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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看，一个人即使承认英国人民有许多好处，大概也不会因为这个而乐意和他们交朋友。自然，一个有金钱与地位的人，走到哪里也会受欢迎；不过，在英国也比在别国多些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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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英回忆之二初到伦敦，经艾温士教授的介绍，住在了离“城”有十多英里的一个人家里。房主人是两位老姑娘。大姑娘有点傻气，腿上常闹湿气，所以身心都不大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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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英回忆之三从一九二四的秋天，到一九二九的夏天，我一直的在伦敦住了五年。除了暑假寒假和春假中，我有时候离开伦敦几天，到乡间或别的城市去游玩，其余的时间就都消磨在这个大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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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是人类的明天。成人面前，不远儿就是坟墓；儿童的头上才有阳光。但是儿童不会自己长大，如一棵花草那样。所以，今天我们所给予儿童的只许好，不许坏；一坏便是民族的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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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七月中辞去教职，到如今已快八个月了。数月里，有的朋友还把信给我寄到学校去；有的就说我没有了影儿；有的说我已经到哪里哪里作着什么什么事……我不愿变成个谜，教大家猜着玩，所以写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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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为明天活着的，因为记忆中有朝阳晓露；假若过去的早晨都似地狱那么黑暗丑恶，盼明天干吗呢？是的，记忆中也有痛苦危险，可是希望会把过去的恐怖裹上一层糖衣，像看着一出悲剧似的，苦中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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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青岛的节气晚，所以樱花照例是在四月下旬才能盛开。樱花一开，青岛的风雾也挡不住草木的生长了。海棠，丁香，桃，梨，苹果，藤萝，杜鹃，都争着开放，墙角路边也都有了嫩绿的叶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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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的战士们是为他们自己，同时也是为他们的同胞作战，我们必须看清楚这个。因为：假若战士们单单的是为他们自己去作战，那么我们就满可以“坐在城楼观山景”，他们的胜败生死，是他们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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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的汉奸而外，还有半汉奸。此等汉奸虽未公然卖国通敌，可是他们寝食不忘的是他们个人身家的安全。他们利用他们的地位与金钱，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有个风声草动，他们比谁也跑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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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济南，便听说杨今甫先生与沈从文先生们由北平来到此处；这是在八月中旬。他们大概是没停住脚，便往南去了，所以没能见面；他们在路上所受的委屈也就无从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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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学校现已至少停闭一半了。对学生的处置，自然极关重要；不过，先按下不讲，且说说教师的问题。学校关门，教师的命运十之八九是“停薪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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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八月十三日到济南的。城里能逃走的人已走了许多——据说有二十万左右。十四日，青岛紧张，于是青岛的人开始西来，到济南的自然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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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济南——在战事上——已差不多成了国防的最前线，可是文艺界反倒热闹起来。原因是（一）本地热心文艺的青年们要及时的在文艺上尽一些宣传上激励的责任，把平日写作的练习变成抗战的一种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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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来，“抗战到底”这句话大概已被印刷工人排厌，标语写手抄烦；而一般市民更是听不愿再听，看也不要再看的了。现在还把它请出来，恐怕要等于贴出“敬惜字纸”那样的没有任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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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国十九年七月到二十三年秋初，我整整的在济南住过四载。在那里，我有了第一个小孩，即起名为“济”。在那里，我交下不少的朋友：无论什么时候我从那里过，总有人笑脸地招呼我；无论我到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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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全面抗战”，并不是一句说着玩的话，而是要每个国民都真刀真枪的往前干。不幸，在弄惯了“等因奉此”的社会里，只求话说得好听，一向是以“说”代替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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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抗战，我们出了许多大英雄，也出了不少的汉奸。用不着掩饰，在我们这以家族主义支撑着社会组织的老文化里，“因私可以废公”不仅时时的表现在行为上，而且是一个普遍心理，到处可以讲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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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的一部分工作是广谣播言，增他人锐气，减自己威风，惑乱人心，以收“使支那屈膝”之效。听信谣言的虽无心作歹，可是有意屈膝；既非标准汉奸，又不是爱国志士；唯一的动作是勤打哆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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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仇都可解，唯有日本与我们这笔血账永不能忘记。仗是在我们的土地上打，我们并没得罪了他，这是骑着脖子拉屎。战争本是兵对兵，将对将；可是这次日本轰炸的是后方，杀戮的是民众，奸淫的是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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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流亡，得见武汉三镇；名不虚传，的确伟大。立在蛇山上，或黄鹤楼头，看着滚滚长江，风帆来去，小小的一颗心不由的起了无限感慨与希望：越自认藐小，越感到景物的伟大；越痛心国土的日促，越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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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幼贫苦，略成孤傲，怕见生人，如小儿女。十几年来，虽不断的写些聊胜于无的文字，文艺界的同仁可认识的很少。久不住在北平，又不喜上上海，孤陋寡闻，交际欠广，此系客观的条件，但个人的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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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面抗战展开以来，随时随地看到听到我们的战士与民众的壮烈牺牲，英勇抗敌，使人感激落泪。这样的民族是打倒日本，犹有余力的，因为全民族齐心抗日是表明了我们有最高的文化，每个人都懂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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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总商会礼堂开成立大会。我是筹备委员之一，本当在二十六晚过江（我住在武昌），预备次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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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管日本叫作“暴日”呢？这不是我们故意骂人，而是日本军人用事实造出来的。日本军人在他们国内欺压百姓，来到中国奸淫抢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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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的中华历史，是万不能，绝不会，以屈膝投降来结束的。文艺是民族的心声，革命的前导，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它已经以“九一八”及“一·二八”的退与抗，在歧路上给全民族树立起指导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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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打算，呕，自己打算有什么用呢！是的，我本打算，即使是完全没用，在武汉住下去，一直住到暴敌败退回去的时候。我不晓得军事，我只相信武汉必不会失陷，所以不打算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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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打退日本暴寇，我们的头上便老顶着炸弹。这是大中华空前的劫难，连天空也被敌人污辱了。我们相信的公道的青天只静静的不语，我们怎样呢？空前的劫难，空前的奋斗，这二者针锋相对；打吧，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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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会务，自有会刊——已出到十二期——报告一切，用不着我再说什么。可是，因交通不便，邮递阻滞，恐怕有许多关心“文协”的人无从看到会刊，故愿代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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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九日晚间，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招待英国写家阿特莱女士。这是个不拘形式的集会，大家随便谈谈，没有那些振铃开会，主席致词等等的官样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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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是国耻中最大的一个，因为不但丢失了东北四省的人民与土地，而且教暴日决定再用威吓的手段掠取华北，甚至于全中国。有了“九一八”，日本已把中华视成囊中物，伸手即得，费最小的力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