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知半解的“詩話”

　　北河沿的兩岸，積雪還未全消，我和思永從東華門到鐘鼓寺，沿途喋喋雜談。思永說：“你初到北京的時候，我們倆兒一塊做詩，一塊玩耍，從沒有吵過嘴。這一個月來，卻沒有一次會面不吵嘴。這究竟是什麼理由呢？”我笑着答他：“吵嘴的多寡，可以看出感情的深淺。感情愈深，吵嘴的時候也愈多。”

　　我的“沒一次會面不吵嘴”的思永到天津去了半年多了！這幾句無聊的的閒談，卻時常雲煙般的在我的心頭涌起。思永在我的朋友當中，是一個成見最深而且脾氣最大的人。（我的朋友當中最溫和而且沒有脾氣的是圭貞。）他最富於批評的精神和獨立的眼光。我和思永談到旁的問題，意見幾乎沒有一點相同；但對於文學的意見卻差不多。我們倆兒一樣的厭惡那些虛僞的空幻的描寫家庭的愛的小說，一樣的厭惡那些糊塗的新名詞，滿紙的神祕詩，一樣的厭惡那些結構矛盾的思想膚淺的劇本！

　　一天，我問思永：“你近來爲什麼不做詩？”他說：“我嗎，要詩來找我，我不去找詩。”我當時很受了他這兩句話的感動。我們中國的詩人平常總把詩當作一種消遣品，把詩當作一種發牢騷的工具：喝酒醉了，拿起筆來做幾首詩；聽妓女唱小調聽快活了，也拿起筆來做幾首詩；看見戲子生得標緻一點，也拿起筆來做幾首詩。這樣的詩決不會好的！做詩的時候總應該有濃厚的情感。那些遇一件事做一首詩的人，還有什麼情感可說？李白是一個天才絕代的詩人，但是他的全集中只有二十分之一的詩是不朽的；其餘全是到一處寫一首，遇一事寫一首的無聊詩！我們應該尊重詩的價值：詩的價值不在多而在精；一個人一生能夠做得一首好詩，他在詩國也就算是不朽的功臣了！

　　我們很反對郭沫若的“詩是寫的，不是做的”的話。我們以爲熱烈的情感和巧妙的藝術手段是同樣重要的，（Prescott的The poetic Miad二百三十五頁裏面，也曾談到這個問題，可以參看。）單有熱烈的情感而沒有巧妙的藝術手段也不會做出好詩。郭沫若是一個有些做詩天才的人，只可惜他的藝術手段不高，所以《女神》並算不得一部成熟的作品。現在的詩人的不可救藥的大病便是糊里糊塗的亂寫：有些人一點鐘可以寫五六十首小詩，有些人一天可以寫二三十首長詩，有些人五六天可以寫成一本詩集。我們很誠懇的忠告現在的詩人：詩雖然不能矯揉造作的做，也不可糊里糊塗的寫！

　　詩人Rupert Brooke少年的時候，有一句很好的形容他的話，“常常一個球在他的手裏，一本書在他的手裏。”這種精神是很值得崇拜的。我們的朋友汪靜之，是一個“詩謎”的少年：他吃飯的時候想着做詩，睡覺時候想着做詩，甚至於上廁所去的時候也做詩。（《蕙的風》第四頁。）這種精神也很值得崇拜的。不過我總贊成思永的話，要“詩來找我”的時候，方纔做詩；要有詩做的時候方纔做詩。人是感情的動物。在一方面說來，似乎人人皆可算是詩人；但在另一方面說來，我們卻不希望人人都變成半生不熟的詩人！新文學提倡了幾年，小說和戲劇的創作並不多，但詩集卻一年出了好幾本。有人以爲這是懶惰心理的表現。我不敢這樣籠統的批評做詩的人，但我以爲大家把詩看作一件容易的事的心理是有的。（我便是其中的一個。）近來最流行的便是小詩。小詩是最難做的，然而我的朋友中卻有人一點鐘能做幾十首。我很想有人做些長詩。吉包生（Gibson）的《日常麪包》似乎也有人曾介紹了一兩首到中國來，但是這類苦痛的呼聲的長詩，似乎並沒有引起做詩的朋友們的注意。我們也承認《繁星》是明珠般的可愛作品；但那些模仿《繁星》的許多小詩，我們只覺得大半是假造的明珠，不值得一看了！

十一，十二，十五，晚十一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