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七岁的时候，我俩是同学。虽然隔着班级，不知道怎的我和涤洲最说得来。那时候，他偏着头，穿着瘦蓝布褂，身量就不矮，常考第一。有的同学和他好，有的不大对劲儿；没人恨他。他简单，有点乡下气，好说，也有些不高明而宽厚的幽默。说起西山来，他的眼——老那么扣扣着点——发了光。他得意，自称为山精。我俩很好，可是我找不到他有什么特别可爱的地方。我承认他聪明，没脾气，可是我同时怕他只为考第一，样样功课叫好，而落得什么也不真好；天才往往倒不见得考第一。对他的脾气也是这样，我怕他为太讨好而学圆滑了；我爱硬干的人。
他在师范学校毕业后就派作了校长，接我的手。这时候，我俩的交情更深了些，我看出他的本事，和交友的厚道。我这才明白：他的精明使他更忠厚——本来应当更圆滑——这就是说，他“肯”吃亏。他吃了亏，向好友们说说，一种幽默的出气方法。假若没地方去说，他可受不住。这个人必须有些好友，他自己是个好朋友。我想不起更足以表现他整个人格的称号；对，只有“好朋友”，大家有什么事都找他。有时候因为事的琐细，他说声“他妈的”，可是马上穿起大衫，不怕是在怎样劳累以后，还是去给办那件小事。什么都是他，钱归他拿着，房契由他保存，书在他那里堆着。他高兴，他对事事点头。啊，涤洲，你的死，我们大家都负着责任。你是累死了。
在小学校界里几年，他成了很重要的人物。几个好友都看出来：涤洲不应当这样下去，他应该求学，他有才力。他盘算了一番，只接收这个建议，而不接收任何人的金钱。他考入了北大。一边求学，一边还得养活一家子人。他又接了我的事，在教育会里作干事。大家都说：“涤洲和舍予是一对儿。”其实，我凭哪样赶得上他呢？就以我俩的事说，我的钱，他管着，明知他那么忙。我的家人，他给照应着。我的书，他代保存着；有人借去一本书，他都写个小条钉在书架上。回到北平，我住在他家。我帮助了他什么呢？还不就是能彼此谈得来，他能和我谈那些带“他妈的”的话？夏天我在他那儿住，他满头大汗的回来，抱着个出号的西瓜。脱了大衫，他去找刀：“来，舍予，看我宰这个肥的！”吃了瓜，他脱了袜子，脚登在椅上，和我说起来。在他的谈话里，永远不自傲；对于学问，他常叹气；对于作人，他才肯点头——“我是个好人！”把吃亏受累的事都向我诉了委屈，手——那指甲微有点长的手——拍在腿上：“嘿，还忘了给老杨去定铺位呢，他后天上南京。”他又跑了，甭管天气多热。
就在这么忙，这么多事的几年中，他居然成了个学者。什么我都敢希望他，除了成为学者。他堵了我的嘴，可是激动了我的心。我不知怎样对他好了：应帮助他成为学者——自然第一是先别求他办事了。不求他办事，怎能行呢？他是我的主心骨！求他办事？当然耽误了他的用功。朋友，涤洲，恐怕不是我一个人对你这样吧？我们想过了，而事情终于托你给办。只有你办得好，只有你肯替我们受累。你是散处各方的朋友的总办事处。你死了，涤洲，我们……说什么呢？！眼泪有什么用呢？！十天没有接到你的信，我还心里说：莘田到了北平，热闹起来，忘了我！我还——该死！——给你汇钱，详详细细的写信，托你给办事。钱汇到北平，电报到了青岛——涤洲病故！
每次到北平来，洗澡，吃饭，买东西，听戏，都是你陪着；这次，你独自睡在法源寺。你的一切，我知道。你的高身量，深色的衣服，手，脸，想主意时把下唇一咬……都记得，都记得，只是没了你，像个梦！
你这一辈子，受过多少累，吃过多少苦，家中遭了多大的变故，你总不灰心，始终努力，就这样死了吗？前年我由济南赶来，是为祭你的夫人，安慰你。你还是笑着，泪终日在眼眶里。去年你过济南，我们谈了半夜。你老那么高兴，要强，不怕，你老是我们中最年少最有为的一位——朋友。朋友！你决不肯——我知道——弃舍了我们。你在我们心中老活着。想起了你，会使我们努力作人，努力治学。命是短的，作好作坏是一样的——早晚得死。有你死在前面，我们懂得了：作好要快呀，命是短的。涤洲，我说不出什么来了。我只能叫几声“好朋友”，哭着跑回青岛。人家说咱俩是一对儿，唉！！！
廿三年十月十七，北平
原载1934年10月27日《国语周刊》第一六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