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一个星期，这个给战壕和蜘蛛网一样的带刺铁丝网围绕着的小镇，总是在隆隆的炮声和尖脆的枪声里醒来或睡去。只有在夜深时候才是安静的，但是偶尔还有一阵枪声冲破深夜的沉寂：那是双方的岗哨在互相试探。天一透亮，士兵们就聚在许多大炮周围忙碌起来。大炮张开黑嘴，凶猛地、吓人地咳嗽起来。人们连忙把新的炮弹装上去。炮手把绳子一拉，大地便震颤起来。炮弹嘶嘶地飞到离小镇三俄里外被红军占领的村庄上落下来，轰隆一声炸开，把无数的泥块抛向空中。

　　红军的炮队设在一座古老的波兰修道院的院子里。这个修道院在村子正中的高岗上。

　　炮兵队政委扎莫斯京同志骤然从睡梦中跳起来。他刚才用炮身作枕头睡了一觉。他紧了紧挂着沉重的手枪的皮带，然后侧着耳朵倾听炮弹的呼啸，等候它的爆炸。接着他那响亮的喊声就在院子里响起来：

　　“同志们，起来，明天我们再补睡吧。是时候了，起——来！”

　　炮兵们都在大炮周围睡觉。大伙全像政委一样敏捷地跳了起来。只有西多尔丘克起得晚，他懒懒地抬起他的头。

　　“你们这些混蛋，天还没有亮，就哇啦哇啦叫起来——真是一群讨厌的家伙！”

　　扎莫斯京哈哈大笑，说：

　　“呵！西多尔丘克，弟兄们真是太不自觉了，竟没有照顾到你还没有睡够。”

　　炮兵西多尔丘克起身了，仍然不满意地嘟哝着。

　　几分钟后，修道院院子里的大炮怒吼起来，炮弹在镇上爆炸了。白军在镇上糖厂那座高烟囱上用木板搭了一个瞭望台，上面坐着一个军官和一个电话员。他们是沿着烟囱的铁梯爬上去的。

　　全镇的情况一目了然。他们就在这里指挥炮兵射击。围城红军的每一动作，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今天红军方面表现得特别活跃。从蔡斯望远镜可以看到红军部队的移动。一列装甲火车慢慢地沿着铁路朝波多尔斯克车站开去，不停地开炮。后面就是步兵的散兵线。红军一连进攻了几次，想攻下这个市镇，但是白军却掩蔽在近郊的战壕里固守着。各个战壕喷出了猛烈的炮火，到处都是密集的枪声。当进攻最紧张的时候，这声音就变成了不断的怒吼。在弹雨下面，红军支持不住，又撤退了，战场上留下了不动的尸体。

　　今天对本镇的轰击比过去更凶猛、频繁、坚决。大炮不断的轰击使得空气震颤起来。从糖厂的烟囱上头可以清楚地看见布尔什维克的战线正向前推进。布尔什维克的战士们卧在地面上，跌倒又爬起来，向前进攻。他们差不多把车站占据了。谢乔夫师团把所有的后备队全都调了上来，可是还堵不住火车站上被打开的缺口。那些抱着拼命的决心的布尔什维克已经冲进了车站周围的各条马路了。在一阵短促而猛烈的攻击之后，守卫车站的彼得留拉谢乔夫狙击师的第三大队终于被迫退出他们最后的阵地——近郊的各个花园与果园，狼狈地、三五成群地向镇里逃去。红军的先头部队不让他们有喘息的机会，继续挺进，用刺刀开路，扫除了白军的后卫，占据了各条街道。

　　谢廖沙和他全家以及他们的近邻们一道躲在地窖里，但是现在，任何力量也不能叫他再呆在地窖里了。他要到上面去。他不管母亲的反对，径自跑出了那阴森森的地窖。装甲汽车“萨盖达奇内”号正辘辘地从他家门口开过去，一面退却一面疯狂地扫射着。彼得留拉的败兵慌乱地跟在它后头逃跑。其中有一个闯进了谢廖沙家的院子里。他慌忙抛下钢盔、步枪和子弹袋，然后爬过篱笆，钻到菜园里去了。谢廖沙决心到街上去看看。彼得留拉的败兵正沿着通向西南车站的大道逃窜。装甲汽车在掩护他们退却。通到镇上的大道上空无一人。忽然，一个红军战士跑到大道上来了。他迅速地卧倒，向大路的那一头射击。接着又出现了第二个，第三个……谢廖沙看见他们一面跑一面弯着身子追击。其中有一个脸上晒得黝黑、眼睛发红的中国人，上身只穿着一件贴身衬衫，胸口交束着机枪的子弹带，两只手都握着手榴弹，一点也不掩蔽地猛追过来。跑在最前头的那个红军战士还很年轻，手里提着一架轻机枪。这是首先冲到镇上来的红军部队。一阵狂喜的感情支配了谢廖沙。他一直跑到大路上，尽力高声呼喊：

　　“万岁！同志们，万岁！”

　　他的出现是这样突然，那个中国人差点把他撞倒。那个中国人开头打算用尽全力向谢廖沙扑去，但是这年轻人的高兴的表情阻止了他。

　　“彼得留拉的兵，逃到哪里去了？”呼呼地喘着气的中国人这样问。

　　但是谢廖沙没有听见他的话。他迅速地跑进了院子，抓起那白军丢下来的步枪和子弹带，飞一样地跑出去追上了队伍。红军战士们一点也没有注意到他，直到大伙进了西南车站，方才发现了他。他们截住了几列白军的满载枪械与弹药的火车，把残敌赶进树林里，然后才停下来休息，整顿队伍。这时那个年轻的机枪手跑到谢廖沙面前，惊讶地问他：

　　“同志，你是从哪儿来的？”

　　“我是本地人，就住在这小镇上。”谢廖沙回答，“我早就在等着你们来啦。”

　　红军战士们把他围起来。

　　“我认得他，”那个中国人高兴地笑着说，“在我们刚冲进镇上来的时候，他高声喊‘同志们，万岁！’他是布尔什维克——是我们年轻的好朋友！”那个中国人又拍着谢廖沙的肩膀称赞了几句。

　　谢廖沙的心快活地跳着。他们立刻接受了他，把他当作他们中间的一个。他和他们一道参加了攻打车站的肉搏战。

　　小镇又活跃起来了。受尽苦难的居民都爬出了地下室和地窖，忙着跑到门口去看进城的红军。谢廖沙的母亲和瓦莉亚，看到连帽子也没有戴的谢廖沙也背着步枪，束着子弹带，在红军中间走着。

　　他的母亲生气了。她急得直搓手。

　　谢廖沙，她疼爱的儿子谢廖沙，也去打仗啦！唉，这还了得！想想看，他竟在全镇人的面前，背着枪，大摇大摆地走着，以后怎么办呢？

　　想到这里，她实在忍不住了，就大声喊道：

　　“谢廖沙，快回家去，马上就给我回去！我要教训教训你，你这个小流氓，你要打仗，给我回家打去！”说着她就跑到她儿子跟前，想把他拉出来。

　　但是，她的谢廖沙，她揪过那么多次耳朵的小谢廖沙，却冷冷地瞪了她一眼，又羞又恼，红着脸，斩钉截铁地回答说：

　　“吵什么，我是怎么也不离开这个队伍了！”他连停也不停，就从她身旁走了过去。

　　这一下可把他母亲惹火了：

　　“哦，你就这样对你妈说话呀！”他母亲对他喊：“好，你以后别想回家来！”

　　谢廖沙头也不回地回答说：

　　“我就是不回来了！”

　　这可怜的妇人呆呆地站在路上。这时候，一队队的脸色黝黑、满身灰尘的战士们，正打她身旁走过。一个响亮的开玩笑的声音传了过来：

　　“别哭啦，老大娘，我们要选你儿子做政委呢。”

　　队伍里发出了一阵愉快的笑声。应着由队伍前面传来的雄壮和谐的歌声，他们开始唱道：

　　同志们勇敢地齐步走，

　　到战斗中去锻炼，

　　用我们的胸膛开条路，

　　通到自由的乐园……

　　在这合唱的歌声里可以听出谢廖沙的嘹亮的高音。他已经找到一个新的家了。在这个新家所有的步枪里，也有一支是他谢廖沙的。

　　列辛斯基的院子的大门口钉着一张硬纸，上面写的是：“革委会”。

　　旁边还贴着一张红色的宣传画。一个红军战士眼睛逼视着、指头直指着看这张画的人。宣传画的题字是：

　　“你参加红军了吗？”

　　昨天夜里，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已经把那些无声的鼓动员贴了出来。同时，还贴出来革命委员会第一张告谢佩托夫卡全体劳动人民书：

　　同志们！

　　无产阶级的军队已经占领了本镇。苏维埃政权已经建立起来。我们希望所有的居民保持镇静。那些虐杀犹太人的吸血的匪徒们已经被击败了，但是为了不让他们卷土重来，为了把他们彻底消灭，大家参加红军吧！用你们所有的力量来维护这劳动者的政权！本镇的军权属于卫戍司令员，政权属于革命委员会。

　　革委会主席 多林尼克

　　在列辛斯基的住宅里出出进进的是新人物了。“同志”这个字眼，昨天还有许多人为它牺牲了性命，现在到处可以听到了。“同志”——这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字眼呵！

　　多林尼克忘记了睡眠和休息。

　　这木匠正忙着建立本镇的革命政权。

　　在这住宅的一间小房子门口贴着一张用铅笔写的纸条，上面写着“党委会”。这里的负责人是伊格纳季耶娃同志，她是一个沉静而坚强的女人。政治部委派她和多林尼克两个人来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各个机构。

　　仅仅过了一天，就有许多工作人员坐在桌子旁边了。打字机哒哒地响着，粮食委员会也建立起来了。粮食委员蒂日茨基同志是个活泼而性急的人。蒂日茨基以前是糖厂的助理技师。本镇苏维埃政府刚刚建立起来，他就以罕见的顽强精神开始斗争，决心摧毁工厂管理部门那些内心仇视布尔什维克的上层贵族分子。

　　在全厂大会上，蒂日茨基用波兰话发表了激烈而坚决的演说。他猛力地敲着讲台的栏杆，向他周围的工人们说：

　　“旧时代当然不会再回来了。咱们的父亲和咱们自己一辈子为波托茨基当牛马的时代也都过去了。咱们为他们造了宫殿，可是伯爵大人给咱们的是什么呢？他让咱们挨饿给他干活，只要饿不死就行。

　　“大家想一想，波托茨基伯爵们和桑古什卡公爵们骑在咱们的脖子上已经多少年了？难道咱们波兰工人不也像乌克兰和俄罗斯工人一样受着他们的奴役吗？可是现在，那些拍伯爵大老爷们马屁的人却在工人中间散布谣言，说什么苏维埃政权要用铁拳对付波兰工人！

　　“同志们，这是最无耻的诽谤。各民族的工人，从来还不曾得到过像现在这样的自由。

　　“所有的无产者都是兄弟，但是那些贵族老爷们，请大家相信，我们是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的。”

　　他用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弧形，然后又用手使劲地敲着讲台的栏杆。

　　“究竟是什么人在离间我们各民族，使我们的弟兄们自相残杀呢？几世纪以来，国王和贵族总是不断地唆使波兰的农民去和土耳其人打仗，这一个民族侵略别一个民族的事，从来没断过。有多少人被毁灭了！已经发生了多少灾难！谁愿意这样？难道我们愿意这样吗？可是，所有这一切都要结束了。这些毒蛇们的死期已经到了。布尔什维克向全世界喊出了资产阶级最害怕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工人和工人都是兄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救，才能得到幸福的生活。同志们，加入共产党吧！

　　“波兰也要成立共和国，不过是苏维埃共和国，而不是波托茨基之流的共和国。咱们要把那些家伙连根拔掉。在苏维埃的波兰，咱们自己是主人。诸位哪一个人不晓得勃罗尼克·普塔申斯基？革命委员会已经派他当咱们工厂的委员了。‘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我们一定会有快乐幸福的一天，同志们，千万别听信那些狡猾的毒蛇们的鬼话！要是咱们工人们彼此能够信任，那么，咱们就可以把全世界各民族的工人弟兄们完全团结起来！”

　　蒂日茨基从他的心坎里，从一个普通工人的心坎里，发出了这清新的呼声。

　　当他走下讲台的时候，青年人都赞成地高声欢呼。可是那些老年人都不敢表示意见。谁说得准——也许布尔什维克明天就退出去，那时候，每一句话都得付出代价。假如不绞死，也一定要被赶出工厂。

　　教育委员是那个又瘦又高的中学教员切尔诺佩斯基。这是目前本地教育界唯一对布尔什维克忠心的人。在革命委员会对面驻扎了一个特务连。革委会的警卫就是由他们担任的。一到晚上，花园里、大门口，就架起上好子弹带的马克沁机枪。它的旁边是两个拿着步枪的战士。

　　伊格纳季耶娃同志正到革委会去。在门口，一个年纪很轻的红军战士引起了她的注意，她问他：

　　“同志，您今年多大了？”

　　“快十七岁了。”

　　“是本地人吗？”

　　他笑嘻嘻地说：

　　“是的，我是在前天战斗的时候才加入红军的。”

　　伊格纳季耶娃注视着他。

　　“你爸爸是做什么的？”

　　“火车上的副司机。”

　　这时候多林尼克跟一个军人朝栅栏门走来。伊格纳季耶娃对他说：

　　“你瞧，我给共青团区委会物色到了一个领导人，他是本地人。”

　　多林尼克迅速地把谢廖沙打量了一番。

　　“你是谁家的？”

　　“勃鲁扎克……”

　　“哦，是扎哈尔的儿子！那好了，你干去吧，把那些小弟兄们组织起来吧！”

　　谢廖沙觉得挺奇怪，看了看他们两个，说：

　　“可是，我连里的事情怎么办呢？”

　　多林尼克已经走上台阶，又回过头来说：

　　“这个我们自有安排。”

　　第二天傍晚，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地方委员会就建立起来了。

　　新的生活意外而迅速地冲进来了。它占据了谢廖沙整个的身心，把他卷到它的漩涡里去。谢廖沙把他的家完全丢在脑后了，虽然他的家是离得那么近。

　　他，谢廖沙·勃鲁扎克，现在已经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了。他十次八次地从衣袋里掏出那张盖着乌克兰共产党（布）印章的白纸片，那上面写着：谢廖沙·勃鲁扎克，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区委员会书记。要是有谁怀疑这一点，那么，在他的紧身制服外面的皮带上还挂着一支带帆布枪套的“曼利赫尔”手枪，——这是他的好朋友保尔送给他的礼物。这是最可靠的证件。唉，可惜保尔不在这儿！

　　谢廖沙整天都在忙着执行革委会的指示。这时候伊格纳季耶娃正在等候他。他们要一道上火车站里的政治部去领取发给革委会的宣传品和报纸。他急忙跑到街上，政治部的一个工作人员已经预备好汽车在那里等候他们。

　　到车站去的路很远。苏维埃乌克兰第一师的参谋部和政治部就设在车站的列车上。伊格纳季耶娃利用乘车的时间，问了谢廖沙许多问题：

　　“你在你那一部门做了一些什么工作？建立了组织吗？你应当在你的朋友们中间——在那些工人阶级的孩子们中间进行鼓动工作。要在最短期间把共产主义青年团建立起来。明天我们就起草一篇共青团的宣言，把它印出来，然后把青年召集来，在戏院里开一个大会；同时我再介绍在政治部工作的乌斯季诺维奇同你认识认识。她似乎正在做青年工作。”

　　丽达·乌斯季诺维奇是一个十八岁的姑娘，一头乌黑的短发，穿着茶色的新制服，腰里束一条窄窄的皮带。谢廖沙从她那里学到了许多新的东西。她还答应帮助他开展工作。当他们分手的时候，她给了他一包宣传品，另外又特地给他一本印有共青团的纲领和章程的小册子。

　　他们很晚才回到革委会来。瓦莉亚一直在花园里等他。她跑到他面前，抱怨说：

　　“你怎么不害羞呀！怎么，你完全脱离家庭了吗？为了你，妈妈天天哭，爸爸也生气。准要闹出事来的！”

　　“没有关系，瓦莉亚，什么也不会的。我没有工夫回家。说真话，实在没有工夫。今天我也不能回去。我正好有话要和你谈谈。到我这儿来吧。”

　　瓦莉亚简直认不出她的弟弟来了。他完全变了。就像有人给他充了电似的。他叫他姐姐坐在一张椅子上，接着就开门见山地说：

　　“是这么一回事。你也加入共青团吧。你不明白吗？就是共产主义青年团。我就是团的书记。你不相信吗？得，你看看这个！”

　　瓦莉亚看完了他的证件，不知所措地看着他，说：

　　“我加入共青团能做什么事呢？”

　　谢廖沙把两手一摊说：

　　“做什么事？怕没事做吗？我的好姐姐！我忙得连睡觉的工夫都没有呢。要大大展开宣传鼓动工作。伊格纳季耶娃说，我们应当召集所有的青年到戏院里开个大会，详细地给他们解释什么叫作苏维埃政权。她说我必须发表演说。我想了想，觉得不成，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准说不出话来。好吧，你说，你愿不愿意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我不知道。要是我这样做，妈妈简直会气疯的。”

　　“你别管妈妈吧，瓦莉亚，”谢廖沙说，“她不懂这些事情。她只想让她的孩子们守在她身边。她丝毫没有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意思。恰恰相反，她倒是同情的。但是她只让别人到前线打仗，却不愿意叫她自己的孩子们参加。你说这公道吗？你还记得朱赫来告诉我们的话吗？你看保尔，他就不管他母亲，自己走了。现在咱们有了真正生活的权利了。那么，瓦莉亚姐姐，难道你还会说个不字吗？呵，你想想，这该有多好呵！你在女孩子们中间工作，我在男孩子们中间工作。我今天就叫红头发的克利姆卡参加进来。瓦莉亚，你究竟参加不参加我们的组织呢？我这儿有关于这事情的小册子。”

　　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本小册子，交给她。瓦莉亚的眼睛盯着弟弟，低声问他：

　　“要是彼得留拉的兵再打回来怎么办呢？”

　　谢廖沙第一次考虑到这个问题。

　　“我当然要跟大家一道走。但是你怎么办呢？妈妈那时候一定会很痛苦的。”他沉默了。

　　“谢廖沙，你把我的名字填上去，不叫妈妈知道，除了你我之外，谁也不告诉。我一定尽力帮你，这是比较好的办法。”

　　“对的，瓦莉亚。”

　　这时候伊格纳季耶娃走进来了。谢廖沙对她说：

　　“伊格纳季耶娃同志，这是我的姐姐瓦莉亚。我正和她谈思想问题呢。她是一个很合适的共青团员，但是，你知道，我们的母亲太严厉。我们可以让她秘密参加吗？比方说，万一我们不得不撤退的话，不用说，我是要拿起枪来一同走的，可是她不愿意叫母亲难过。”

　　伊格纳季耶娃坐在桌子的一头，注意听着他的话，接着说：

　　“好的，这个办法比较妥当。”

　　戏院里挤满了嘁嘁喳喳的青年们，他们都是看到镇上到处张贴的布告以后来的。糖厂工人的管乐队在演奏。到会的大部分是学生——男女中学生和小学生。

　　他们到这里来，与其说是为了开会，倒不如说是为了看演出。

　　幕终于拉开了，刚刚从县里来的县委书记拉津同志在舞台上出现了。

　　这个长着尖鼻子的瘦小的人立刻引起了全场的注意。大家很注意地听着他的演说。他说到全国各地的斗争，他号召青年们紧紧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他像一个真正的演说家一样讲话，不过在他的讲词里，什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等等名词用得过多，而这些名词，听众当然都不懂。他讲完的时候，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他让谢廖沙继续讲话，自己先走了。

　　谢廖沙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他上了台说不出话来。“说什么呢？有什么话可说呢？”他想寻找适当的话，但是找不到，他很窘。

　　伊格纳季耶娃救了他，从讲台后边小声地对他说：

　　“你就说关于组织支部的事情吧。”

　　谢廖沙立刻就谈起实际问题来。

　　“同志们，你们什么都听到了，现在我们该做的就是组织支部了。你们有人赞成这个提议吗？”

　　会场里静寂无声。

　　丽达跑过去帮助谢廖沙。她把莫斯科的青年们怎样组织起来的情形告诉听众。谢廖沙狼狈地站在一旁。

　　他看到大会对组织支部的提议这么冷淡，心里非常气愤。他怒视会场。听众对丽达的演说也都是不在意地听着。他看到扎利瓦诺夫一边轻蔑地斜眼瞟着丽达，一边跟莉莎小声谈话。坐在前排的是那些小鼻梁上扑着白粉的中学高班的女生，她们交头接耳，低声谈话，那狡猾的小眼睛东张西望。在靠近舞台入口的角落里坐着一群年轻的红军战士。谢廖沙看见他认识的那个少年机枪手也在那儿。他坐在舞台脚灯的旁边，脸上现出气愤的神情，憎恨地注视着穿时髦服装的莉莎和安娜。她们正在一点儿也不在乎地同她们的情人交谈。

　　丽达感到大家没有听她的演讲，就赶快结束，让伊格纳季耶娃说话。伊格纳季耶娃说得非常安详，会场里的喧笑声终于静下去了。

　　“青年同志们，”她说，“现在，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想一想你们在这里听到的话。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从你们中间找到一些不光是旁观，而是积极来参加革命的同志。只要你们愿意来，革命的门是开着的。我们希望大家对这件事发表自己的意见。有谁要说话，请上来。”

　　会场里又静下来了。可是，突然后排里有一个人说：

　　“我要说话！”

　　一个眼睛微微斜楞着、样子很像小熊的人——米什卡·列夫丘科夫，挤过人群走到舞台上来：

　　“既然事情是这样的，要是布尔什维克需要我们帮忙，我决不会不干的。谢廖沙知道我的。我要加入共青团。”

　　谢廖沙脸上现出了笑容。他立刻走到舞台中央，高兴地喊着说：

　　“同志们，你们看见了吧！我已经说过，米什卡是我们的人，他爸爸是铁路的扳道伕，给火车轧死了，因此米什卡失了学。他虽然没有读过中学，可立刻就懂得我们的事业。”

　　这时候会场里响起了一阵吵嚷声和怪叫声。一个名叫奥库舍夫的中学生，药铺老板的儿子，头发很考究地梳成鸡冠形的小家伙，请求发言。他扯了扯他的制服，然后说：

　　“抱歉得很，同志们，我还不大明白究竟要我们干些什么。要我们搞政治吗？那么，我们的功课怎么办呢？我们总得念完中学。要是组织一个体育协会或是俱乐部，让我们在那里聚会或读书，那倒是另一回事。但是搞政治——结果你会给绞死的。同志们，对不起，我相信谁也不愿意干这种事的。”

　　会场里发出了笑声。奥库舍夫走下台来，坐下了。现在那个年轻的机枪手上来说话了。他狠狠地把帽子拉到前额上，用愤怒的眼睛扫射着下面座位上的人们，高声喊道：

　　“你们这些坏蛋，笑什么？”

　　他的眼睛像两颗烧红的煤球。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浑身气得发抖，接着说：

　　“我叫伊凡·扎尔基。我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我是一个孤儿；白天要饭，晚上躺在人家围墙的旁边。我挨冻受饿，无家可归。我过着狗一样的生活，全不像你们这些娇生惯养的少爷。可是苏维埃政权来到了，红军收容了我。全排都像对待自己儿子一样抚养我，给我饭吃，给我衣服穿，教我读书写字，而最主要的是叫我懂得了人生的意义。他们把我教育成了一个布尔什维克，这是我一直到死也不会改变的。我十分明白为什么而斗争——是为着我们，为着穷人们，为着工人阶级的政权！你们这些坐在那儿像马一样咴儿咴儿地叫着的人，当然不会知道在这个镇的外面有两百个同志已经牺牲了……”他的声音就像绷紧的琴弦的声音似的。“他们为了我们的幸福，为了我们的事业毫不犹豫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而且在全俄罗斯都是这样，在全国各条战线都是这样，可你们却在这里寻开心。现在，同志们，”说着，他突然转过身对着主席台，“你们跟这些人说话，”他又用手指着会场，“难道他们能懂得吗？不会的！‘饱汉不知饿汉饥。’这里只有一个人跑上来，因为他是一个穷人，是一个孤儿。没有你们，我们照样干，”他愤怒地对着大会喊，“我们不再请求了，我们不需要你们这些混蛋！只好用机枪来扫射你们！”他气呼呼地喊出了最后这一句，就跳下台，对谁也不看一眼就走出去了。

　　主持会议的人谁也没有留下参加晚会。他们到革委会去的时候，谢廖沙苦恼地说：

　　“真糟糕！扎尔基说得对。找这些中学生来开会，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只有让你生气。”

　　“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伊格纳季耶娃打断他的话，“那里面几乎就没有无产阶级的青年。大多数都是些小资产阶级或是城市知识分子的子女，都是些小市民。我们应当在工人阶级的青年中间进行工作。你把目标移到木材厂和糖厂去吧。不过今天这个大会还是有它的意义的。在学生中间也同样有一些很好的同志。”

　　丽达也赞成伊格纳季耶娃的意见，她说：

　　“谢廖沙，我们的任务就是不倦地把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口号灌注到每个人的心里去。党要所有的劳动者都关心每一件新发生的事情。我们应当组织许多群众大会、讨论会和代表会议。车站上的师政治部正着手开办一个夏天剧场。再过几天，一列宣传列车就要开来，那时候，我们应当好好地展开工作。别忘记列宁说的话：如果我们不能吸引千百万劳苦大众参加斗争，我们是不会胜利的。”

　　当天晚上，谢廖沙送丽达回车站去。临别的时候他紧紧地久久地握住她的手，比正常握手的时间长得多，丽达微微地笑了一下。

　　谢廖沙回镇上的时候，顺便回到自己的家里。

　　他一声不响地听着他母亲的责骂。但是，当他父亲开始骂他的时候，他就立刻反攻，并且把老勃鲁扎克给问得没有话说了：

　　“爸爸，听我说，德国兵驻在这儿的时候，你们进行罢工，还在机车上打死了卫兵，那时候，你想过家吗？你想过的。但是你仍旧做了，因为工人阶级的良心要你那样做。同样，我也想到了咱们家。我明白，要是我们不得不撤退，为了我，你们是要受迫害的。但是反过来，要是咱们胜利了呢，那咱们就翻了身了。我不能呆在家里。爸爸，这一点你自己也很明白。咱们为什么要唠唠叨叨地说这些无意义的话呢？我是在干正经事，你应该赞成我，帮助我，然而你却和我吵闹。爸爸，咱们和解吧，那么妈妈也就不会对我嚷嚷了。”他那对纯洁的、深蓝的眼睛盯着他父亲，脸上现出亲切的笑容，他相信他自己是对的。

　　老勃鲁扎克局促不安地坐在长凳子上。他微笑了，透过乱蓬蓬的短胡子露出了两排黄牙：

　　“你这小流氓，你倒用阶级的良心责备起我来了。你以为你一带上手枪，就不会再挨我的皮鞭了吗？”

　　但是他的口气一点也没有威胁的成分。他踌躇了一会儿，似乎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突然，他坚决地把他那长茧子的粗糙的手伸给儿子，补充说：

　　“谢廖沙，孩子，你继续向前闯吧，你既然在爬坡，我绝不刹你的车，不过你要常常回家来，别让我们看不见你。”

　　黑夜里，一道亮光从门缝透出来，落在台阶上。在一间摆着柔软的天鹅绒沙发的大房间里，五个人围着律师用的宽大写字台坐着。这是革委会在开会。他们是：多林尼克，伊格纳季耶娃，戴着哥萨克皮帽子、像个吉尔吉兹人的肃反委员会主席季莫申科，还有两个革委会委员——瘦长的调车场工人舒季克和扁鼻子的铁路工厂工人奥斯塔普丘克。

　　多林尼克身子俯在桌子上，固执的眼光盯着伊格纳季耶娃，用沙哑的声音一字一句地说：

　　“前线需要给养。工人需要食粮。咱们刚一到来，投机商人和贩子就把物价抬高了。他们不收苏维埃纸币，买卖都用尼古拉的旧币或是克仑斯基票。今天咱们就要规定物价。咱们十分明白，这些投机商人谁也不会按定价出售。他们一定把货物藏起来。那时候，咱们就进行搜查，征发这些奸商所有的物品。对于这些奸商，咱们一点也不要客气。咱们不能让工人们再饿肚子。伊格纳季耶娃同志警告我说，我们不要太过火。我说，这是因为她还带着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你不要生气，伊格纳季耶娃同志，我是有什么就说什么。而且，问题不在小商人身上。譬如，我今天就得到一个消息，说旅馆老板鲍里斯·佐恩就有一个秘密地窖。有好多大商人，早在彼得留拉占领本镇以前就把大量的物品囤积到这个秘密地窖里。”他带着讽刺的冷笑，特别注意地瞧了瞧季莫申科。

　　“你怎么知道的？”季莫申科慌张地问道。他感到又羞又恼，因为侦查这一类的事情本是他季莫申科的责任，但是多林尼克总是比他先得到这类消息。

　　多林尼克笑着说：

　　“嘿——嘿！兄弟，我的眼睛什么都看得到。我不光知道那个地窖，”他继续说，“我还知道你和师长的汽车司机昨天喝了半瓶私酒哪。”

　　季莫申科局促不安地坐着，苍黄的两颊现出了红晕。

　　“嗯，说得对！”他感叹地挤出这样一句话来。本来他还想往下说，但是他一眼瞥见伊格纳季耶娃那皱着眉头的神气，就不说了，“这个鬼木匠！他有他自己的肃反委员会。”季莫申科瞧着革委会主席，这样想。

　　“这是谢廖沙告诉我的，”多林尼克接着说，“他有一个朋友在车站食堂里当过伙计。他的朋友听食堂的那些厨师说过，食堂里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从前都是由佐恩大批供给的。昨天谢廖沙又得到了确实的报告：佐恩的确有一个地窖，应当找到它。季莫申科，你带着弟兄们和谢廖沙去吧。就在今天，务必把它找到！要是能够找着，咱们就不愁没有东西供给工人们和师的供给委员会了。”

　　半点钟后，八个武装士兵走进旅馆老板的家里，留下两个人守住大门。

　　老板是一个矮胖子，样子很像一只大酒桶，脸上长着几天没剃的红毛，他一面拐着木腿，堆着谄媚的笑容迎接走进来的这些人，一面用嘶哑的声音问道：

　　“同志们，有什么事情呀？为什么这么晚才来呢？”

　　站在佐恩后面的，是他的几个女儿。她们身上披着睡衣，给季莫申科的手电筒的亮光射得眯着眼睛。隔壁房间里，那个肥胖的老板娘正在一面穿衣服，一面嘟哝着。

　　季莫申科只作了两个字的解释：

　　“搜查。”

　　地板上的每一方寸都检查过了。大板仓、柴堆、储藏室、厨房、很大的酒窖，全都搜查过了。但是连一点儿秘密地窖的痕迹也没有发现。

　　在厨房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睡着一个女仆。她睡得那么香，连有人进去她都不知道。谢廖沙小心地把她唤醒。

　　“你是什么人？是在这儿做工的吗？”他问这个没睡醒的姑娘。

　　她拉着被头盖住肩膀，用手遮住手电筒的亮光——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惊疑地回答说：

　　“是的，我是这儿的佣人。你们是谁呀？”

　　谢廖沙向她说明了来意，就走开了，叫她穿好衣服。

　　季莫申科正在那宽大的食堂里审问老板。老板气得发昏，溅着唾沫星子激动地说：

　　“你们打算怎样呢？我只有一个地窖。你们再搜查也是白费时间。我保证你们是白费时间。不错，从前我开过旅馆，但是现在我已经成了穷人了。彼得留拉的大兵早把我抢个精光，几乎把我打死。我是非常喜欢苏维埃政权的，但是我所有的东西，你们都看到了。”他说话的时候老是伸开他那两只滚圆的短胳膊。他那对充满了血丝的眼睛不住地从肃反委员会主席的脸上溜到谢廖沙的脸上，再从谢廖沙的脸上溜到某一个角落和天花板。

　　季莫申科愤愤地咬着嘴唇：

　　“这就是说，你还想继续瞒着我们？我最后一次劝告你，赶快告诉我们地窖在什么地方。”

　　“哎，您怎么啦，长官同志，”老板娘插嘴了，“我们自己都在挨饿哪。我们的东西都叫人家抢光了。”她很想放声大哭，但老挤不出眼泪来。

　　“挨饿，你们还雇用女仆呢！”谢廖沙说。

　　“唉，那怎么能说是女仆呢？只是收留的一个穷女孩子罢了。因为她无家可归。叫赫里斯季娜自己说说吧。”

　　“得啦，”季莫申科喊了一声，他已经忍耐不住了，“我们再搜查！”

　　天已经亮了，旅馆老板的房子里还在进行着顽强的搜查。季莫申科因为搜查了十三个钟头都没有结果，心里十分气愤，已经决定停止搜查了，可是就在这时候，正要走出那女仆的小房间的谢廖沙，听到她低声说道：

　　“一定是在厨房的壁炉里面。”

　　十分钟后，那个巨大的俄国式的壁炉被打开了，里面现出一个活动的铁板门。又过了一个钟头，一辆载重两吨的卡车载着许多桶子和袋子，在围着看热闹的人群中，从旅馆老板的屋子那里开走了。

　　一个热天的中午，柯察金的母亲带着一个小包袱从车站走回家来。她听着阿尔焦姆述说保尔吃官司的经过，哭得十分伤心。悲惨的日子一直在折磨她。她实在没有法子过活了，只好给红军洗衣服，战士们设法替她弄到一份口粮。

　　有一天晚上，阿尔焦姆的脚步比平常更快地从窗户前面走来。他一边推开房门，一边在门口喊着：

　　“保尔来信了。”

　　保尔信上这样写着：

　　亲爱的阿尔焦姆哥哥：

　　哥哥，我告诉你，我还活着，不过不很健康。我大腿上中了一颗子弹，可是现在已经快治好了。医生说，没有伤着骨头。你不必为我担心，它就会好的。我出院之后，也许可以休假，那时我一定回来看你。我临走时没能见到母亲，但是事情变化得这样快，我现在已经是科托夫斯基骑兵旅的一个战士了；不用说，你已经听到过英勇的科托夫斯基的名字。我从来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人，我对我们这个旅司令员非常敬佩。母亲回家了吗？要是她在家，她的小儿子在这里顶亲热地问候她。请原谅我让你们操心。

　　你的弟弟保尔

　　再者，阿尔焦姆哥哥，请到林务官家里，把这信里说的告诉她。

　　母亲又痛哭了一番。她那不成器的儿子连医院的地址都没有告诉她。

　　谢廖沙时常到车站上那节写着“师政治部宣传鼓动科”的绿色客车去。丽达和伊格纳季耶娃两个就在这节车厢的一个小房间里工作。伊格纳季耶娃永远叼着一支烟卷儿，嘴角上现出得意的微笑。

　　共青团区委书记不知不觉地跟丽达亲近起来了，在每一次简短的会见中，除了一卷卷的宣传品和报纸之外，他还从车站上带着一种模糊的愉快的感情返回镇上去。

　　政治部的露天剧场每天都挤满工人和红军战士。在轨道上停着的第十二军的宣传列车车身到处都贴着色彩鲜艳的宣传画。这宣传列车昼夜都在紧张地活动着。它有一个印刷部，成天忙着排印报纸、传单和布告。前线离得很近。有一天晚上，谢廖沙偶然走进剧场。他在红军战士中间找到了丽达。

　　夜深了，当他送她回车站（政治部的工作人员都住在那儿）去的时候，谢廖沙自己也莫名其妙地突然对她说：

　　“丽达同志，为什么我老想看见你呢？”接着他又补充说：“跟你一起是那么愉快！每一次和你见面之后，我就觉得受到鼓舞，我就愿意不停地工作下去。”

　　丽达站住了，说：

　　“我告诉你，勃鲁扎克同志，咱们来个约定吧，今后你不要再做这些抒情诗啦。我不喜欢这样。”

　　谢廖沙就像一个被斥责的小学生似的，满脸绯红，回答说：

　　“我对你说这话是把你当作一个知心朋友，而你却这样对待我……难道我说的是反革命言论吗？往后，丽达同志，我当然不会再说了！”

　　他急促地握了握她的手，转过身就往镇上跑去。

　　此后一连几天谢廖沙都没有到车站上去。要是伊格纳季耶娃叫他去，他就推托，说他工作很忙。事实上，他的确很忙。

　　有一天晚上，舒季克回家，在糖厂高级职员——都是波兰人——的住宅附近，有人对他开枪。搜查住宅的结果，发现了皮尔苏茨基分子所组织的“狙击队”的枪械和文件。

　　革委会开会了，丽达也出席。她把谢廖沙拉到一旁，平心静气地问：

　　“你怎么了，伤了你那小资产阶级的自尊心了？你打算让私人的事情影响工作吗？同志，这样是不对的。”

　　于是，一有机会谢廖沙又到绿色客车上去了。

　　接着，县代表大会开会，谢廖沙也参加了。他们进行了两天激烈的争论。第三天，他跟全体代表一同带着武器，在河对岸的森林里追击扎鲁德内所率领的彼得留拉残余匪帮，追了一天一夜。他回来之后，在伊格纳季耶娃那里碰到了丽达。他陪着她回车站，在临别的时候，他紧紧地、紧紧地握住她的手。

　　丽达很生气地把手抽回去了。从此以后，谢廖沙又有很长的时间没有到宣传列车上去。他故意避开丽达，甚至在工作上需要和她接触的时候也是这样。最后，当她固执地要求他解释这种行为时，他气愤地说：

　　“我有什么可向你解释的？你又会给人家扣上帽子：什么小市民习气啦，什么背叛工人阶级啦。”

　　高加索红旗师的军车开进车站来了。三个脸色微黑的指挥官来到了革委会。其中有一个瘦高个子，身上紧紧地束着一条镶银的武装带，他走近多林尼克，说：

　　“闲话少说。要一百车干草。马快饿死了。”

　　他们派谢廖沙和两个红军战士去征发干草。在一个村庄里，谢廖沙他们突然受到了富农匪帮的袭击。匪徒们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把他们打个半死。谢廖沙比另外两个受伤轻一些，因为他年纪小，他们就稍微留情点儿。贫农委员会的会员把他们送到镇上来。

　　一队战士被派到村里去。第二天，他们就把干草征发来了。

　　谢廖沙不愿意惊动他家里的人，所以就在伊格纳季耶娃的房间里休养。当天晚上，丽达来看他，她头一次那样热烈、那样亲切地握他的手。这样的握手他从来是不敢的。

　　一个酷热的中午，谢廖沙跑到宣传列车上去，把保尔的来信念给丽达听，还把这个同志的事情告诉了她。临走的时候，他无意间对她说：

　　“我要到树林里去，下湖洗个澡去。”

　　丽达放下她的工作，拉住他说：

　　“等一下，咱们一块儿去。”

　　在镜子一样的湖水旁边，两个人停下了。透明而温暖的湖水是诱人的。

　　“你到大路口那儿等一会儿。我要洗澡。”丽达命令似地说。

　　谢廖沙坐在小桥旁边的石头上，脸朝着太阳。

　　他听到了后面溅水的声音。

　　透过丛林，谢廖沙看见冬妮亚和宣传列车的政委丘扎宁正沿着大路走过来。丘扎宁很漂亮，穿着时髦的弗伦奇军服，束着军官武装带，登着吱吱响的软皮马靴。他挽着冬妮亚的胳膊，一边走一边和她谈着什么。

　　谢廖沙认出她就是那个替保尔给他送信的姑娘。冬妮亚也紧紧地盯着谢廖沙，显然也认出了他。当她和丘扎宁走近他的时候，他从口袋里掏出信来拦住她说：

　　“请稍停一下，同志。我这里有一封信，其中有一部分是与您有关系的。”

　　他把一张写得满满的信纸交给她。冬妮亚由那个男人手里抽回手来，读着保尔的信。信纸在她手里微微发颤。接着，她把信交还谢廖沙，问他：

　　“您还听到他的其他情况吗？”

　　“没有。”谢廖沙回答。

　　丽达从后面走来，从她脚下传来碎石头的响声。丘扎宁一看到她，就低声对冬妮亚说：

　　“我们走吧。”

　　但是，丽达的轻蔑而讥讽的声音拦住了他：

　　“丘扎宁同志，列车上整天都在找你呢。”

　　丘扎宁恶意地斜着眼看了看她，说：

　　“没有关系，他们没有我也行。”

　　他们两个走开以后，丽达在后面瞧着他们说：

　　“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狡猾的家伙清洗出去呀！”

　　树林在低语，高大的橡树在频频点头。小湖的水是清新诱人的。谢廖沙想洗澡了。

　　出水以后，他在离小道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丽达，她正坐在一棵倒下的橡树上。

　　他们一边谈着话，一边向树林的深处走去。走到一条野草很高的小道上，他们决定在那里休息一会儿。树林里很静。只有橡树在小声谈话。丽达躺在嫩草上，枕着她那弯曲的胳膊。她那健美的双腿和补了又补的皮鞋，隐没在高高的野草里。谢廖沙偶然望一望她的脚，看见那双补得很整齐的鞋子，又看了看他自己的靴子，脚趾正从那个大洞里露出来。他笑了。

　　“你笑什么呀？”丽达问。

　　谢廖沙指着靴子说：

　　“穿着这样的靴子，叫咱们怎样去打仗？”

　　丽达没有回答。她轻轻咬着草叶，正想着别的事情。

　　“丘扎宁是一个很坏的共产党员，”她终于说了，“我们所有别的政治工作人员都穿得破破烂烂，但是他只知道怎样把自己打扮漂亮。他是我们党里的投机分子。……现在，前线的情况实在很严重。我们的国家必须坚持长期而残酷的斗争。”她静默了一会儿，接着又说：“照我看来，谢廖沙，我们不光应当用语言，而且应该用枪去战斗。你知道中央委员会动员四分之一的共青团员上前线去的决议吗？我想，我们在这儿决不会呆长久的，谢廖沙。”

　　谢廖沙听着她说的每一个字，他从她的声音里辨出了一种不平常的音调来。他觉得有点惊讶。她那对又黑又亮的水汪汪的眼睛，正紧盯着他。

　　他几乎要情不自禁地告诉她说：她的眼睛就像一面镜子，他可以从那里看见一切，但是他及时地控制了自己。

　　丽达用手腕支着，欠起身子。

　　“你的手枪在哪儿？”

　　谢廖沙摸摸他的皮带，伤心地说：

　　“在征发干草的时候，给富农匪帮抢去了。”

　　丽达把手插进制服的口袋，摸出了一支发亮的勃朗宁手枪。

　　“谢廖沙，看那棵橡树！”她用枪口指着二十五步开外的、有深深裂痕的树干，然后就举起右手，让它和眼睛成一直线，简直不加瞄准就开了一枪。被打碎的树皮落了下来。

　　“看见了吗？”她非常得意地说，接着又放了第二枪，树皮又落在草地上。

　　“你来吧，”她把手枪递给谢廖沙，笑嘻嘻地说，“看你的了。”

　　谢廖沙打了三枪，只有一枪没有中。丽达微笑着说：

　　“我以为你不会打得这么好呢。”

　　她把手枪放下，躺在草地上。从她的制服上身里，可以看出她那富有弹性的胸脯的轮廓。

　　“谢廖沙，你到这儿来。”她轻轻地说。

　　他的身子向她那里移了一下。

　　“看那天空，它是碧蓝的，你的眼睛也跟天空一样碧蓝。这样不好。你的眼睛应该是灰色的，像钢铁一般的颜色。碧蓝的颜色——未免太温柔了。”

　　突然，她抱住他那长着淡黄色头发的脑袋，纵情地在他的双唇上吻着。

　　两个月过去了。秋天又到了。

　　黑暗的帷幕盖住了树林，夜不知不觉地又降临了。师司令部的报务员，在电报机旁边，弯着身子收报。机上溜出来窄长的纸条，他迅速地把那些点和短线译成了如下的文字，写在格纸上：

　　师部参谋长并抄送谢佩托夫卡革委会主席。收到电报后十小时内，镇上所有机关一律撤退。镇上留一个营，归本战区指挥官N团团长指挥。师参谋部、政治部，以及所有军事机关，一律撤至巴兰切捷夫车站。执行结果立即向师长报告。（签名）

　　十分钟后，一架摩托车亮着车灯，在镇上静寂的街道上奔驰。它在革委会的门口哒哒地停下来，通讯员把电报交给了主席多林尼克。人们都行动起来了。特务连马上整队。一点钟以后，一些满载着革委会物件的车子从镇上开过去。大家正在波多尔斯克车站上装车。

　　谢廖沙看完电报就跟着通讯员跑到外边。

　　“同志，我可以搭你的车子到车站去吗？”

　　“坐在后边，不过，要把牢。”

　　在离那已经挂好就要开出的绿色车厢十步左右的地方，谢廖沙双手抱住丽达的肩膀，感到就要失掉他无限珍爱的东西，低声说道：

　　“再见了，丽达，我亲爱的同志！我们会再见的，你千万别忘记我。”他怕自己马上会放声哭出来。他不得不走了。他不能再说话，只有紧紧地握着她的手，甚至把她的手都握疼了。

　　第二天早晨，被遗弃的小镇和车站显得十分荒凉。最后一列车的机车，仿佛告别似的，在车轮转动的时候嘶嘶地拉了几声汽笛。车站外面的铁道两旁，分列着留守本镇的营的警戒线。

　　黄叶凋零了，树木秃了。秋风卷着落叶，轻轻地在路上打转。

　　谢廖沙穿着红军外套，束着帆布做的子弹带，跟着别的十几个红军战士，在糖厂外面的十字街口守卫，等候波兰军到来。

　　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轻轻地敲着他的邻居格拉西姆·列昂季耶维奇的门。格拉西姆还没有穿好衣裳，就由敞开的门里向外张望一下，问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指着那些持枪行进的红军部队，向他的朋友点了点头，丢个眼色，说：

　　“走啦。”

　　格拉西姆·列昂季耶维奇心神不安地看了看他，说：

　　“你晓不晓得波兰人用什么旗子？”

　　“似乎是独头鹰。”

　　“哪儿可以找到这种旗子呢？”

　　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焦急地搔了搔头皮。

　　“他们有什么关系？”他想了一下说，“说走就走。只苦了我们，又得想尽方法去适应另一个新政权。”

　　一架机枪哒哒地响起来了，枪声冲破了沉寂。骤然，车站上传来了机车的汽笛声，大炮也轰隆地响了一声。重炮弹嗡嗡地飞过高空，落在糖厂后面的大路上。路旁的丛林立刻隐没在深蓝色的硝烟里。这时候，沉默的、不屈的红军的队伍一边沿着大街撤退，一边不时回头看看后边。

　　一颗冷冷的泪珠，顺着谢廖沙的脸流下来。他慌忙把它揩掉。他看了看周围的同志们，还好，没人看见他流了眼泪。

　　和谢廖沙并排走的是又瘦又高的木材厂工人安捷克·克洛波托夫斯基。他的手指扣住步枪的扳机，一路上沉默，忧郁。他的眼睛碰着谢廖沙的视线，于是他把他内心的忧虑都对谢廖沙倾诉：

　　“现在，我们的人可要遭殃了，特别是我家里的人。他们会说：‘一个波兰人竟反抗波兰的军队。’他们一定会把我爸爸赶出木材厂，用鞭子抽打他。我本来叫他跟我们一道走，但是他老人家却舍不得丢掉这个家。哎，他妈的，赶快碰上他们拼一下吧！”安捷克愤愤地把滑到额上来的尖顶红军帽往头顶上推了推。

　　“……再见吧，我的故乡；再见吧，你这个难看的、肮脏的、有着丑陋的房屋和发臭的街道的亲爱的小镇！再见吧，亲人们！再见吧，瓦莉亚！再见吧，转入地下工作的同志们……异族的、凶狠残酷的白色波兰军队开来了。”

　　穿着油垢的衬衫的铁路工厂的工人，一个个都用悲愁的目光送着红军战士们。谢廖沙激动地向他们喊道：

　　“我们还要回来的，同志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