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學在仙台醫學專校的時候，倫理學的成績例在優等，從此可知他的涵養德性，有本有源，他的判斷事物的價值，有根有據。我常常說：他不但於說明科學攻習有素，且於軌範科學如倫理學、美學之類也研究極深。客觀方面既說明事實的所以然，主觀方面又能判斷其價值的所在，以之運用於創作，每有雙管齊下之妙。舉例言之，他利用了醫學知識寫《狂人日記》，而歸結於羞惡是非的判斷，說“有了四千年吃人履歷的我，當初雖然不知道，現在明白，難見真的人！”此非有得於倫理學的修養，明白善惡的價值判斷，何能達到這種境地呢！
魯迅作品中，未嘗明言道德，而處處見其德性的流露。他的偉大，不但在創作上可以見到，即在其起居狀況，瑣屑言行之中，也可見得偉大的模範。現在略略的舉出魯迅的德行的特點：
第一是誠愛。他的創作，即以其誠愛爲核心的人格表現。例如《一件小事》（《吶喊》），他描寫車伕扶着一個車把摔倒的花白頭髮的女人，走向巡警分駐所去的時候，突然感到這車伕人格的偉大，說：
……我這時突然感到一種異樣的感覺，覺得他滿身灰塵的後影，剎時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須仰視才見。而且他對於我，漸漸的又幾乎變成一種威壓，甚而至於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來。”
這事到了現在，還是時時記起。我因此也時時熬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幾年來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少時候所讀過的“子曰”、“詩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獨有這一件小事，卻總是浮在我眼前，有時反更分明，教我慚愧，催我自新，並且增長我的勇氣和希望。
第二是勤勞。魯迅發憤寫作，每每忘晝夜、忘寒暑，甚而至於忘食。民國十六年，我和他同住在中山大學中一間最中央而最高大的處所，通稱“大鐘樓”的時候，親見他徹宵寫作。《鑄劍》一篇，便在這時修改謄正的，雖則註明“一九二六年十月作”。後來同居在白雲樓的時候，也親見“他的住室，陽光侵入到大半間，別人手上搖着扇子，尚且流汗，可是他能在兩窗之間的壁下，伏案寫稿，修訂和重抄《小約翰》的譯稿；編訂《朝花夕拾》，作後記，繪插圖；又編錄《唐宋傳奇集》”。（拙著《魯迅的生活》）景宋有云：“他不自己承認有天才，又說：‘哪裏有天才，我是把別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他實在是不斷學習，不斷努力。”（《魯迅全》編校後記）
第三是堅貞。魯迅的戰鬥精神堅韌無比，他常常說：“無論愛什麼，——飯、異性、國、民族、人類等等——只有糾纏如毒蛇，執着如怨鬼，二六時中，沒有已時者有望。”（《華蓋集·雜感》）又說：“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鬥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舊社會的根柢原是非常堅固的，新運動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動搖它什麼。並且舊社會還有它使新勢力妥協的好辦法，但它自己是決不妥協的。……我們急於要造出大羣的新的戰士，但同時，在文學戰線上的人還要‘韌’。所謂韌，就是不要像前清做八股文的‘敲門磚’似的辦法……”（《二心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魯迅是一位爲民請命，拼命硬幹的人。民國十九年春，忽負密令通緝的罪名，相識的人都勸他暫避。魯迅答道：“不要緊的，如果是真的要捉，就不會下通緝令了。就是說有點討厭，別給我開口——是那麼一回事。”俯仰無怍，處之泰然。所以他的身子雖在圍攻禁錮之中，而始終奮鬥，決不屈服，雖則因爲肺結核的病而至垂死的時候，還是不肯小休，“要趕快做”。彌留的前夕，還是握管如恆，真真實踐了二十三歲所作《自題小像》的“我以我血薦軒轅”的詩句！
第四是謙虛。魯迅不自己承認有天才，對於自己的作品，總是“自視欿然”，所以始終有進步的。舉個例吧。一九二七年，瑞典人S對於中國新文學，甚感興趣，欲託人選譯魯迅作品，送給《管理諾貝爾文學獎金委員會》。S以爲極有希望的，託人徵求魯迅的同意時，他卻答道不願：
……請你，轉致半農先生，我感謝他的好意，爲我，爲中國。但我很抱歉，我不願如此。
諾貝爾賞（獎）金，梁啓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這錢，還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們得不到。你看我譯的那本《小約翰》，我哪裏作得出來，然而這作者就沒有得到……
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爾賞（獎）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們，誰也不給。倘因爲黃色臉皮人，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爲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魯迅書簡·答臺靜農》）
此外，魯迅的節約、整潔、負責任、富友誼以及爲大衆服務……美德舉不勝舉，都足爲國民的模範。景宋的《魯迅的日常生活》、《魯迅和青年們》等等，記述得甚爲詳贍。足供參考。偉哉魯迅！中華民族之魂！
民國三十五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