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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来略谈中国的俳文，这件事却是不大容易，因为古人对于俳谐这东西大都是没有什么好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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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九日早九时，我们在微雨中由蜀河出发。仍是因为等船，所以大队走得很慢，到晚上六点钟，才走完了这八十五里而到达泥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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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渐渐低，水渐渐阔，眼界逐渐扩大，心情也就更觉得舒畅些了。下午三点钟，我们就到达了高鼻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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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通当做教本用的文学概论批评原理这类书里，开章明义常说文学是一面反映人生最好的镜子，由文学我们可以更明白地认识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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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近几十年来，世界上有两个女子在教育方法上有重大的发明，在教育制度上有特别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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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春出游之计最先在于探梅，而探梅的去处总说是苏州的邓尉；因为邓尉探梅，古已有之，非同超山探梅之以今日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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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个没有宗教的国家，中国人是个不迷信宗教的民族。——这是近年来几个学者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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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社会，当然和研究社会学的方法有关系。但这两种方法有不同的地方。就是社会学所研究的是社会状况，社会问题是研究个人生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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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没有预备讲这个题目，到安庆后，有一部分人要求讲这个，这问题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就临时加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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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有种种说法，但是总括看来，只有两种说法是真有区别的。一种是把“不朽”解作灵魂不亡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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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西文化的界线我离了北京，不上几天到了哈尔滨，在此地我得了一个绝大的发现：我发现了东西文明的交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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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何讲这个题目？因为古时的书院与现今教育界所倡的“道尔顿制”精神大概相同。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的渊源，唯书院是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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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期（《独立》一零三期）里有寿生先生的一篇文章，题为《我们要有信心》。在这文里，他提出一个大问题：中华民族真不行吗？他自己的答案是：我们是还有生存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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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五月四日。我们回想去年今日，我们两人都在上海欢迎杜威博士，直到五月六日方才知道北京五月四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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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北京通俗讲演所请我讲演“丧礼改良”，讲演日期定在十一月二十七日。不料到了十一月二十四日，我接到家里的电报，说我的母亲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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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教授孟森先生前天寄了一篇文字来，题目是论“士大夫”（见《独立》第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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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吴县长报告了五十八年前我在此地的一段历史——我在三岁至四岁间，随先人在台东住过一年多，在台南住过十个月——要我把台东看作第二家乡；昨天台南市市长也向台南市市民介绍我是台南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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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就像远天一样，没有边际地漂漾着，一片片的日光在水面上浮动着。大人、小孩和包裹青绿颜色，安静的不慌忙的小船朝向同一的方向走去，一个接着一个……一个肚子凸得馒头般的女人，独自地在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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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湖新居落成，把家眷迁回故乡的后数日，妹就携了四岁的外甥女，由二十里外的夫家雇船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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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不常喝酒，从来没有醉过。并非自夸量大，实是因为胆小，哪敢多灌黄汤。梦却夜夜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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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门学问的天生仇敌是那门的教授。威廉·詹姆士智识贩卖所的伙计大约可分三种：第一种是著书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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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之美，很难用笔墨描写，也很难用言语形容；只苏东坡诗中“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两句，差足尽其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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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光好，正宜出游，秋游的乐趣，实在不让春游，这就是苏东坡所谓“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啊！我年来隐居姑苏台畔，天天以灌园为事，厮守着一片小园，与花木为伍，简直好像是井底之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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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来应景的文字难以出色，当然，类如从前的帝王与考官们会出“五风十雨”，“九月授衣”，“八月剥枣”等等应时颂圣的题目，于是作文章的人照例把记忆，揣摩的单词，片语，集凑起来，便成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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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两个星期里，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班次，都有很多的毕业生离开学校去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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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国动身的时候，有许多朋友对我道：“密斯忒胡，你和中国别了七个足年了，这七年之中，中国已经革了三次的命，朝代也换了几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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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屠格涅夫（Ivan.S.Turgenev）是人性的叙述者，也是时代的描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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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想讲讲中国最缺乏的一类文学——传记文学。这并不是因为我对传记文学有特别研究，而是因为我这二三十年来都在提倡传记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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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独立》第一零三期，我写了一篇“信心与反省”，指出我们对国家民族的信心不能建筑在歌颂过去上，只可以建筑在“反省”的唯一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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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很多学生选择科系时，从师长的眼光看，都不免带有短见，倾向于功利主义方面。
