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十五年的回憶
三十五年來，對於魯迅學術研究的邃深和人格修養的偉大，我是始終佩服的。民元前十年（1902年）夏，我往東京留學，他也是這一年由南京礦路學堂畢業派往的，比我早到若干日。我們在弘文學院同修日語，卻是不同班（我在浙江班，他在江南班）。他此後的略歷如下：
民元前十年～前八年夏，弘文學院預備日語
民元前八年秋～前六年春，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
民元前六年春～前三年春，在東京研究文學兼習德文俄文
民元前三年春～前二年夏，歸國，在杭州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生理學及化學教員
民元前二年秋～前一年冬，在紹興，任中學堂教務長，師範學校校長
民國元年春～十五年夏，民國元年春任南京教育部部員，同年夏部遷北京任科長僉事，民國九年起兼任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講師
民國十五年秋冬，任廈門大學教授
民國十六年春夏，在廣州任中山大學教授兼教務長
民國十六年秋～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在上海專事著譯
自民元前十年秋至民國十六年夏，整整二十五年中，除了他在仙台、紹興、廈門合計三年餘，我在南昌（民國六年冬～九年底）三年外，晨夕相見者近二十年，相知之深有如兄弟。十六年廣州別後，他蟄居上海，我奔走南北，晤見雖稀，音問不絕。
魯迅在弘文時，課餘喜歡看哲學文學的書。他對我常常談到三個相聯的問題：一，怎樣纔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三，它的病根何在？這可見當時他的思想已經超出於常人。後來，他又談到志願學醫，要從科學入手，達到解決這三個問題的境界。我從此就非常欽佩：以一個礦學畢業的人，理想如此高遠，而下手工夫又如此切實，真不是膚淺凡庸之輩所能夢見的。
學醫以後，成績又非常之好，爲教師們所器重。可是到了第二學年春假的時候，他照例回到東京，忽而“轉變”了。
“我退學了。”他對我說。
“爲什麼？”我聽了出驚問道，心中有點懷疑他的見異思遷。
“你不是學得正有興趣麼？爲什麼要中斷……”
“是的，”他躊躇一下，終於說：“我決計要學文藝了。中國的呆子、壞呆子，豈是醫學所能治療的麼？”
我們相對一苦笑，因爲呆子、壞呆子這兩大類，本是我們日常談話的資料。《吶喊·自序》文裏寫這“轉變”的經過很詳細。
……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着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衆，而圍着的便是來賞鑑這示衆的盛舉的人們。
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爲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衆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爲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着，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爲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他對於這文藝運動，也就是對於國民性劣點的研究、揭發、攻擊、肅清，終身不懈，三十年如一日，真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是使我始終欽佩的原因之一。
我們今年晤面四回，他都是在病中，而以七月二十七日一回，病體的情形比較最佳，確乎已經是轉危爲安了。談話半天，他留我晚飯，贈我一冊病中“手自經營”，剛纔裝訂完成的《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並於卷端手題小文：
印造此書，自去年至今年，自病前至病後，手自經營，才得成就，持贈季市一冊，以爲紀念耳。
到了九時，我要去上京滬夜車了，握着這版畫集告別，又忻喜，又惆悵。他還問我幾時再回南，並且送我下樓出門，萬不料這竟就是他題字贈我的最後一冊，萬不料“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見的末一回，竟就是我們的永訣”！
二、致死之由
魯迅所患的是肺病，而且是可怕的肺結核，雖經醫師給了好幾回警告，他卻不以爲意，也沒有轉告別人。誰都知道肺病是必須安心調養的，何況他自己是懂得醫學的，但是他竟不能這樣做！本年四月五日給我一信，其中有云：
我在上月初驟病，氣喘幾不能支，注射而止，臥牀數日始起，近雖已似復原，但因譯著事煩，終極困頓。倘能優遊半載，當稍健，然亦安可得哉？
並不說明肺病，我又疏忽糊塗，以爲不過是感冒之類，所以回信只勸他節勞調攝。五月底我往上海，看見他氣喘未痊，神色極憊，瘦削不成樣子，才知道這病勢嚴重，極爲擔心，便勸他務必排遣一切，好好地療養半年。他很以爲然，說：“我從前總是爲人多，爲己少，此後要想專心休養了。”
六月初，景宋來信雲病體已轉危爲安；到七月一日，我再晤面，確乎已漸恢復。醫師勸他轉地療養，我便竭力慫恿，回家後還去信催問動身日期。他七月十七日覆信有云：
三日惠示早到，弟病雖似向愈，而熱尚時起時伏，所以一時未能旅行。現仍注射，當繼續八日或十五日，至爾時始可定行止，故何時行與何處去，目下初未計及也。
又九月二十五日信雲：
賤恙時作時止，畢竟如何，殊不可測，只得聽之……
病勢拖久，原是極可憂慮之事。他九月五日所作的一篇《死》（《中流》一卷二期），中間有記述D醫師診斷的一段，很可注意：
……大約實在是日子太久，病像太險了的緣故吧，幾個朋友暗自協商定局，請了美國的D醫師來診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歐洲的肺病專家，經過打診、聽診之後，雖然譽我爲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國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滅亡；並且說，倘是歐洲人，則在五年前已經死掉。這判決使善感的朋友們下淚。我也沒有請他開方，因爲我想，他的醫學從歐洲學來，一定沒有學過給死了五年的病人開方的法子。
再檢視兩年前他的手札，如雲：“從月初起，天天發熱，不能久坐，蓋疲勞之故，四五天以前已漸愈矣。上海多瑣事，亦殊非好住處也。”（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又云：“弟因感冒，害及腸胃，又不能優遊，遂至頹憊多日，幸近已向愈，胃口亦漸開，不日當可復原。”（十二月九日）話雖如此，其實病根都在肺部，偶因感冒或過勞而加劇罷了。所可悲痛的是始終不能優遊，直到臨死的前日，還不能不工作如故，而且“要趕快做”。
嗚呼魯迅！不幸而有此病，帶病奮鬥，所向無敵，而終於躺倒不起者，我看至少有三個原因：
（一）心境的寂寞，吶喊衝鋒了三十年，百戰瘡痍，還是醒不了沉沉的大夢，掃不清千年淤積的穢坑。所謂右的固然靠不住，自命爲左的也未必靠得住，青年們又何嘗都靠得住。試讀他的“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集外集·題彷徨》）“慣於長夜過春時”，（《南腔北調集·爲了忘卻的紀念》）就可想見其內心含着無限的痛苦，又讀他去年的一首《殘秋偶作》：
曾驚秋肅臨天下，
敢遣春溫上筆端？
塵海蒼茫沉百感，
金風蕭瑟走千官。
老歸大澤菰蒲盡，
夢墜空雲齒髮寒。
竦聽荒雞偏閱寂，
起看星斗正闌干。
俯仰身世，無地可棲，是何等的悲涼孤寂！
（二）精力的剝削，他的生命是整個獻給我們中華民族的，“我以我血薦軒轅”這句詩可說是實踐到底，毫無愧色的。可是我們同胞沒有讓他能夠好好地整個兒貢獻，倒是重重剝削，各各臠分，有許多人都爭着挖取他的精神的一分。有些書店老闆借它以牟利，有些青年作家借它以成名。還有，他的生前和死後，版權毫無保障，翻版或偷印本層出不窮，單是一本《南腔北調集》，改頭換面的就不知道有若干種。自政府以至人民，自親朋以至社會，有誰曾經保護過他點什麼，贈給過他點什麼？畢生所受的只有壓迫、禁錮、圍攻、榨取。……譬如一池清水，這個也汲取，那個也汲取，既沒有養活的源頭，自然容易枯掉。
（三）經濟的窘迫，他的生活只靠版稅和賣稿兩種收入，所有仰事俯畜，旁助朋友，以及購買印行圖書等費盡出於此。但是版稅苦於收不起，賣稿也很費力，只看那《死》中的一句雲：“假使我現在已經是鬼，在陰間又有好子孫，那麼，又何必零星賣稿，或向北新書局去算賬呢……”便可窺見他的隱痛了。
在日本，雖有幾個雜誌社很歡迎他的文章，酬金也頗優，只是他不願多寫，必待屢次被催，實在到了情不可卻的時候，才寫出一點寄去，因爲他自己知道文章裏免不了調刺友邦。例如《我要騙人》的末尾有云：
寫着這樣文章，也不是怎樣舒服的心地。要說的話多得很，但得等候‘中日親善’更加增進的時光。不久之後，恐怕那‘親善’的程度，竟會到在我們中國，認爲排日即國賊——因爲說是共產黨利用了排日的口號，使中國滅亡的緣故……而到處的斷頭臺上，都閃爍着太陽的圓圈的罷。但即使到了這樣了，也還不是披瀝真實的心的時光……
我到後來才明白：他大病中之所以不請D醫開方，大病後之所以不轉地療養，“何時行與何處去”始終躊躇着，多半是爲了這經濟的壓迫。
三、生平和著作
魯迅的人格和作品的偉大稍有識者都已知道，原無須多說。至於他之所以偉大，究竟本原何在？依我看，就在他的冷靜和熱烈雙方都徹底。冷靜則氣宇深穩，明察萬物；熱烈則中心博愛，自任以天下之重。其實這二者是交相爲用的。經過熱烈的冷靜，纔是真冷靜，也就是智；經過冷靜的熱烈，纔是真熱烈，也就是仁。
魯迅是仁智雙修的人。唯其智，所以顧視清高，觀察深刻，能夠揭破社會的黑暗，抉發民族的劣根性，這非有真冷靜不能辦到的；唯其仁，所以他的用心，全部照顧到那愁苦可憐的勞動社會的生活，描寫得極其逼真，而且靈動有力。
他的一支筆，從表面看，有時好像是冷冰冰的，而其實是藏着極大的同情，字中有淚的。這非有真熱烈不能辦到的。欲明此意，只將《吶喊》中的《阿Q正傳》和《彷徨》中的《祝福》兩篇，比照對看便知。
魯迅又是言行一致的人。他的二百萬言以上的創作，任取一篇，固然都可以看出偉大的人格的反映，而他的五十六年的全生活，爲民族的生存而奮鬥，至死不屈，也就是一篇天地間的至文——一篇可泣可歌光明正大的至文，這“仁智雙修、言行一致“八個字，乃是魯迅之所以爲魯迅！
有人以爲魯迅多怒，好罵是一個缺點。罵他者和被罵者都不是他的敵手，實在不值得費這許多光陰，花這許多氣力去對付，所謂“割雞焉用牛刀”。殊不知這正是魯迅的偉大之處。他對人是持平等觀的，看準了缺點，就要憤怒，就要攻擊，甚而至於要輕蔑。但是即使輕蔑也還帶着悲憫之心，他的最近作《半夏小集》裏有這樣的話：
琪羅編輯聖·蒲孚的遺稿，名其一部爲《我的毒》（Mes Poisons）；我從日譯本上，看見了這樣的一條：
明言輕蔑着什麼人，並不是十足的輕蔑。惟沉默是最高的輕蔑。——我在這裏說，也是多餘的。
誠然，“無毒不丈夫”，形諸筆墨，卻還不過是小毒。最高的輕蔑是無言，而且連眼珠也不轉過去。
我從來不曾看到魯迅有謾罵，倒是隻看見他的慎重。他的罵人是極有分寸，適如其分，連用字都非常謹嚴，彷彿戥子秤過似的。所謂“以直報怨”，“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他的慎重，我在此只舉一個例，就可以概見其餘。當一九二五年初，《京報》副刊徵求“青年必讀書”，有許多人大開書目，陸續發表，連我也未能免俗，他呢？只寫了十四個大字，叫做：
從來沒有留心過，所以現在說不出。
後面有附註（見《華蓋集》）。可見自命爲青年的導師的，不見得勝任愉快，而他的謹慎工夫，則真可爲青年的領導。
又有人以爲魯迅多疑，這是確的，他曾經有自白，例如《關於楊君襲來事件的辯正》（《集外集》）其一有云：
現在我對於我那記事後半篇中神經過敏的推斷這幾段，應該註銷。但以爲那記事卻還可以存在：這是意外地發露了人對人——至少是他對我和我對他——互相猜疑的真面目了。
又其二有云：
今天接到一封信和一篇文稿，是楊君的朋友，也是我的學生做的，真摯而悲哀，使我看了很覺得慘然，自己感到太易於猜疑，太易於憤怒。他已經陷入這樣的境地了，我還可以不趕緊來消除我那對於他的誤解麼？
然而舊社會上，另一方面的下劣兇殘，每每有出於他的猜疑之外的，這又從何說起呢！例如《記念劉和珍君》（《華蓋集續編》）所云：
……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下劣兇殘到這地步。
又有人以爲魯迅長於世故，卻又有人以爲他不通世故，其實都不盡然，只是與時宜不合罷了。他在《世故三昧》（《南腔北調集》）裏說得很明白：
……待到他們又在談着這事的時候，我便說出我的所見來，而不料大家竟笑容盡斂，不歡而散了，此後不和我談天者兩三月。我事後才悟到打斷了他們的興致，是不應該的。
這種使人掃興的事，那些更“‘深於世故’而避開了‘世故’不談”者決不會做，而魯迅熱情難遏，偏要“說出”，是知其不可而爲之。
總之，魯迅是偉大的。竟不幸而孤寂窮苦以終，是誰之過歟！是誰之過歟！
然而，我確信將來他是愈遠愈偉大的。現在就引用他的《戰士和蒼蠅》（《華蓋集》）中的幾句話作爲結束吧。
Schopenhauer說過這樣的話：要估定人的偉大，則精神上的大和體格上的大，那法則完全相反。後者距離愈遠即愈小，前者卻見得愈大。
……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
民十一，八，魯迅逝世後十九日
附記
自魯迅逝世後，各方紀念文字看得不少，個人覺得許季上先生一首輓詩，最足以顯示魯迅的真精神，附錄於此，以申同契。
哭周豫才兄
許丹
驚聞重譯傳窮死，（十月十九日夜，見日文《晚報》載兄死訊，述垂死前情況至爲悽切，不忍再讀。）
坐看中原失此人。兩紀交情成逝水，一生襟抱向誰陳。於今欲殺緣無罪，（子貢子路相與言曰：“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異世當知仰大仁。（見慈仁惻恆，心如赤子，而世人不省，伐樹削跡，厄之至死。）豈獨延陵能掛劍，相期姑射出埃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