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歲，我上了英國。爲了自己，我給六十多歲的老母以第二次打擊。在她七十大壽的那一天，我還遠在異域。那天，據姐姐們後來告訴我，老太太只喝了兩口酒，很早的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說出來。

　　一、頭一天

　　那時候（一晃幾十年了），我的英語就很好。我能把它說得不像英語，也不像德語，細聽才聽得出——原來是“華英官話”。那就是說，我很藝術的把幾個英國字勻派在中國字裏，如雞兔之同籠。英國人把我說得一愣一愣的，我可也把他們說得直眨眼；他們說的他們明白，我說的我明白，也就很過得去了。

　　……

　　給它個死不下船，還有錯兒麼？！反正船得把我運到倫敦去，心裏有底！

　　果然一來二去的到了倫敦。船停住不動，大家都往下搬行李，我看出來了，我也得下去。什麼碼頭？顧不得看；也不顧問，省得又招人們眨眼。檢驗護照，我是末一個——英國人不像咱們這樣客氣，外國人得等着。等了一個多鐘頭，該我了。兩個小官審了我一大套，我把我心裏明白的都說了，他倆大概沒明白。他們在護照上蓋了個戳兒，我“看”明白了：“準停留一月Only”（後來由學校宴請內務部把這個給註銷了，不在話下）。管它Only還是“哼來”，快下船哪，別人都走了，敢情還得檢查行李呢。這回很乾脆：“煙？”我說“no”；“絲？”又一個“no”。皮箱上畫了一道符，完事。我的英語很有根了，心裏說。看別人買車票，我也買了張；大家走，我也走；反正他們知道上哪兒。他們要是走丟了，我還能不陪着麼？上了火車。火車非常的清潔舒服。越走，四外越綠，高高低低全是綠汪汪的。太陽有時出來，有時進去，綠地的深淺時時變動。遠處的綠坡託着黑雲，綠色特別的深厚。看不見莊稼，處處是短草，有時看見一兩隻搖尾食草的牛。這不是個農業國。

　　……

　　車停在CannonStreet。大家都下來，站臺上不少接客的男女，接吻的聲音與姿勢各有不同，我也慢條斯理的下來；上哪兒呢？啊，來了救兵，易文思教授向我招手呢。他的中國話比我的英語應多得着九十多分。他與我一人一件行李，走向地道車站去；有了他，上地獄也不怕了。坐地道火車到了LiverpoolStreet。這是個大車站。把行李交給了轉運處，他們自會給送到家去。然後我們喝了杯啤酒，吃了塊點心。車站上，地道里，轉運處，咖啡館，給我這麼個印象：外面都是烏黑不起眼，可是裏面非常的清潔有秩序。後來我慢慢看到，英國人也是這樣。臉板得要哭似的，心中可是很幽默，很會講話。他們慢，可是有準。易教授早一分鐘也不來，車進了站，他也到了。他想帶我上學校去，就在車站的外邊。想了想，又不去了，因爲這天正是禮拜。他告訴我，已給我找好了房，而且是和許地山在一塊。我更痛快了，見了許地山還有什麼事作呢，除了說笑話？

　　……

　　易教授住在Barnet，所以他也在那裏給我找了房。這雖在“大倫敦”之內，實在是屬Hertfordshire，離倫敦有十一哩，坐快車得走半點多鐘。我們就在原車站上了車，趕到車快到目的地，又看見大片的綠草地了。下了車，易先生笑了。說我給帶來了陽光。果然，樹上還掛着水珠，大概是剛下過雨去。

　　……

　　正是九月初的天氣，地上潮陰陰的，樹和草都綠得鮮靈靈的。由車站到住處還要走十分種。街上差不多沒有什麼行人，汽車電車上也空空的。禮拜天。街道很寬，鋪戶可不大，都是些小而明潔的，此處已沒有倫敦那種烏黑色。鋪戶都關着門，路右邊有一大塊草場，遠處有一片樹林，使人心中安靜。

　　……

　　最使我忘不了的是一進了衚衕：CarnarvonStreet。這是條不大不小的衚衕。路是柏油碎石子的，路邊上還有些流水，因剛下過雨去。兩旁都是小房，多數是兩層的，瓦多是紅色。走道上有小樹，多像冬青，結着紅豆。房外二尺多的空地全種着花草，我看見了英國的晚玫瑰。窗都下着簾，綠蔓有的爬滿了窗沿。路上幾乎沒人，也就有十點鐘吧，易教授的大皮鞋響聲佔滿了這衚衕，沒有別的聲。那些房子實在不是很體面，可是被靜寂，清潔，花草，紅綠的顏色，雨後的空氣與陽光，給了一種特別的味道。它是城市，也是村莊，它本是在倫敦作事的中等人的居住區所。房屋表現着小市民氣，可是有一股清香的氣味，和一點安適太平的景象。

　　……

　　將要作我的寓所的也是所兩層的小房，門外也種着一些花，雖然沒有什麼好的，倒還自然；窗沿上懸着一兩枝灰粉的豆花。房東是兩位老姑娘，姐已白了頭，胖胖的很傻，說不出什麼來。妹妹作過教師，說話很快，可是很清晰，她也有四十上下了。妹妹很尊敬易教授，並且感謝他給介紹兩位中國朋友。許地山在屋裏寫小說呢，用的是一本油鹽店的賬本，筆可是鋼筆，時時把筆尖插入賬本里去，似乎表示着力透紙背。

　　……

　　房子很小：樓下是一間客廳，一間飯室，一間廚房。樓上是三個臥室，一個浴室。由廚房出去，有個小院，院裏也有幾棵玫瑰，不怪英國史上有玫瑰戰爭，到處有玫瑰，而且種類很多。院牆只是點矮矮的木樹，左右鄰家也有不少花草，左手裏的院中還有幾株梨樹，掛了不少果子。我說“左右”，因自從在海上便轉了方向，太陽天天不定從哪邊出來呢！

　　……

　　這所小房子裏處處整潔，據地山說，都是妹妹一個人收拾的；姐姐本來就傻，對於工作更會“裝”傻。他告訴我，她們的父親是開面包房的，死時把買賣給了兒子，把兩所小房給了二女。姐妹倆賣出去一所，把錢存起吃利；住一所，租兩個單身客，也就可以維持生活。哥哥不管她們，她們也不求哥哥。妹妹很累，她操持一切；她不肯叫住客把硬領與襪子等交洗衣房：她自己給洗並燙平。在相當的範圍內，她沒完全商業化了。

　　易先生走後，姐姐戴起大而多花的帽子，去作禮拜。妹妹得作飯，只好等晚上再到教堂去。她們很虔誠；同時，教堂也是她們唯一的交際所在。姐姐並聽不懂牧師講的是什麼，地山告訴我。路上慢慢有了人聲，多數是老太婆與小孩子，都是去禮拜的。偶爾也跟着個男人，打扮得非常莊重，走路很響，是英國小紳士的味兒。鄰家有彈琴的聲音。

　　……

　　飯好了，姐姐纔回來，傻笑着。地山故意的問她，講道的內容是什麼？她說牧師講的很深，都是哲學。飯是大塊牛肉。由這天起，我看見牛肉就發暈。英國普通人家的飯食，好處是在乾淨；茶是真熱。口味怎樣，我不敢批評，說着傷心。

　　……

　　飯後，又沒了聲音。看着屋外的陽光出沒，我希望點蟬聲，沒有。什麼聲音也沒有。連地山也不講話了。寂靜使我想起家來，開始寫信。地山又拿出帳本來，寫他的小說。

　　……

　　倫敦邊上的小而靜的禮拜天。

　　二、艾支頓①——

　　①艾支頓是《金瓶梅》英文（唯一的譯本）譯者。他聲明：“我在此特別向舒慶春先生致謝，他是東方學院的中文講師，在我完成這部書翻譯的初稿的時候，如果沒有他的不屈不撓的和慷慨的幫助，我根本沒有勇氣接受這個任務。”

　　在那裏住過一冬，我搬到倫敦的西部去。這回是與一個叫艾支頓的合租一層樓。所以事實上我所要說的是這個艾支頓——稱他爲二房東都勉強一些——而不是真正的房東。我與他一氣在那裏住了三年。

　　這個人的父親是牧師，他自己可不信宗教。當他很年輕的時候，他和一個女子由家中逃出來，在倫敦結了婚，生了三四個小孩。他有相當的聰明，好讀書。專就文字方面上說，他會拉丁文，希臘文，德文，法文，程度都不壞。英文，他寫得非常的漂亮。他作過一兩本講教育的書，即使內容上不怎樣，他的文字之美是公認的事實。我願意同他住在一處，差不多是爲學些地道好英文。在大戰時，他去投軍。因爲心臟弱，報不上名。他硬擠了進去。見到了軍官，憑他的談吐與學識，自然不會被叉去帳外。一來二去，他升到中校，差不多等於中國的旅長了。

　　戰後，他拿了一筆不小的遣散費，回到倫敦，重整舊業，他又去教書。爲充實學識，還到過維也納聽弗洛依德的心理學。後來就在牛津的補習學校教書。這個學校是爲工人們預備的，彷彿有點像國內的暑期學校，不過目的不在補習升學的功課。作這種學校的教員，自然沒有什麼地位，可是實利上並不壞：一年只作半年的事，薪水也並不很低。這個，大概是他的黃金“時代”。以身份言，中校；以學識言，有著作；以生活言，有個清閒舒服的事情。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他和一位美國女子發生了戀愛。她出自名家，有碩士的學位，來倫敦遊玩，遇上了他。她的學識正好補足他的，她是學經濟的；他在補習學校演講關於經濟的問題，她就給他預備稿子。

　　他的夫人告了。離婚案剛一提到法庭，補習學校便免了他的職。這種案子在牛津與劍橋還是鬧不得的！離婚案成立，他得到自由，但須按月供給夫人一些錢。

　　在我遇到他的時候，他正極狼狽。自己沒有事，除了夫婦的花消，還得供給原配。幸而碩士找到了事，兩份兒家都由她支持着。他空有學問，找不到事。可是兩家的感情漸漸的改善，兩位夫人見了面，他每月給第一位夫人送錢也是親自去，他的女兒也肯來找他。這個，可救不了窮。窮，他還很會花錢，作過幾年軍官，他揮霍慣了。錢一到他手裏便不會老實。他愛買書，愛吸好煙，有時候還得喝一盅。我在東方學院見了他，他到那裏學華語；不知他怎麼弄到手裏幾鎊錢，便出了這個主意。見到我，他說彼此交換知識，我多教他些中文，他教我些英文，豈不甚好？爲學習的方便，頂好是住在一處，假若我出房錢，他就供給我飯食。我點了頭，他便找了房。

　　艾支頓夫人真可憐。她早晨起來，便得作好早飯。吃完，她急忙去作工，拚命的追公共汽車；永遠不等車站穩就跳上去，有時把腿碰得紫裏蒿青。五點下工，又得給我們作晚飯。她的烹調本事不算高明，我倆一有點不愛吃的表示，她便立刻淚在眼眶裏轉。有時候，艾支頓賣了一本舊書或一張畫，手中摸着點錢，笑着請我們出去吃一頓。有時候我看她太疲乏了，就請他倆吃頓中國飯。在這種時節，她喜歡得像小孩子似的。

　　他的朋友多數和他的情形差不多。我還記得幾位：有一位是個年輕的工人，談吐很好，可是時常失業，一點也不是他的錯兒，怎奈工廠時開時閉。他自然的是個社會主義者，每逢來看艾支頓，他倆便粗着脖子紅着臉的爭辯。艾支頓也很有口才，不過與其說他是爲政治主張而爭辯，還不如說是爲爭辯而爭辯。還有一位小老頭也常來，他頂可愛。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他都能讀能寫能講，但是找不到事作；閒着沒事，他只爲一家磁磚廠吆喝買賣，拿一點扣頭。另一位老者，常上我們這一帶來給人家擦玻璃，也是我們的朋友。這個老頭是位博士。趕上我們在家，他便一邊擦着玻璃，一邊和我們討論文學與哲學。孔子的哲學，泰戈爾的詩，他都讀過，不用說西方的作家了。

　　只提這麼三位吧，在他們的身上使我感到工商資本主義的社會的崩潰與罪惡。他們都有知識，有能力，可是被那個社會制度捆住了手，使他們抓不到麪包。成千論萬的人是這樣，而且有遠不及他們三個的！找個事情真比登天還難！

　　艾支頓一直閒了三年。我們那層樓的租約是三年爲限。住滿了，房東要加租，我們就分離開，因爲再找那樣便宜和恰好夠三個人住的房子，是大不容易的。雖然不在一塊兒住了，可是還時常見面。艾支頓只要手裏有夠看電影的錢，便立刻打電話請我去看電影。即使一個禮拜，他的手中徹底的空空如也，他也會約我到家裏去吃一頓飯。自然，我去的時候也老給他們買些東西。這一點上，他不像普通的英國人，他好請朋友，也很坦然的接受朋友的約請與饋贈。有許多地方，他都帶出點浪漫勁兒，但他到底是個英國人，不能完全放棄紳士的氣派。

　　直到我回國的時際，他才找到了事——在一家大書局裏作顧問，薦舉大陸上與美國的書籍，經書局覈准，他再找人去翻譯或——若是美國的書——出英國版。我離開英國後，聽說他已被那個書局聘爲編輯員。

　　三、達爾曼一家

　　離開他們夫婦，我住了半年的公寓，不便細說；房東與房客除了交租金時見一面，沒有一點別的關係。在公寓裏，晚飯得出去吃，既費錢，又麻煩，所以我又去找房間。這回是在倫敦南部找到一間房子，房東是老夫婦，帶着個女兒。

　　這個老頭兒——達爾曼先生——是幹什麼的，至今我還不清楚。一來我只在那兒住了半年，二來英國人不喜歡談私事，三來達爾曼先生不愛說話，所以我始終沒得機會打聽。偶爾由老夫婦談話中聽到一兩句，彷彿他是木器行的，專給人家設計作傢俱。他身邊常帶着尺。但是我不敢說肯定的話。

　　這個老頭兒是地道英國的小市民，有什麼說的，便是重述《晨報》上的消息與意見。凡是《晨報》所說的都對！他有房，有點積蓄，勤苦，乾淨，什麼也不知道，只曉得自己的工作是神聖的，英國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達爾曼太太是女性的達爾曼先生，她的意見不但得自《晨報》，而且是由達爾曼先生口中念出的那幾段《晨報》，她沒工夫自己去看報。

　　達爾曼姑娘只看《晨報》上的廣告。有一回，或者是因爲看我老拿着本書，她向我借一本小說。隨手的我給了她一本威爾思的幽默故事。唸了一段，她的臉都氣紫了！我趕緊出去在報攤上給她找了本六個便士的羅曼司，內容大概是一個女招待嫁了個男招待，後來才發現這個男招待是位伯爵的承繼人。這本小書使她對我又有了笑臉。

　　她沒事作，所以在分類廣告上登了一小段廣告——教授跳舞。她的技術如何，我不曉得，不過她聲明願減收半費教給我的時候，我沒出聲。把知識變成金錢，是她，和一切小市民的格言。

　　她有點苦悶，沒有男朋友約她出去玩耍，往往吃完晚飯便假裝頭疼，跑到樓上去睡覺。婚姻問題在那經濟不景氣的國度裏，真是個沒法辦的問題。我看她恐怕要窩在家裏！“房東太太的女兒”往往成爲留學生的夫人，這是留什麼外史一類小說的好材料；其實，裏面的意義並不止是留學生的荒唐呀。

　　四、東方學院

　　從1924年的秋天，到1929年的夏天，我一直的在倫敦住了五年。除了暑假寒假和春假中，我有時候離開倫敦幾天，到鄉間或別的城市去遊玩，其餘的時間都消磨在這個大城裏。我的工作不許我到別處去，就是在假期裏，我還有時候得到學校去。我的錢也不許我隨意的去到各處跑，英國的旅館與火車票價都不很便宜。

　　我工作的地方是東方學院，倫敦大學的各學院之一。這裏，教授遠東近東和非洲的一切語言文字。重要的語言都成爲獨立的學系，如中國語，阿拉伯語等；在語言之外還講授文學哲學什麼的。次要的語言，就只設一個固定的講師，不成學系，如日本語；假如有人要特意的請求講授日本的文學或哲學等，也就由這個講師包辦。不甚重要的語言，便連固定的講師也不設，而是有了學生再臨時去請教員，按鐘點計算報酬。譬如有人要學蒙古語文或非洲的非英屬的某地語文，便是這麼辦。自然，這裏所謂的重要與不重要，是多少與英國的政治，軍事，商業等相關聯的。

　　在學系裏，大概的都是有一位教授，和兩位講師。教授差不多全是英國人；兩位講師總是一個英國人，和一個外國人——這就是說，中國語文繫有一位中國講師，阿拉伯語文繫有一位阿拉伯人作講師。這是三位固定的教員，其餘的多是臨時請來的，比如中國語文系裏，有時候於固定的講師外，還有好幾位臨時的教員，假若趕到有學生要學中國某一種方言的話；這系裏的教授與固定講師都是說官話的，那麼要是有人想學廈門話或紹興話，就非去臨時請人來教不可。

　　這裏的教授也就是倫敦大學的教授。這裏的講師可不都是倫敦大學的講師。以我自己說，我的聘書是東方學院發的，所以我只算學院裏的講師，和大學不發生關係。①那些英國講師多數的是大學的講師，這倒不一定是因爲英國講師的學問怎樣的好，而是一種資格問題：有了大學講師的資格，他們好有升格的希望，由講師而副教授而教授。教授既全是英國人，如前面所說過的，那麼外國人得到了大學的講師資格也沒有多大用處。況且有許多部分，根本不成爲學系，沒有教授，自然得到大學講師的資格也不會有什麼發展。在這裏，看出英國人的偏見來。以梵文，古希伯來文，阿拉伯文等說，英國的人才並不弱於大陸上的各國；至於遠東語文與學術的研究，英國顯然的追不上德國或法國。設若英國人願意，他們很可以用較低的薪水去到德法等國聘請較好的教授。可是他們不肯。他們的教授必須是英國人，不管學問怎樣。就我所知道的，這個學院裏的中國語文學系的教授，還沒有一位真正有點學問的。這在學術上是吃了虧，可是英國人自有英國人的辦法，決不會聽別人的。幸而呢，別的學系真有幾位好的教授與講師，好歹一背拉，這個學院的教員大致的還算說得過去。況且，於各系的主任教授而外，還有幾位學者來講專門的學問，像印度的古代律法，巴比侖的古代美術等等，把這學院的聲價也提高了不少。在這些教員之外，另有位音韻學專家，教給一切學生以發音與辨音的訓練與技巧，以增加學習語言的效率。這倒是個很好的辦法——

　　①老舍在東方學院的有關交涉，都是由他和院方直接接觸。他初到學院時年薪二百五十鎊，經與院長交涉，升至三百鎊。

　　大概的說，此處的教授們並不像牛津或劍橋的教授們那樣只每年給學生們一個有系統的講演，而是每天與講師們一樣的教功課。①這就必須說一說此處的學生了。到這裏來的學生，幾乎沒有任何的限制。以年齡說，有的是七十歲的老夫或老太婆，有的是十幾歲的小男孩或女孩。只要交上學費，便能入學。於是，一人學一樣，很少有兩個學生恰巧學一樣東西的。拿中國語文系說吧，當我在那兒的時候，學生中就有兩位七十多歲的老人：一位老人是專學中國字，不大管它們都念作什麼，所以他指定要英國的講師教他。另一位老人指定要跟我學，因爲他非常注重發音；他對語言很有研究，古希臘，拉丁，希伯來，他都會，到七十多歲了，他要聽聽華語是什麼味兒；學了些日子華語，他又選上了日語。這兩個老人都很用功，頭髮雖白，心卻不笨。這一對老人而外，還有許多學生：有的學言語，有的唸書，有的要在倫敦大學得學位而來預備論文，有的念元曲，有的念《漢書》，有的是要往中國去，所以先來學幾句話，有的是已在中國住過十年八年而想深造……總而言之，他們學的功課不同，程度不同，上課的時間不同，所要的教師也不同。這樣，一個人一班，教授與兩個講師便一天忙到晚了。這些學生中最小的一個才十二歲——

　　①老舍作爲講師作了許多教授資格的事。突出的如：主講《唐代愛情小說》講座。他的研究獨特精闢，有很高的理論價值。此外，還制唱片，編教材等。

　　因此，教授與講師都沒法開一定的課程，而是兵來將擋，學生要學什麼，他們就得教什麼；學院當局最怕教師們說“這我可教不了”。於是，教授與講師就很不易當。還拿中國語文系說吧，有一回，一個英國醫生要求教他點中國醫學。我不肯教，教授也瞪了眼。結果呢，還是由教授和他對付了一個學期。我很佩服教授這點對付勁兒；我也準知道，假若他不肯敷衍這個醫生，大概院長那兒就更難對付。由這一點來說，我很喜歡這個學院的辦法，來者不拒，一人一班，完全聽學生的。不過，要這樣辦，教員可得真多，一系裏只有兩三個人，而想使個個學生滿意，是作不到的。

　　成班上課的也有：軍人與銀行裏的練習生。軍人有時候一來就是一撥兒，這一撥兒分成幾組，三個學中文，兩個學日文，四個學土耳其文……既是同時來的，所以可以成班。這是最好的學生。他們都是小軍官，又差不多都是世家出身，所以很有規矩，而且很用功。他們學會了一種語言，不管用得着與否，只要考試及格，在餉銀上就有好處。據說會一種語言的可以每年多關一百鎊錢。他們在英國學一年中文，然後就可以派到中國來。到了中國，他們繼續用功，而後回到英國受試驗，試驗及格便加薪俸了。我幫助考過他們，考題很不容易，言語，要能和中國人說話；文字，要能讀大報紙上的社會論與新聞，和能將中國的操典與公文譯成英文。學中文的如是，學別種語文的也如是。厲害！英國的祕密偵探是著名的，軍隊中就有這麼多，這麼好的人才呀：和哪一國交戰，他們就有會哪一國言語文字的軍官。我認得一個年輕的軍官，他已考及格過四種言語的初級試驗，才二十三歲！想打倒帝國主義麼，啊，得先充實自己的學問與知識，否則喊啞了嗓子只有自己難受而已。

　　最壞的學生是銀行的練習生們。這些都是中等人家的子弟——不然也進不到銀行去——可是沒有軍人那樣的規矩與紀律，他們來學語言，只爲馬馬虎虎混個資格，考試一過，馬上就把“你有錢，我吃飯”忘掉。考試及格，他們就有被調用到東方來的希望，只是希望，並不保準。即使真被派遣到東方來，如新加坡，香港，上海等處，他們早知道滿可以不說一句東方語言而把事全辦了。他們是來到這個學院預備資格，不是預備言語，所以不好好的學習。教員們都不喜歡教他們，他們也看不起教員，特別是外國教員。沒有比英國中等人家的二十上下歲的少年再討厭的了，他們有英國人一切的討厭，而英國人所有的好處他們還沒有學到，因爲他們是正在剛要由孩子變成大人的時候，所以比大人更討厭。

　　班次這麼多，功課這麼複雜，不能不算是累活了。可是有一樣好處；他們排功課表總設法使每個教員空閒半天。星期六下午照例沒有課，再加上每週當中休息半天，合起來每一星期就有兩天的休息。再說呢，一年分爲三學期，每學期只上十個星期的課，一年倒可以有五個月的假日，還算不壞。不過，假期中可還有學生願意上課；學生願意，先生自然也得願意，所以我不能在假期中一氣離開倫敦許多天。這可也有好處，假期中上課，學費便歸先生要。

　　學院裏有個很不錯的圖書館，專藏關於東方學術的書籍，樓上還有些中國書。學生在上課前，下課後，不是在休息室裏，便是到圖書館去，因爲此外別無去處。這裏沒有運動場等等的設備，學生們只好到圖書館去看書，或在休息室裏吸菸，沒別的事可作。學生既多數的是一人一班，而且上課的時間不同，所以不會有什麼團體與運動。每一學期至多也不過有一次茶話會而已。這個會總是在圖書館裏開，全校的人都被約請。沒有演說，沒有任何儀式，只有茶點，隨意的吃。在開這個會的時候，學生纔有彼此接談的機會，老幼男女聚在一處，一邊吃茶一邊談話。這纔看出來，學生並不少；平日一個人一班，此刻纔看到成羣的學生。

　　假期內，學院裏清靜極了，只有圖書館還開着，讀書的人可也並不甚多。我的《老張的哲學》，《趙子曰》，與《二馬》，大部分是在這裏寫的，因爲這裏清靜啊。那時候，學院是在倫敦城裏。四外有好幾個火車站，按說必定很亂，可是在學院裏並聽不到什麼聲音。圖書館靠街，可是正對着一塊空地，有些花木，像個小公園。讀完了書，到這個小公園去坐一下，倒也方便。現在，據說這個學院已搬到大學裏去，圖書館與課室——一個友人來信這麼說——相距很遠，所以館裏更清靜了。哼，希望多咱有機會再到倫敦去，再在這圖書館裏寫上兩本小說！

　　五、寫小說

　　二十七歲出國。爲學英文，所以念小說，可是還沒想起來寫作。到異鄉的新鮮勁兒漸漸消失，半年後開始感覺寂寞，也就常常想家。從十四歲就不住在家裏，此處所謂“想家”實在是想在國內所知道的一切。那些事既都是過去的，想起來便象一些圖畫，大概那色彩不甚濃厚的根本就想不起來了。這些圖畫常在心中來往，每每在讀小說的時候使我忘了讀的是什麼，而呆呆的憶及自己的過去。小說中是些圖畫，記憶中也是些圖畫，爲什麼不可以把自己的圖畫用文字畫下來呢？我想拿筆了。

　　《老張的哲學》

　　但是，在拿筆以前，我總得有些畫稿子呀。那時候我還不知道世上有小說作法這類的書，怎辦呢？對中國的小說我讀過唐人小說和《儒林外史》什麼的，對外國小說我才唸了不多，而且是東一本西一本，有的是名家的著作，有的是女招待嫁皇太子的夢話。後來居上，新讀過的自然有更大的勢力，我決定不取中國小說的形式，可是對外國小說我知道的並不多，想選擇也無從選擇起。好吧，隨便寫吧，管它像樣不像樣，反正我又不想發表。況且呢，我剛讀了NicholasNickleby（《尼考拉斯·尼柯爾貝》）和Pick－wickPapers（《匹克威克外傳》）等雜亂無章的作品，更足以使我大膽放野；寫就好，管它什麼。這就決定了那想起便使我害羞的《老張的哲學》的形式。

　　形式是這樣決定的；內容呢，在人物與事實上我想起什麼就寫什麼，簡直沒有個中心；浮在記憶上的那些有色彩的人與事都隨手取來，沒等把它們安置好，又去另拉一批，人擠着人，事挨着事，全喘不過氣來。這一本中的人與事，假如擱在今天寫，實在夠寫十本的。

　　在思想上，那時候我覺得自己很高明，所以毫不客氣的叫作“哲學”。哲學！現在我認明白了自己；假如我有點長處的話，必定不在思想上。我的感情老走在理智前面，我能是個熱心的朋友，而不能給人以高明的建議。感情使我的心跳得快，因而不加思索便把最普通的、浮淺的見解拿過來，作爲我判斷一切的準則。在一方面，這使我的筆下常常帶些感情；在另一方面，我的見解總是平凡。

　　假若我專靠着感情，也許我能寫出有相當偉大的悲劇，可是我不徹底；我一方面用感情咂摸世事的滋味，一方面我又管束着感情，不完全以自己的愛憎判斷。這種矛盾是出於我個人的性格與環境。我自幼便是個窮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親的影響——她是個楞捱餓也不肯求人的，同時對別人又是很義氣的女人。窮，使我好罵世；剛強，使我容易以個人的感情與主張去判斷別人；義氣，使我對別人有點同情心。有了這點分析，就很容易明白爲什麼我要笑罵，而又不趕盡殺絕。我失了諷刺，而得到幽默。據說，幽默中是有同情的。我恨壞人，可是壞人也有好處；我愛好人，而好人也有缺點：“窮人的狡猾也是正義”，還是我近來的發現；在十年前我只知道一半恨一半笑的去看世界。

　　有人說，《老張的哲學》並不幽默，而是討厭。我不完全承認，也不完全否認這個。有的人天生的不懂幽默；一個人一個脾氣，無須再說什麼。有的人急於救世救國救文學，痛恨幽默；這是師出有名，除了太專制一些，尚無大毛病。不過這兩種人說我討厭，我不便爲自己辯護，可也不便馬上抽自己幾個嘴巴。有的人理會得幽默，而覺得我太過火，以至於討厭。我承認這個。前面說過了，我初寫小說，只爲寫着玩玩，並不懂何爲技巧，哪叫控制。我信口開河，抓住一點，死不放手，誇大了還要誇大，而且津津自喜，以爲自己的筆下跳脫暢肆。討厭？當然的。

　　大概最討厭的地方是那半白半文的文字。以文字耍俏本來是最容易流於耍貧嘴的，可是這個誘惑不易躲避；一個局面或事實可笑，自然而然在描寫的時候便順手加上了招笑的文字，以助成那誇張的陳述。適可而止；好不容易。

　　寫成此書，大概費了一年的工夫。閒着就寫點，有事便把它放在一旁，所以漓漓拉拉的延長到一年；若是一氣寫下，本來不需要這麼多的時間。寫的時候是用三個便士一本的作文簿，鋼筆橫書，寫得不甚整齊。這些小事足以證明我沒有大吹大擂的通電全國——我在著作；還是那句話，我只是寫着玩。寫完了，許地山兄來到倫敦；一塊兒談得沒有什麼好題目了，我就掏出小本給他念兩段。他沒給我什麼批評，只顧了笑。後來，他說寄到國內去吧。我倒還沒有這個勇氣；即使寄去，也得先修改一下。可是他既不告訴我哪點應當改正，我自然聞不見自己的腳臭；於是馬馬虎虎就寄給了鄭西諦兄——並沒掛號，就那麼捲了一卷扔在郵局。兩三個月後，《小說月報》居然把它登載出來。我到中國飯館吃了頓“雜碎”，作爲犒賞三軍。

　　《趙子曰》

　　我只知道《老張的哲學》在《小說月報》上發表了，和登完之後由文學研究會出單行本。自己的作品用鉛字印出來總是件快事，我自然也覺得高興。《趙子曰》便是這點高興的結果。我知道“老張”很可笑，很生動；好了，照樣再寫一本就是了。於是我就開始寫《趙子曰》。

　　材料自然得換一換：“老張”是講些中年人們，那麼這次該換些年輕的了。寫法可是不用改，把心中記得的人與事編排到一處就行。“老張”是揭發社會上那些我所知道的人與事，“老趙”是描寫一羣學生。不管是誰與什麼吧，反正要寫得好笑好玩；一回吃出甜頭，當然想再吃；所以這兩本東西是同窩的一對小動物。

　　可是，這並不完全正確。怎麼說呢？“老張”中的人多半是我親眼看見的，其中的事多半是我親身參加過的；因此，書中的人與事才那麼擁擠紛亂；專憑想象是不會來得這麼方便的。這自然不是說，此書中的人物都可以——的指出，“老張”是誰誰，“老李”是某某。不，絕不是！所謂“真”，不過是大致的說，人與事都有個影子，而不是與我所寫的完全一樣。它是我記憶中的一個百貨店，換了東家與字號，即使還賣那些舊貨，也另經擺列過了。其中頂壞的角色也許長得像我所最敬愛的人；就是叫我自己去分析，恐怕也沒法作到一個蘿蔔一個坑兒。不論怎樣吧，爲省事起見，我們暫且籠統的說“老張”中的人與事多半是真實的。趕到寫《趙子曰》的時節，本想還照方抓一劑，可是材料並不這麼方便了。所以只換換材料的話不完全正確。這就是說：在動機上相同，而在執行時因事實的困難使它們不一樣了。

　　在寫“老張”以前，我已作過六年事，接觸的多半是與我年歲相同的中年人。我雖沒想到去寫小說，可是時機一到，這六年中的經驗自然是極有用的。這成全了“老張”，但委屈了《趙子曰》，因爲我在一方面離開學生生活已六七年，而在另一方面這六七年中的學生已和我作學生時候的情形大不相同了，即使我還清楚地記得自己的學校生活也無補於事。我在“招待學員”的公寓裏住過，我也極同情於學生們的熱烈與活動，可是我不能完全把自己當作個學生，於是我在解放與自由的聲浪中，在嚴重而混亂的場面中，找到了笑料，看出了縫子。在今天想起來，我之立在“五四”運動外面使我的思想吃了極大的虧，《趙子曰》便是個明證，它不鼓舞，而在輕搔新人物的癢癢肉！

　　有了這點說明，就曉得這兩本書的所以不同了。“老張”中事實多，想象少；《趙子曰》中想象多，事實少。“老張”中縱有極討厭的地方，究竟是與真實相距不遠；有時候把一件很好的事描寫得不堪，那多半是文字的毛病；文字把我拉了走，我收不住腳。至於《趙子曰》，簡直沒多少事實，而只有些可笑的體態，像些滑稽舞。小學生看了能跳着腳笑，它的長處止於此！我並不是幽默完又後悔；真的，真正的幽默確不是這樣，現在我知道了，雖然還是眼高手低。

　　此中的人物只有一兩位有個真的影子，多數的是臨時想起來的；好的壞的都是理想的，而且是個中年人的理想，雖然我那時候還未到三十歲，我自幼貧窮，作事又很早，我的理想永遠不和目前的事實相距很遠，假如使我設想一個地上樂園，大概也和那初民的滿地流蜜，河裏都是鮮魚的夢差不多。窮人的空想大概離不開肉餡饅頭，我就是如此。明乎此，才能明白我爲什麼有說有笑，好諷刺而並沒有絕高的見解。因爲窮，所以作事早；作事早，碰的釘子就特別的多；不久，就成了中年人的樣子。不應當如此，但事實上已經如此，除了酸笑還有什麼辦法呢？！

　　前面已經提過，在立意上，《趙子曰》與“老張”是魯衛之政，所以《趙子曰》的文字還是——往好裏說——很挺拔利落。往壞裏說呢，“老張”所有的討厭，“老趙”一點也沒減少。可是，在結構上，從《趙子曰》起，一步一步的確是有了進步，因爲我讀的東西多了。《趙子曰》已比“老張”顯着緊湊了許多。

　　這本書裏只有一個女角，而且始終沒露面。我怕寫女人；平常日子見着女人也老覺得拘束。在我讀書的時候，男女還不能同校；在我作事的時候，終日與些中年人在一處，自然要假裝出穩重。我沒機會交女友，也似乎以此爲榮。在後來的作品中雖然有女角，大概都是我心中想出來的，而加上一些我所看到的女人的舉動與姿態；設若有人問我：女子真是這樣麼？我沒法不搖頭，假如我不願撒謊的話。《趙子曰》中的女子沒露面，是我最誠實的地方。

　　這本書仍然是用極賤的“練習簿”寫的，也經過差不多一年的工夫。寫完，我交給寧恩承兄先讀一遍，看看有什麼錯兒；他笑得把鹽當作了糖，放到茶裏，在吃早飯的時候。

　　《二馬》

　　《二馬》是我在國外的末一部作品：從“作”的方面說，已經有了些經驗；從“讀”的方面說，我不但讀得多了，而且認識了英國當代作家的著作。心理分析與描寫工細是當代文藝的特色；讀了它們，不會不使我感到自己的粗劣，我開始決定往“細”裏寫。

　　《二馬》中的細膩處是在《老張的哲學》與《趙子曰》裏找不到的，“張”與“趙”中的潑辣恣肆處從《二馬》以後可是也不多見了。人的思想不必一定隨着年紀而往穩健裏走，可是文字的風格差不多是“晚節漸於詩律細”的。讀與作的經驗增多，形式之美自然在心中添了分量，不管個人願意這樣與否。

　　《二馬》在一開首便把故事最後的一幕提出來，就是這“求細”的證明：先有了結局，自然是對故事的全盤設計已有了個大概，不能再信口開河。可是這還不十分正確；我不僅打算細寫，而且要非常的細，要像康拉德那樣把故事看成一個球，從任何地方起始它總會滾動的。我本打算把故事的中段放在最前面，而後倒轉回來補講前文，而後再由這裏接下去講——講馬威逃走以後的事。這樣，篇首的兩節，現在看起來是像尾巴，在原來的計劃中本是“腰眼兒”。爲什麼把腰眼兒變成了尾巴呢？有兩個原因：第一個是我到底不能完全把幽默放下，而另換一個風格，於是由心理的分析又走入姿態上的取笑，笑出以後便沒法再使文章縈迴跌宕；無論是尾巴吧，還是腰眼吧，放在前面乃全無意義！第二個是時間上的關係：我應在一九二九年的六月離開英國，在動身以前必須把這本書寫完寄出來，以免心中老存着塊病。時候到了，我只寫了那麼多，馬威逃走以後的事無論如何也趕不出來了，於是一狠心，就把腰眼當作了尾巴，硬行結束。那麼，《二馬》只是比較的“細”，並非和我的理想一致；到如今我還是沒寫出一部真正細膩的東西，這或者是天才的限制，沒法勉強吧。

　　在文字上可是稍稍有了些變動。這不能不感激亡友白滌洲——他死去快一年了！已經說過，我在“老張”與《趙子曰》裏往往把文言與白話夾裹在一處；文字不一致多少能幫助一些矛盾氣，好使人發笑。滌洲是頭一個指出這一個毛病，而且勸我不要這樣討巧。我當時還不以爲然，我寫信給他，說我這是想把文言溶解在白話裏，以提高白話，使白話成爲雅俗共賞的東西。可是不久我就明白過來，利用文言多少是有點偷懶；把文言與白話中容易用的，現成的，都拿過來，而毫不費力的作成公衆講演稿子一類的東西，不是偷懶麼？所謂文藝創作不是兼思想與文字二者而言麼？那麼，在文字方面就必須努力，作出一種簡單的，有力的，可讀的，而且美好的文章，纔算本事。在《二馬》中我開始試驗這個。請看看那些風景的描寫就可以明白了。《紅樓夢》的言語是多麼漂亮，可是一提到風景便立刻改腔換調而有詩爲證了；我試試看；一個洋車伕用自己的言語能否形容一個晚晴或雪景呢？假如他不能的話，讓我代他來試試。什麼“潺浮”咧，“淒涼”咧，“幽徑”咧，“蕭條”咧……我都不用，而用頂俗淺的字另想主意。設若我能這樣形容得出呢，那就是本事，反之則寧可不去描寫。這樣描寫出來，纔是真覺得了物境之美而由心中說出；用文言拼湊只是修辭而已。論味道，英國菜——就是所謂英法大菜的菜——可以算天下最難吃的了；什麼幾乎都是白水煮或楞燒。可是英國人有個說法——記得好像GeorgeGissing（喬治·吉辛）也這麼說過——英國人烹調術的主旨是不假其他材料的幫助，而是把肉與蔬菜的原味，真正的香味，燒出來。我以爲，用白話著作倒須用這個方法，把白話的真正香味燒出來；文言中的現成字與辭雖一時無法一概棄斥，可是用在白話文裏究竟是有些像醬油與味之素什麼的；放上去能使菜的色味俱佳，但不是真正的原味兒。

　　在材料方面，不用說，是我在國外四五年中慢慢積蓄下來的。可是像故事中那些人與事全是想象的，幾乎沒有一個人一件事曾在倫敦見過或發生過。寫這本東西的動機不是由於某人某事的值得一寫，而是在比較中國人與英國人的不同處，所以一切人差不多都代表着什麼；我不能完全忽略了他們的個性，可是我更注意他們所代表的民族性。因此，《二馬》除了在文字上是沒有多大的成功的。其中的人與事是對我所要比較的那點負責，而比較根本是種類似報告的東西。自然，報告能夠新穎可喜，假若讀者不曉得這些事；但它的取巧處只是這一點，它缺乏文藝的偉大與永久性，至好也不過是一種還不討厭的報章文學而已。比較是件容易作的事，連個小孩也能看出洋人鼻子高，頭髮黃；因此也就很難不浮淺。注意在比較，便不能不多取些表面上的差異作資料，而由這些資料裏提出判斷。臉黃的就是野蠻，與頭髮卷着的便文明，都是很容易說出而且說着怪高興的；越是在北平住過一半天的越敢給北平下考話，許多污辱中國的電影，戲劇，與小說，差不多都是僅就表面的觀察而後加以主觀的判斷。《二馬》雖然沒這樣壞，可是究竟也算上了這個當。

　　老馬代表老一派的中國人，小馬代表晚一輩的，誰也能看出這個來。老馬的描寫有相當的成功：雖然他只代表了一種中國人，可是到底他是我所最熟識的；他不能普遍的代表老一輩的中國人，但我最熟識的老人確是他那個樣子。他不好，也不怎麼壞；他對過去的文化負責，所以自尊自傲，對將來他茫然，所以無從努力，也不想努力。他的希望是老年的舒服與有所依靠；若沒有自己的子孫，世界是非常孤寂冷酷的。他背後有幾千年的文化，面前只有個兒子。他不大愛思想，因爲事事已有了準則。這使他很可愛，也很可恨；很安詳，也很無聊。至於小馬，我又失敗了。前者我已經說過，五四運動時我是個旁觀者；在寫《二馬》的時節，正趕上革命軍北伐，我又遠遠的立在一旁，沒機會參加。這兩個大運動，我都立在外面，實在沒有資格去描寫比我小十歲的青年。我們在倫敦的一些朋友天天用針插在地圖上：革命軍前進了，我們狂喜；退卻了，懊喪。雖然如此，我們的消息只來自新聞報，我們沒親眼看見血與肉的犧牲，沒有聽見槍炮的響聲。更不明白的是國內青年們的思想。那時在國外讀書的，身處異域，自然極愛祖國；再加上看着外國國民如何對國家的事盡職責，也自然使自己想作個好國民，好像一箇中國人能像英國人那樣作國民便是最高的理想了。個人的私事，如戀愛，如孝悌，都可以不管，自要能有益於國家，什麼都可以放在一旁。這就是馬威所要代表的。比這再高一點的理想，我還沒想到過。先不用管這個理想高明不高明吧，馬威反正是這個理想的產兒。他是個空的，一點也不像個活人。他還有缺點，不盡合我的理想，於是另請出一位李子榮來作補充；所以李子榮更沒勁！

　　對於英國人，我連半個有人性的也沒寫出來。他們的褊狹的愛國主義決定了他們的罪案，他們所表現的都是偏見與討厭，沒有別的。自然，猛一看過去，他們確是有這種討厭而不自覺的地方，可是稍微再細看一看，他們到底還不這麼狹小。我專注意了他們與國家的關係，而忽略了他們其他的部分。幸而我是用幽默的口氣述說他們，不然他們簡直是羣可憐的半瘋子了。幽默寬恕了他們，正如寬恕了馬家父子，把褊狹與浮淺消解在笑聲中，萬幸！

　　最危險的地方是那些戀愛的穿插，它們極容易使《二馬》成爲《留東外史》一類的東西。可是我在一動筆時就留着神，設法使這些地方都成爲揭露人物性格與民族成見的機會，不準戀愛情節自由的展動。這是我很會辦的事，在我的作品中差不多老是把戀愛作爲副筆，而把另一些東西擺在正面。這個辦法的好處是把我從三角四角戀愛小說中救出來，它的壞處是使我老不敢放膽寫這個人生最大的問題——兩性間的問題。我一方面在思想上失之平凡，另一方面又在題材上不敢摸這個禁果，所以我的作品即使在結構上文字上有可觀，可是總走不上那偉大之路。三角戀愛永不失爲好題目，寫得好還是好。像我這樣一碰即走，對打八卦拳倒許是好辦法，對寫小說它使我輕浮，激不起心靈的震顫。

　　這本書的寫成也差不多費了一年的工夫。寫幾段，我便對朋友們去朗讀，請他們批評，最多的時候是找祝仲謹兄去。他是北平人，自然更能聽出句子的順當與否，和字眼的是否妥當。全篇寫完，我又託酈堃厚兄給看了一遍，他很細心的把錯字都給挑出來。把它寄出去以後——仍是寄給《小說月報》——我便向倫敦說了“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