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開講之前，我要問諸位一聲，諸位大概在中學時代，甚而至於在小學時代已經讀過了魯迅的作品。讀了之後，在沒有會見他或者沒有見過他的照相之前，那時諸位的想象中，魯迅是怎樣一個人？
這種回憶，對於魯迅的認識上是很有幫助的。我的一位朋友的女兒，十餘年前，在孔德學校小學班已經讀了魯迅的作品。有一天，聽說魯迅來訪她的父親了，她便高興之極，跳躍出去看，只覺得他的帽子邊上似乎有花紋，很特別。等到掛上帽架，她仰着頭仔細一望，原來不過是破裂的痕跡。後來，她對父親說：“周老伯的樣子很奇怪。我當初想他一定是着西裝、皮鞋，頭髮分得很光亮的。他的文章是這樣漂亮，他的服裝爲什麼這樣不講究呢？”
再講一個近時的故事：這見於日本內山完造的《魯迅先生》文中，用對話體記着。有一天，魯迅照常穿着粗樸的藍布長衫，廉價的橡皮底的中國鞋，到大馬路Cathay Hotel去看一個英國人。
可是，據說房間在七層樓，我就馬上去搭電梯。那曉得司機的裝着不理會的臉孔，我以爲也許有誰要來吧，就這麼等着。可是誰也沒有來，於是我就催促他說‘到七層樓’。一催，那司機的傢伙便重新把我的神氣從頭頂到腳尖骨溜骨溜地再打量一道，於是乎說：‘走出去！’終於被趕出了電梯。
那纔怪呢！後來先生怎樣呢？
沒有辦法，我便上扶梯到七層樓；於是乎碰見了目的的人，談了兩小時光景的話，回來的時候，那英國人送我到電梯上。恰巧，停下來的正是剛纔的那一部電梯。英國人非常殷勤，所以這次沒有趕出我，不，不是的，那個司機非常窘呢。——哈哈哈……（《譯文》二卷三期，日本原文見《改造》十八卷十二號）
關於魯迅容貌的印象：我在此引一個英國人的話，頗覺簡而得要，這見於H.E.Shadick的《對魯迅的景仰》文中。他是燕大英文系主任教授，不曾會見過魯迅，只是從照相上觀察，說道：
在我的面前呈現着一張臉，從聳立的頭髮到他的有力的顎骨，無處不洋溢出堅決和剛毅。一種坦然之貌，惟有是完美的誠懇的人才具備的。前額之下，雙眼是尖銳的，而又是憂鬱的。眼睛和嘴都呈露出他的仁慈心和深切的同情，一抹鬍鬚卻好像把他的仁慈掩蓋過去。
這些特質同樣地表現在他的作品中，在他的生命裏……（原文見《燕大週刊》叢書之一《紀念中國文化巨人魯迅》）
魯迅的生活狀況可分爲七個時期：
（一）幼年在家時期，一～十七歲；
（二）江南礦路學堂時期，十八～二十一歲；
（三）日本留學時期，二十二～二十九歲；
（四）杭州紹興教書時期，二十九～三十一歲；
（五）北京工作時期，三十二～四十六歲；
（六）廈門廣州教書時期，四十六～四十七歲；
（七）上海工作時期，四十七～五十六歲。
一、幼年在家時期（一至十七歲，預備時期，1881～1897年），這期的時代背景最大的有甲午中日之戰。
魯迅的幼年生活有他的回憶錄《舊事重提》，後改名爲《朝花夕拾》，可供參考，現在略舉幾個特點如下：
（一）好看戲。
（甲）《五猖會》（見《朝花夕拾》）是一件罕逢的盛事，在七歲時候，正當高興之際，突然受了打擊，他的父親要他讀熟《鑑略》數十行，背不出不準去。後來雖然背出，不遺一字，卻已弄到興趣索然；
（乙）《社戲》（見《吶喊》）；
（丙）夜戲，目蓮戲（見《朝花夕拾·無常》）；
（丁）《女吊》（見《中流》三期）：紹興有兩種特色的鬼，一種是表現對於死的無可奈何，而且隨隨便便的“無常”，一種便是“女吊”，也叫作“吊神”，是帶復仇性的，比別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強。魯迅臨死前二日——十月十七日下午在日本作家鹿地亙的寓所，也談到這“女吊”，這可稱魯迅的最後談話（日本池田幸子有一篇《最後一天的魯迅》，記及此事，見日本雜誌《文藝》四卷十二號）；
（戊）胡氏祠堂看戲：這點在他的著作裏面是沒有談到，我從他的母親那裏聽來的。在十餘歲時候，胡家祠堂裏演戲，他事先已經看好了一個地方——遠處的石凳。不料臨時爲母親所阻止，終於哭了執意要去看，至則大門已關，不得進去。後來知道這一天，因爲看客太多，擠得石凳斷了，摔下來，竟有被壓斷脛骨的。他之不得其門而入，幸哉幸哉！
他幼年愛好看戲，至於如此，可是後來厭惡舊劇了。
（二）好描畫。
（甲）描畫：用一種荊川紙，蒙在小說的繡像上一個個描下來，像習字時候的影寫一樣。……最成片段的是《蕩寇志》和《西遊記》的繡像，都有一大本（見《朝花夕拾·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
（乙）蒐集圖畫（見《朝花夕拾·阿長與山海經》和《二十四孝圖》）
這和他後來中年的蒐集、研究漢畫像，晚年的提倡版畫有密切的關係。
（三）不受騙。
（甲）不聽衍太太的擺佈（見《朝花夕拾》八五頁）；
（乙）對於《二十四孝圖》的懷疑，“其中最使我不解，甚至於發生反感的，是‘老萊娛親’和‘郭巨埋兒’兩件事”（見《朝花夕拾》三五頁）。
這樣從小就有獨到之見，和上述的藝術興趣，可見他在此時期，天才的萌芽已經顯露出來了。
二、江南礦路學堂時期（十八至二十一歲，1898～1901年）。這期的國家大事有戊戌變法和庚子義和團之役。
他的學堂生活從此開始，起初考入水師學堂，後才改入礦路學堂，《朝花夕拾》裏有一篇《瑣記》是可參考的。此外，還有幾件事：
（一）愛看小說，新小說購閱不少。對於功課從不溫習，也無須溫習，而月考，大考，名列第一者十居其八；
（二）好騎馬，往往由馬上墜落，皮破血流，卻不以爲意，常說：“落馬一次，即增一次進步。”
（三）不喜交際。
至於苦學的情況，如以八圓旅費上南京，夾褲過冬，凡上下輪船總是坐獨輪車，一邊擱行李，一邊留自己坐。
三、日本留學時期（二十二至二十九歲，修養時期，1902～1909年夏），這期的大事是俄兵佔領奉天，日俄開戰，革命思潮起於全國，和他個人關係較切的有章太炎師的下獄，徐錫麟、秋瑾的被殺等。
這留學時期又可分爲三個小段：（一）東京弘文學院時期，（二）仙台醫學專門學校時期，（三）東京研究文學時期。
（一）東京弘文學院時期（1902～1904年夏）。
此時，我初次和他相識，他在課餘愛讀哲學、文學的書，以及常常和我談國民性問題，這些已見於拙著《懷亡友魯迅》，茲不贅述。他曾爲《浙江潮》撰文，有《斯巴達之魂》《說鈤》等（見《集外集》），鈤即鐳也。
（二）仙台醫學時期（1904～1906年春）。
他學醫的動機：（1）恨中醫耽誤了他的父親的病；（2）確知日本明治維新是大半發端於西醫的事實。
以上兩點，參閱《吶喊》序文和《朝花夕拾·父親的病》便知。但是據我所知，除此以外，還對於一件具體的事實起了弘願，也可以說是一種癡想，就是：（3）救濟中國女子的小腳，要想解放那些所謂“三寸金蓮”，使恢復到天足模樣。後來，實地經過了人體解剖，悟到已斷的筋骨沒有法子可想。
這樣由熱望而苦心研究，終至於斷念絕望，使他對纏足女子同情，比普通人特別來得大，更由絕望而憤怒，痛恨趙宋以後歷代摧殘女子者的無心肝，所以他的著作裏寫到小腳都是字中含淚的。例如：
（1）見了繡花的弓鞋就搖頭（《朝花夕拾》）；
（2）“至於纏足，更要算在土人的裝飾法中，第一等的新發明了。……可是她們還能走路，還能做事；她們終是未達一間，想不到纏足這好法子。……世上有如此不知肉體上痛苦的女人，以及如此以殘酷爲樂，醜惡爲美的男子，真是奇事怪事。”（《熱風》）。
（3）小姑娘六斤新近裹腳，“在土場上一瘸一拐的往來”（《吶喊·風波》）；
（4）討厭的“豆腐西施”，“兩手搭在髀間，沒有系裙，張着兩腳，正像一個畫圖儀器裏細腳伶仃的圓規。”（《吶喊·故鄉》）
（5）愛姑的“兩隻鉤刀樣的腳”；（《彷徨·離婚》）
（6）“……女子的腳尤其是一個鐵證，不小則已，小則必求其三寸。寧可走不成路，搖搖擺擺。”（《南腔北調集·由中國女人的腳，推定中國人之非中庸》）。
他的感觸多端，從此着重在國民性劣點的研究了。可見《吶喊》序文所載，在微生物學講議的電影裏，忽然看到咱們中國人的將被斬，就要退學，決意提倡文藝運動，這電影不過是一種刺激，並不是唯一的刺激。
（三）東京研究文學時期（1906～1909年夏）。
一九〇二年的夏天，留日學生的人數還不過二三百，後來“速成班”日見增多，人數達到二萬，真是浩浩蕩蕩。他們所習的科目不外乎法政、警察、農、工、商、醫、陸軍、教育等，學文藝的簡直沒有，據說學了文學將來是要餓死的。
然而魯迅就從此致力於文藝運動，至死不懈。
此時，他首先紹介歐洲新文藝思潮，尤其是弱小民族，被壓迫民族的革命文學。有兩件事應該提到的：（一）擬辦雜誌《新生》；（二）譯域外小說。
這兩件事說來頗長，好在他令弟知堂（作人）所作的《關於魯迅》（二）（《宇宙風》三十期）文中已經敘明，我不必重複詳說，只略略有所補充而已。
《新生》雖然沒有辦成，可是書面的圖案以及插圖等等，記得是統統預備好了，一事不苟的。連它的西文譯名，也不肯隨俗用現代外國語，而必須用拉丁文曰“Vita Nuova”。後來，魯迅爲《河南》雜誌撰《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墳》），紹介英國擺倫、德國尼采、奈賓霍爾、瑙威易卜生，及俄國、波蘭、匈牙利的詩人等。《域外小說集》初印本的書面也是很優美的，圖案是希臘的藝術，題字是篆文“或外小說”，紙質甚佳，毛邊不切。
大家都知道《新青年》雜誌是新文化運動——文學革命，思想革命的急先鋒。它的民七，一月號，胡適之的《歸國雜感》，說調查上海最通行的英文書籍，“都是和現在歐美的新思想毫無關係的，怪不得我後來問起一位有名英文教習，竟連Bernard Shaw的名字也不曾聽見過，不要說Tsheckhov和Andrejev了。我想這都是現在一班教會學堂出身的英文教習的罪過。”殊不知周氏兄弟在民七的前十年，早已開始譯Tsheckhov和Andrejev的短篇小說了。
魯迅實在是介紹和翻譯歐洲新文藝的第一個人。
總之，他在遊學時期，用心研究人性和國民性問題，養成了冷靜而又冷靜的頭腦。惟其愛國家、愛民族的心愈熱烈，所以觀察得愈冷靜。這好比一個醫道高明的醫師，遇到了平生最親愛的人，患着極度危險的痼疾，當仁不讓，見義勇爲，一心要把他治好。試問這個醫師在這時候，是否極度冷靜地診察，還是蹦蹦跳跳，叫囂不止呢？這冷靜是他的作品所以深刻的根本原因。
四、杭州紹興教書時期（二十九至三十一歲，1909年夏～1911年冬），這時期的大事是辛亥革命。
民元前三年夏，他因爲要負擔家庭的費用，不得不歸國做事了。在杭州任兩級師範學堂生理學和化學教員一整年，在紹興任中學堂教務長一年餘。革命以後，任師範學校校長几個月。
在兩級師範教化學的時候，有過這樣的一件事：“他在教室試驗輕氣燃燒，因爲忘記攜帶火柴了，故於出去時告學生勿動收好了的氫氣瓶，以免混入空氣，在燃燒時炸裂。但是取火柴回來一點火，居然爆發了……等到手裏的血濺滿了白的西裝硬袖和點名簿時，他發見前兩行只留着空位：這裏的學生，想來是趁他出去時放進空氣之後移下去的，都避在後面了。”所以孫春臺（福熙）的《我所見於“示衆”者》裏說：“魯迅先生是人道主義者，他想盡量的愛人，然而他受人欺侮，而且因爲愛人而受人欺侮。倘若他不愛人，不給人以氫氣瓶中混入空氣燃燒時就要爆裂的知識，他不至於炸破手。”（民十五，五月《京報》副刊）
五、北平工作時期（三十二至四十六歲，民元～十五年秋，即1912～1926年秋）。這期的大事，國內有民元中華民國成立，民四日本《二十一條》的威脅及洪憲稱帝，民六張勳復辟運動，民十四孫中山先生逝世及上海“五卅慘案”，民十五北京“三一八慘案”及國民革命軍北伐；國外有世界大戰。
元年一月，臨時政府成立於南京，魯迅應教育總長蔡孑民先生之招，到部辦事，公餘老是抄沈下賢的集子。一日，曾偕我同董恂士（鴻褘）去訪駐防旗營的殘址，只見已經成了一片瓦礫場，偶爾剩着破屋幾間，門窗全缺，情狀是很可憐，使他記起了從前在礦路學堂讀書的時候，騎馬過此，不甘心受旗人的欺侮，揚鞭窮追，以致墜馬的故事。
同年五月，到北京，住紹興會館。先在藤花館，後在古槐書屋，這便是相傳在槐樹上縊死過一個女人，從此多年沒有人要住的。八年移居八道灣，十二年遷寓磚塔衚衕，十三年移入宮門口西三條新屋。
在北京工作十五年，其間又可分爲前後兩段，以《新青年》撰文（民國七年）爲界，前者重在輯錄研究，後者重在創作。
前期住在會館，散值的工作是：（一）抄古碑，（二）輯故書，這二事可參考知堂的《關於魯迅》（《宇宙風》二九期）。（三）讀佛經。魯迅的信仰是科學，不是宗教，他說佛教和孔教一樣，都已經死亡，永不會復活了。所以他對於佛經只作人類思想史的材料看，藉此研究其人生觀罷了。別人讀佛經，就趨於消極，而他獨不然。
至於他的創作短篇小說，開始在民國七年四月，發表在同年五月號的《新青年》，正值五四運動的前一年。其第一篇曰《狂人日記》，才用“魯迅”作筆名，“從此以後，便一發而不可收”，他的創作力好像長江大河，滾滾不絕。這是魯迅生活上的一個大發展，也是中國文學史上應該大書特書的一章。因爲從此，文學革命纔有了永不磨滅的偉績，國語文學纔有了不朽的劃時代的傑作，而且使他成爲我們中國思想界的先知，民族解放上最勇敢的戰士。現在時間有限，我只就《狂人日記》和《阿Q正傳》兩篇作個舉例的說明而已。
《狂人日記》是借了精神迫害狂者來猛烈地掊擊禮教的。據魯迅自己說：“因那時的認爲‘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然而這激動，卻是向來怠慢了紹介歐洲大陸文學的緣故。一八三四年頃，俄國的果戈理（N.Cogol）就已經寫了《狂人日記》……但後起的《狂人日記》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卻比果戈理的憂憤深廣，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參閱《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這是實實在在的話，試舉讀到篇中所云：
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着“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着，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着兩個字是“吃人”！
又云：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歷的我，當初雖然不知道，現在明白，難見真的人！
有誰不感到禮教的迫害，有誰不想奮起而來攻擊呢？他的其餘作品有好多篇彷彿可作這《狂人日記》的說明，《祝福》便是一個例子。《祝福》的慘事，不慘在狼吃了“阿毛”，而慘在禮教吃了“祥林嫂”。
我那時在南昌，讀到《狂人日記》就非常感動，覺得這很像周豫才的手筆，而署名卻是姓魯，天下豈有第二個豫才乎？於是寫信去問他，果然回信來說確是“拙作”，而且那同一冊裏有署名“唐俟”的新詩也是他作的。
到了九年的年底，我們見面談到這事，他說：“因爲新青年編輯者不願意有別號一般的署名，我從前用過‘迅行’的別號是你所知道的，所以臨時命名如此：理由是（一）母親姓魯；（二）周魯是同姓之國；（三）取愚魯而迅速之意。”
“至於唐俟呢？”他答道：“哦！因爲陳師曾（衡恪）那時送我一方石章，並問刻作何字，我想了一想，對他說‘你叫做槐堂，我就叫俟堂吧。’”
我聽到這裏，就明白了這“俟”字的涵義。那時部裏的長官某很想擠掉魯迅，他就安靜地等着，所謂“君子居易以俟命”也。把“俟堂”兩個字顛倒過來，堂和唐兩個字同聲可以互易，於是成名曰“唐俟”，周，魯，唐，又都是同姓之國也。可見他無論何時沒有忘記破壞偶像的意思。
《阿Q正傳》的署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並不高雅的意思（《華蓋集續編·阿Q正傳的成因》）。人家都知道這是一篇諷刺小說，在描寫中國民族的魂靈。知堂在十一年三月十九《晨報》副刊上說過：“阿Q這人是中國一切的譜——新名詞稱作‘傳統’——的結晶，沒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會的因襲的慣例爲其意志的人，所以在實社會裏是不存在而又到處存在的。……（他）承受了惡夢似的四千年來的經驗所造成的一切‘譜’上的規則，包含對於生命幸福名譽道德名稱意見，提煉精粹，凝爲個體，所以實在是一幅中國人品性的‘混合照相’，其中寫中國人的缺乏求生意志，不知尊重生命，尤爲痛切，因爲我相信這是中國人的最大的病根。”（仲密《自己的園地》。後來印成單行本的時候，這一篇未見收入。）
《阿Q正傳》，發表於民國十年十二月，到現今是整整的十五年了。我每次讀到它，總感覺一種深刻和嚴肅，並且覺得在魯迅的其餘作品中，有許多處似乎可當作這篇的註解或說明來讀，因爲描寫阿Q的劣性彷彿便是描寫民族的劣性故也。現在隨便舉出幾點，彼此參照，便可瞭然，例如：
（一）自大。阿Q和別人口角的時候，間或瞪着眼睛道：“我們先前——比你闊得多啦！你算是什麼東西？”這宛然是以“中國地大物博，開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自負的國粹派的口吻，魯迅所時常指摘的：“他們自己毫無特別才能，可以誇示於人，所以把這國拿來做個影子；他們把國裏的習慣制度擡得很高，讚美的了不得；他們的國粹，既然這樣有榮光，他們自然也有榮光了！”（《熱風》）
（二）卑怯。阿Q“發起怒來，估量了對手，口訥的他便罵，氣力小的他便打……”試讀《隨感錄》四十八有云：“中國人對於異族，歷來只有兩樣稱呼：一樣是禽獸，一樣是聖上。從沒有稱他朋友，說他也同我們一樣的。”（《熱風》）
還有“通訊”雲：“先生（旭生）的信上說：惰性表現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聽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我以爲這兩種態度的根柢，怕不可僅以惰性了之，其實乃是卑怯。遇見強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這些話來粉飾，聊以自慰。所以中國人倘有權力，看見別人奈何他不得，或齊有‘多數’作他護符的時候，多是兇殘橫恣，宛然一個暴君，做事並不中庸；待到滿口‘中庸’時，乃是勢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時候了。一到全敗，則又有‘命運’來做話柄，縱爲奴隸，也處之泰然，但又無往而不合於聖道，這些現象，實在可以使中國人敗亡，無論有沒有外敵。要救正這些，也只好先行發露各樣劣點，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來。”（《華蓋集》）
還有，《忽然想到》七有云：“……可惜中國人但對於羊顯兇獸相，而對於兇獸則顯羊相，所以即使顯着兇獸相，也還是卑怯的國民。這樣下去，一定要完結的……”（《華蓋集》）
（三）善變——投機，迎合取巧。阿Q本來是深惡革命的，後來卻也有些神往，想“革命也好吧”……試讀《忽然想到》四里的話：“……其實這些人是一類，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國雖完，自己的精神是不會苦的，因爲都能變出合式的態度來。倘有不信，請看清朝的漢人所做的頌揚武功的文章去，開口‘大兵’，閉口‘我軍’，你能料得到被這‘大兵’‘我軍’所敗的就是漢人的麼？你將以爲漢人帶了兵將別的一種什麼野蠻腐敗民族殲滅了。然而這一流人是永遠勝利的，大約也將永久存在。在中國，惟他們最適於生存，而他們生存着的時候，中國便永遠免不掉反覆着先前的命運。”（《華蓋集》）
還有《算賬》裏說：“我每遇到學者談起清代的學術時，總不免同時想：‘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吧，但失去全國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隸，卻換得這幾頁光榮的學術史……”（《花邊文學》）
（四）自欺——精神上的勝利法。阿Q在形式上打敗之後，有種種妙法以自慰：或者算被兒子打了，或者說自己蟲豸好不好，或者簡直自己打兩個嘴巴，就立刻心滿意足了。這類自欺欺人，別設騙局的方法，在士大夫之間也何嘗沒有？
“……有時遇到彰明的史實，瞞不下，如關羽、岳飛的被殺，便只好別設騙局了。一是前世已造夙因，如岳飛；一是死後使他成神，如關羽。定命不可逃，成神的善報更滿人意，所以殺人者不足責，被殺者也不足悲，冥冥中自有安排，使他們各得其所，正不必別人來費力。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爲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着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滿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墮落着，但卻又覺得日見其光榮。在事實上，亡國一次，即添加幾個殉難的忠臣，後來每不想光復舊物，而只去讚美那幾個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羣不辱的烈女，事過之後，也每每不思懲兇、自衛，卻只顧歌詠那一羣烈女。彷彿亡國遭劫的事，反而給中國人發揮‘兩間正氣’的機會，增高價值。即在此一舉，應該一任其至，不足憂悲似的。自然，此上也無可爲，因爲我們已經藉死人獲得最上的光榮了。滬漢烈士的追悼會中，活的人們在一塊很可景仰的高大的木主下互相打罵，也就是和我們的先輩走着同一的路。”（《墳·論睜了眼看》）
此外，描寫着的劣性還很多，限於時間，不及備舉了。
十五年“三一八慘案”後，四月奉軍進京，有通緝名單的傳言，我和魯迅及其他相識十餘人，避居D醫院的一間堆積房裏若干日。魯迅在這樣流離顛沛之中，還是不斷地寫文章，《朝花夕拾》裏的《二十四孝圖》、《五猖會》、《無常》，都是這時的作品。
這期的重要創作，已經結集者有：
小說：《吶喊》
同上：《彷徨》
論文：《墳》
講義：《中國小說史略》
散文詩：《野草》
回憶文：《朝花夕拾》（前半部）
雜感集：《熱風》
同上：《華蓋集》
同上：《華蓋集續編》
六、廈門廣州教書時期（四十六，四十七歲，民國十五年秋至十六年秋，即1926～1927年），時代背景是寧漢分裂，國民黨清黨運動。
這時期雖很短，只有一年，可是魯迅感觸多端，不很開口，“抱着夢幻而來，一遇實際，便被從夢境放逐了，不過剩下些索漠。”因之，生活極不安定，宿舍屢有更變。在廈門四個月，因爲“不合時宜”，搬來搬去，終於被供在圖書館樓上的一間屋子裏，雖對着春秋早暮景象不同的山光海氣也不甚感動。所不能忘懷的，倒是一道城牆，據說是鄭成功的遺蹟。“一想到除了臺灣，這廈門乃是滿人入關以後我們中國的最後亡的地方，委實覺得可悲可喜。”（《華蓋集續編》）
到廣州後，起初他和我同住在中山大學中最中央而最高的處所，通稱“大鐘樓”，後來搬出學校，租了白雲樓的一組仍舊合居。“……我這樓外卻不同：滿天炎熱的陽光，時而如繩的暴雨；前面的小港中是十幾只蛋戶的船，一船一家，一家一世界，談笑哭罵，具有大都市中的悲歡。也彷彿覺得不知那裏有青春的生命淪亡，或者正被殺戮，或者正在呻吟，或者正在‘經營腐爛事業’和作這事業的材料。然而我卻漸漸知道這雖然沉默的都市中，還有我的生命存在，縱已節節敗退，我實未嘗淪亡。”（《小約翰》引言）
諸位請讀《兩地書》，及《三閒集》裏的《怎麼寫》、《在鐘樓上》兩篇，便可以知道那時期他的生活的大略。
我不知道他在廈門大學擔任什麼科目，至於在中山大學，則任文學論和中國文學史等，因爲選修文學論的學生人數太多，以致上課時間排在晚上，教室用大禮堂。這期的著作如下：
回憶文：《朝花夕拾》（後半部）
雜感集：《華蓋集續編的續編》（附在《華蓋集續編》之後）
同上：《而已集》
通訊：《兩地書》（一部分，與景宋合著）
講義：《中國文學史》（未完）
七、上海工作時期（四十七至五十六歲，民國十六年秋～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即1927～1936年），國家大事有十七年的北伐成功及五三濟南事件，二十年“九一八”後東四省的淪亡，二十一年“一二八”上海之戰。
這十年之間，國難的嚴重，日甚一日。魯迅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國內政治的不上軌道，上海文壇的淺薄空虛，一點也不肯放鬆，挺身而出，“奮筆彈射，無所避回”，於是身在圍攻，禁錮之中，而氣不稍餒，始終奮鬥，決不屈服。
這時期可以稱爲“短評時期”。他的短評，都像短兵相接，篇篇是詩，精悍無比。不識者奚落他，稱之爲“雜感家”，殊不知這正是他的戰士生活的特色。他不想做什麼領袖，也沒有“藏之名山”的意思，以爲一切應時的文字，應該任其消滅的。
《熱風》序文裏說得好：
……幾個朋友卻以爲現狀和那時並沒有大兩樣，也還可以存留，給我編輯起來了。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爲凡對於時弊的攻擊，文字須與時弊同時滅亡，因爲這正如白血輪之釀成瘡疥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則當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證明着病菌尚在。
所以他的十多本雜感集大都是應時而作，只要時弊快快去掉，則他的文字本來願意歡歡喜喜地消滅。
上海不是個好住處，不說別的，單是空中的煤灰和鄰居的電線電收音，已經夠使他心煩氣悶了。他常對我說，頗想離開上海，仍回北平，因爲有北平圖書館可以利用，願意將未完的《中國文學史》全部寫成。它的大綱早已成竹在胸，分章是“思無邪”、“離騷與反離騷”“藥與酒”……他的觀察史實，總是比別人深一層，能發別人所未發，所以每章都有獨到的見解。我們試讀《而已集》裏那篇《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便可窺見一斑。這是他的《中國文學史》的一段，思想很新穎，議論很透闢，將一千六百年前人物的真相發露出來，成了完全和舊說不同的樣子。我正盼望這部大著作能夠早日觀成，不料他竟齎志以歿，連腹稿也同埋地下，這是無可彌補的大損失！
近年來，他寫文章之外，更致力於大衆藝術和大衆語文。前者是提倡版畫，因其好玩，簡便，而且有用，認爲正合於現代中國的一種藝術。他個人首先蒐集了許多件英、俄、德、法、日本的名刻，有時借給別人去展覽，有時用玻璃版翻印出來，如《士敏土之圖》、《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使藝術學徒有所觀摩。一面，在上海創辦木刻速修講習會，從招生以至每日的口譯，都由他一個人擔任的。這個藝術現在已經很有進步，可以說風行全國了。
後者是鼓吹大衆語，因爲漢字和大衆是勢不兩立的。他說：“現在能夠實行的，我以爲（一）制定羅馬字拼音（趙元任的太繁，用不來的）；（二）做更淺顯的白話文，採用較普通的方言，姑且算是向大衆語去的作品；至於思想，那不消說，該是‘進步’的；（三）仍要支持歐化文法，當作一種後備。”（《論大衆語》）
本期的重要著作，列舉如下：
短評集：《三閒集》
雜文集：《二心集》
短評集：《南腔北調集》
雜文集：《僞自由書》（一名《不三不四集》）
短評集：《準風月談》
同上：《花邊文學》
歷史小說：《故事新編》
通訊：《兩地書》（一部分，與景宋合著）
雜文：《集外集》、《集外集拾遺》
同上：《且介亭雜文集》二集、末編
此外，近年散見各種雜誌的文章，不曾由他自己結集起來，否則一定又添了一個有趣的書名。有一本題作“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魯迅雜文集”在他逝世的一個月——十月印行的，編次甚亂而銷行甚廣，決不是他自己編訂的東西，前面既無序文，書尾也不貼版花。自從他一去世，投機取巧的市儈，東抄西撮，紛紛出書，什麼《魯迅自述》啦，《魯迅雜感集》啦，《魯迅諷刺文集》啦，《魯迅最後遺著》啦，陳列在書攤上，五花八門，指不勝屈。更有無恥之徒，冒名取利者，將別人的作品，換一個臨時封面，公然題作“魯迅著”，例如《活力》、《歸家》等等，尤其可惡。請諸位千萬注意，別去上當！
以上所談，只關於他的創作方面，至於翻譯，已經印行的不下三十種；工作也極其認真，字字忠實，不肯絲毫苟且，並且善能達出原文的神旨，這也是譯界中不可多得的珍寶。
總之，魯迅無論求學、做事、待人、交友，都是用真誠和摯愛的態度，始終如一，凡是和他接近過的人一定會感覺到的。他的勤苦耐勞，孜孜不倦，真可以忘食、忘寒暑、忘晝夜。
在廣州住白雲樓的時候，天氣炎熱，他的住室，陽光侵入到大半間，別人手上搖着扇子，尚且流汗，可是他能在兩窗之間的壁下，伏案寫稿，手不停揮：修訂和重抄《小約翰》的譯稿；編訂《朝花夕拾》，作後記，繪插圖；又編錄《唐宋傳奇集》等等。
蟄居上海以後，爲生活費的關係，勤勞更甚。書案前一坐下，便是工作；工作倦了，坐到案旁的一張藤躺椅上，看看報，或是談談天，便算休息。生平遊覽極少，酬應最怕，大抵可辭則辭。衣服是布制的；鞋當初是皮的，十餘年來是膠皮底帆布面的；臥牀向用板牀，近十年來才改；寫字始終用毛筆。除了多吸菸卷而外，一無嗜好。他至死保持着質樸的學生時代的生活。
他的真摯，我不用說別的，就在遊戲文字裏，也是不失常度，試讀《我的失戀》，便可知道。這本來是打油詩，其中所云：“愛人贈我百蝶巾，回她什麼：貓頭鷹”，“愛人贈我雙燕圖，回她什麼：冰糖壺盧”，“愛人贈我金錶索，回她什麼：發汗藥”，“愛人贈我玫瑰花，回她什麼：赤練蛇”。（《野草》），似乎是信口胡謅了，其實不然。要曉得貓頭鷹，發汗藥之類，的確是他自己所心愛的或是所常用的物品，並沒有一點做作。
他的富於友愛，也是常人所不能及的，最肯幫人的忙，濟人的急，尤其是對於青年，體貼無微不至。但是竟還有人說他脾氣大，不易相處，這是我所不解的。
他這樣地犧牲了個人生前的幸福，努力爲民族的生存和進步而奮鬥，患肺結核而至於醫師多次警告了，還是不肯休息，而且“要趕快做”，真是實踐了他三十五年前所做的“我以我血薦軒轅”的詩句！
我說過：魯迅之所以偉大，就在他的冷靜和熱烈雙方都徹底。現在話已說多了，就引用他的“自嘲”詩中的兩句作爲今天談話的總括吧：
橫眉冷對千夫指；
俯首甘爲孺子牛。
上句表冷靜，下句表熱烈。關於上句，請參閱“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發表一點，酷愛溫暖的人物已經覺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來，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樣。”（《墳·寫在墳後面》）下句請參閱《救救孩子》（《狂人口記》的末句），“自己揹着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墳·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又景宋的哀詩所引用的“我好像一隻牛，吃的是草，擠出的是奶。”即使在“自嘲”中，也可以看出他的偉大來。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