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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散沙一般,正要团结起来;像瘫病一般,将要恢复过来;全民族被外力压迫的刚想振作,而我们的思想界和精神界的勇猛奋进的大将忽然撒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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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见张耀翔君在《心理》杂志做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新诗人的情绪》,(《心理》第三卷第二号,)内容论的是“感叹符号车载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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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济南来,这是头一遭。挤出车站,汗流如浆,把一点小伤风也治好了,或者说挤跑了;没秩序的社会能治伤风,可见事儿没绝对的好坏;那么,“相对论”大概就是这么琢磨出来的吧?挑选一辆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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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西文化的界线我离了北京,不上几天到了哈尔滨,在此地我得了一个绝大的发现:我发现了东西文明的交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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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最没有根据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是讥贬西洋文明为唯物的(Materialistic),而尊崇东方文明为精神的(Spiri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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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发表出来的是“眼前文化的趋向”,后来我想了想恐怕要把题目修改几个字,这题目叫作“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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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作人先生所译的日本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新青年》四卷五号),我读了很有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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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没有中学国文教授的经验的;虽然做过两年中学学生,但是那是十几年前的经验,现在已不适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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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很抱歉,辅仁大学的很多朋友几次要我来说几句话,可是一年以来,在外面跑了半年,很少时间,直到今天,才得和诸位见面,今天是应辅仁大学国文系之约来的,想到的“考证学方法之来历”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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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上细碎的木屑、油罐、颜料罐子,不流通的空气的气味,刺人鼻孔,散散乱乱地混杂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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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搜集一点乡贤著作,二十余年来多少有所得,可是说到杨大瓢,却颇使我为难,他的著书不知怎的这么不容易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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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中国游戏文章,常想到日本的俳文,虽然讲起俳文又非回到游戏文章上来不可,这样说法似乎有点缠夹,但这是事实如此,因为俳文的根源可以说是本在中国,然而两者在本国文学上的地位却又很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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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心:在我这种懒散心情之下,居然呵开冻砚,拿起那已经有一星期没有动的笔,来写这封长信;无非是因为你是要半年才有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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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不常喝酒,从来没有醉过。并非自夸量大,实是因为胆小,哪敢多灌黄汤。梦却夜夜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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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通当做教本用的文学概论批评原理这类书里,开章明义常说文学是一面反映人生最好的镜子,由文学我们可以更明白地认识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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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才子佳人信有之”才子佳人,是一句不时髦的老话。说来也可怜得很,自从五四以后,这四个字就渐渐倒霉起来,到现在是连受人攻击的资格也失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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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门学问的天生仇敌是那门的教授。威廉·詹姆士智识贩卖所的伙计大约可分三种:第一种是著书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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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晨5时起床,6时半到绥远车站,预备向包头走。因二次车迟到的缘故,等到8时半方才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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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圣陶兄:我等八月二十二日由北平动身,二十四日到哈尔滨。这至少是个有趣的地方,请听我说哈尔滨的印象。这里分道里,道外,南岗,马家沟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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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有种种说法,但是总括看来,只有两种说法是真有区别的。一种是把“不朽”解作灵魂不亡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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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这个值得纪念的仪式完毕之后,你们就被列入少数特权分子之列——大学毕业生。今天并不是标示着人生一段时期的结束或完毕,而是一个新生活的开始,一个真正生活和真正充满责任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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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期(《独立》一零三期)里有寿生先生的一篇文章,题为《我们要有信心》。在这文里,他提出一个大问题:中华民族真不行吗?他自己的答案是:我们是还有生存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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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北京通俗讲演所请我讲演“丧礼改良”,讲演日期定在十一月二十七日。不料到了十一月二十四日,我接到家里的电报,说我的母亲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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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吴县长报告了五十八年前我在此地的一段历史——我在三岁至四岁间,随先人在台东住过一年多,在台南住过十个月——要我把台东看作第二家乡;昨天台南市市长也向台南市市民介绍我是台南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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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叶和菜叶都蒙盖上灰白色的霜,山上黄了叶子的树,在等候太阳。太阳出来了,又走进朝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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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6月24日发香港——重庆)西园先生:你多久没有来信了,你到别的地去了吗?或者你身体不大好!甚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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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九日早九时,我们在微雨中由蜀河出发。仍是因为等船,所以大队走得很慢,到晚上六点钟,才走完了这八十五里而到达泥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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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尝说诗与小说,是文学中两大主干,其形式上应行改革之外,已就鄙见所及,说过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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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班圆颅趾方的动物应当怎样分类呢?若使照颜色来分做黄种,黑种,白种,红种等,那的确是难免于肤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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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讲的成都的一条街,便是现在成都市人民委员会大门外的人民南路。(按照前市人民政府公布过的正式街名,应该是人民路南段,但一般人偏要省去一字,叫它人民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