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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七月中辞去教职，到如今已快八个月了。数月里，有的朋友还把信给我寄到学校去；有的就说我没有了影儿；有的说我已经到哪里哪里作着什么什么事……我不愿变成个谜，教大家猜着玩，所以写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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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幼贫苦，略成孤傲，怕见生人，如小儿女。十几年来，虽不断的写些聊胜于无的文字，文艺界的同仁可认识的很少。久不住在北平，又不喜上上海，孤陋寡闻，交际欠广，此系客观的条件，但个人的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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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到底》这小刊物生在武昌，死在汉口，现在复活于重庆。它必须复活，因为它是“抗到底”。抗到底的精神，无论是指本刊，还是指全民族抗战而言，就是“死而不已”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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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机狂炸重庆一个没有“教育”而好斗的人，急了便胡踢乱打；这就无怪乎被老狮子咬急了的小疯狗要跳起来，从空中扑啮了。疯狗，虽已焦头烂额，决不回头；胜利之梦，使它发狂，它也必须死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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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坏的批评者是以“偏见”代替学识。对某事本一无所知，而偏要发表意见，那就只好拿出仅足以使自己快意的偏见，来信口乱说。这，说句老实话，只是取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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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就地球上（别的星球上有没有生物，还不知道）的动物而言，人类的历史实在是光华灿烂，压倒一切的。人类的进化比狗马都快得多，而且一旦变成人形就马上开始控制和利用他四周的一切；于是这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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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是美丽的。我知道，因为我不单是北京人，而且到过欧美，看见过许多西方的名城。假若我只用北京人的资格去赞美北京，那也许就是成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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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要增产节约，文艺作家们当然也要热情的响应。我想到一些办法，写在这里：（一）想在文艺写作上增产节约，我们必得多多学习，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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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到布拉格去已非一日了。从画片上和书史上，我久已知道布拉格是个有高度文化，古远的历史，和美丽的风景与建筑的名城。今年，我得到了如愿以偿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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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会议决定了：今后应加强会员的政治道德教育，对作家道德堕落现象进行坚决斗争，并开除道德堕落的会员孔厥的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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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像过年。北京城里外，到处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到处是一片欢笑。人人都知道、都晓得、都庆祝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中，又得到一次伟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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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我参加了几次中国作家协会讨论丁玲、陈企霞反党活动的党组扩大会议。这使我认识了丁玲是何等样人。她抱着“朕即文坛”的野心，寝食不忘龙袍加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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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大喜事——《诗刊》四月号里发表了一百首工人创作的诗歌！对这件大喜事，除了祝贺，我还想说这么几句话：（一）工人会写诗，而且比某些诗人写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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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君长别日，悲忆少年时……听到罗莘田（常培）先生病故的消息，我就含着热泪写下前面的两句。我想写好几首诗，哭吊好友。可是，越想泪越多，思想无法集中，再也写不下去！悲忆少年时！是的，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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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首都的变化极大；连我这个北京人也不敢夸口说熟悉北京了。是的，许多新街我还没走过，许多老街变了样子。连街道都不大认识了，还说什么熟悉北京呢？真的，要想大致说明白了北京的十年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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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尽坏事的美帝国主义，这几天来的嘴脸更丑恶了。一会儿摇头，扯谎遮羞；一会儿又点头，蛮干耍流氓。既破坏了首脑会议，又夸奖岸信介的举世唾骂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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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老先生，我从十几岁刚刚会听戏的时候，就认识您。您可还不认识我。我看过您的戏。那时候，您扮演《打渔杀家》里的倪荣，和《失街亭》里的马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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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三年的新年与春节相距只有二十多天，一个月里过两次节，刚道完新禧就又祝贺春节愉快，真是一年开始，双喜临门，好不快活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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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中国将来的希望不大，在梦里也不常见着玫瑰色的国家。即使偶得一梦，甚是吉祥，又没有信梦的迷信。至于白天做梦，幻想天国降临，既不治自己的肚子饿，更无益于同胞李四或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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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我是个洋鬼子，我一定也得以为中国字有趣。换个样儿说，一个中国人而不会写笔好字，必定觉得不是味儿；所以我常不得劲儿。写字算不算一种艺术，和作官算不算革命，我都弄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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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暑录话”原定共出十期，今天这是末一次；有中秋节在这儿拦着，即使有力继续也怪不好意思。广东月饼和青岛避暑似乎打不到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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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声明，我并不轻视为投稿而作文章的人，因为我自己便指着投稿挣饭吃。这，却挡不住我要说的话。投稿者可以就是文艺家，假若他的稿子有文艺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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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木匠的态度，据我看，最好是：（一）要作个好木匠；（二）虽然自己已成为好木匠，可是绝不轻看皮匠，鞋匠，泥水匠，和一切的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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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作不同于用机器制造物品，很难不出次品和残品。不断的创作即是不断的学习，作家没有毕业证书。建国十年来，我发表了不少作品，但是也扔掉过许多许多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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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以把我们庄严的斗争视为舞台上一番演奏，果然那样，未免就太以客人自居，以为我们的责任只在于举起一架望远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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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纱间里的几万只飞转的锭子像哨子一样尖着，分不出个点子来地响成一片。车间里迷迷蒙蒙，不知道是喷雾还是飞舞的细花绒，简直像漫天大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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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正是窘极，要想在声乐范围之内，找些有趣的题目研究，竟是左也找不着，右也找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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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流刘豫波先生与英国萧伯纳同年，都是九十一岁有零的老人。我们从报纸杂志上，偶尔得到关于萧伯纳的记载，又从朋辈口中，偶尔听到关于刘先生的传说，使我们深深感到这两位中外有名的老人，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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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再续谈《生活》周刊的事情以前，其中有两件事可以先谈一谈。第一件是关于我的婚姻，第二件是我加入时事新报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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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把戏的老人船停泊在苏彝士运河口的波得赛特，旅客们在岸上游逛以后乘坐小划船两两三三的回到船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