子上。

　　“你为什么不到外面溜达溜达，散散心呢？”他问她。

　　“我哪里也不想去。”她低声地回答。

　　他想起了昨夜所想的几种方案，决定试探一下她对这些想法的反应。

　　为了使他们的谈话能在别人回来之前结束，他就开门见山地说：

　　“你听我说，达雅，咱们彼此可以称呼‘你’。咱们为什么要讲客套呢？我马上就要走的。真不凑巧，这次到你们家来，我自己也正陷于困境，要不然，情形一定会两样。要是这件事发生在一年之前，咱们大伙就可以一齐离开这儿。像你和廖莉亚这样的工人，到处都可以找到工作！你们应当和老头子断绝关系，这种人你是劝不了的。可是现在不能这样做。我连我自己的将来都无法掌握，所以说，我目前是束手无策。那么，现在怎么办呢？我首先要设法恢复我的工作。关于我的病情，不知道那些医师说了一些什么鬼话，因此同志们叫我无限期地治疗下去。那怎么行？我们得先把这件事扭转过来……我给我母亲写信，商量一下看，我们就会有办法结束这件麻烦事。不管怎样，我决不会丢开你们不管。不过有一点，达雅，你们大伙，特别是你，必须彻底改变你们的生活。你有这样做的力量和愿望没有？”

　　她抬起头来，小声回答说：

　　“愿望是有的，可不知道有没有力量。”

　　保尔懂得她的犹豫，他说：

　　“达雅，亲爱的，这个你别着急！只要有愿望，自然就会有力量。现在你告诉我，你对你的家庭很留恋吗？”

　　这问话出乎她的意外，她没有立刻回答。过了一会儿，她说：

　　“我很可怜我母亲。父亲已经欺负了她一辈子，现在乔治又尽着折磨她，我实在替她难过……虽然她对我并没有对乔治那样好……”

　　在这一天，他们说了许多话，在家里人快要回来之前，保尔开玩笑地说：

　　“真奇怪，老头子到现在还没有把你嫁出去！”

　　她吃惊地把手一甩，说：

　　“我决不结婚。廖莉亚的事情就是给我的教训。我死也不嫁人！”

　　保尔笑了笑，说：

　　“这么说，发誓一辈子不结婚了？要是有一个小伙子来追求你，钉着你不放，我说的是，一个挺好的小伙子——那时候可怎么办呢？”

　　“就是那样，也不！他们在追求你的时候全是挺好的。”

　　保尔把一只手放在她肩膀上，和解地说：

　　“好吧。独身生活也可以过得不错。不过，你这样对待年轻小伙子未免太残酷了。好在你还没有怀疑我在向你求婚，要不，我就有点难以下台了。”说着，他友爱地用他那冰冷的手抚摸了一下她的胳膊。

　　“你们这样的人，不会找我们这样的人做妻子的，我们对你们有什么用呢？”她轻轻地说。

　　几天之后，火车载着保尔到哈尔科夫去了。达雅、廖莉亚和她们的母亲以及姨母萝扎都到车站送行。临别的时候，阿莉比娜要他答应别忘了她的女儿们，还要设法帮她们跳出牢笼。他们像亲骨肉一样地分了手；达雅的眼睛含着泪。保尔在很远的地方还能从车窗认出廖莉亚摇着的白手帕和达雅那件条纹短衫。

　　保尔到了哈尔科夫不愿意去麻烦朵拉，就住到自己的朋友彼佳·诺维科夫那里。休息了一会儿，他就坐车到中央委员会，在那里等着阿基姆。等到只留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保尔要求阿基姆立刻分配他工作，可是阿基姆坚决地摇摇头，说：

　　“保尔，这不成！医务委员会和党中央已经有了决定，决定这样说：‘由于病情严重，送神经病理学院治疗，不予恢复工作。’”

　　“阿基姆，算了吧，让他们爱写什么就写什么吧！”保尔说，“我向你要求——派给我工作！到处住医院，这有什么用处？”

　　阿基姆不听他的话，他说：

　　“我们不能违反决定。你明白，亲爱的保尔，这也是为了你好。”

　　但是保尔一再坚决要求，阿基姆实在没有办法，结果只好同意给他找一个工作。

　　第二天保尔就在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机要科里工作了。他心里想，只要他重新开始工作，那么，他已经失去的精力就会恢复的。但是，从第一天起他已经看出他想错了。他时常一连八个钟头坐在办公室里不去吃饭，因为他没有力气从三楼下来，到隔壁食堂去吃饭。不是这只手麻了，就是那只脚木了。有时甚至整个身子都不能动弹，而且发烧。有一天，他要去上班的时候，突然起不来床了，等到发作过了以后，他一看，已经要迟到一个钟头了。结果他终于因为不断迟到而受到了警告。这时候他明白了：他一生中最可怕的事情开始了——他要掉队了。

　　阿基姆曾经两次帮助他，调他到别的部门工作，结果不可避免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过一个多月，他又躺在床上了。那时候他想起了临别时巴扎诺娃所说的话，就写信给她。她当天就来看他，他从她嘴里知道了最重要的事情——他不一定非得住院不可。

　　“这么说来，我已经健康到不值得医治了。”他本来想开这么一句玩笑，但结果并不成功。

　　他刚觉得身体稍微好了一点，就又马上到中央委员会去了，可是这回阿基姆的态度很坚决。他坚决建议保尔去住院。保尔却用低沉的声音回答说：

　　“我哪儿也不去。这没有用处。我已经从权威方面了解到这一点。我只剩下一条路——退休，领残废抚恤金。可是我决不这样干。你们不能阻止我工作。我不过才二十四岁，我不愿意带着一张残废证，明知无用，还是走遍各个医院，一直到死。你们应该给我一个适合我的身体条件的工作。我可以在家做事，或是住在什么机关里面……只有一点，别叫我当个光管登记发文簿子的文书。我所需要的是能够使我感觉到自己是在队伍里面那样的工作。”

　　他越说越激动，声音越来越大。

　　阿基姆很了解这个直到最近还像生龙活虎一般的青年人的感情。他了解保尔的悲剧，也知道像保尔这样把自己短短的生命献给党的人，一旦离开斗争，回到后方，那实在是可怕的事。因此他决心尽力帮助他。他说：

　　“好的，保尔，你不要着急。明天书记处有会议。我一定把你的问题提出来。你可以相信，我一定尽我的力量帮你解决。”

　　保尔勉强站起来，伸手给阿基姆。

　　“阿基姆，”他说，“你真的以为生活会把我赶到一个角落，把我挤成一张薄饼吗？只要我的心脏还在跳动，”他突然用力抓住阿基姆的手紧压着他的胸脯，于是阿基姆清楚地感到那迅速而又微弱的跳动，“只要它还在跳动，你们就不能叫我离开党。能使我离开战斗行列的，只有死。老兄，你千万别忘记这一点。”

　　阿基姆没有回答。他知道这绝不是漂亮话，而是一个身负重伤的战士的呼喊。他了解，像保尔这样的人只能说出这样的话和表达出这样的感情。

　　两天之后，阿基姆告诉保尔说，某一中央刊物的编辑部里有个重要工作，但是必须看看他是否适合在文艺战线工作。编辑委员会同保尔很客气地谈了一次话。副总编辑是一个女同志，她是个老地下党员，现在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委员，她问了保尔几个问题：

　　“同志，您受过什么教育？”

　　“初等小学三年。”

　　“有没有进过党的政治学校？”

　　“没有！”

　　“呵，这也没有什么，没有进过党的政治学校的人也能培养成好的新闻工作者。阿基姆同志向我们介绍过您。我们可以给您一个不必到这里办公而在家里做的工作，并且尽力给您一些方便的条件。但是这一门工作需要广泛的知识，特别是文学和语言方面的知识。”

　　这话等于告诉保尔，他一定要失败了。半个钟头的谈话，证实了他知道得太少；而当他写完了一篇文章之后，那副总编辑用她的红铅笔划出来三十处以上修辞方面的毛病，还指出不少拼音错误的地方。她说：

　　“柯察金同志，您很有才气，如果再努力刻苦自修，您很有可能成为一个文学工作者。但是现在，您的文章不够通顺。从您这篇文章可以看出，您还没有掌握俄文。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您一向没有学习的时间。非常抱歉的是，我们不能任用您。可是我要再说一遍：您很有才气。您的文章用不着改变内容，只要在文字上好好地修改一下，就是很好的文章。但是我们需要的是能够修改别人文章的人。”

　　保尔拄着他的手杖，站起来。他的右眼眉在抽动，他说：

　　“不错，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我怎能成为一个文学工作者呢！？我从前是一个好司炉，后来又是一个不错的电工。我一向又很会骑马，能够鼓动共青团员，但在你们这个战线，我却是一个不合格的战士。”

　　他和她握握手就走了。

　　在走廊转弯的地方，他差点摔倒。一个拿着公事包的女同志扶住了他。

　　“同志，您怎么啦？您的脸色这么苍白！”

　　几秒钟后，保尔完全恢复过来了。他轻轻地推开那女同志，拄着他的手杖走了。

　　从那天起，保尔的情形一天比一天坏起来。找工作是不用想了。他多半是整天躺在床上。中央委员会解除了他的工作，并要求中央社会保险总局给他抚恤金。在收到抚恤金的同时，他还收到了残废证。中央委员会又额外给他一些钱，同时给了他要到哪里就到哪里的证件。接着他收到玛尔塔一封信，她请他到她家休息一下。即使没有接到她的邀请，保尔也想到莫斯科去，他希望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里会碰到好运气，就是说，能找到用不着走动的工作。但是在莫斯科也是一样，还是劝他医治，并且答应把他送到好的医院去。他拒绝了这个建议。

　　保尔不知不觉已经在玛尔塔和她的朋友娜佳·佩捷尔松同住的寓所里住了十九天。他时常整天独自在家，因为娜佳和玛尔塔两人一早就出去，很晚才回来。保尔成天读书——玛尔塔有许多书，可是一到晚上，就有许多女朋友，有时也有男朋友来看她们。

　　他常收到由黑海港口发来的信。丘查姆家邀请他到她们那里去。生活的绳扣儿越拉越紧。她们正盼望着他的帮助。

　　一天早上，保尔离开了鹅舍胡同那所安静的寓所。列车迅速地载着他奔向南方，奔向海洋，躲开那阴湿而又多雨的秋天，到南克里木那温暖的海岸去。他瞧着电线杆飞过去。他的眉毛紧锁，他那黑色的眼睛里隐藏着顽强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