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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革命文豪高尔基》二邹韬奋先生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里叙述了高尔基和列宁的争论，尤其是关于一九一七年高尔基的《新生活》报的事实，叙述得很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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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慨激昂的人说，“世道浇漓，人心不古，国粹将亡，此吾所为仰天扼腕切齿三叹息者也！”我初听这话，也曾大吃一惊；后来翻翻旧书，偶然看见《史记》《赵世家》里面记着公子成反对主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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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学灯》上看见驳吴宓君《新文化运动之反应》这一篇文章之后，才去寻《中华新报》来看他的原文。那是一篇浩浩洋洋的长文，该有一万多字罢，——而且还有作者吴宓君的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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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因为我劝过人少——或者竟不——读中国书，曾蒙一位不相识的青年先生赐信要我搬出中国去，但是我终于没有走。而且我究竟是中国人，读过中国书的，因此也颇知道些处世的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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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听着远远近近的爆竹声，知道灶君先生们都在陆续上天，向玉皇大帝讲他的东家的坏话去了，但是他大概终于没有讲，否则，中国人一定比现在要更倒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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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在中央公园里和C君做点小工作，突然得到一位好意的老同事的警报，说，部里今天发给薪水了，计三成；但必须本人亲身去领，而且须在三天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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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在上海所见，专以小孩子为对手的糖担，十有九带了赌博性了，用一个铜元，经一种手续，可有得到一个铜元以上的糖的希望。但专以学生为对手的书店，所给的希望却更其大，更其多——因为那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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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二十八日《申报》号外载二十七日北平专电曰：“故宫古物即起运，北宁平汉两路已奉令备车，团城白玉佛亦将南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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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洛美修斯偷火给人类，总算是犯了天条，贬入地狱。但是，钻木取火的燧人氏却似乎没有犯窃盗罪，没有破坏神圣的私有财产——那时候，树木还是无主的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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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讲一点我的当作消闲的读书——随便翻翻。但如果弄得不好，会受害也说不定的。我最初去读书的地方是私塾，第一本读的是《鉴略》，桌上除了这一本书和习字的描红格，对字（这是做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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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干大约是因为经过了“儿童年”的缘故罢，这几年来，向儿童们说话的刊物多得很，教训呀，指导呀，鼓励呀，劝谕呀，七嘴八舌，如果精力的旺盛不及儿童的人，是看了要头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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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历来算是一个美名，但有时也当作一个笑柄。最显著的，则有刺陈眉公的“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的诗，至今也还有人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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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为明天活着的，因为记忆中有朝阳晓露；假若过去的早晨都似地狱那么黑暗丑恶，盼明天干吗呢？是的，记忆中也有痛苦危险，可是希望会把过去的恐怖裹上一层糖衣，像看着一出悲剧似的，苦中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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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使我认识了不少新朋友。“老见异书犹眼明”的快活，据我看，远不如中年遇到新的朋友。书是死的，你对它恭敬，他未必就教你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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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一月初，我由昆明到大理去的时候，坐的是一家公司的商车。在动身的前夕，司机师吴栾铃君请我吃北方饭。同席的有一位山东青年，高个子，粗眉毛，浑身都是胆子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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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收入上说，我的黄金时代是当我在青岛教书的时候。那时节，有月薪好拿，还有稿费与版税作为“外找”，所以我每月能余出一点钱来放在银行里，给小孩们预备下教育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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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胜利，而胜利后又复如此。假如自己不努力不要强，真使我觉得中国的命运将和阿Q的命运没有两样。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我不属于任何党和派，我没有当汉奸，我八年来的言论作品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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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说，美国的文艺作品是极讲究形式的。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事有必至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的一切出品首先要讲究漂亮悦目，好卖得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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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下边这些人干的事吧：杭州汪德孚等，代制慰劳志愿军的食品，偷工减料，用吃了嘴就发干的石碱粉代替苏打。上海的胡恒庆，承办解放军与志愿军军鞋，偷工减料，腐蚀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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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四月里，我到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格去了，同行的还有骆文同志。我们的任务是去参观在布拉格举行的全国戏剧会演。布拉格是驰名全世的美丽的都城，有长远的历史，美丽的风景和建筑，与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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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的祝词里，有下边这样的话：“文学的重要而光荣的任务是以热爱劳动、勇敢、无畏、对我们事业胜利的信心的精神，以对社会主义祖国无限忠诚，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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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了解：目前在各个岗位上工作的青年，还有不少大学和中学里的学生，都很爱好文艺。其中有不少人在业余课余的时间努力练习写作，希望将来去当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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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丁、陈反党阴谋，我一无所知，无可揭发。在这个会上，我才听到一些他们的丑事，使我心里痛苦！我没想到在党员作家里会有这样灵魂肮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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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全国曲艺界到北京来会演的代表们！曲艺形式多种多样，它们的说唱技巧与音乐各有特色。这次会演必能因彼此观摩，交流经验，收到互相丰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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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都人民支持刚果、古巴人民反帝斗争大会上的发言同志们：我代表北京市文艺工作者说几句话。人类历史正在改变面貌：全世界受压迫的民族都在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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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童年时代，往往听到“学乖”的故事。在这类故事里，总是兄弟三个，奉了老人的命令，到各处去学本领——用北京话说，即是“学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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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几千位文化教育和卫生、体育、新闻各方面的先进人物，这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大会啊！这些人物，人人值得歌颂，个个应该表扬，我不知道怎样来写这篇短文才好！谁能够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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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过得好快，又是一年！1961年，我给儿童们写了剧本《宝船》，又改编川剧《荷珠配》为话剧，还到内蒙古访问了八个星期，得小诗三十来首，散文好几篇，并写成二本《走西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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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题材的剧本应当写，应当多写！当然，这并不排斥写历史戏等等。写，和能否写好，乍看是两回事，细看是一回事。老不写，老不会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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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政府没主张便是四万万人没主意；指望着民意怎么怎么，上哪里去找民意？可有多少人民知道满洲在东南，还是在东北？和他们要主意，等于要求鸭子唱昆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