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车的发动机使劲地隆隆响着，拖着车厢沿着丰杜克列耶夫大街向上爬。它在歌剧院门前停下。从车里走出来一批年轻人，接着电车又继续向上开走了。

　　潘克拉托夫催着落在后面的同伴说：

　　“快走吧，弟兄们！我们已经迟到了。”

　　到歌剧院门口的时候奥库涅夫才赶上他。

　　“还记得吧，伊格纳特，三年以前我们也是这样到此地来的。那时候，杜巴瓦带着一批‘工人反对派’回到我们队伍里来。那次晚会开得很好。今天我们又要和他斗一斗了。”奥库涅夫说。

　　他们在入口向检查人员出示了证件，就走进大厅，这时潘克拉托夫回答奥库涅夫说：

　　“是的，杜巴瓦的历史又在这个老地方重演了。”

　　有人发出“嘘”的声音，让他们肃静。他们只好就最近的位子坐下，因为下午的会议已经开始了。台上有一个女同志在讲话。

　　潘克拉托夫用胳膊肘碰了奥库涅夫一下，低声说：“我们来得刚好，就坐下吧，听听你的妻子说些什么。”

　　“……不错，我们在讨论会上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但是，凡是参加了这种讨论的青年，都学到了许多东西。我们非常高兴指出一件事实，就是，在我们的组织里，托洛茨基分子已经被击溃了。他们没有理由埋怨，说没有给他们说话的机会，没有给他们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不，完全相反：他们滥用了我们给他们的活动自由，做出了一连串最严重的破坏党纪的事情。”

　　塔莉亚非常激动，一绺头发落到她脸上，妨碍了她说话。她用力把头向后一甩，又继续说：

　　“我们在这里听到各区的代表同志的讲话，他们都谈到托洛茨基分子所采用的那些手段。就在这次大会上，托洛茨基分子的代表也相当多。各区有意地发给他们出席证，让大家在全市党代表大会上再一次听听他们的意见。假使他们自己不愿多说，那可就不能怪我们了。他们在各区和各支部遭到的彻底失败，已经使他们得到了一些教训。他们很难再跑到这个讲台上，把昨天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了。”

　　忽然，在池座右角有一个尖锐的声音打断了塔莉亚的话：

　　“我们还要说话的！”

　　塔莉亚转过身去。

　　“好吧，杜巴瓦，就请你到台上来说说吧，我们大家都听听。”她这么提议说。

　　杜巴瓦用凶狠的目光盯着她，气愤地撇着嘴唇。

　　“时机一到，我们就要说话！”他大叫了一声，并且想到了他昨天在自己那一区里所遭受的惨痛失败。

　　会场上发出了不满意的声音。潘克拉托夫再也忍耐不住了，他说：

　　“怎么？还想再一次动摇党的基础吗？”

　　杜巴瓦听得出这是谁的声音，但是他甚至连头都没有回一下，只是紧紧地咬着嘴唇，把头低下。

　　塔莉亚继续说：

　　“杜巴瓦本人就可以作为托洛茨基分子破坏党纪的鲜明例证。他是我们共青团的一个老工作人员，好多人都知道他，尤其是兵工厂的工人更知道他。杜巴瓦是哈尔科夫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和什科连科在这里已经待了三个星期了。在学校里功课正忙的时候，他们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呢？城里没有一个区他们没去讲演过。不错，什科连科最近几天已经开始清醒了。是什么人派他们到这儿来的呢？除了他们之外，这里还有许多从各种组织来的托洛茨基分子。这些人从前都在本地做过工作，这次跑到这里来的目的就是给党内斗争煽风点火。他们所属的党组织是否知道他们都在什么地方呢？当然不知道。”

　　大会期待着托洛茨基分子出来承认自己的错误。塔莉亚尽力想启发他们承认错误，她仿佛不是在主席台上讲话，而是在作同志间的私人谈话，她说：

　　“大家该还记得，三年以前，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杜巴瓦和从前的一批所谓‘工人反对派’回到我们队伍里来了。大家还记得他当时说的话：‘党的旗帜永远不会从我们手里掉下去。’还不到三年，它已经从杜巴瓦手里掉下去了。是的，我要这样宣布——党的旗帜是从杜巴瓦的手里掉下去了。因为他说‘时机一到，我们就要说话’的意思，就是他和他的同伙——托洛茨基分子，还要继续走他们错误的道路。”

　　在后排有人说：

　　“让屠弗塔谈谈晴雨表吧，他是他们的气象学专家。”

　　会场上掀起一阵激愤的声音：

　　“不要开玩笑！”

　　“让他们答复：他们是否停止反党的斗争？”

　　“让他们说出来，反党的宣言究竟是谁写的？”

　　会场的情绪越来越激愤，主席不断地摇着铃子。

　　在嘈杂的人声中，一点也听不清塔莉亚的话，但是这阵暴风雨很快就过去了，她的话又听得见了：

　　“我们从各地接到同志们的来信——他们都支持我们，这一点使我们非常兴奋。现在让我把这些来信中的一封给大家读一段。这是奥莉嘉·尤列涅娃写来的，在场的人有不少都是认识她的，她现在是共青团州委会的组织部部长。”

　　塔莉亚从一大包信件中抽出了尤列涅娃的信，很快地看了一下，接着读道：

　　“日常工作已经停顿了，四天以来，常委会的人都到各区去了，因为托洛茨基分子发动了空前激烈的斗争。昨天发生了一件使整个组织都非常愤慨的事情。反对派在城里任何支部里都没有得到大多数的支持，就决定集中力量，在州军委会支部里大干一下。这个支部包括州计划局和工人教育处的党员在内，一共有四十二个人，但是当地所有的托洛茨基分子都集拢到这里来。我们从来还没有听过像在这次会议上听到的那样反党的言论。军委会的一个人竟公然说：‘假使党机关不投降，我们就用武力消灭它。’而那些反对派对这种话，竟报以热烈的掌声。当时，柯察金就走上台去说：‘你们既然都是党员，怎么能对这个法西斯主义者鼓掌呢？’但是他们不让柯察金继续说下去，故意把椅子弄得咚咚地响，大声喊叫。这个支部的几个党员对这种流氓行为非常愤慨，坚决要求让柯察金说下去。但是，当保尔刚刚要开口的时候，又是一阵捣乱。于是保尔向他们喊着说：‘瞧瞧你们的好民主！无论你们怎样胡闹，我还是要说下去！’当时就有几个人捉住他的手，想把他从主席台上拉下来。这简直是野蛮的举动。保尔一面把他们推开，一面继续往下说。可是，他到底被拉下讲台，从旁门被推到楼梯上去了。有一个流氓还把他的脸打出血来。那个支部的人几乎全体退出了会场——这件事使不少的人睁开了眼睛……”

　　塔莉亚说完就走下了主席台。

　　谢加尔在省党委会当宣传鼓动部部长已经两个月了。现在他正和托卡列夫并排坐在主席团的位子上，倾听着市党代表大会代表们的发言。当时发言的还只是那些在共青团里工作的年轻党员。

　　“这几年来，他们成长得多么快呵！”谢加尔心里想。

　　“这些反对派已经招架不住了，”他向托卡列夫说，“重炮还没有拉出来，青年们就把托洛茨基分子击溃了。”

　　屠弗塔跳上了主席台。全场对他发出一阵不满的喧嚷声和短暂的哄笑声。屠弗塔把脸转向主席团，想对这种欢迎提出抗议，可是会场这时已经安静下来了。

　　“这里有人叫我气象学专家，但是，多数派同志们，你们就是这样来讥笑我的政治观点吗？”他气愤地一口气说了出来。

　　一阵哄堂大笑掩盖了他的声音，他愤慨地把会场的情形指给主席团看。

　　“不管你们怎样笑，我还是要说——青年就是晴雨表。列宁就有好几次这样说过。”

　　会场立刻沉静了。

　　“列宁怎样说的？”会场里有人问。

　　屠弗塔更有精神了。他说：

　　“当准备十月起义的时候，列宁就下过命令，把那些坚定的青年工人都召集起来，武装他们，派他们和水兵们一块儿到最重要的岗位上去。你们要不要我把这一段读给你们听听？我这里有全部引文的卡片。”说着他就去开皮包。

　　“我们知道这个！”

　　“列宁关于团结的问题是怎样写的？”

　　“关于党的纪律是怎样写的？”

　　“列宁在什么地方要青年和党对立过？”

　　屠弗塔回答不出来了，他只好换一个题目：

　　“刚才塔莉亚读了尤列涅娃的信。我们不能为某一些讨论会上的若干反常现象负责。”

　　和什科连科并排坐着的茨维塔耶夫非常气愤地轻轻向什科连科说：

　　“这个蠢小子热心得太过分了！”

　　什科连科也非常气愤地轻轻回答说：

　　“是呵！这个蠢货准会把我们彻底拖垮。”

　　屠弗塔的又细又尖的声音继续刺着人们的耳朵：

　　“既然你们组织了多数派，那我们也就有权利组织少数派！”

　　会场里掀起了一阵暴风雨般的喊声。

　　屠弗塔的话被愤怒的喊叫声淹没了。

　　“你说什么？还想再分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吗！？”

　　“全俄共产党并不是国会。”

　　“他们是为那些人——从米亚斯尼科夫到马尔托夫——卖力的！”

　　屠弗塔就像游泳一样挥动着双手，急急忙忙地说：

　　“我还是要说，应当有小组织的自由。不然的话，我们具有反对意见的人，怎样才能为自己的见解去和有组织的、由铁的纪律团结起来的多数派做斗争呢？”

　　会场里的吵嚷越来越厉害了。于是潘克拉托夫站起来喊着说：

　　“让他把话说完，听听这些话倒也有好处！他把另外一些人想说而没有说的话，都给倒出来了。”

　　会场又沉静了。屠弗塔也发觉他说走了嘴，恐怕现在还不该说这种话。他的思想一转，慌忙换了话题，急急忙忙结束他的讲话：

　　“当然，你们可以开除我们，让我们靠边站。这种情形现在已经开始了。我已经从团省委被排挤了出来。没有关系，很快就可以看到究竟谁是谁非了。”说完他就跳下主席台，走到会场里。

　　杜巴瓦接到茨维塔耶夫一个纸条：

　　“德米特里，你马上接着到台上去讲话。当然，这已经是无补于事了。我们在这里显然已经打了败仗。但是屠弗塔的话必须纠正。他简直是个胡说八道的混蛋。”

　　杜巴瓦请求发言，并立刻得到了允许。

　　他走上主席台的时候，整个会场都静悄悄地等待着。这种讲话前的沉寂本来是常有的现象，现在却使杜巴瓦感到这是大家对他冷淡和敌视的表现。他已经没有前些日子在各支部里发言的那股劲头了。他的气焰已经一天比一天低落，现在就像冷水浇过的篝火一样，只冒着呛人的黑烟了，——这种烟就是被无法掩饰的失败和老朋友们无情的反对所损伤的病态的自尊心，也是一种死不肯承认错误的顽固心理。他已经决心蛮干到底，虽然他明知道这样一来，只有和大多数同志离得更远。他发言的时候声音很低，但是非常清楚。

　　“我请求大家不要打断我的话，或是提出什么问题来反驳我。我想把我们的立场好好地申述一下，虽然我早就知道这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们是多数。”

　　当他结束讲话的时候，会场里就像爆炸了一颗手榴弹似的。飓风般的喊声向杜巴瓦袭来。愤怒的呼喊像皮鞭子似的打着他的脸：

　　“可耻！”

　　“打倒分裂者！”

　　“够了！少说点诽谤的话吧！”

　　他走下主席台的时候，又是一阵嘲弄的哈哈大笑陪送着他。这种哈哈大笑更使他沮丧。要是愤怒地大吼大叫倒使他好受一点。因为这是讥笑他，正像讥笑一个唱得走腔掉韵的三等演员似的。

　　“现在请什科连科发言。”主席说。

　　什科连科站起来说：

　　“我拒绝发言。”

　　坐在后排的潘克拉托夫用他那低沉的声音说：

　　“我请求说几句话！”

　　根据潘克拉托夫的声音，杜巴瓦已经了解到他的情绪。这个码头工人，只有当他感觉到被什么人很厉害地侮辱了的时候，说话的声调才是这样的。于是杜巴瓦一面用忧愁的眼光瞧着这微微驼背的、身躯高大的人迅速地走上主席台，一面感到心神不安。他知道潘克拉托夫要说什么话。他想起了昨天他在索洛缅卡区和一些老朋友们相遇的时候他们怎样诚恳地劝他脱离反对派。当时和他在一起的还有茨维塔耶夫和什科连科。大家是在托卡列夫那里聚会的。在场的有潘克拉托夫、奥库涅夫、塔莉亚、沃林采夫、泽列诺夫、斯塔罗维洛夫、阿尔丘欣。杜巴瓦对他们说的希望恢复团结的话，一味地装聋作哑。话谈得正热烈的时候，他竟和茨维塔耶夫一同走开了，用这来表示他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可是什科连科没有走。现在他又拒绝发言。“这个软弱无能的知识分子！显然，他们把他说服了。”杜巴瓦愤愤地这样想。在这狂热的斗争中，他失去了所有的朋友。在共产主义大学里，他和扎尔基的多年的友谊破裂了，因为扎尔基曾在党委会激烈地反对“四十六人声明”。后来，他们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厉害，他和扎尔基连话也不说了。在这以后，他好几次在自己的寓所里看见扎尔基——他是来找安娜的。安娜在一年以前作了杜巴瓦的妻子。他们两个人各有各的房间。杜巴瓦认为安娜之所以不赞同他的见解，他和安娜的关系之所以比较紧张，而且越来越恶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扎尔基成了她的常客。这倒不是由于嫉妒，而是安娜和扎尔基的友谊使杜巴瓦非常不满，因为他已经不和扎尔基说话了，安娜倒和他来往。后来他终于把这话对安娜说了，这就发生了一场非常厉害的争吵，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紧张了。他这次到这里来，事先就没有告诉她。

　　潘克拉托夫的演说打断了他的思绪。

　　“同志们！”他把这个词说得特别清楚而响亮。他登上主席台，站到台前沿，“同志们！我们九天以来都在听着反对派的发言。我老实说，他们已经不是战友，不是革命的战士，不是和我们共同斗争的阶级弟兄了。他们的言论是含着深深的敌意的，是不可调和的，是恶毒的，是有意诽谤的。同志们，这是诽谤的言论！他们骂我们布尔什维克是党内专制的拥护者，是出卖本阶级和革命利益的人。他们诽谤我们党内那些真正优秀的、经过考验的人和光荣的老布尔什维克战士，那些培育了全俄共产党、教育了全俄共产党的人们，那些曾在沙皇专制的监牢中受尽折磨的人们，那些追随列宁同志跟国际上的孟什维主义以及托洛茨基做无情斗争的人们。他们说这些人都是党的官僚主义的代表。要不是敌人，哪一个能说出这样的话来？难道党和它的机关不是一个整体吗？大家想想，这是什么话？当我们的队伍正被敌人包围的时候，竟有人唆使青年红军战士去反对他的指挥官、政委，以及司令部，我们怎样称呼这种人呢？比方说，我今天是个车工，按照托洛茨基分子的意见，还可以算是一个‘正派’人，可是明天我做了党委会的书记，就是一个‘官僚’和‘党老爷’了！这是什么话？！同志们，怎么能不叫人奇怪呢？在那些自称反对官僚主义和拥护民主的反对派中间，恰恰就有一些官僚：比方说，不久以前因为犯了官僚主义而被解除工作的屠弗塔，以其‘民主’而在索洛缅卡特别著名的茨维塔耶夫，或是那个曾经因为在波多尔区使用强迫命令方法和高压手段而三度被省委解除工作的阿法纳西耶夫，都是这种人。凡是受过党的处罚的人，现在都结合在一起进行反党的斗争，这是事实。关于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主义’是什么货色，让那些老布尔什维克去说吧，他们知道得更清楚。现在必须让青年们都知道托洛茨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的历史，知道他经常从这个阵营倒向另一个阵营的情形。反对反对派的斗争已经团结了我们的队伍。这种斗争在思想上使青年们坚强起来了。在反对小资产阶级倾向的斗争中，锻炼了布尔什维克党和共青团。反对派里那些歇斯底里的恐慌病患者，正预言我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要破产。我们的未来会证明这种预言的价值的。他们要求我们把老布尔什维克，像托卡列夫这样的同志，都送到机器旁边去，而让杜巴瓦这类把反党的斗争看做英雄行为的破晴雨表来接替老同志的位置。不，同志们，我们才不这样蠢呢。老年人是需要人来接班的，然而不是把岗位交给那些一遇到困难就疯狂地攻击党的路线的人。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来破坏我们伟大的党的团结。老战士和青年近卫军永远不会分裂的。我们在列宁的旗帜下和小资产阶级倾向所做的斗争，一定会得到胜利！”

　　潘克拉托夫走下讲台，全场热烈地对他鼓掌。

　　第二天，在屠弗塔家里聚集了十来个人。杜巴瓦说：

　　“我和什科连科今天就要回哈尔科夫去了。我们在这里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你们千万不要散伙。咱们现在只有等待局势的转变。很明显，全俄共产党代表大会将要谴责咱们，不过，要是说马上就会镇压咱们，我觉得还早。多数派已经决定还要在工作中考验咱们一次。现在，特别是在这次大会之后，还要再搞公开斗争，这就会被党开除，咱们决不采取这种行动计划。将来究竟怎样，现在还很难说。似乎，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于是杜巴瓦站起来就想走。

　　薄嘴唇的瘦子斯塔罗维洛夫也站了起来，卷着舌头结结巴巴地说：

　　“德米特里，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怎么？是不是大会的决议我们可以不服从呢？”

　　茨维塔耶夫粗暴地打断他的话：

　　“形式上——还得服从，要不，他们就会收回你的党证。将来怎么办，我们要看风转舵。现在可以散会了。”

　　屠弗塔坐在椅子里不安地晃了一下。什科连科愁眉不展，脸色苍白，眼睛周围因为失眠而发青。他正坐在窗边啃指甲。当茨维塔耶夫说到末了几句话的时候，他停止了他那苦恼的动作，转过身来，突然气愤地粗声对大家说：

　　“我反对这一套。我个人认为大会的决议我们必须服从。我们已经申述了自己的意见，大会既然做出了决议，我们就得服从。”

　　斯塔罗维洛夫用赞同的眼光看了看他，小声说：

　　“我的意思也是这样。”

　　杜巴瓦用眼睛盯着什科连科，故意用讽刺的口吻说：

　　“你爱怎样就怎样好了，并没有人管你。你还有机会到省代表大会上去‘检讨’。”

　　什科连科一跳站了起来。

　　“你这是什么话，杜巴瓦同志！我老实说，你这些话只能推动我离开你，使我不得不仔细考虑昨天的立场。”

　　杜巴瓦向他挥手说：

　　“你只可以走这条路了。去检讨吧，现在还不晚。”

　　于是杜巴瓦和屠弗塔等人握手告别了。

　　杜巴瓦走后，什科连科和斯塔罗维洛夫马上就离开了。

　　一九二四年这历史上特别冷的一年来到了。正月里满地是雪，非常冷。从下半个月起，又刮着暴风，下着连绵不断的大雪。

　　西南的铁路线都埋在雪底下了。人们不得不和这残暴的天灾进行斗争。

　　扫雪机的铁犁头钻进山样的积雪里，给列车开出一条路来。严寒和暴风雪毁坏了表层结了冰的电报线，在十二条线里，只有印欧线和其他两条直通线还可以通报。

　　在谢佩托夫卡车站的电报房里，三架莫尔斯电报机达达响着，只有内行人的耳朵才能听懂这不间断的语言。

　　两个女报务员都是年轻的，她们从开始工作到现在，至多才收过两万米长的电报纸条，但她们的同事里有一个老头子却已收了二十万米的电报纸条了。他不像她们那样皱着眉头读那些纸条，拼那些难解的字母和句子。他只倾听着那机器的达达的响声，就把字一个一个地写在电报纸上。他正根据音响，收着电报：

　　“发往所有各站，发往所有各站，发往所有各站！”

　　他一面记下这些字，一面想道：“这大概又是一个关于和积雪斗争的通知。”这时候，风正在户外呼啸，一团一团的雪片直向窗户上扑来。他觉得仿佛有什么人在外面敲着窗子，他的眼睛朝发声的地方望去，不由地欣赏起玻璃窗上那美丽精巧的霜花。世上决没有人能做出这么精致的雕刻，这么一种独出心裁的枝叶花纹。

　　这景致吸住了他，他不听那机器的响声了。等他回过头来的时候，已经积了不少的纸条，于是他急忙拿起来读：

　　“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六时五十分……”

　　他慌忙记了下来，把纸条丢开，然后又用手托着头，开始倾听：

　　“在高尔克逝世……”

　　他缓缓地记下来。他一生听到了无数的喜报和讣闻，总是他最早听到别人的快乐和悲哀的消息。他对那些简略而不完整的短句的意义，早已完全不假思索了；他只是收下来，把它记在纸上，一点也不注意它的内容。

　　现在又是某一个人死了，有人正在把这消息告诉其他人。他完全忘记了这电报的开头的话：“发往所有各站，发往所有各站，发往所有各站！”收报机继续滴答地响着，老报务员把那些滴答声译成了文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几个字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他安心地坐在那里，也有点疲倦了。他想，在某一地方，某一个叫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死了，而他正在把那悲惨的消息记下来，准备通知谁。有人将因为绝望和忧伤而号哭；但是这都和他无关，他只是一个局外的旁观者。收报机继续响下去，几点之后是一划，又是几点，又是一划，这老人从那些熟识的滴答声中，已经知道这个字的第一个字母，于是他在格子纸上写下字母Л。在这个字母之后，他又写下第二个字母Е。在Е之后，他小心地写了一个Н，随后又添上一个И，最后一个字母Н已经是自动地写出来的了。

　　收报机打出了间隔，老报务员的眼睛只用十分之一秒钟的时间在他所写下来的字母上一瞥，——ЛЕНИН（列宁）。

　　收报机还继续滴答响下去，可是这老报务员方才碰到的那个熟识的名字再次出现在他们的脑海里。他又把那最后几个字母看了一看——列宁。怎么？……列宁？……他的眼睛注视着那电报的全文。他瞪着那些字，看了一会儿。于是，在他三十二年的工作过程中，他第一次不相信自己所抄下的电文了。

　　他核对了三次，看来看去还是那句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高尔克逝世。那老头子从座位上跳起来，手里拿着那螺旋形的纸条儿，狠命地瞪着它。两米长的小纸条证实了他不能相信的消息！他把死人一般苍白的脸转过来对着他那两个女同事，她们听到了他的吃惊的喊叫：

　　“列宁逝世了！”

　　这惊人的噩耗从敞开的大门溜出了机器房，又以狂风一样的速度闯进了车站，冲到暴风雪里，在铁路线和交叉点上面旋卷着，然后像一阵刺骨的冷风，吹入了调车场那一扇半开的大铁门。

　　在调车场里，有一辆火车头正摆在一号修理地坑上面；小修队正在修理它。波利托夫斯基老头子亲自走进车头下面的地坑里，把损坏的地方告诉钳工们。勃鲁扎克和阿尔焦姆两个正忙着把弯了的炉条锤直。勃鲁扎克钳住炉条，把它放在砧子上，阿尔焦姆就用铁锤锤它。

　　近几年来，勃鲁扎克已经老了许多，他所经历的一切已经在他额上刻了一条很深的皱纹，额角的头发也白了，他的背也驼了，那对深深凹进去的眼睛老是现出忧郁的神色。

　　有一个人突然从开着的门缝挤进来，在傍晚的昏暗中看不清是谁。打铁声掩住了那个人的第一声叫喊，但是当他走到火车头周围的人们跟前的时候，阿尔焦姆的铁锤突然在空中停住了。

　　“同志们！列宁逝世了！”

　　那铁锤缓缓地从他肩膀上落下来，阿尔焦姆的一只手轻轻地把它放在水泥地上。

　　“你说什么？”阿尔焦姆的手像一把钳子似地抓住了带来这惊人消息的人的皮外套。

　　这个浑身是雪的人沉重地喘着气，用低沉而伤心的声音说：

　　“真的，同志们，列宁逝世了……”

　　因为那个人没有高声喊叫，这回阿尔焦姆才明白这个可怕的消息是真的，他马上仔细看一看那人的脸：原来这是党支部的书记。

　　人们从地坑里爬上来，沉默地听着那个世界著名的人逝世的消息。

　　在大门那边，一个车头吼叫起来，使他们哆嗦了一下。车站边上又有一个车头立刻吼叫起来，然后又是第三个车头……发电厂的汽笛也随着像炮弹飞啸一样地尖叫起来，附和着机车的不安的强大的吼叫声。一列即将开往基辅的客车，它那快速而漂亮的C型机车拉响了铜钟，清脆的钟声又淹没了别的声音。

　　谢佩托夫卡——华沙直达列车的波兰机车上的司机知道了这些汽笛声的意义，他又倾听了一会儿，就慢慢地举起手拉下那放开汽笛活塞的小铁链。这倒把国家政治保安部一个工作人员吓了一跳。那个波兰司机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拉汽笛了，往后他再也不能在这个车上干活了，但是他的手仍然没有离开那小铁链，他的机车的汽笛声把那些坐在包厢软席上的波兰外交信使和外交人员吓得惊慌地跳起来。

　　调车场里挤满了人。他们从所有的门拥了进来，当那巨大的修理厂挤满人的时候，在悲痛的沉默中有人开始讲话了。

　　讲话的是谢佩托夫卡州党委书记、老布尔什维克沙拉勃林。

　　“同志们！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列宁死了。党遭受到了一个无可补救的损失，——那个缔造了布尔什维克党和教导它对敌人进行不妥协的斗争的人与我们永别了……党的和我们阶级的领袖的逝世，应当是号召我们无产阶级的优秀的子弟们加入我们队伍的号角……”

　　哀乐声响起来了，几百个人都脱下帽子，连十五年来没有流过眼泪的阿尔焦姆，也感到他的喉咙哽咽起来，他那宽大的肩膀正在颤动。

　　铁路工人俱乐部的墙壁好像受不住那么多人的推挤似的。外面冷得刺骨，门口两棵云杉都蒙上了厚雪，结了冰柱，但在大厅里，由于荷兰式炉子的热气和六百个参加党所召开的追悼大会的人们的呼吸，空气很闷热。

　　大厅里没有惯常的喧嚷声和谈话声。巨大的悲伤让大家的声音都哑了，他们只是低声地谈话，而且从几百双眼睛里都可以看到悲伤与不安，就像这是一群失去了有经验的领航员的船员一样，那领航员已被狂风卷到海里去了。

　　党委会的委员们沉默地走上主席台，坐在桌子旁边。矮胖的西罗坚科小心地拿起一只铃，只轻轻一摇就放下了。这已经够了，会场逐渐被难堪的沉寂笼罩了。

　　报告完了以后，党委书记西罗坚科立刻站起来。他宣布了一件事，这种事在追悼会上宣布是很少有的，但是任何人都没有感到惊奇。他说：

　　“有一批工人请求大会考虑他们的入党申请，在申请书上签名的有三十七人。”他接着就念那个申请书：

　　西南铁路谢佩托夫卡站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组织：我们领袖的逝世号召我们加入布尔什维克的队伍。我们请求在今天的大会上审查我们，并接受我们加入列宁的党。

　　在这下面是两行签名。

　　西罗坚科念着，每念完一个名字就停顿几秒钟，让听众有时间记住那熟悉的名字。

　　“波利托夫斯基，斯塔尼斯拉夫·齐格蒙多维齐，——火车司机，工龄三十六年。”

　　会场发出一片赞成声。

　　“柯察金，阿尔焦姆·安德列耶维奇，——钳工，工龄十七年。”

　　“勃鲁扎克，扎哈尔·瓦西利耶维奇，——火车司机，工龄二十一年。”



　　大厅里的声音越来越大，讲坛上那个人还在念着那些名字，大家都知道这些人都是长久跟钢铁和重油打交道的产业工人。

　　当名单上的第一个人走上讲坛的时候，全场静得连一点儿声音也听不到。

　　老头子波利托夫斯基在叙述自己的生涯的时候，怎么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同志们，我还能说什么呢？从前一个工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大家全都知道。过的是奴隶的生活，老的时候像一个叫化子一样死去。唉，我得承认一件事，革命爆发的时候，我以为我已经是一个老头子了，肩膀上又挑着家庭的重担，所以我当时没有想到入党。虽然我从来不曾在战斗中帮助过敌人，但也很少参加战斗。一九〇五年我在华沙的工厂做工，那时候我作过罢工委员会的委员，和布尔什维克们一道工作过。那时候我还年轻，而且干事也泼辣。老话还提它干什么！列宁的死叫我太伤心了，我们永远失去了我们的朋友和保护人，我不能再说我年老了！……让讲得好的人讲吧，我不会讲话。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我永远跟着布尔什维克走，永远不变心！”

　　老司机的白发苍苍的头，倔强地点了一下，灰色眉毛下面的眼睛射出坚定的目光，一眨也不眨地注视着会场里的人，仿佛在等候着他们的裁决。

　　没有人举手反对这矮个子的白头发的老头子。当党委要求非党员们和党员一样举手表示意见时，也没有一个人弃权。

　　波利托夫斯基在离开讲坛时，已经成了一个党员。

　　会场里的每一个人都明白，一桩不平常的事情正在进行。在老司机刚才站立的地方，现在站着身材高大的阿尔焦姆。这个钳工不知道怎样去对付他那两只大手，因此他老是摸他那顶带大耳罩的帽子。他那件边上已经脱了毛的羊皮短外套完全敞着，里面灰军服领子上的两颗铜钮扣都扣着，这使他显得就像过节那样整洁。他面对着大厅，突然看到一个熟识的妇女的面孔——石匠的女儿加莉娜坐在从缝纫工厂来的工人们中间。她给他一个宽恕的微笑，那微笑里含着赞成的表情，而在她的嘴角上，还另有一种半隐半露的、只能意会的表情。

　　“阿尔焦姆，讲讲你的经历吧！”西罗坚科说。

　　阿尔焦姆·柯察金觉得难于开头，他不习惯在大会上说话。也只在这时候他才感觉到他还不知道应该怎样把生活中积累的一切事情告诉听众。他很难把字句凑拢在一起，同时他又十分激动，这就更妨碍他说话了。这样的情形是他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他心里十分明白，他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大转变，——他现在正要跨出最后的一步，转向一个新的方向，一个能够使他那委靡不振的生活得到温暖和具有意义的方向。

　　“我母亲生了我们四个。”他开始说。

　　会场里很静。六百个人都小心地倾听这高大的、生着鹰鼻子和浓眉大眼的工人讲话。

　　“我母亲在阔人家里当佣人。我不大记得我爸爸，他和我母亲合不来。他时常喝醉。我们和母亲在一起过活。她没法养活我们那么多人。她一个月只拿到四个卢布，吃东家的饭，就为了这几个钱，她一天从清早忙到半夜，腰都累弯了。我侥幸能在初级小学念了两个冬天，学会了读书写字，但是到了我满九岁的时候，我母亲没有法子了，只好叫我到一个小铁厂当学徒——我干了三年，没工钱，只管饭……老板是一个德国人，叫费斯特。他本来不愿收容我，因为我年纪太小，但是我长得很高很壮，母亲就把我的年龄多报了两岁。我给那德国人干了三年，什么手艺也没有学到，只替老板做些零活和买酒。他时常喝得醉醺醺的……一会儿叫我去撮煤，一会儿叫我去拿铁……他老婆拿我当她的小奴才：叫我倒尿盆，削土豆。她动不动就踢我，常常是没有理由，只是由于习惯。只要我没能让她满意，她就照着我的脸上给两三巴掌，她因为她男人喝酒就常常拿别人出气。有时我从她手里挣脱，跑到街上，可又能向哪里逃呢？我能够向谁诉苦呢？我母亲远在四十俄里以外，而且，她那儿也没有我安身的地方……在厂里也是一样。厂里的工头是老板的兄弟，那混蛋，总是拿我来开心。有一回，他说：‘去，把那个铁垫圈给我拿过来，’他指着安放铁炉的那个角落说。我就用手捡起那个铁垫圈——这才知道那铁垫圈是刚刚从炉里拿出来的。它搁在那里是黑色的，可是用手一拿，就把你指头上的皮烫掉了。我痛得大声号哭，可是他倒哈哈大笑起来。我实在忍受不住这种熬煎了，就逃回母亲那儿去。可是母亲没有地方安置我，她又哭着把我带回那个德国人那里。在第三年，他们才教我一点手艺，还是不断打我。所以我又逃走了，到了老康士坦丁诺夫。我在那边一家腊肠作坊里干活。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都是在洗肠子，过着狗一样的生活。后来老板赌钱把作坊输掉了，欠了我们四个月的工钱逃走了。这样我才逃出了那个臭茅坑。我爬上火车到日美林卡去找工作。我很感激那里铁路工厂里的一个工人，他很可怜我。他弄清楚了我在铁工厂做过工，就假装是我的叔叔，竭力把我荐到厂里去。我的个子高，他们就说我是十七岁，于是我就作了钳工的下手。后来我转到这里，已经做了九年工。这就是我过去的生活，至于现在的情形，你们大家都知道。”

　　阿尔焦姆用帽子擦了擦额上的汗，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现在他必须说到更重要的一部分了，这也是最难说的一部分，他不能等到别人问他之后再说。他紧皱着浓眉，继续说下去：

　　“谁都有权问我，为什么我没有在革命的烈火刚一烧起来的时候就作布尔什维克？我能回答他们什么呢？那不是年龄的关系，我离年老还远得很，可是我到现在才找到自己的路。我在这里有什么可掩饰的呢？我们都迷了路。老实说，我们都应该在一九一八年，也就是在举行大罢工反对德国人的时候，就开始走这条路的。有一个水兵叫朱赫来，他和我们谈过不止一次。直到一九二〇年，我才拿起了步枪。后来这事情结束了，我们把白军赶进了黑海，我们又转回家来。接着就是结婚，生孩子……我让家事给拖住了。但是现在，我们的列宁同志死了，党发出了号召，我看看自己的生活，看出了它缺少的是什么。我们仅仅保卫苏维埃政权还不够，还应当像一家人一样加入它，来接替列宁，让苏维埃政权像铁打的江山一样。我们都应当作一个布尔什维克——它是我们自己的党嘛！”

　　阿尔焦姆就这样简单而又十分诚恳地结束了他的发言，他对他刚才那种不平常的措词虽然感到不自然，但是他觉得肩膀上的重担已经卸掉了，因此挺直身子站在那儿等待别人发问。

　　“也许有人要提出问题吧？”西罗坚科对大家说。

　　座位上的人们动弹起来了，可是没有人立刻说话。随后，一个径直从机车上走来开会的、浑身黑得像甲虫一般的司炉，坚决地喊道：

　　“我们还要问他什么呢？难道我们大家还不了解他吗？把党证给他就得了！”

　　矮胖的锻工基利亚卡又热又激动，满脸通红，他用伤风的沙哑声音喊道：

　　“他这种人是不会出岔子的，他会成为一个坚强的同志，我们表决吧，西罗坚科！”

　　就在这时候，后面共青团员的位子上有一个人——他在暗处，认不出他是谁——站起来说：

　　“让阿尔焦姆·柯察金同志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要去种地？当一个农民会不会使他的无产阶级意识模糊起来？”

　　会场上掠过一阵轻微的、不赞成的声音，有人责备说：

　　“说得简单明白些！不要卖弄……”

　　但是阿尔焦姆已经开始回答了，他说：

　　“没关系，同志。那个青年人说得对，我种过地。这是实话，不过它并没有让我失去工人阶级的良心。从今天起，所有这些都结束了。我一定把我的家搬到工厂附近来，这里可靠得多。不然的话，这块地会把我缠死的。”

　　当阿尔焦姆看见许许多多的手举起来的时候，他的心又哆嗦了一下；可是他接着觉得浑身轻松了，他挺着身子走回了自己的坐位。他听见西罗坚科在他后面说：

　　“全体通过。”

　　扎哈尔·勃鲁扎克是第三个走到主席台前的人。他是不擅长说话的。波利托夫斯基的这个老助手早已当上了司机。他讲了自己劳苦的一生，快要结束时，他提到他近来的生活，他的声音很低，但是大家全听得见。他说：

　　“我应该替我的孩子们完成他们的任务。他们牺牲了，那并不是让我坐在后门口去哭泣。我一直没有补上他们牺牲的损失。现在，我们领袖的死，才打开了我的眼界。大家不要问我过去的事，让我的生活打今天起从头开始吧！”

　　扎哈尔想起了往事，心绪很乱，愁眉不展，可是谁也没有提出严厉的问题，大家都举手接受他入了党。这时候他的眼睛又有光彩了，他的花白的脑袋又抬起来了。

　　对这一批请求入党的人们的审查一直持续到深夜。只有大家都熟悉的那些经过了生活考验的最优秀的人，才被吸收为党员。

　　列宁的死使几十万个工人成了布尔什维克。领袖逝世了，但是党的队伍并没有动摇。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如果只折断它的树梢，是不会枯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