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日本对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的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内答复，所以五月九日袁世凯政府就答应了日本的要求，“签订了辱国条约”。于是乎就为难了，纪念“五七”呢还是“五九”？挑选的结果，北方是纪念“五七”，这是说日本不顾“国际公理”；而南方纪念“五九”，这是说袁世凯卖国，勾结日本。当时是北方代表反动，南方代表革命，北方的吉日是“五七”，因为这似乎可以开脱一些袁世凯的罪名；而南方的吉日是“五九”，因为要着重的指出卖国贼的罪状。现在“南北统一”了，究竟哪一个是吉日呢？今年索性都不准纪念了，而日本正在用枪炮实行二十一条，而且超过了十倍还不止。大概就因为二十一条反正已经实现了罢，所以只有“华租两界加紧防范反动分子利用‘五七’‘五九’，施行捣乱，故宣布特别戒严”云云。这样，似乎“五七”“五九”都不是吉日了。虽然“国耻”的官样文章还在做着。
现在新的择吉问题却是“五五”。“五五”是马克思的生日，又是去年上海停战协定签字的日期，又是十二年前（一九二一年）孙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总统的纪念日。究竟纪念什么呢？最近的纪念自然是去年的上海协定，但是现在是只能够纪念“一·二八”日本向闸北开炮的日子，不能够纪念“五五”签订缓冲区协定的盛典。这理由很明显，就是这“并非辱国条约”！至于马克思生日，那不用说，中国比马克思自己的祖国还“先进”：我们这里早就禁止纪念了，而德国直到今年才由法西斯蒂政府宣布禁阅马克思的书籍。最后，当然是非常大总统就任的“五五”是值得纪念的吉日了。然而我们觉得很怀疑，最近一位“在野的”要人说：“民众无政治智[知]识，致政权为少数人所操纵，以前之选举，即其明证，故必须……训政。”十二年前选举非常大总统的时候，当然还没有经过训政，那时的非常国会，选举非常大总统的，不是由“无政治智[知]识的民众”选出来的吗？当时的选举不是“为少数人所操纵”的吗？少数人所操纵的无政治智[知]识的民众选举非常大总统的日期，似乎不见得“吉”。那真是为难极了。幸而好，“五五”除开上述三个纪念之外，还有第四个纪念，这就是一九三一年南京召集的国民会议开幕日，那次国民会议议决了“训政约法”，选举了国民政府主席，宣布了中国的“完完全全的统一”，“建设时期”的开始，大举剿匪的誓师……懿欤盛哉！虽然那年就有了“不凑巧”的“九一八”，似乎有点“不祥”，但是，其实也在“建国”纲领之内的，要知道“九一八”是大亚细亚主义实现的开始呵。
一九三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